1.“陛下，这不是骚乱，这是革命！”
当1789年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路易十六的大臣提醒这位即将走上断头台的善良但缺乏明断的君主：“陛下，这不是骚乱，这是革命！”如此条分缕析地在“骚乱”和“革命”之间作出区分，正是18世纪启蒙运动所培养起来的特质，这种气质的特征就是不厌其烦地要求观察、分析、论证，并强求世上一切事物均须按理智运作。老实说，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纯思维工作，一种个体针对自身的锻造工作；理念，比如说类似“真正的苏格拉底”、“真正的柏拉图”这样的东西，并非他们的身体，而是他们的灵魂；与此类似，笛卡尔以纯粹的思想取代灵魂，使之成为这种自我锻造的基础。依据此种思路，就毫不奇怪除了卢梭之外的启蒙家们，几乎一致地将旧制度时代的法国农民描绘得如同畜生甚至野兽一般，不具备理性能力，游荡在城市和乡村，抢夺着财物和权力。因此，毫不奇怪，重农学派所谈论的农民并非社会底层的小农，而是拥有可再投资资本的农民企业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已经尖锐地意识到这两群人之间为了争夺权力终将发生带有终极性质的冲突，而他本人则自感像一道不可能更孱弱的界板那样，岌岌可危地树立在两者中间的某个地方。对农民和法国大批的无产者来说，问题本身不具备理性色彩，压倒一切的想法就是彻底成为自己的一份土地或者财产的主人，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和生存的依靠，其次才会意味着经济上的自治以及与贵族平起平坐；但是在启蒙家和贵族结合而成的上层精英集团那里，纯经济上的要求退到了次要地位，他们希望争取的是一种哲学上的整体性和同一性，是一种得到明确定义和限定的自由和平等人之间的权力行使规则，他们希望以尽可能精确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为此，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家们最终的期望和努力方向便是在精神革新的层面上，通过类似百科全书那样的一系列的科学陈述，而非通过诗歌、戏剧或者修辞学方面对人类情感的激发，去赞赏人类自身的事业；对于后者，启蒙家们通常视之为“欺骗”；启蒙家们无法接受欺骗、说服以及激情的力量，在他们看来，这一切代表着他们同样无法接受的暧昧领域，而真理则被定义为同一性的绝对，从根本上就排斥模棱两可。在启蒙家们二分法的世界里，真理将彻底摆脱欺骗的色彩。
然而，假如我们将法国大革命的纪念重点放在自由主义的精英集团身上，也就是放在批评性分析、清醒的理智评判之上，那就等于过度强调了理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同样，将人权全然建基于人的理性能力之上，也势必导致人权自身的消亡。卢梭较之任何启蒙家都更懂得人间事务的纠结和复杂，正如他在论述财产权以及作为财产权的统治权之起源时所评论的那样，财产权的确立必须两方面条件之间的结合，一方面是占有的能力和行动，另一方面则是要进行说服，使人们信服此种能力和行动的合法性，此即“欺骗”；卢梭将“欺骗”所代表的晦暗不明的世界重新引入启蒙家们的理智世界，这激起了启蒙家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根本性愤怒，并引发了不可能结束的争吵和攻击。这恰恰成为了一种象征，预示着同样的斗争也将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的现实舞台之上。但无论如何，事实将依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一系列的诗歌和宗教手法所激发的人类激情熔铸成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但是国民议会的基础，而且每每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这样的效果是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政治家们的任何审慎明辨的政治决定都无法达成的。相比之下，对于启蒙运动的理性诉求将要在现实世界中遭遇的挫败，爱尔维修在1771年临死之时就早有预感，作为最坚定的启蒙者，爱尔维修可能也最不能理解人类的生活及其运动就如同神话中的欧律迪刻，一旦见到“光明”，就会立刻变为石头，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他身后的法国大革命也正是一个神话。在他死后出版的《人论》的序言中，悲怆的语调灌注在他对国家和人类的无望感当中：“在一切民族的历史中都有些时刻，人民不知道在善和恶之间何去何从，徘徊不定，因而感到一种受教育的愿望。这时，我们可以将其比之于准备好了的土壤，真理的露珠可以很容易地渗透进去。在这样的时刻，出版一本有价值的书可能引起最可喜的改革，但是当这样的时刻一旦成为过去，整个民族就会对即使最善良的动机也无动于衷，而且，由于自身政权的性质，会愈来愈深地陷入无知和愚蠢的状态中。那时，理智的土壤就会变得坚硬而不可渗透，甘霖可以普降，但只能湿润土壤的表层，却没有希望肥沃土壤。这就是法国的现状。”
路易十六继位之时，浑身充溢着末日君主所特有的气质，不管古典主义的博学家们如何极尽吹捧之能，将他刻画成一个类似希腊人或者罗马人那样威严、自信的统治者，都不能掩盖他羞怯、优柔寡断、心地善良的天性；他在暴风雨的革命进程中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屡屡铸成大错，将他的王朝推入无法挽救的深渊，摔得粉碎，最终又让自己和王后遭受了断头之痛；这对已经疲惫不堪的路易十六个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拯救，但对整个欧洲的君主制度以及天主教体系则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欧洲也正是由此不得不走上通往现代之路，再也无法回头。然而，这一切都只能归因于路易十六的天性，而非启蒙家们所认为的那种无知；路易十六太了解他的王朝正在面临的危机了。路易王朝面临的首要危机便是财政问题。对旧制度怀有同情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将直接引发大革命的财政问题，归因于法国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过于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法国在南美一系列殖民地尝试中遭受的失败，不过偶然性的外在原因只道出了很小的一部分真相。造成财政亏空的主因在于王朝自身。重农学派在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里极力推行单一税制，但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的骨架却是由各等级、团体和教派的特权以及豁免权所构造的严密网络，君主政体的“基本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宪法”，正是由这些特别的权利支撑起来，并反过来保护这些特殊权利；尽管国王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并高于“基本法”，但此一原则的运用则要视君主个人的情况而定；路易十六并没有继承先王们的铁腕特质，亨利四世或者路易十四的血并没有在他的血管中流淌。他本可以通过诉求平民从而获得针对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的钳制力量，至少部分地推行单一税；或者宣布国家局部破产，从而迫使放贷者和投机家们大量减少甚至取消债务，这实际上是西班牙以及都铎时期英格兰国王的传统做法。