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论非遗学本质：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

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

——论非遗学本质

文 / 冯骥才

我这个题目有点绕口，却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由一门新兴的人文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

非遗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民间文化，有人便把非遗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等同起来，但它们不能等同。民俗学从田野出发，但并不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却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是为田野工作的学科。这是非遗学的特性，也是它的学术使命。本文正是从这里切入，探讨非遗学的学科本质。

严格地说，“非遗”二字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二字便横空出世。非遗来自民间文化，但不是民间文化的全部。非遗是从民间文化中遴选出来、具有代表性并保持活态和必须传承的部分，是民间文化的活态精华；从本质上说，非遗是强调“遗产”意义的，而民间文化学和民俗学不强调遗产性。进一步从学科上说，民间文化学与非遗学更是不同，不论是学术立场、学术使命、学术目的、核心内容还是关注点，非遗学都特立独行。

首先“非遗”的概念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对前一个历史时期（农耕与渔猎时期）非物质的文化创造在认知上的自觉。这个自觉是一种文明的觉醒。使人类的文明观和遗产观都向前迈出重大的一步。

当然，非遗一出现，就遇到了时代的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时代的更迭给历史文明带来的必然的冲击。汹涌而来的工业文明一定要更替农耕文明，就像季节的更换，势不可挡。而我们必须传承的珍贵的非遗正在被时代更替的事物中。所以，非遗工作伊始，首先要对非遗进行全面的“紧急抢救”；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分类，甄选精华，进而保护。

这件事很难。因为非遗是一种田野文化，田野就是大地上的民间生活。民间文化是大众为了满足自己而集体创作的生活文化。它与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庙堂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文字著录，记载清晰，传承井然。民间文化则像野草山花那样遍地开放，兴衰枯荣，一任自然；从无著录，更无文字记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精绝奇特的民俗民艺，无从得知。只是某一民俗事项或某一种民间绝技，偶然触动了某位文人，才被随手记下，简略地留在书中而已。故而，待到本世纪，我们开始对神州大地的非遗进行地毯式的调查时，才知道民间文化种类之繁多，特色之缤纷，内涵之深邃迥异，难以穷尽。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会经常感受到：不管跑过多少地方，对于田野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尤其是我国之非遗，由于山水相异、地域多元、民族众多、自然多样、历史不同，非遗更是灿烂无比。现在列入政府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者虽然多达十万项，仍然时有新的发现。

更大的难题是，对于如此超大规模、极其庞杂、千头万绪的民间文化，怎样去确认、记录、分类、整理、甄选？历史上，非遗是从来没有进入过遗产名单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更没有专业理论可做指导与依据，甚至没有相关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只有浩如烟海、林林总总、处于濒危的民间文化，在田野里等待我们去援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这挑战来自时代，同时来自田野大地！这是近代以来人文领域遭遇到的最重大的困难之一。

然而，由于我国拥有崇高的文化眼光和文化自觉，我们是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意义上看待非遗，故而倍加重视。全社会愈来愈多地关注非遗，支持非遗；特别是学界，致力于非遗的知识构建与理论构建，给非遗事业以必需的学理上的支撑，助力了从国家非遗法到政府各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等等一系列非遗管理和保护的方式的确立。

我国的非遗的保护和管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事物愈是发展，深层问题出现的就愈多，对学术能力的要求就愈高，对理论健全的要求就愈迫切。当然，这也是理论发展的逻辑与必然。于是这些压力就压给了一个新兴的学科——非遗学。

可是，像非遗这样一个规模恢宏、意义重大的文化事项，这样亟待科学地认知、管理和保护的遗产，怎么能够没有坚实、专业、系统的理论来应对？

所以我们说，非遗学是被田野逼出来的！一切问题都是田野提出来的，但是图书馆里没有答案；凡是要为非遗学立说者，还要问道于田野。

非遗学的性质由非遗本身决定。

非遗对非遗学的要求，首先要让当代人从遗产角度（这是从未有过的角度）来认知它，阐明它的重要性、价值、内涵，明确它的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以往的民俗学既不关心民间文化“遗产”的属性，也没有关于“非物质”方面的表述。非遗要求非遗学必须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特征、意义论述透彻、明白。进而，还要将每一项非遗的文化构成理清；再进一步便是要关切非遗的传承方式、传承内容和传承人了。这些世世代代在田野中自生自灭的东西，都是今天非遗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非遗学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过去不曾关注的，都是以往学术的空白。那么，这个学术空白里边还有什么呢？

