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学术的主流，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重要的精神支柱、治理原则和行为准则。孔庙也成为儒家崇礼思想最具体的体现。东汉建和三年（149）出现第一所纪念孔子的庙宇。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令州县学校一律建造孔子庙，并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圣王之后，孔庙统称为“文宣王庙”。明清时期改称为“文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
文庙之所以建在学校内，是因为要对人们进行至圣成贤的教育，其发展到清朝数量达到最高峰。据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全国共有文庙1712所，其中县学文庙1257所，大田文庙就是之一。
孔喆所著的《孔子庙建筑制度研究》一书，全方位展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孔子庙建筑实例，以及孔子庙与学校的布局关系、孔子庙的建筑形制和建筑制度，说明了孔子庙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性格的形成、民族经济的影响至深，无可替代。
据《大田县志》记载：文庙自建县次年——明嘉靖十五年（1536）建成之后，历经六次的大修或重修，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五次。即明朝万历五年（1577）重修；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重修、乾隆十七年（1752）大修、咸丰八年（1858）大修；民国二年（1913年）重修、民国十三年（1924年）再修。![]()
清朝乾隆年间大田县文庙、儒学平面图（源于《大田县志》1996年版）原由黄清海先生收藏、现在大田县档案馆藏的大田明清文书中，对于文庙的记载，有一些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修的记录。在此之前的十一年才大修的文庙，为什么又要重修？而且这次重修为何又不见诸于后世所编篡的《大田县志》记载？ 2022年11月，笔者专门为此撰写了三篇文章，以谢洋林万年所藏的相关文书为依据，证实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大田重修文庙的史实。但是，对于县文庙已在乾隆十七年（1752）大修，为什么才时隔11年，县署又做出重修的决定？这个问题还是不甚透彻……毕竟，文庙建筑为一县文脉之所在，兼具祭祀与教学的功能，重修并非小事，当然也不是知县一时兴起。可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会是什么呢？![]()
有关乾隆二十八年（1763）大田重修文庙的记录，来源于谢洋林氏文书，即出自那位颇具乡村士绅的代表性人物——林万年的个人庋藏。而《县志》等官方史志并无记载！林万年是一位活跃于乾隆年间的“官代书”，不仅帮人（主要是林氏族亲）剖析案情、起草诉讼文书、打点衙门关系，自己也经营山林田产、收谷放贷，同时为了“维权”而忙于诉讼……笔者认为，他是在大田现存史料中罕见的“以法为业”的典型。以林万年为主的林氏文书约三千件，包括山林田地契约、缴粮纳税的板串执照、案件诉讼文书、个人记事单等，其中有部分是盖着大田县衙印章的官方文书，在目前明清史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殊为难得。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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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从《大田县志》里可以看到有关重修文庙的记载，仅有如前所述的简短文字，似乎向我们传递圣殿重光、尊师重教的传统。当仔细阅读了当年大田县衙正式发布的文告、以及林万年手写的法律文书之后，我们才真切地了解到：乾隆年间在兴修文庙时并无如今所谓“政府预算”的概念，主要靠城乡士绅带头认捐、出头（即当缘首）题捐——集资来完成！而且，这过程中还发生了同宗争执、侵吞捐银的事件，直至诉之公堂，纠缠不休！随着对这部分文书释读的深入，关于为什么才时隔11年，大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重修文庙的答案，似乎更接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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