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挽救法国财政的危局，但路易十六几经犹豫和反复，最终没敢动手。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于法国和英格兰不同，自诺曼时代以来，英格兰国王可以随时通过议会进行借款，议会通常也会采用实用的合作态度，以换取特权，国王至少在法理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诺曼王朝之后，英格兰社会的特权体系就是通过国王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分封而逐渐确立并扩展起来的；相比之下，法国在这方面则存在巨大的社会困难，法国的特权网络早已成熟并凝固为“基本法”，传统的贵族通常会以自下而上的眼光来看待财政问题，并不将国王视为财政体系的金字塔顶端。1780年代，大批的中产阶级由于前一时期的经济大扩张而聚敛起大量投机性资本，这些资本迅速进入以“基本法”为支撑的法国财政体系，当大革命到来的时候，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实际上已经从财政上绑架了路易的王朝。另一方面则是路易本人的柔弱寡断、不擅操劳的天性。两方面加在一起，使得路易一旦面临需要挑战“基本法”的问题，便立刻显示出进一步退两步的胆小怕事，此种做法既勾起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警惕和敌意，又无法获得任何效果。同时，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巨大投机资本为了保证自身的预期回报，则迫使政府只能使用质地优良的金币，从而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寻求解决之道；在王朝可控的范围内，这最后的救助手段也遭到扼杀。惟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增加税收。增加税收的前提就是彻底变革已经陈旧并过时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税收制度，然而，此时的法国社会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空前大繁荣之后，利益格局已经分裂并碎片化，任何微小的变革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所有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君主政体的可控范围。1789年，路易十六决定召开已经中断将近两个世纪之久的三级会议，以便寻求救亡之策时，并不知道此刻三级会议的利益结构早已今非昔比，他实际上亲手打开了招致自身灭亡的“潘多拉魔盒”。托克维护评论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尝试变好的时刻；而近来更细致的研究则指出，正是经济的大繁荣导致法国走向了大革命。只有联系到上述的背景，才能明白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同一事实。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然将大革命的起因追溯为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与贵族及其权利要求之间紧张关系的日益积累，依照此一思路，则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摧毁封建法律和封建特权、建立以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这种解释建立在对18世纪末法国社会分层的错误想象之上。实际上，在全部2500万人口中，除去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50万，剩余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归属第三等级，这意味着第三等级内部存在严重而复杂的分化，其中可以构成中产阶级的人口大约为230万，其余人口则构成法国的底层社会。在为数230万的中产阶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化和政治观念上的分歧，比如巴黎和各个大商业城市的金融资本家、投机者与地方律师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管是从外观上，还是从见解上，都无法将他们视为同一种属的人，更不可能归于一类；第一等级的教士阶层以及第二等级的贵族阶层也同样存在巨大的分化，其中占据等级绝大多数人数的本堂神甫、贫穷教区的低级牧师以及小贵族，常常因为税收制度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公正而满腹抱怨，实际上往往很难在经济条件上将他们同第三等级的中下层区分开来。那些大贵族在财富、教育和世界观方面与小贵族已经判然两个世界。前一阶段的经济大扩张，使得数量可怕的投机资本迅速在已经遭受分割的传统社会等级中制造起以繁荣为表现形式的剧烈膨胀，积蓄其中的则是张力和暴力的要素。在如此复杂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割中，逐渐形成两支对社会命运拥有决定权能的力量轴心，一是资产阶层上层和富有资本主义野心的贵族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就是爱尔维修所谓的“表层土壤”，他们在纯粹经济数量方面掌控着法国社会，在政治上诉求富有个人主义气息的自由主义，经常得到人们夸张赞扬的启蒙运动所照亮并以之为成长基础的就是由此一联盟所构筑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杜尔阁在为《百科全书》的“团体”条目撰写解说词时，着重指出国家有权随时改革或者解散任何集体性的团体组织；并强调公共利益是最高的法律，无论是对团体组织的创建者之意图的迷信考虑，还是对某些实体所冒称的权利的恐惧，都不能阻止国家追求公共利益；魁奈所创立的以个人资本或者农民资本家资本为基础的经济表也同样表达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意识形态表达；另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就是对人间正义富有原始激情的无地农民和城市无产阶层，他们渴望土地和一份不管多么微薄但足以为生的财产性财富，正是他们构成了启蒙之光无法穿透的“下层土壤”；如果说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对正义和人权的理解建基于实证法，那么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层对此的理解则建基于原始的自然法，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自然法激情”。严格地说，在革命前夜，三个等级都因为经济的投机性繁荣而同样遭受了内部的纷争和高度无秩序的困扰。