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论初看似乎出人意料，但深思之后又觉得合情合理的文章，确实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下面这篇文章。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对生育决策的人为干预，通常会让人联想到诸多负面效应，比如出生率下降、养老负担加重等。然而，本文却首次揭示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积极效应——它促进了代际流动性的提升。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那些在收入、教育和社会阶层上处于高位的父母，他们的子女可能无法继承父母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贫困家庭的孩子却有了更多机会，像龙和凤一样，突破出身的限制，实现社会地位的跃升。
概览：
S. Manian, Q. Zhang, Bin Zhao, 2024, A Grand Socioeconomic Reshuffle: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InA Grand Socioeconomic Reshuffle: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本文依托于十次全国性调查，汇总了2,096,978对父母与子女的数据，深入剖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OCP）对代际流动性的因果效应。研究中，作者以各省对违反OCP的罚款差异作为外生冲击，并运用连续双重差分分析方法，首次揭示了一项重要发现：相较于1979年之前的非独生子女群体，OCP政策使得1980年至1996年出生的独生子女在代际收入传承上减少了28.1%，在教育传承上减少了52.2%，在社会阶层传承上减少了24.5%。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首先，精英家庭继承权的减少扮演了关键角色。以富豪家庭为例，他们原本通过联姻来巩固财富和权力的策略可能因独生子女政策（OCP）导致的同阶层适婚人数失衡而受到冲击。在这种政策影响下，富裕家庭的公子可能不得不选择与社会地位稍低的女性结婚，这自然削弱了原本旨在强化财富和权力联合的婚姻模式。
其次，低收入家庭资源的集中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由于OCP的罚款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代价较高，他们在支付罚款方面的困难导致生育的孩子数量减少，相应地，这些家庭能够对每个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投入更多的资源。
最后，技能工资差距的缩小对这一现象也有影响。随着OCP的实施，中国人口整体减少，劳动力供给减少，这对低端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存在，低端劳动力工种的工资与高端劳动力市场工种的工资差距因此缩小。这种变化降低了教育的回报率，进而影响了富裕家庭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主要方法及发现：
本文运用连续双重差分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OCP）对收入、教育和社会阶层代际流动性的因果影响。研究采用排名回归模型来界定代际传承，即通过对比父母与子女在各自群体中的排名相关性来进行衡量。为了准确捕捉OCP的独特影响，本文采用省级罚款率的外生性差异作为识别策略。基于1949至1996年间出生群体的2,096,978条观测数据，本研究有效控制了年龄变量，减少了生命周期偏差，为探讨影响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政策显著增强了中国的代际流动性。相较于1979年之前出生的群体，OCP使得1980至1996年出生的独生子女群体在收入、教育和社会阶层的代际传承上分别减少了28.1%、52.2%和24.5%。据本文所掌握的信息，这是首次就OCP对中国代际流动性产生正面影响的研究。
本文通过三种核心方法确保了因果识别策略的稳健性。
首先，我们的主要假设是不同省份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OCP）的罚款率具有外生性。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不仅展示了平行趋势，进行了安慰剂检验，还证明了罚款率与省级不平等等因素无关。此外，本文没有发现显著的处理效应异质性，这对于连续双重差分方法尤为重要。
其次，基于省级政府领导的平均年龄，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年轻官员因晋升激励更倾向于严格执行OCP，导致罚款率与政府领导年龄呈现负相关。本文在第2.2节中对工具变量的排除限制假设进行了合理性论证。
第三，本文采用边界断点设计，将OCP的效应与其他省级差异区分开来，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无论采用哪种识别策略，研究均表明OCP降低了代际传承。此外，本文还通过替代变量测度、考虑同期的其他政策变化及加权分析等多种检验，进一步确认了结果的可靠性。
在确定了OCP对代际传承的抑制效应后，本文利用广泛的数据集探讨了其背后的机制。根据理论模型生成的可检验假设（见附录B5），实证结果支持了三条关键路径。首先，OCP减少了精英群体的子女数量及择偶同质性，削弱了财富与权力在高收入阶层的集中效应。其次，OCP将资源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增加了父母在子女教育和非认知技能方面的投入，从而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上升流动。最后，OCP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缩小了高低技能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提升了低收入个体的上升流动性。
