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我国已成为全球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渔业大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及其产业链的逐步完善，加上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水产品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水产品已然成为大食物供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膳食营养的重要动物蛋白来源。由于目前国内水产品主要来源于水产养殖业，且水产养殖业受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及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水产养殖业产业链韧性如何将深刻影响着我国水产品供给保障安全。要保障我国大食物系统之稳健性，水产养殖产业链之韧性问题理应受到各方高度重视。然而综观现有研究，虽然有针对农业产品产业链及韧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但关于我国水产养殖产业链之韧性问题的研究几乎为空白。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水产养殖产业链韧性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了应对建议，以抛砖引玉，供相关各方参考。
大食物系统下
我国水产养殖产业链韧性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原因
（一）产前环节面临的挑战
饲料是水产养殖的基础，要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在产业链上游建立起稳定的饲料供给保障体系。陈剑斌等（2023）研究表明，与鲜杂饵料相较而言，配合饲料的营养组成更符合水产养殖的营养需求，投喂配合饲料可提高水产品对摄入饲料中营养素的利用率，减少养殖对水质的破坏。调研发现国内饲料市场供给质量难以有效控制，由于水产饲料品种繁多，原料配方复杂，不同饲料加工工艺差异较大，特别是目前国内配合饲料所用的鱼粉大都依赖进口，在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升、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等背景下，进口饲料原材料的成本相应上涨，加之多数水产品市场价格不稳定，而鱼粉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较大，一些饲料企业通过降低饲料中鱼粉占比来降低成本，造成部分饲料出现质量不稳定等问题。
目前我国的水产养殖业饲料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较高，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饲料原材料进口量大（见图1）。鱼粉、鱼油、大豆和玉米是水产品饲料最重要的原料。其中大豆进口量最高，2022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为9647.00万吨，进口依存度为85.47%；鱼粉进口量为180.10万吨，进口依存度为71.35%；鱼油进口量为7.72万吨, 进口依存度为55.58%；玉米进口量为2062.00万吨，进口依存度为6.92%。二是我国饲料蛋白原料进口源较为集中。以鱼粉为例，其进口国主要集中在秘鲁（48.78%）、越南（11.71%）和俄罗斯（6.21%）等国家。从生产角度来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单位耕地面积大豆产量仍需提升等原因导致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极高。饲料原材料进口依存度过高、进口来源地集中，加大了我国水产饲料产业受制于国际市场冲击的风险，降低了产业链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
水产种业是水产养殖业发展的“芯片”，也是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促进现代水产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存在。目前，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水产品种选育，但水产苗种企业数量众多且规模普遍较小，研发能力较弱，缺乏竞争力。这导致了我国水产种业在技术创新和品种推广方面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无法有效支撑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外，根据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2023年调研数据表明，我国海水鱼苗种的成活率差异明显（图2），成活率的不稳定性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养殖主体的经济效益产出，而且由于无法确保苗种质量的稳定性，对水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水产养殖业的现代化进程与转型升级。
病害防控监督体系在水产养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和控制病害的蔓延，还能为养殖者提供有效的防治指导，从而保障水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然而，目前我国病害防控监督体系在监测和预警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病害监测网络尚不完善，导致病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不够及时、准确。同时，缺乏高效、精准的监测技术，难以实现对病害发生情况的实时监测和预警。这使得病害防控工作常常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病害的威胁。2023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病害引起的水产养殖损失高达16.01亿元。我国的渔药白名单投入品种类有100多种，其中大多数是化学消毒剂、抗生素和中药散剂等。水产疫苗等高效病害防控物品匮乏，远不能满足病害防控的需求。