特别重要的是，那种传统的土地财产和金钱财产之间的区别，已经归于无效，在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看来，此种区分实际上乃是罗马法和中世纪教会法所建造起来的奥古斯都式的恶政体系的产物，在这种僵化的两元财富体系中，似乎土地财产本应归属贵族，而君主则拥有金钱财产，二者乃是作为分立的财产形态；商业的扩张以及中产阶级上层的迅速成长改变了这一切；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的作品，始终将重点放在“自然秩序”的确立之上，魁奈的自然秩序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地主如何转变为资本家，而资本家如何转变为地主的有效故事。这个故事或者秩序背后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对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来说，法国社会已经在财富的道路上走出了一大段的距离，而整体法国社会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中世纪晚期的僵化体系，他们过去正是凭借这一不公正但富有投机性的特权和重商体系积累起原始财富，但在18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一体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其猎取并进一步保障财富的能力和野心，新酒需要新瓶装了。要有效地掌控这样一种社会体系，传统君主政体的法律资源和政治手段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君主政体既不能追随波舒哀的教导，依然强调“王权神授”的要素，因为并没有人从法理上反对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实际上的实施总是要遭遇“基本法”的挑战，并屡屡挫败；又不能追随霍布斯，将君权夸张到此种程度，致使人民变成单纯的羊群，也不能追随中世纪晚期《反暴君宣言》提出的著名思路，将君权或者王权缩减到如此程度，致使统治者不过是人民的仆人。真相是，国王和人民之间的某种默契和协作乃是挽救危机的基础；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所希望的局面就是：既有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方面在权利上的某些让步，也有君主权利的某种保留，以便限制权威的实施，两者同时存在。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就是带这样的信念来到了国民议会。恰当把握其中的界限，并懂得随机而变，乃是成败的关键。无论是路易十六个人，还是凡尔赛的宫廷都不具备这种能力；确切地说，他们对问题的认知并没有触及根本。1614年的全体等级会议所确定的规则是：三个等级设立三个彼此分立的议院，任何决议和行动的实施都必须获得其中两个院的多数，这是一项确保第一和第二等级特权的规则设置。1788和1789年为组建全等级议会而展开了史无前例的选举运动，在沉寂两个世纪之后，这次运动让全国激奋不已。三个等级的陈情书表现出明显的一致，这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贵族已经经历了商业化和资本化，并支持自由主义观点；并没有代表来自人数占绝大多数的贫苦劳动者，他们仍处在晦暗不明的政治状态中。当传统的土地贵族提出依照旧有规则，三院分开集会的时候，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给予坚决的反击，他们要求一个单一的、由第三等级主持的国民大会来确保那些自由主义变革。路易十六一方面批准法案，同意第三等级拥有第一和第二等级总数的代表人数，然后又同意三个等级分开集会，从而使刚刚通过的法案变得毫无意义。对路易十六来说，这种作法只不过是为了尊重传统，但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领袖似乎从中看出了凡尔赛宫廷的阴谋。西耶士恰在此刻发布了《第三等级是什么？》，指出那些保守的土地贵族只是一个小的、享有过分特权的少数派，被忽略的第三等级才是国家的真正力量所在；这本小册子颇富煽动性的开篇起到了将传闻中的宫廷阴谋公开化并极端化的作用。由此引发了紧张对峙，代表第三等级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自称“国民议会”，大批自由派教士和贵族也加入其中，使力量重心发生倾斜，重建信心的第三等级发布了“网球场誓言”，宣布除非获得一部新宪法，否则决不解散。路易十六再次出于心地善良的考虑，发表了安抚性的演说，并作出相应的承诺，然后又发挥优柔寡断的天性，听从宫廷贵族的耳边之议，组建军队，尝试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1787年路易十六已经因为宣布破产而引退过一次，如今却又依据波舒哀的中世纪教诲，重申国王神圣的和历史性的统治权力。自由主义精英集团随即放弃“网球场誓言”，宣布解散，代表们彼此之间相互安慰，所用话语足以显示出：这一集团对自身所倡导的抽象人权原则与其手中所持财富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着多么清楚的意识——“你不会被绞死，你只是不得不回家而已！”此刻的法国社会正由于普遍的农业欠收和昂贵的面包而经历一次典型的前工业社会经济萧条，政治的危机和动荡激发了在等级会议中没有发言权的法国下层民众，巴黎平民恰在此刻首先登上政治舞台。暴乱也好，革命也好，发生在巴士底狱的事件恰逢其时地拯救了国民议会。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凡尔赛就抽象的人权原则和一部涉及政权形式的新宪法进行不得要领的辩论，并面临解散之时，巴黎平民和无地农民传来了明确的政治信息，这一信息是激进的，农民以猛烈而有效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土地。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迅速领会到了农民的普遍起义所包含的政治信息，他们赶在国王出面调停之前，对这项政治信息作出令人吃惊的肯定性回应，自由派贵族埃吉隆公爵就农民起义的目的和性质作出代表性评论：“……这些同盟寻求最终挣脱压在他们身上已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枷锁。”第三等级借此机会恢复了“网球场誓言”，并提出税收平等和废除封建税款的改革议案，规定取消所有的古老特权，并不作任何补偿。此一先占性的举动为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攫取了政治先机，置国王于无所作为的政治境地。一个星期之后，国民会议在巩固了政治地位之后，便立即作出补充法规，撤回了一个星期之前的大部分政治许诺。1789年8月27日，国民议会颁布《人权宣言》，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份以“人权”之名而颁布的政治宣言，其中的革命理想口号保证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但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由于它所诉求的普遍而抽象的人权原则，这份文件获得了迅速传遍世界的力量。但在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钳制下，通过诉求抽象的普遍人权原则来制定一部宪法的工作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国民议会此时关心的问题乃是国王应当保留多少权利、以及国王是否有权否决立法机构的决议和法律。