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经济强省，为何GDP头牌城市都不在省会？
文摘
2024-10-29 22:46
广东
近期，全国各省市前三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出炉。在大环境承压的前提下，一些城市表现依然亮眼，甚至领跑全省，一些城市发展态势较为疲软，显示出经济结构转型期的“不可抗力”产生了一定副作用。
先看华南地区的领头羊——广东。前三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939.18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深圳GDP为25934.28亿元，同比增长5.4%，表现亮眼，继续领跑全省。目光转向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GDP）232008.48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达24.4%。沪苏浙皖GDP分别为34389.18亿元、97744.3亿元、62618亿元和372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7%、5.7%、5.4%和5.4%。其中，作为经济大省的江苏创造了全国大约十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在长三角地区也是“扛把子”。但扛起该省经济大旗的城市，并非省会城市南京，而是去年该省唯一一个GDP超过2万亿元且正在努力跻身“3万亿俱乐部”的城市——苏州。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苏州实现GDP 18483.8亿元，同比增长6.0%，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上都要高出南京不少。再看北方第一经济大省——山东。前三季度，山东全省GDP为71981亿元，同比增长5.6％。其中，青岛实现GDP12399.1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与济南（5.4%）持平，但总量上仍高出济南（9675.1亿元）不少，稳坐山东经济发展的“头把交椅”。广东、江苏、山东三省，代表了从南到北中国经济活力最盛的几个地区（除直辖市外）。在整体大环境经历转型阵痛期的背景下，在这样的经济大省中，经济步伐走得最稳健的城市，却是“粤B”牌的深圳、“苏E”牌的苏州、“鲁B”牌的青岛——它们都不是“A字号”。为何出现这种情况？从南到北，深圳、苏州、青岛三市又有什么样的共性？工业是经济的基础，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个经济强市，首先需要强劲有韧性的工业基础，才能取得稳健的增长。深圳是中国“工业第一大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连续两年实现全国“双第一”。今年前三季度，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远超整体经济增长5.4%的增速，连续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长态势迅猛。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贡献很大，以汽车业的“销冠”比亚迪为例，前三季度累计销量为274.8万辆，同比增长32.1%，以“新技术”征服全球市场，带动经济发展。苏州同样是享誉全球的工业强市，去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迈上4.4万亿元新台阶，达到44343.9亿元，同比增长3.6%。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规上工业总产值34159.1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9.3%，继续在苏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行业增长面达68.6%。青岛的工业实力也不俗，作为中国最早开启工业化进程的沿海城市，代号“上青天”的上海、青岛、天津三大纺织工业基地辉煌数十载，如今青岛虽不似往日般辉煌，但工业实力仍然保持在线。数据显示，青岛前三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35个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77.1％。在最新公布的第12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上，新增的22个成员中有3家是青岛企业，分别是海尔胶州空调互联工厂和海信日立黄岛工厂，以及新晋为“可持续灯塔工厂”的青岛啤酒厂。至此，青岛“灯塔工厂”数量累计达到7家，与苏州并列全国第一。此外，就制造业品牌而言，深圳有华为、大疆、比亚迪等品牌，青岛有海信、青岛啤酒等品牌，苏州相对而言则是低调的实力派，但总部在苏州的恒力集团、沙钢集团、南京钢铁集团等制造业领军企业在国际社会上都有不小的影响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人”的增长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是中国经济曾经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反过来看，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吸引了大量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自然会吸引更多人口的流入。在种种因素作用下，就大环境而言，人口老龄化的态势愈演愈烈，但一些经济较发达城市依然能够通过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入来维持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深圳、苏州、青岛均是如此。人口的增长，从来不是独立的数据，而是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如同一座城市发展的“晴雨表”。通过观察人口增长态势，可以侧面反映一座城市的吸引力。深圳以“移民城市”而闻名，人口净流入速度一直都处于全国前列。据统计公报，深圳2023年末常住人口占广东省常住人口总量的14%；全市年末常住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和广东省平均水平。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也居于首位。