（二）生产环节面临的挑战
水域滩涂产权的稳定有利于养殖生产者形成稳定的投资预期和生产投资。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法律对水产养殖的养殖权使用期限目前并无明确规定。2002年《完善水域滩涂养殖证制度试行方案》规定“养殖证有效期的最高年限：浅海、滩涂15年，深海30年，池塘30年，湖泊、水库、河沟10年，临时养殖区2年”；2016年《关于印发<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并没有提及养殖权使用期限问题，《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养殖用海的最高使用期限为十五年，但此规定主要针对海域使用权。因规定不明，导致在实践中部分地区为便于对养殖水面管理，在笔者调研的一些地区甚至将养殖权的使用期限限定为一年，而后每年予以“延展”。养殖权使用期限较短不利于维持稳定的生产养殖周期，更谈不上用益物权的稳定性。
当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食物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约束。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2016-2022年平均水资源总量2.9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886立方米/人。根据联合国标准，人均水资源量2000立方米/人以下为中度缺水，我国现已低于该标准，属于中度缺水。杨正勇等（2024）研究表明我国淡水养殖业绿色水资源效率总体呈逐年提升态势，效率均值从2011年的0.32增长至2020年的0.72，效率提升0.40，但即便是表现最好的2020年，其效率也才达到“较高水平”，与“高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青壮劳动力转向城市就业，从而造成渔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渔业从业人员49岁以上的人口约为12.14万人（图3），占渔业从业者的48.80%，且大部分渔业个体从业者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制约，对先进水产养殖技术的吸收程度有限，仍以较为传统粗放的方式进行水产养殖生产和水产品销售，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从业者老龄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链通过更新运行模式和重构内部组织以实现升级和转型，是影响水产养殖产业链韧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渔业风险往往具有突发性，一旦受灾严重则损失巨大，如表1所示，2022年由于灾情造成水产品产量损失76.78万吨，损失金额为92.09亿元。而目前我国水产养殖户很多仍为小规模生产者，抵抗风险能力较弱。渔业保险作为风险管理手段，能有效增强我国水产养殖业抗风险能力，及时进行灾后损失补偿，但由于我国渔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建设尚未完善，渔业保险至今发育滞后。结合调研访谈情况看，政策供给不足、养殖风险高、保险专门人才匮乏、责任厘定困难等是水产养殖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三）加工与流通环节面临的挑战
2023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水产品加工总量达到了2556.13万吨，但是我国进口水产品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加工再出口，国内养殖产品用于加工的占比仍然较低（尤其是淡水产品），部分水产加工产品关键原辅料受制于全球供应链。以冻鳕鱼、冷冻大西洋鲑和冻鳟鱼为例，国家海关数据表明，2022年冻鳕鱼进口量为15.20万吨，内销（一般贸易）仅占进口量的1.09%，其他全部被用作原料加工。部分加工产品原材料的进口高依赖性及国内养殖产品加工率不高在相当程度上是制约我国水产品加工业发挥产业链“稳定器”作用、提升产业链韧性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水产品冷链物流规模快速增长，但水产品冷链物流及配套体系上还需进一步优化。一方面我国水产品冷链物流耗损高、效率低，每年水产品因腐坏带来的浪费和损失是巨大的。张璟等（2019）计算从收购到市场批发整个流通环节的损耗，得出淡水鱼损耗比例为1.77%、海水鱼损耗比例约为5.19%、虾蟹类损耗比例约为10.10%、贝类的损耗比例约为6.87%。另一方面，我国冷链物流地区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较大，西北物流站点分散，集货成本高，冷链物流发展较为薄弱。根据2023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水产品冷库主要分布在华北沿海地区，占比高达67.27%，西北冷链物流占比仅为0.55%（图4）。
（四）水产品消费环节面临的挑战