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既涉及最高权力的分割，也关系到抽象的人权原则能否落实到对财富的充分保证上面。此时，巴黎平民的政治意志在另外一个轨道上运行。当国民议会的“公共意志”与平民意志终于发生交汇之时，冲突发生了。议会代表对平民的评论是：“……这些人只要求得到面包。”平民对议会议员的评论则是：“……让那个嚼舌头的人住嘴。那根本不得要领，关键就是我们需要面包。”拉法耶特率领国民卫队镇压了平民的暴动。1791年9月，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自由革命巩固期之后，正式接管了革命，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运用到法律改革和制度重建上。当路易十六最终接受了新立的宪法之后，带有妥协风格和充分的财产安全保证的立宪君主制也随之确立。年轻的罗伯斯庇尔评论说：“革命结束了。”对于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来说，这个评论是正确的，也是他们所期望的；事实上，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自由主义精神所意图确立的实质性和恒久性的改革都已经在1791年的立宪君主政体之下到位了，惟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像1688年的英格兰那样，在这一政体的内部迫使国王成为仆人的实用问题，而这一点并不难做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791年的成就乃是达到了随后一百年的顶峰，无论是督政府、帝制还是共和制，都不得不在顺应并依靠1791年成就的基础上获得生存权利而非改革权利。在这一体制当中，获得土地的农民也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已经转化从1789年夏天的“愤怒者”转变为追求秩序和稳定的力量，拿破仑三世在1850年正是借助这种力量，才得以顺利操纵建基于普遍人权原则的普遍选举，建立起服务于金融资产阶级的保守帝国。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罗伯斯庇尔的评论则是不正确的，他低估了巴黎和全法国劳苦大众的民主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不断将革命向前推进：攻占巴士底狱、进军凡尔赛、将国王赶出王宫、制造九月流血事件、建立雅各宾派的总体统治、砍掉国王的头颅、将政体由君主立宪推向更为激进的共和制、以及最终激发全民的战争热情，赢得瓦尔米炮战，并使革命法国得以保全。此刻，抽象人权原则获得普遍化的动力便只能在贫苦民众的“自然法激情”当中获得动力，而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在目标达到之后，便迅速褪去了革命热情。1795年，在新统治者集团的铁腕镇压之下，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遭到彻底压制，普选与复选制度的复杂结合并非穷人能够了解，也切断了穷苦大众赖以表达政治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国迎来了督政府时代。1789年，西耶士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表达了应当由全体人民统治法国的看法，而今，“信心来自下层，权威来自上层”则成了西耶士的座右铭。在经历了六年激动人心的岁月之后，一个以财富为基础的政体接管了一切，然而，是什么造成了人的穷困？是自然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普遍人权的原则也因此宣告终结。穷苦大众不得不承认：革命不是结束了，而是失败了。如何评价这段为期六年的激情岁月？一致的看法无从得出，不过关于这段岁月的“伟大”则并没有人持有异议。如果人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就“伟大”的积极品质达成一致，那么不如退守到负面的最后底线，那就是：六年的经历包罗万象，就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充分揭示出人类生活本身的矛盾和痛楚的一面，而这样的矛盾和痛楚最终证明是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启蒙家们喜欢谈论“全体人民的意志”、“全体的协议”、“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全体的统一意志”、“全体的同感的和统一的意志”，等等。不过在谈论这些的时候，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些意志当中不包括那些依靠工资和辛勤劳动而生存的人。启蒙家们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就是全体有理智的个人的意志，它完全与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福利是一回事情；问题只在于如何发现这一意志，造成分歧和产生反对派的惟一原因在于人们的愚蠢和罪恶，而知识则是可以将这两者予以消除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能够借助论证和推理的力量使其同意的公共利益，这倒不是因为人们由于缺乏理智而不需要共同利益这样的东西，而是因为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利益必然指向不同的东西；人们对终极价值的分歧无法借助知识的手段获得解决，法国大革命的六年岁月则证明：妥协只能使事情更糟。18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精英集团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考虑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习惯本身也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将眼光扩展到18世纪商人和金融资本家之外的世界。只有真的存在一种能够吸引全体个人意志的“共同利益”，才能够“自然地”得出共同意志，但无论卢梭就此一问题作出何等精巧的论证，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18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只能以牺牲人权的普遍性为前提，取得了政治意志的一致性，并以铁一般的法律和纪律感捍卫这种一致性，直到1850年代拿破仑三世创建第二帝国。正是第二帝国完全暴露了人类生活中的根本性矛盾和痛楚，并证明人权原则的普遍性并非建基于《人权宣言》，就如同17世纪英格兰的权利观念也并非建基于《权利请愿书》一样；对两次革命而言，人权观念的基础正在于这样的矛盾和痛楚之中。从七月王朝直到1850年法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便是各个社会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分崩离析，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情报和利益的交易厅。面对这种情况，米什莱重述了发生在两代人之前的大革命。