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文利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4期
历代王朝都将“大一统”作为最高政治理想。清朝在实现疆域一统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传统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治理遵循“因俗而治”的传统，《礼记·王制》就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主张。清朝尤其推崇这一思想，将其贯彻到具体治边施策中。
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决定了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行省”和“藩部”两大治理体系。在中央，清廷设置理藩院总管边疆民族地区事务，在地方机构的设置上则“从俗从宜”，形成一整套自上而下、灵活多元的边疆民族地区管理体制。
在蒙古地区，清朝在蒙古原有社会组织结构基础上，结合满洲八旗制度开展合理制度创新，所建立的盟旗制度，不仅符合清廷“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而且大大节约统治成本。
在新疆地区，清朝扎萨克制、伯克制、军府制和州县制兼用。在哈密、吐鲁番实行扎萨克制度，编旗设佐；在南疆地区实行伯克制，清廷派遣至南疆各城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为当地军政长官，各地田赋、教化、商贾、税务、治安、刑名等事务悉由伯克办理，如阿奇木伯克，总理一城；又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在北疆的巴里坤、乌鲁木齐等汉人聚集地区实行州县制，与内地无异。
清廷管理西藏地区，以尊崇藏传佛教为国策，乾隆皇帝曾云，“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引者注）。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这种“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较好地处理了边疆地区宗教、民族等关系，完成对“统而不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边思想的超越。“‘统’是不可动摇的前提；‘治’的层面可以有多元形态。这是清朝制度的最大特点”。
“因俗而治”只是实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清朝实施“修教齐政”之策。如通过设置驻藏大臣，建立噶厦体制，创立金瓶掣签制度等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再如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及晚清时期在边疆地区设立行省，废除封禁政策、放垦蒙地等，都体现清朝在加强边疆和内地联系，更有效实施“大一统”治理方面的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