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拉太丨敦煌古藏文文献所见河陇西域等地历史地名考释

内容摘要：吐蕃对河陇西域等地的长时间统治，使具有特殊意义的古藏文河陇西域地名不断涌现，形成了与吐蕃本土地名有别而又有内在联系的新的地名系统。经过长期的统治与治理，河陇西域等地出现许多被吐蕃化的地名，除了较多新命名的地名外，还出现相当数量的译成藏语的原始地名。这些地名基本形成了吐蕃在河陇西域的特殊地名文化，对吐蕃统治时期西域历史地理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唐境内爆发安史之乱，唐朝从河陇西域等地抽调大批军力东向赴援。长期与唐朝争夺河陇西域的吐蕃乘隙而入，先后攻占原属唐朝的广大区域，到广德元年(763年)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到贞元七年(791年)，又抢占了唐河西诸州。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又开始大举进攻西域。自756年至公元9世纪初，唐朝辖地秦州、渭州、成州、洮州、岷州、兰州、鄯州、廓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北庭、于阗、安西等地先后被吐蕃攻陷，[1]从此以来，河陇西域等地基本成为吐蕃实际控制区。从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进据河陇等地算起，到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退出河陇地区时至，吐蕃在该地区的统治长达百年之久。吐蕃控制这一广大区域后，先后制定一系列军政制度，划分不同层次的军事统治区域，强有力地统治河陇西域等地，使这些地方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被吐蕃化。

吐蕃在河陇西域等地不仅推行与本土基本相同的政治措施，而且在其他领域如文化、语言、宗教等软实力方面也积极推行同化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长时间的一体化过程中，吐蕃语言文化对河陇西域实际控制区产生很大影响，藏语作为官方语言也在继续推行，宗教文化的互动影响更为深入。在此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的古藏语河陇西域地名不断涌现，形成了与吐蕃本土地名有别而又有内在联系的新的地名系统。吐蕃统治时期河陇西域等地地名不仅是吐蕃与该区域间发生多层互动关系的有力佐证，而且是研究吐蕃在该区域创设军政建制，编创新的军民组织，计口授田的重要依据。

这里所指河陇西域等地，是指吐蕃统治下的瓜州、沙州、肃州、甘州、河州、凉州、鄯州等河陇地区和西州、伊州、于阗、疏勒、大小罗布、大小勃律、安西等地区。

古藏文文献所见吐蕃统治时期河陇西域等地地名较多，且大多以原名音译为主，与吐蕃本土地名形成鲜明的对比。河陇西域等地居住着诸多古代族群，有于阗人、吐谷浑人、汉人、回鹘人、突厥人、粟特人等，民族关系复杂，历史沿革迥异。不同族群生活区域有不同的地名文化，又因政权更迭及民族迁徙等原因使这些地名发生多次变化，难以对认。古藏文河陇西域等地地名正是反映这种现象，其中大部分地名随着历史记忆的模糊而无法考证，有的则以其他民族语言地名所取代，只有少量地名能与古代汉文文献等所载地名相互印证。

下述地名是古藏文河陇西域等地地名中的极少数部分，且多数为当今学界争议性较强的古藏文地名，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这些地名包含了诸多重要的历史地理信息，是河陇西域等地古代民族关系史及民族历史地理演变的活化石，故一一罗列考证，供参考。

“yu lim”这一地名出现于敦煌藏文文书P.T.997号写卷《yu lim gtsug lag khang la rkyen gyi vbang sogs gtad pvi thang yig dang rtsis tho》(《榆林寺之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之清册》)中，[2]其中还有“瓜州河西”、“瓜州属民”等具有重要信息的词语。“瓜州河西”应为“河西瓜州”，从上下文推断，“yu lim”当在河西瓜州境内不误。吐蕃统治时期的瓜州盛行佛教，建有多座寺庙，享誉国内外的佛教艺术殿堂榆林窟也位于此地。虽然目前所能见到只是洞窟形式的遗址，但无可否认当年肯定建有规模不小的多座寺庙，从而藏文文献就出现了“yu lim gtsug lag khang”(榆林庙)。“yu lim”为汉文“榆林”的音译。榆林窟位于甘肃安西县西南的榆林河(踏实河)两岸，“榆林寺”也应该在此范围内某处。或者，藏文文献所见之“榆林寺”泛指榆林窟。