他在重述中着重刻画了发生在1789年夏天的事件。他在那样一个时刻所看到的是法兰西克服了旧制度造成的广泛而又深刻人为分裂，各阶层为着“博爱”，为着某种“同一的观念”而彼此开放，产生同感，爱与恨、专制与正义、罪恶与美德在1789年夏天的特殊时刻发生了转换，主宰法国的不再是旧制度时期的那种“对自然的茫然爱慕之情”，而是“观念的同一”。在大革命的第一年，米什莱完全相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最终的完全同一是可能的；随着革命洪流摧毁了人为的法律所建制起来的所有人间壁垒，一切的社会区分都在那一刻瓦解了。“博爱将消除每一个障碍，所有的联盟都趋于统一……一切都毫无用处，现在只有一个是必须的，那就是法兰西。”当一切分隔都粉碎之时，“人们相互注视着，感觉到他们彼此类似，都惊讶于彼此之间会如此之久地冷漠相对，都为令他们相互隔绝这许多世纪的愚蠢和仇恨而懊悔不已。”米什莱评论道：“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生命在法兰西出现了，这是一个杰出的灵魂，它是法兰西的整个大革命成了一个梦境，时而令人愉悦，时而令人恐惧。它既不分辨时间，也不分辨空间……一切旧的象征变得苍白，而努力使用的新象征又没有多少意义。无论人们在领圣餐前的旧神坛上怎样信誓旦旦，抑或在抽象自由的悲凉图景之前如何宣誓，真正的象征都在别处。这些喜庆场合的华丽、庄严和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其象征是活生生的。这种人类的象征正是人类自己。……不再有传统的象征！惟有整个的自然、整个的心灵、整个的真理！”米什莱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法国社会正陷入七月王朝的灾难性处境当中，他本人也正万般痛苦地注视着大革命理想的慢慢消散，他的语气因此在亢奋中携带着哀婉。对他来说，大革命时期是一个英雄时代，人类的自由意志在那一时代为对抗物质需要而付出卓绝的努力，通过压制生存所需要的特殊环境，每个带有同情参与大革命的人，即便是最绝望的底层社会，也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显现出来，这种精神高于一切，也覆盖了一切，唤起人类心灵的普遍共鸣并促使人们投入与物质无关的行动当中。但是那时的理想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种理想只存在于1789年夏天最初培育它的各个等级以及政治精英和底层社会当中。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罗伯斯庇尔尽管象征着一个政治血腥的时代，然而，法兰西政治意志的形成却也并非一桩纯粹的技术性工作，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意志所采取的终极立场不可能由科学手段或者所谓的主流公共舆论来定夺；因此，尽管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倾向于将大革命史的写作称为“分析”（基佐）或者“叙述”（梯耶里），米什莱则一反“公民国王”时期的“时代精神”或者“时代要求”，将自己的《法国革命史》视为一种“复活”，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大革命在米什莱看来乃是一桩世界历史中独特的、不可能重复的事件，它从“存在之混沌”当中升起诗歌的、悲剧的乃至神话的墓碑，永恒地矗立在人类生活这一普遍混沌而无意义的大平原的地平线之上，这座墓碑以其不可超越、不可模仿、甚至不可接近的理想形态，时刻告诫法兰西：它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远离而不是接近1789年夏天的理想。米什莱作为大革命最富有影响力、同时也是最深刻的阐释者，竟然采取如此极端的浪漫主义方法，其间的苦楚并不难理解。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法国社会自1815年以来一直积聚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及民主激情在1848年一夜之间爆发，洪流席卷整个欧洲，在法国表现得尤其汹涌，但在法国也同样迅速地退去，革命理想不但没有获得进展，反而以加速度的方式消散。当法国的城市工人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更激进的要求或者提出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更富有魅力的历史哲学性规划时，有产阶层坚决地退却了；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联合起来绞杀了巴黎工人的革命运动。血海、恐惧和洪流，这一切充满火与力的形象也同样湮灭了历经将近两代人的巨大压力才培养起来的崇高理想和种种梦幻。浪漫的革命年代最终在1848年成为往事，法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年代。米什莱用语言书写了浪漫主义年代的墓志铭，路易.巴拿巴则用行动书写了现实主义年代的开幕曲。两个年代之间的根本性区分标志在于对法兰西政治任务的认知，甚至也可以说是在于对法兰西所应承载的历史责任的认知，此一认知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和政治任务原则上是在于国家形式方面，还是在于政治意志方面。主流的资产阶级作家之所以强调形式重于意志，并将达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视为典范，这是有原因的；对他们来说，统治形式问题的确事关重大，假如议会制失败，并导致王朝复辟，这无疑会在结构和阶层复杂的资产阶级内部造成重大的财产调整，到那时候，资产阶级的内斗将加深投机性财产所固有的不安全感；但无论如何，一旦问题涉及到国家政治意志的形成，那么资产阶级的任何经济政策都将以失败告终，不论这些政策的倾向和目标何在，对于这一点，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早已心知肚明。因此，主流舆论力图宣扬的就是一切“仅供当下之用”，统治形式方面的选择则是非常确定和有限的，无限的可能性并非政治生活的属性，究竟哪一种形式最为有效，这并非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和技术问题；事实问题和技术问题上的变革并不涉及如何使一个国家变得生气勃勃的问题；因此，现实主义年代实际上也就是机会主义年代，无论是议会制还是资产阶级化的君主制，都将是培育机会主义政客和“秩序党”的学校；既然不可能再出现以民族为手段、以巨大的意志诉求和牺牲为代价的政治领袖人物，那么法兰西政治要做的一切便最好归结为：彻底剥夺政治领袖人物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庸人”路易.波拿巴一举便看出了法兰西现实主义政治的此一要害和痛处，并因顺应这一切，而迅速得以加冕。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大帝的侄子。在1848年之前欧洲的激奋社会状态中，拿破仑曾经同马志尼这样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和爱国者有过一段共同的激情岁月，但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并未沾染马志尼身上的任何理想主义气质，他在骨子里是一个平庸但老道的政客；和他的叔叔不一样，他并不是一个自信命运在手的人。他不缺乏对一切崇高事物和一切肮脏事物的感知，也可以接纳这一切，但只是作为手段。