这说明深圳城市吸引力也在进一步增强。苏州的人口增长始终处于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前列。2023年末，苏州常住人口为1295.80万人，比2022年末增加4.74万人，常住人口规模继续保持全省第一。从年龄构成来看，苏州常住人口中，15至59岁人口为876.96万人，占比67.68%，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此前在2021年和2022年中，苏州人口增量在普通地级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之外）中连续两年位于前两名。到了2023年，放眼江苏全省，苏州新增4.74万人的数据仅次于省会南京（新增5.59万人），但南京的基数要更小一些，仅有954.7万人。此外，在山东，青岛是16个地级市中为数不多仍保持正增长的一位。下图是2023年的山东16地市人口格局，其中仅有青岛、济南维持正增长，人口加速向济青集聚，而青岛的存量和增量都要高于济南。无一例外，深圳、苏州、青岛这几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口净流入较大的城市，而且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也从侧面说明两点：（1）省内要素流动较为自由，经济强省对周边省份形成虹吸作用；（2）除了省会城市更多出于行政力量吸引人口要素外，也另有足以被称作“第二省会”的城市能够提供与省会城市相当的发展环境，吸引人口流入。总之，省会城市与“第二省会”城市，二者通常在人口总量、经济体量相当，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双子星”现象。不难看出，省会城市承担了更多行政职能，而“第二省会”城市在搞经济上似乎“放得更开”，这也形成了当前的布局。从结果上来说，这不仅有助于分担省会城市的人口流入压力，同时也有助于“第二省会”城市自身的持续发展。良好的地理区位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不仅令这些城市成为外企外资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选择”，加速了外贸的发展，从而也积累了大量的产业和技术资本，这是地理区位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关键的就是对于制造业的影响。深圳是最典型的例子。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及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深圳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模式，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和技术。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电子信息产业转移进入“第三阶段”，大量产业从“亚洲四小龙”转出。深圳承接了这些产业，并开始以“中国硅谷”的形象进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同时也训练出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些都为深圳后来成为“创新之都”打下了雄厚的产业基础，包括如今闻名遐迩的华为、比亚迪，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苏州的发展，则离不开长三角地区“龙头”城市——上海，对周边地区所产生的强力辐射带动作用。苏州临近上海，且到上海的交通建设优于100km辐射圈内其他城市，同时苏州还坐拥内陆河核心港口的区位优势，这些都让苏州成为国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首选地。![]()
必须要提到的一点是——苏州没有机场！苏州没有机场！苏州没有机场！这在全国的经济强市中十分罕见，究其原因，是周边的无锡、上海的机场已经承担了大部分运输功能，苏州早期吃尽了红利，再以机场进行同质化竞争的意义已经不大。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红利，也促使苏州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助推本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苏州在早期城市定位上，提出“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实行错位发展”；发展过程中在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中主动抢跑；发展规划上高标准高起点借鉴新加坡园区经验，在工业园区建设中在国内首次提出并推行“先规划后建设、无规划不开发；规划即法、执行到底”原则。苏州工业园区如今则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还正逐步向海外推广经验。被山东省定位为“强龙头”的青岛（而济南被定位为“强省会”），同样也具有相当强的区位优势。青岛坐拥青岛港，此港港阔水深、不冻不淤，是我国北方地区的天然良港，成为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先天优势。放眼整个北方，青岛的枢纽地位“独一份”，是整个黄河流域最便捷的“出海口”，经济腹地往后延伸上千公里，远如河南、陕西，这两省也有65%以上的出口货物在青岛港出海，航线密度稳居中国北方港口第一位。政策方面，其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三市中，仅有青岛和深圳一样，是5个“计划单列市”之一，而获得这个头衔最大的好处有这么几点：（1）“计划单列市”不需或少量向省级上缴财税，拥有更多资金可供支配，有利于城市经济建设；（2）有更大决策自主权，在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人口等方面有优势；（3）城市政治地位高，具有半直辖市特征，能获得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简单来说，就是“计划单列市”往往有更多的财政资金留给自身发展，在政策制定上有更多自主权，这都解释了为何这些城市的发展往往要比省会城市迈的步子要更大一些。但这并不代表一切，苏州就是最佳案例。由于复杂历史、政治、地理等种种因素，苏州在最初的评选中并没有被评定为“计划单列市”，这对其而言可能是错失了机遇，但对于苏北地区的区域均衡发展却有重要意义。如今的经济发展成果也证明，苏州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