实证方法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框架来评估独生子女政策（OCP）对代际传承的影响。在研究中，我们将OCP的执行力度以未授权生育的平均经济罚款（以年收入的倍数计）作为代理变量，这一方法参考了Gu等（2007年）和Ebenstein（2010年）的研究成果。
在上述模型中，以子女在特定年份和同龄群体内的收入、教育及社会阶层排名作为因变量，而父母在同一年份和同龄群体内的排名
以及子女出生前一年所在省份的罚款金额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此外，模型还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及是否为单亲等变量
。为了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和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模型中还包含了群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数据集固定效应
以及省份固定效应
。标准误差在省级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
在该模型中，排除了1979年出生的群体，并基于1979年后各省的平均罚款构建了一个虚拟罚款变量，以此衡量OCP的执行强度。
识别假设
为了确保双重差分（DID）估计中的平行趋势假设成立，本文执行了四项稳健性检验。
首先，探讨了在独生子女政策（OCP）实施之前，早先的生育政策“晚、稀、少”（LLF）是否对代际持续性有所影响。使用各省成立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负责LLF政策的指导实施）作为代理变量，并通过三重差分方法，特别分析了1971至1975年间出生的人群。研究发现，LLF政策、OCP罚款率与父母在收入、教育和社会阶层排名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这表明在OCP实施前，LLF对代际持续性并没有影响（具体数据见表A11）。
其次，为了验证研究设计的稳健性，采用了排列检验的方法。具体地，通过随机重新分配样本中的独生子女政策（OCP）罚款率，并重复进行了1000次基准回归分析，以此来观察5%和95%分位数的安慰剂系数。排列检验的结果与主要研究结果相一致，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具体数据详见表A12）。
第三，针对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例如负权重），本文采用了Callaway、Goodman-Bacon和Sant’Anna（2021）的方法，检验了无处理效应动态变化的假设（CGS假设6(a)）以及跨组因果反应同质性的假设（CGS假设6(b)）。在所有随机时间组中，没有发现OCP罚款与收入、教育、社会阶层交互项对儿童排名的因果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数据见表A13）。
最后，考察了OCP对1979年前出生群体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尽管这些群体在政策实施前已经出生，但政策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兄弟姐妹数量，例如原本计划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可能因为OCP而只有一个孩子。为了减少可能的偏差，本文特意排除了那些在生育第一胎时年龄低于相应孕期90百分位的母亲样本。这是因为年轻母亲的生育周期通常较长，从而更容易受到独生子女政策（OCP）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排除这些样本后得到的溢出效应的负系数与我们的主要结论相符，甚至在数值上更小，这进一步证实了潜在的溢出效应并不会削弱我们的主要发现（具体数据详见表A14）。
工具变量估计
本文通过双重差分（DID）框架来评估独生子女政策（OCP）对代际持续性的影响。但是，仅依赖时间和省级固定效应可能无法完全捕捉遗漏变量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引入了省级常委的平均年龄作为OCP罚款率的工具变量（IV）。
选择这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基于罚款率的制定过程：在1989年以前，各省遵循中央的统一标准；1989年以后，罚款政策被纳入政绩考核，促使省领导提高罚款率。年轻官员由于升迁机会较大，更可能通过提高罚款率来提升政绩表现。实际上，罚款率提高较多的省份往往由较年轻的领导执政。因此，官员年龄与罚款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分析聚焦于1989至1996年这一时期，在此期间，罚款率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一阶段F统计值均超过29.4，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问题。IV估计结果表明，关键系数β为负，与DID估计结果一致，这表明遗漏变量对主要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
边界断点设计
在这里，代表个体出生地与最近省界之间的距离，而
指代那些罚款率较高的省份。分析结果表明，系数β为-0.177，意味着较高的罚款率与代际持续性的降低呈现出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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