早在1848年之前，他便抛出《拿破仑观念》这本小册子作为进入政坛的先导，当时他还默默无闻。《拿破仑观念》借取米什莱的灵感，阐述了一种关于法兰西民族之同一性的观念，他写道：“他【拿破仑一世】清除大革命的污垢，使国王稳定在位，使人民高贵起来。……在类似法国这样的民主状态中，行政机构具有比其他任何状态中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政治机构。……从克洛维到路易十六，直至国民公会，我和法国在此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息息相关。”这些话中集中刻画了一种未来政治人物的新形象，呈现为强人领袖和理想主义者的双重结合，这无疑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和精神，同时也向底层社会传达了他并没有忘却1789年传统的政治信息。其中的一半成分可谓是伪装和夸张，但另一半则确实展示了他对时代政治现状以及解决之道的“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着重攻击了法国中产阶级的分裂和利益观念的狭隘，在他看来，这是1815年之后法国政治的致病之源。统治集团自身的分裂使议会政府的统治能力从根本上遭到削弱，而利益观念的狭隘则使中产阶级无意帮助穷苦阶层。此种局面只能造成议会各党派不倾向于保持合作，以便解决问题，他们彼此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不同的观点，一旦发生争吵通常就会诉诸最常规的手段，那就是联合下层，煽动骚乱。这种情况恰恰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的常态，它们都是在自我煽动起来的动荡中走向毁灭。路易.巴拿巴在年轻时候的流亡生涯促使他仔细阅读了米什莱关于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人民”的著作，颇带有几分感动和真诚，其中尤其吸引他的则是米什莱所阐述的“法兰西同一体”观念，他将此一观念牢记在心，在进入政坛之时，他将米什莱这种倾向于极端浪漫主义的观念同拿破仑家族的传统治国策略结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兼具内在的实用主义和外在的理想主义的政治路线。他曾谈道：“波拿巴家族应当记住，他们的一切力量源出人民的意志，他们应当等待人民表达这种意志并顺从它，哪怕它与他们本身的意愿相悖。”……“如果人民感到痛苦，你们就要显得同他们一样是被压迫者，同时要让他们懂得只有靠你才能得救。一句话，波拿巴家族要扮演天下众生之友的角色。……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直至你们自己有力量制造事件。别让任何人扫兴，绝不投靠任何人。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即使是好奇者、怀有个人打算者以及劝告者都统统接纳，这些人都有用处……必须时刻审时度势……必须处处留心，同时又要始终保持谨慎和不受束缚，只有时机合适时才公开露面。”此即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富有实用主义性格的帝制观念的诞生之源。作为纯粹政治性的见解，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不乏敏锐和正确。共和派与君主派、或者说1789激进派与1815正统派之间的冲突，一直以来就是法国议会政治派系斗争所围绕的轴心；由于斗争各方都扎根于中产阶级利益，并意在维护这种利益，只是具体的阵营有所不同而已，那么如此长久的斗争便不涉及利益方面的差异，而不得不成为赖以激发政治活力的虚幻而抽象的哲学维度上的争吵。在这样的争吵中，统治精英往往并不被视为负责统治，而只是被视为议会权力的补充和“剩余物”、以及普遍选举制度漏洞的调节者。正是此一原因造成了法国政治自拿破仑统治的后期以来，便没有产生真正的政治精英，而只是冒出种种封闭的权力团体。这些团体在不断变幻的政治格局中都无法避免迅速失败的结局；首先是转变为以功绩和服役为基础的18世纪贵族在督政府时代的失败，接着便是七月王朝试图以表明财产资格的选举税标准、也就是财富标准来构筑政治精英集团的失败和崩溃；作为最后的退路，正统派力图在1848年之前的时代建造一种类似英格兰的建基于社会尊重和身份区分之上的贵族模式，这一企图未及实施便遭遇了革命洪流。1850年代之前，法国的人民-精英关系的种种建构尝试总是迅速退化为合法的经济特权和非法的经济斗争。为此，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重新提起了卢梭的激进观念，即政府应当代表人民。在如何代表的问题上，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则继承了西耶士的思路，他明确指出，议会和政治党派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使问题本身趋于恶化；议会政治人物代表的只是各个利益集团，在最好的情况下，比如塔列朗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也只能是代表狭隘的中产阶级利益，绝无可能像英格兰宪政中的君主角色那样，代表一个国家。解决办法便是重建“帝国总统”，这是一种强硬的、甚至是独裁的民族政治领袖。领袖应当通过直接的大众民主和普选与法兰西人民联结在一起，由人民大众将立法权和主权直接赋予总统，只有这样，主权才不会被议会和政党所削弱和侵蚀。奇怪的是，路易在进一步解释“帝国总统”的具体涵义时，并没有强调其针对议会各党派的强硬态势，而只是强调“应当服务于所有人，不论贫富”，他似乎对救济穷人更感兴趣，认为领袖的“神圣义务”就是“鼓励发展经济”和“向人们提供工作”，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从中受益，而不管受益的相对程度。恰恰是在最倾向于模仿米什莱理想之处，他背离了这一理想；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向往的类似英格兰那样的保守政治形态，集经济繁荣、政治成熟及帝国力量于一身；理想不会打动庸才。《拿破仑观念》在1848年的选举前期获得广泛的流传，并取得政治奇效。法国社会各阶层对这份纲领有各自的理解，所有的理解都是模糊的，在各取所需的意义上而言，也都是正确的，但都只是正确了一部分。重要的是，大部分底层社会的农民和工人从这份纲领中看到了一个准备为捍卫他们的利益而战斗的强硬的和有远见的斗士。这一点足以保证拿破仑赢得多数选票。而财富阶层则在其中更深刻地看到了一个能够结束纷争、捍卫财产并最终达成稳定、繁荣和进步社会局面的人物，这一点则保证了他的当选不会激起反对舆论。赢得总统选举的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以一次重大举动作为其执政的特征。这便是签署议案，在基础教育中大幅度提高天主教会的地位和影响力；财富阶层将这一议案看作是抵御激进主义进攻的堡垒，一位主教说到：“想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相信财产权，只有一个药方，那就是相信上帝，因为上帝规定了‘十诫’，……并保证对那些偷盗者进行没玩没了的惩罚。”此举是在议会的保守压力下作出的，路易的目的很简单，但不是很容易分辨，他希望借助这种恭顺的表现赢得议会的信任，借此让议会提他偿还个人债务，并希望议会能改变宪法以便能够获得连任。在意识到这两项要求不可能得到议会的同意之后，路易联合军队将领采取超出法律范围的行动，解散议会，他决心诉求“全民公决”，以冒险一试的方法摆脱困境。92%的人投票同意他成为强硬总统，赋予他十年任期；1852年，又一次“全民公决”支持了路易这位政治福将，97%的选票使他成为世袭皇帝。