榆林窟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西南76公里处，与敦煌莫高窟有着密切的关系，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姊妹窟”。石窟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东西两岸的砾岩层断崖上，东崖30窟，西崖11窟，东西相距100多米。从洞窟的形制和壁画推断，现存洞窟最早开凿于初唐(618—704年)，历经唐、五代、北宋、回鹘、西夏陆续建造，终于元代。现存壁画一千多平方米，彩塑一百多座。吐蕃统治该地后，又建造多处洞窟，目前能够辨认的就有25处洞窟。[3]

有人认为“vgu log sgang”(格鲁冈)与今青海“果洛”(mgo log)地名读音相似，进而断定此地名为“mgo log”的最初写法。据汉文史料记载当年唐蕃战争的地点分析，[4]“格鲁冈”不应是今青海境内的果洛，而极有可能是唐境内之“灵武”。灵武在今宁夏境内，今宁夏中卫及其周边地区为古时之灵武。

古藏文“leng cu”为“凉州”之音译，“mkhar tsan”(音译为“卡尔赞”)有难攻城堡(坚城)之意，为凉州城之修饰语。这种修饰语一般冠以军事城堡要塞，除了凉州外，冠名“mkhar tsan”的地名还有牛头城(mkhar tsan ba mgo，卡尔赞巴郭)。

凉州为古代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重镇，从广义上讲，其地域很大，几乎包括了整个河西。古藏文文献所见“凉州”为唐代凉州区域，谓“武威郡”，下辖姑臧、神鸟、昌松、天宝、嘉麟五县，其中心在姑臧。唐中叶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占凉州，开始在此地进行有效统治近百年之多。吐蕃赞普王朝崩溃后，凉州由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收复(咸通二年，即861年)。 唐末至五代初，原吐蕃王朝在凉州地区的残余势力逐渐增强，称霸凉州，建立起地方政权“六谷蕃部”，与“宗喀王朝”(角厮啰政权)成为分裂割据时期藏族在甘青地区两大地方政权，对后期安多藏区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40、《通典》卷174均把凉州治所称作“姑臧”。从语音学角度分析，乍看“mkhar tsan”应为凉州古称“姑臧”的对音，但其实不然。哈密顿讲“姑臧”一名“很可能是起源于非汉文”，[5]杨铭等也认为“姑臧”系月氏语。[6]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凉州一带早有藏系羌人活动，与此地有关的地名语言也应为古羌语(古藏语)。查阅藏文文献，凉州、天祝一带古代藏族为“vgu tshang”氏后裔，“vgu tshang”与“姑臧”语音不但语音相近，藏文文献所见“vgu tshang”之生活区域也与“姑臧”基本吻合。故，“姑臧”应系古藏语地名，因古代藏族“姑臧”氏人长期居住而得此名。“姑臧”在突厥文作“Kācin”[7]，与古藏文“vgu tshang”语音非常相近，突厥语“Kācin”很有可能来自古代藏语。至于“mkhar tsan”，即是后来吐蕃攻占凉州后对凉州城的称呼，其出现时间晚于“vgu tsh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89号记载吐蕃在“mkhar tsan”设有“坚城之大军政区域”(mkhar tsan khrom chen po)的情况。杨铭先生认为吐蕃在凉州设置的“冲木”(khrom chen po)统领四个千户，即：吐蕃、孙波、吐谷浑、通颊四个部落。[8]但笔者发现P.T.1089号出现的这些族名并非指四个千户，而只能理解为凉州大军政区域境内所居住的不同族体。因该文书同样出现“万户长”这一官职名称，对相关藏文文书进行对比，一般“冲木”军政机构的最高官员茹长辖下有万户长、守备长、节儿、千户长等官吏。可见设置于凉州的军政机构辖区不但有千户建制，还有更高一级的万户建制。

古藏文地名“tshal byi”见于米兰及麻札塔克出土的藏文木简。藏汉文献作对比可知古藏文地名“tshal byi”为“萨毗”，其地在今若羌东南的阿雅格库木库勒。[9]敦煌地理文书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萨毗曰：“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此记是隋末唐初的事，7世纪后半叶起，萨毗成为吐蕃、吐谷浑进出西域的孔道。