水产品作为居民摄取动物蛋白的重要途径，在保障居民营养健康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22年，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为13.9kg/人，虽然近年来水产品消费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已高于禽类（11.7kg/人）、牛肉（2.5kg/人）和羊肉（1.4kg/人）的消费量，成为仅次于猪肉（26.9kg/人）的重要动物性食品来源。然而，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产品消费量的中值38.5kg/人相比，我国居民的水产品摄入量仍存在明显不足。这意味着我国居民在膳食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也揭示了水产品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为此，需要进一步引导和提高公众对水产品摄入重要性的认识，增加水产品消费，优化膳食结构，以期逐渐缩小居民实际消费与推荐摄入量之间的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高达2.45：1，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这直接影响到了水产品消费市场的层次分布。一方面，城镇居民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他们对水产品的品种、品质、安全、环保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更多关注的是性价比高的中低端水产品。然而，现有的水产品市场供应结构未能有效针对这两个群体的不同需求进行优化调整，水产品供给体系也未能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偏好相适应。
（一）加强科技研发与集成，强化水产养殖产业链抵抗力
一是制订水产苗种企业准入制度并加强其质量监管，整合优化现有的水产品育苗场、养殖场、技术人员等各项资源，着力打造一批优质苗种企业，从而提高水产品良种覆盖率。二是建立产出导向的激励制度，加速科研院所与高校在苗种、饲料、疾病防控、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技术研发、系统集成及推广应用，从而提高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品质量和疾病防控能力，从而提升产业链韧性、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应加强鱼粉替代蛋白源的开发，加强政策引导与市场拓展，推进水产品消费偏好逐渐向加工品消费转型升级，助推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并提升国产鱼粉产量与质量，以此来降低鱼粉的进口依存度，从而增强产业链对外来风险的抵抗力。
（二）完善渔业保险制度，提升水产养殖产业链恢复力
一是根据品种重要性设定水产养殖保险政策补贴范围，对于不同产区及不同种类的水产品设置区别化保险保额，探索多样化水产品保险，保障水产品的供应能力。二是完善水产养殖保险与再保险政策体系，提升水产养殖产业链稳定性。支持台风指数保险、高温天气指数保险、冰冻灾害保险等险种的开发和推广。完善渔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针对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的生产经营主体的保障需求，构建普惠性和高保障相结合的渔业保险产品体系，并实行差异化保费补贴政策，提供更具弹性的保费补贴方式，从而提升我国水产养殖产业链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的恢复能力。
（三）打造“一条鱼产业链”，激发水产养殖产业链转型力
鼓励不同地区以区域性品牌建设为重点，将水产养殖产业链治理嵌入公共治理体系中，整合调动全产业链的资源要素，通过“链长”制打造养殖生产者、流通与加工、贸易企业及当地政府等共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一条鱼产业链”，带动各主体协同合作发展。为此，建议政府牵头，以区块链等现代技术支撑，完善渔业数据共享机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向渔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渔业公共数据，在涉农（渔）数据交易体系中建立确权、管理、交易、流转的一体化机制，提高涉农（渔）数据流转效率，鼓励涉农（渔）数据向生产经营主体开放，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协同应对变化的转型力。
（四）加强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质量监管，提高水产养殖产业链稳定性
引导消费者偏好向水产加工品转变，政府应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支持养殖者与精深加工企业、交易市场及电商平台之间的深度融合。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技术支持等方式，鼓励跨领域合作项目和联合体的形成，从而推动加工业的发展和国产鱼粉产量与品质提升，减少浪费，实现从源头到消费终端的高效联动，进一步增强产业链整体韧性。此外，为确保水产品从养殖到加工、流通各环节的质量安全，政府应高度重视质量监管工作。通过建立健全质量监管体系，加强质量检测和追溯制度建设，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和规范，保障水产品的有效供给。
（五）完善水资源管理政策，增强水产养殖产业链持续性
一方面，系统总结气候智慧型、劳动力节约型水产养殖实践的经验和方法，支撑气候智慧型、劳动力节约型水产养殖在全国范围的推广，总结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不断提升水产养殖业气候韧性。另一方面，应对水资源趋紧的问题，应加大对水产养殖的尾水处理和监督工作，通过循环利用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根据我国水资源禀赋和气候降水特征，制定符合国情的水产养殖水资源管理政策，完善水产养殖用水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持、监管、污染防治等不同环节的法律和政策规范。
征稿
《水产环球视野》现诚征原创文章，欢迎任何涉及水产的原创独家好稿（请勿一稿多投，请勿抄袭），积极爆料。一经采用，均有稿酬！
投稿微信：ly991018q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