很多人把路易“全民公决”的冒险之旅视为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行动，并将冒险成功的原因也归功于同样的原因；1848年之前，一代人中间聚积起来的浪漫主义热情，尤其是米什莱格革命作品的流行，使得1815年之前的革命英雄们走出了专制的暗影，并对生活在资产阶级颓废时代的各个社会阶层重新焕发出特殊的魅力；这样的社会氛围自然有利于将一个独裁者转变成为同样的英雄。“全民公决”的冒险跃进掩盖了路易在担任总统期间的平庸，使之逃过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拿破仑观念”的光环不曾减色，反而更加绚丽。如果这种来之不易的“政治领袖”身份真的能够与一个天然的“政治强人”取得联合，那么法国政治的走向势必会因此改观不少，1789传统必然会让各个利益集团懂得退让，即使路易牺牲自己以捍卫1789传统，这一传统也必然会重新激荡法国议会政治。然而，作为19世纪法兰西政治最深刻和锐利的观察者，马克思直陈路易上台的真相乃在于中产阶级和富农阶层的恐惧，他们需要一个随身携带大棒的警察做他们财产的管家，而路易正是这样一个人。没有谁比马克思更懂得在辉煌的外表之下通常会掩盖着怎样一个平庸的人物。对于1789传统，马克思评论说：“不管资产阶级怎样缺乏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最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为之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利益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须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如果说1789年传统只是遮蔽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那么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则使得理想完全屈从于现实，马克思对此评论道：“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老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动报复了1848年2月的英勇攻击。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在《雾月十八》的结尾，马克思评价了路易本人，使之成为一个遭受时局的彻底愚弄的人物：“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所提出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便不得不作为一个魔术家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政变。”最终，马克思摧毁了那一时代法国社会关于“强人”的政治幻想，无论这样的幻想出自怎样的考虑：“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与马克思相比更显老道的布克哈特，则道破了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陷入政治闹剧泥潭的更深层原因：“路易.拿破仑为了大选，已经尝试了全民公决，其他人则追随着他的榜样。农村人口中的保守倾向已经获得承认，尽管从来没有人想要认真估算一下：从全民公决到每件事情和每个人，其距离到底可能远到怎样的程度。”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选票是全民公决的命运枢纽；然而，路易时代的法国农村人口自1789年夏天获得土地之后，无论是拿破仑一世与天主教会之间妥协性的“体制条款”，还是历次的民族战争，都不曾撼动他们手中的土地，1815年开启的复辟年代则充分意识到获得土地的农民已经成为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保守力量，路易十八懂得复辟的代价是不触碰资产阶级利益，但他也更懂得农村力量的意义重大，资产阶级议会由于众多派系的分裂和无休止争斗，只要不从整体上予以挑战，就能够善加利用；但如果没有农村这股力量或者将这股力量激进化，他那老迈昏庸的复辟王朝将顷刻瓦解。然而，法兰西历来从共和政治的启蒙角度来看待普选权问题，议会往往将普选权建基于公民-个体的理智能力之上，这是18世纪启蒙思路的延伸。18世纪的启蒙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普选的结果往往不在预期当中，但他们将造成偏差的原因归结为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存在的差异，只是一个有待改进而且能够获得改进的程度问题；弥补这种差距的办法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式的确信之上：公共利益体现的乃是社会“真理”，因此不能从特定的集团利益或者个人的带有偏见或者无知的投票本能中推导出来。因此，启蒙思路尽管并不明确反对将多数等同于政治理性，但在获得这个多数之前，必须经历漫长的公民教育过程。这种教育内容广泛，但作为这一理想的最突出倡导者的孔狄亚克更为强调培育理智方面的能力，道德能力则退居次席。百科全书派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所提倡的政治理性主义的完成形态与卢梭阐述于《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理想之间的距离和张力，他们为此提出普遍的公民教育计划试图缩小并化解这种距离和张力。对公民-个人之理性能力及其无限改进可能性的确信一直作为哲学信念支配着1789之后的法国议会政治；就像蒙塔朗贝尔在同英格兰议会政治作出比较后评论的那样：“一旦某个政党在法国登台执政，它不会把法国当作政治战利品来对待；它往往会把法国当作一名小学生来对待。它为自己设立了国家的教育家，使国家处于其监护之下，并觉得自己有权利把国家须想、须知、须做的一切教给法兰西。”共和派的民主观念将公民完全分割为个体，并向这种公民-个体发出呼吁，要求每一个公民-个体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地球上惟一存在的人，也是宇宙间惟一有理智的生物；将民族和国家视为每一个这样的理智生物的算术性加总，由此便得到了简单但不好解释的推理：如果个人微不足道，整个国家便也微不足道；共和派眼中至高无上的形象是世俗化了的荒岛上的鲁宾逊。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对共和派政治理性的根本性打击，路易.拿破仑借助这个结果重建帝制，并将世袭君主制融合到帝制当中，这一切要素均从本质上瓦解了共和派观念。对此，财富阶层普遍的不安全感、对政治动荡和议会派系倾轧的厌倦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97%的多数只能说明农村人口怀抱正统派观念，而非共和派的启蒙观念。大革命的普遍原则已经激荡法国社会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也是托克维尔划定的一个安全的时间距离，可以确保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回顾往事，——却为何占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农村人口仍然抱持着“迷信的宗教”不能放手呢？