有关古藏文地名“tshal byi”的来源有不同的解释。王尧、陈践认为“tshal byi”是疏勒和毗沙的合并简称，被吐蕃攻占后，在这一地区设立合并以后的军镇，名为“tshal byi”。[10]黄盛璋提出古藏文地名“tshal byi”与于阗文“ysba”、汉文“萨毗”均来自“苏毗”，亦即佉卢文“supi”，也是藏文之“sum pa”。[11]杨铭认为“tshal byi”源自于吐谷浑语，而吐谷浑又出自鲜卑，故把此地名原始语言看做鲜卑语，即为“鲜卑”(＊sai bi)一词。[12]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恐难成立：因为在《隋书·地理志》已经出现“萨毗”一名的记载来看，第一种观点显然不够成立；而第二种观点“tshal byi”为“苏毗”之说，也无文献依据，“苏毗”在古藏文只作“sum pa”而从未称作“tshal byi”。对于杨铭的说法，笔者也持谨慎态度，鲜卑作为族名在吐蕃统治西域时期完全被弃用，有关吐谷浑的古藏文记载也从未出现与“鲜卑”发音相近的词语，更不用说“tshal byi”作为西域地名载于史册。

结合古藏文有关“tshal byi”地名的文书，可知该地驻扎吐蕃本土派来的官吏及军队，信件来往频繁。一份米兰出土的简牍对了解萨毗有很大的帮助，木简xli，0013号曰：“任命萨毗之茹本”，“茹本”(ru dpon)在吐蕃本土指的是各翼(茹)翼长外，在吐蕃控制的河陇西域等地，是作为“大军政区域”(khrom chen po)的最高行政长官出现在各类文书中。①既然在河陇西域地区“茹本”为“大军政区域”之最高长官，那么据上引“萨毗”有任命茹本的记载能断定此地也应是吐蕃在西域的一个大军政区域。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吐蕃在西域取得完全控制权后，于鄯善设置“大军政区域”(khrom chen po)，因治所设在萨毗，故出现“萨毗之茹本”的记载。

有关“khri bshos”的地理位置及相应汉文名称在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将《编年史》676年条所载之“至鼠年，夏。… …论赞悉若领兵赴突厥，复设墩布赤雪(khri bshos)大军政区域”[13]的“khri bshos”比定为青海湖，因青海湖在藏语又作“khri shor rgyal mo”或“khri gshog rgyal mo”，与古藏文“khri bshos”音近。[14]但上述引文明确记载“khri bshos”在西域突厥境内而不在青海一带，“khri bshos”不可能是青海湖周边地区，更何况此时已经出现青海的藏语地名“mtsho snon po”。又如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和王小甫先生认为“khri bshos”极有可能是指疏勒镇，说《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所载之“佉沙国”与藏文地名“khri bshos”同源。[15]

从古代藏汉文献史料进行比对互补研究可知，古藏文地名“khri bshos”为西域焉耆的可能性很大。675年“突厥地方有内乱”，[16]吐蕃随即派兵赴突厥境内，在突厥某处重新设立“khri bshos”大军政区域。焉耆在当时为突厥所属，藏语“khri bshos”与突厥语之焉耆名“Ğalïš”也基本相同，作为军事重镇，在焉耆设大军政区域的可能性很大。后因唐朝势力强大，焉耆又被唐军收复，直至公元8世纪中后期，焉耆重新被吐蕃所破。焉耆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乌耆”、“乌夷”、“俉夷”、“乌缠”、“阿耆尼”、“亿尼”、“乌袛”等均是指焉耆。伯希和说在中世纪末，突厥语称焉耆为“Ğalïš”。[17]实际上，“Ğalïš”为《水经注》中的“积梨”，在龟兹之东，与焉耆相近。

焉耆国，西域三十六古国之一，大致位于今新疆焉耆县境东，是一个绿洲农耕生活形态的古代城郭。据新旧《唐书》记载，[18]焉耆东至高昌，西接龟兹，北与乌孙相邻，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哈喇沙尔。唐朝时期，焉耆为西域诸族中势力较为弱小的部族，其国王姓龙，名突骑支，常受西突厥驱使。644年，唐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讨伐焉耆，平定之，自此臣属于唐。到了唐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755年~762年)，唐对西域的控制力直线下降，吐蕃趁机攻占西域大部地区，其中包括焉耆。不久，吐蕃与回鹘战于北庭，双方势均力敌，西域北部地区被回鹘所控制，回鹘与吐蕃在西域北道相持不下，焉耆遂归属漠北回鹘汗国，国王与回鹘族官吏共同执政。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人进入焉耆国，成为实际统治者，焉耆龙姓王朝终结，王族逃往河西一带。

古藏文文献把“gu zan”全称为“dru gu gu zan”，意为突厥之古先，将“gu zan”看做突厥地区的一地名。该地名见于古藏文《编年史》，曰：“至猪年，赞普驻于年噶尔。论钦陵引兵至突厥古先之地。”[19]