一个是非遗的传承技艺，以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化学中，技艺都是被忽视的，在非遗学却是重中之重。比如作为国家非遗的“茅台酒”，非遗所指并不是酒，而是茅台酒的制作技艺；如果茅台造酒的“独门绝技”不再有人传承，茅台酒便即刻消亡。技艺是非遗的关键。它世代活态地保持在传承人的身上，它是非物质的，它是一种必须保护的活态遗产，它是非遗的生命。从遗产的角度看，认知技艺的价值、确定技艺的精要、理清传承的脉络、制定技艺的保护标准，是非遗学者的重要工作。

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传承。传承是非遗学的核心工作内容。

接下去的便是保护。这也是非遗学的重中之重。在“非遗”二字产生之前，民间文化是完全没有保护的。保护缘自人类对自己创造的历史文明的自觉和责任。但是，保护不是一种愿望，是一种措施与行为，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对非遗的正确认知和对保护方法的科学设定，以及严格的监督保障。这些工作都必须在田野中进行。

从上述的非遗所需的工作，从对非遗的认识、概念的确认，到知识逻辑和知识体系的构成；从遗产的记录到传承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是来自田野，都是田野迫切的需要。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是要与田野密切结合。因此早在世纪初，知识界就对自己提出一个口号“把书桌搬到田野”。

能够回答我们“非遗之问”的，不是书本，而是生气勃勃又问题多多的田野。由一个个具体的知识，到这门学问所有重大的疑难，只有在田野里才能找到答案。

我们从不回避这门学问的应用性与现实性。非遗学具有鲜明工具论的性质。它为田野文化构建理论，为遗产的跨时代传承排难解纷。非遗学是既切合实际，又贯通古今，并且事关久远的科学。非遗学直接为非遗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学是一门极具文化责任的学问。

我们说，非遗学来自田野，建构于田野，它最终呢？成就于书斋吗？非也。

非遗学最终落脚还是在田野。因为，它的一切成果最终都要接受田野的检验。没有人可以评价它的是与非，只有田野能够显现它的成与败。

比如，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错了，方法错了，某些非遗就可能因之消亡；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科学到位，那些非遗便会赓续有序，优秀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再比如，如果我们对非遗的认知有限，自以为是地误导了传承人，让充满着乡土气质和地域精神的传承人去到大学学习素描和人体解剖，难免使传承人步入歧途，将千百年代代相传的看家本领扔掉，将自己最重要的“民间审美”视为落后和低下，非遗就会变异变味，悄悄毁掉。看上去非遗传承人还在，但非遗的“原生态”却不翼而飞，名存而实亡。这是非遗学者必须关注的。

当前非遗消亡的表现之一是名存实亡。我们是否看到了？

我们的理念、见解、判断、措施正确与否，只有田野说了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放到田野里去验证，让实践反复审核我们的理论。这是非遗学必须严格进行的学术程序。决不能把想当然的思想方法与指导方案一味地推行下去，糊里糊涂过了若干年之后，却在现实中找不到非遗最最珍贵的本色了。这是非遗学一个要害的问题——我们不能叫非遗得而复失。

可是，田野怎么说话？

首先在管理层面上，田野应保有一个机制：是监督与检验。严格的监督和科学的检验是非遗保护必须建立的刚性的机制。没有监督与检验就没有科学保护。非遗学者要为监督与检验制定标准。这也是非遗学者一项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工作。

说到这里已经十分清楚：从田野中出发，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研究与创建，再回到田野接受检验，这便是非遗学这门学问的全过程。所以说，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田野是它的本质。非遗在田野，非遗学也在田野；离开田野就没有非遗学。

综上所述，作为新兴学科的非遗学，面对着两项巨大的工作：

一是一切都从头开始。从非遗学的每一个专用名词的确立、每一个概念标准的阐释，每一项学术内容的确定，直到整体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搭建。这项工作全是由无到有，十分庞大。

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非遗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更要强调的是，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都自具特色，对其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千差万别，极其繁复。同时，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还需要系统化、档案化和整体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更需要非遗学提供学理。这一工作之巨大可想而知。

然而工作再大，也都要从田野做起，而且一直离不开田野。学术就是无论巨细，都要精到深通。从这点说，非遗学是一门永远跋涉于田野的学问。惟其如此，我们的非遗才能永生于田野，我们的非遗学才能在田野中拔地而起，成为中华大地非遗保存与发展真正的科学的支柱与屏障。

（作者为作家、文化学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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