他们为何如此理所当然地支持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创建一个依赖群众、并且对群体情绪如此敏感的政体，而非一个诉求公民-个体并对人类的启蒙理智保持信赖的政体呢？是共和派的公民教育规划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因而出了问题？还是这项教育规划本身在根本上就走错了方向？抑或是说，共和派认为多数与理性之间仅仅是存在有待时间加以弥补的差距，这一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对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理论上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共和派的公民-个体观念乃是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和议会政治各个派系所共同持守的权利原则的基础；他们从此一基础出发，认定在个体自由意志的运作当中，不存在浪漫派所认为的半神秘实体这一要素，确切地说，在个人意志和公共意志之间不存在理智不能理解、因此也不能克服的障碍，因此，共和派才会如此直率而真诚地从个人意志的简单算术加总中得出人民意志，并由此为启蒙的民主信条获取独有的伦理尊严。然而，一旦人们不相信“共同利益”这个概念，并且也不相信完成形态的理智生物的存在时，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支柱也就随之崩溃了。这就是在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的全民公决中所发生一切的根本原因。同样信奉启蒙原则的杰斐逊曾经指出，人民毕竟比任何个人都聪明，而林肯也同样说过“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人民”的话，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同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同样灵活，只是缺乏狡诈而已。共和派在第二帝国时期遭遇的脆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并不是前无古人、现无他系的孤独理智，而是被挟裹在种种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中间，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可怜单位，被恐怖、灵感以及偏见的潮流推来推去，随着每一阵微风而发生摇摆。与此同时，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新工业时代英格兰商业阶级那种严肃认真的福音派热情、以及对财产权益的那种本能而正当的坚决维护，虽然有些自负，但积极的商业进取心而非投机心理、极其认真严肃的道德观念，足以使之执掌天下；这一切要素均是法国资产阶级所缺乏的。这也同样造成了第二帝国的败落。当上皇帝的波拿巴在此种局面之下，除了在经济方面维持稳定和并非全部真实的繁荣之外，便不可能再有更多的作为；他鼓励成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投资银行，并进行规模巨大的铁路建设，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政府工程项目鼓舞起全局性的经济扩张，为商人和资本家们的投机性经济活动创造出一轮又一轮的空间，历来最难对付的城市工人也因此有所获益，抵抗的传统和决心在第二帝国的巅峰期也下降到谷底。1860年代，疲倦已极的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正式放弃了年轻时代的“拿破仑观念”，将法兰西之“同一性”的观念降解为庸俗化的功利主义者的“最大幸福”观念，逐步将第二帝国予以自由主义的“净化”和“自由化”，将权力逐步放给共和派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他在《拿破仑观念》中似乎对此早有预感，在那里他对资产阶级和富农集团作出了安抚性的承诺：“拿破仑观念决不是战争观念，而是社会、工业、商业和人道主义的观念。”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此一承诺本身与作为整体的“拿破仑观念”之间的矛盾，最大的可能则是他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实现这一承诺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1870年，已经感到厌倦的皇帝又处在病痛的折磨当中，政治意志在这个庸人身上甚至没能克服生理疾病的围困，第二帝国也随之转变为实质上的议会政体。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无论是作为共和国总统，还是作为帝国皇帝，猎取民心始终都是他执政的纲要所在。他为自己设置了萦绕终生的问题：城市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究竟彼此扩张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像农村人口那样，一致拥护一个强硬而保守的国家呢？他很可能至死都没弄明白，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一个依托农村人口的保守偏见而创建的帝国，从长远来看，必然要同中产阶级的财富欲望和投机本能、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权诉求发生根本性的冲突。1870年，人心涣散的第二帝国被拖入灾难性的普法战争，皇帝本人成为俘虏，巴黎立刻爆发了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和城市工人之间血海般的冲突。尽管法国自认为遭受了无法容忍的屈辱，但俾斯麦实际上是按照梅特涅时代的宽大条件解决了和平问题。欧洲资本主义在1914年之前的这段时期迎来了和平而有序的美好时光。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皇帝及其第二帝国为法兰西民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人权宣言》的抽象普遍主义原则的另一种奇特的普遍主义保守模式，并为此一模式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然而，这一切只不过证明了本身即为普遍主义的人权原则恰恰不可能建基于任何的普遍主义政治模式之上；无论是启蒙观念的公民-个体，还是保守主义，都只是瓦解人权原则的不同方式。如果说1789年夏天的法国大革命创立了平等，那么《人权宣言》则不能等同于对人权的确立，恰恰相反，随后的所有政治试验与其说是为人权原则的普遍主义诉求提供解决办法，倒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系列的病症与问题一览表。资本主义的和平与繁荣时代也正是人权原则的艰难时代，欧洲各国的底层派别、工会以及社会主义政党正是在这段繁荣时期经历了艰难的锤炼，并最终懂得将人权原则的诉求建基于日复一日的集体行动。北大医学部教授：如何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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