也有学者将古藏文西域地名“gu zan”考证为《新唐书》所记于阗西200里的“固城”。[20]“固城”在和田西皮山东境之藏桂(装桂牙)一带，藏桂正处于从赛图拉沿桑株河往北之交通线上，此地还发现考古遗址，考古学家把其考定为固城之地。[21]唐代前期，这一区域曾设有古城镇、吉良镇、皮山镇等军事重镇，是专门防范吐蕃进袭，但后来吐蕃进发西域时，此地首当其冲，成为吐蕃的实际控制区。

学术界一般把“gu zan”比定为新疆库车，库车为古代龟兹之地，亦作“鸠兹”，唐移安西都督府于此，故称又作“安西”。元明史籍中把“gu zan”称作“苦先”(kusan)、“苦叉”(kucha)或“曲先”，“曲先”是龟兹的异译。[22]

从汉文史料可知，龟兹东接焉耆，南邻于阗，西至疏勒，是西域四镇之一。从现在地理位置看，库车及“古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西部，阿克苏地区之东部，天山中段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库车东与轮台县交界，南与沙雅县相连，西与新和县、拜城县接壤，北部与和静县毗邻。

上述《编年史》中论钦陵引兵赴突厥“古先”之事，应该与汉文史书中记载垂拱中吐蕃陷龟兹等有关。

“ne smel”一名出现于《唐蕃会盟碑》，载“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密等”[23]。“ne smel”在P.T.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又作“ba smel”，[24]是为汉文文献中的“拔悉密”。

拔悉密，亦作“拔悉弥”、“弊刺”。为突厥部落，又被视为唐代回纥族外九部之一，初游牧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护堡子)，后迁至鄂尔浑河流域放牧。隋末唐初，拔悉密人迁往阿尔泰山一带生活。拔悉密早期被突厥所征服，后来与葛逻禄、回纥一起反抗突厥的统治。据史籍记载，734年后突厥内乱，拔悉密与回纥、葛逻禄乘机独立。 天宝初年，三部又联合攻杀后突厥可汗，在别失八里一带建立汗国，立拔悉密首领阿史那施结为可汗，回纥和葛逻禄部首领任左右叶护，疆域东至室韦，西邻突骑施。次年，擒杀突厥余众首领乌苏米施可汗，但其汗国只存了三年。不久，拔悉密受回纥及葛逻禄联合进攻，[25]天宝三年即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攻杀阿史那施，征服拔悉蜜，使其成为回纥的“客部”，逐渐并于回纥。

金山在古藏文文献作“nam ri”或“nam ri lha zhol”，“nam ri”应为金山之名，而“nam ri lha zhol”可直译为“金山之下”(或似为汉文文献出现之“金山之阳”)。

目前为止，学术界一般将“金山”理解为阿尔泰山。唐代以前，天山常以“金微山”、“金山”、“金婆岭”、“金莎岭”、“金婆山”、“金岭”、“金莎山”、“白山”、“贪汗山”、“阿羯田山”等名出现于史册。从目前所能掌握的各类史籍综合分析，把“金山”理解为阿尔泰山[26]或阿尔泰山脉[27]不确，“金山”应指天山博格达峰。

在古藏文，“nam”也可写作“gnam”，为天之意，“ri”为山，合译作“天山”。从“天山”意译成藏文的地名“nam ri”也可推断，金山应为天山而非阿尔泰山。“金山”一词在历史上用来指称的地区则有所不同。两汉至唐宋“金山之阳”之“金山”为天山，天山“之阳”即吐鲁番盆地。今有诸多学者笼统地认为“金山”、“阴山”指阿尔泰山脉，实为不妥。据汉文史料推断，唐宋之前“金山”应是天山山脉，指称阿尔泰山山脉的“金山”则是蒙元以后的情况，不能把前后所指地区混为一谈。

天山在希腊文史料中也被称作“金山”或“埃克塔克山”。“埃克塔克山”即为《新唐书·龟兹传》所载“阿羯天山，亦曰白山”。“阿羯田”为“埃克塔克”，皆为突厥语的音译，“白山”是其意译，指龟兹北部之天山。“金山”应是对印欧语“Tūnis”的翻译，“阿羯田山”、“白山”是对突厥语的翻译。[28]

这里所出现的地名“lung”见于P.T.1287号写卷《赞普世系》赤松德赞条。该书在记述赤松德赞时期扩张战争时曰：“章·结扎勒息领兵至上部之牟勇御敌，龙之国王弄郭(lung gi rgyal po nung kog)辖地以下被收为属民。”[29]从中可知，“龙之国”在上部，即在西域范围内，古藏文文书一般谈及西域时常用“stod phyogs”(上部之意)来通称之。之前，有人将“lung”被考证为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当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地区之音译，[30]但该文书紧接上述云：“韦·赞热尔多禄等人进兵坚城(凉州)以上地区，攻陷十八座城堡，拔掉多尔布，悉数收为属民，疆域扩展，陇山山脉(long shan la ryhud)以上尽入赞普之手。”[31]如果“lung”为“陇右”或“陇山”之音译，不可能以“龙之国弄郭辖地以下”和“陇山山脉以上” 的不同形式出现在同一文书中。从上下文内容能够明确的是，“lung gi rgyal po”在上部西域，“longshan la ryhud”在东北部陇右地区。另外，虽然语音稍有相近之处，但两者的藏文写法完全不同，尤其在古代吐蕃“lung”和“long”的读音也并不一致。故“lung”作为“陇右”的音译之说不足信服。

遗憾的是，藏文文献没有具体指出“龙”这一地区在何方。查找敦煌汉文文书中有关与藏文地名“lung”相关的内容发现，“龙家”很可能是“lung”之汉文称谓。

“龙家”一名在汉文正史中唯一记载者为《新五代史》，其中曰：“又有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纥小异。”[32]该书认为“龙家”与回鹘有密切关系，甚至称“龙家为回鹘别族”。但从其他汉文史料得知，“龙家”不能与回鹘完全等同起来解释。据文献记载，中和四年(884年)甘州回鹘开始攻打甘州，在“甘州左右捉道打劫”。而在回鹘进入甘州建立政权之前，龙家就已进占甘州，自称“龙家”，称其王为“龙王”。由此可知，“龙家”或“龙王”在回鹘进入甘州之前已经存在。如果藏文文献中的“lung”为“龙家”，就更能证明“龙家”与回鹘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敦煌藏文P.T.1287号写卷《赞普世系》赤松德赞条中的“lung”与汉史中“龙家”是同一部落政权的不同民族语言称谓，但不能与甘州“龙家”混为一谈。因为《赞普世系》成书时间早于8世纪中叶，并且其中所记之“龙之国”是赤松德赞时期的国名，也就是公元8世纪末之前的“龙”。而《新五代史》中所记述的甘州之“龙家”是公元9世纪后期的情况。那么，与藏文地名“lung”相对应的“龙”应该指什么呢？这就从公元8~9世纪西域民族史中找出答案。

在西域，与“龙”有密切关系者为焉耆。焉耆王姓“龙”，住在焉耆城的即是王族，“龙家”是王族部落的专称，不指一般焉耆人。所以，焉耆王也称“龙王”。焉耆灭亡后，本地焉耆人大多仍当留于本地，出亡者主要为焉耆王家贵族，焉耆王率王族东迁至河西地区，占据甘州。逃到河西甘州的焉耆王家贵族仍然沿用“龙王”的称呼，因此，在后期文献中出现甘州之焉耆王称为“龙王”的记载，史料中“龙家”或“龙部落”就是焉耆王族部落。S.376敦煌写本光启《沙州地志》也载：“龙部落本焉耆，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战斗，皆禀皇化”。 除此条称“龙部落”外，其他文书皆称“龙家”。②如此，“家”相当于部落，但非一般部落，有特定含义“家”，指的是焉耆王家部族，“龙家”是其自称，特称为“家”，表示为王家部族，“龙部落”应为汉人所称。

焉耆原为河西祁连山一个支脉之山地名，《汉书·匈奴传》称元封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逾焉耆山千余里”。焉耆山在《史记·匈奴传》《骠骑将军传》，以及《汉书·霍去病传》都作“焉支山”。“焉耆”、“焉支”同名异写，其山为祁连山一支，属甘州。为“焉耆”国之名就是大月氏西迁至焉耆绿洲建国，带去为同名。焉耆亡后，王率领龙家，最后到甘州，在此地称为“龙王”。

既然P.T.1287号写卷《赞普世系》赤松德赞条中的“lung”不能与甘州之“龙家”完全对等起来，那么藏文文献所见之“lung”应该是“龙族”未迁至河西之前焉耆王族的称呼，“龙之国”为焉耆国，“弄郭”为赤松德赞时期焉耆国王名。这样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P.T.1287号写卷中有关“龙”的内容了，“龙之国王弄郭辖地以下被收为属民”可解读为“焉耆国弄郭王辖地以下西域东南部及河西地区被收为吐蕃己有。”焉耆以下地区成为吐蕃实际控制区的具体年代应该是吐蕃与回鹘于公元8世纪末在北庭为中心展开的西域争夺战之后，虽然那次战役赢家为谁目前还有争论，但此后吐蕃占领北庭以南广大区域是不争的事实。焉耆位于当时吐蕃占领区北段，焉耆“以下被收为属民”正与事实相符。所以，笔者认为P.T.1287中的藏文地名或国名“lung”是半独立状态的焉耆国，其地域应与当时焉耆大体一致。

另外，在P.T.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中也有地名“lung”(载有“lung dor gyi dmag dpon”，直译为龙朵儿之将军)的记载，出现“lung dor”的特殊地名。

到目前为止研究情况来看，各家对“lung dor”讨论研究结果如下：

一是1980年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发表《沙州汉人为吐蕃编成二军团的年代与姑藏(mkhartsan)军团之位置》，将此文书重新译为日文。与此同时，他在《敦煌之历史》中《吐蕃支配时代》一章也予以节引，第一次将“lung dor”注为“小部族国？将军”(210页)。可见作者把“lung”认为小部族或国家，但下加问号，说明不知究为何一部族或国家，而仅提出一种推测。后来，他又在1981年发表《沙州汉人及通颊为吐蕃编成军团之时期》，把上述“小部族国？将军”改为“遗弃地区”(117页)，释lung为遗弃，dor为地区。

二是王尧与陈践教授参考山口瑞风观点，将P.T.1089号写卷重新用汉文译注，[33]其中把“lung dor”译为“陇道将军”。看来两位不同意“lung dor”为小部族国和遗弃地区，而将“lung”看做“陇”之音译，dor为政区“道”。

三是1990年荣新江教授在《通颊考》中将P.T.1089第36—43行即“凉州官阶位列”收入，此处照抄原文“lung dor gyi dmag pon”后加“小部将军”，未予以讨论。[34]

四是1993年杨铭教授除将此文书用汉文译注，并详细做了考证。[35]杨铭把“lung dor gyi dmag pon”译作“遗弃地区的将军”，除后加“将军”外，仍据山口瑞风之观点，将lung译为“遗弃”，dor为“地区”。

综上所述，现代学者们虽做了大量尝试性的研究，但仍未解释清楚“lung dor”为何物，皆系粗略，限于表面，尚未及底。

实际上，P.T.1089号《位阶状》“lung dor gyi dmag pon”之“lung”就是“龙”的对音，“dor”为部落或群体的意译，汉文史料中“龙家”为其自称。黄盛璋先生考证“lung dor”认为：“龙部落本焉耆人，所用为‘吐火罗语甲’，‘dor’也有可能为吐火罗语自称之名。‘dor’很可能不是吐蕃语，而是新疆焉耆语，即‘吐火罗语甲’的词。关于语言问题有待以后研究解决，但它是汉称家的对应词是肯定的。我反复从各方面考查Lng dor译为‘龙家’，有多方面证据，互证落实。lung确表龙部落，dor只能是家，与lung合一为lung dor，别无任何词能与部族 Lung/龙结合为一族称，表示位阶，所以唯一就是龙家。”[36]笔者赞同这种推测，因为这里出现的“lung”完全能断定是个地名，而其地名又与上述 P.T.1287 中的“lung”相同，均指焉耆王族“龙”。

不过，两件文书中“lung”的所指区域并不相同，P.T.1287号“lung”为西域北段之焉耆，而P.T.1089之“lung”是焉耆灭亡后其王族迁至河西甘州的“龙家”。“dor”很有可能是藏文“sde”的另一种称呼，“sde”在古藏语中是部落之意。在P.T.1287载有“拔掉多尔布(dor po)，悉数收为属民”，这里所出现的“dor po”疑似为“sde”之别称，吐蕃把周边地区较小地区性松散的部族政权均习称为“sde”。由此，“lung dor”是“龙之部落”或“龙之王族群体”的藏语说法，这样“龙家”自然与“lung dor”相对应了。

P.T.1263《蕃汉对译词表》用“lung rje”对应龙王，证明吐蕃文书不仅有龙王，而且确以“lung”对“龙”部落之名。石泰安曾于1951年发表《弭药与西夏》一文，已将“lung rje/龙王”与龙家联系起来解读，但“lung rje”是“龙王”而不是龙家。而伯希和1961年在《西藏古代史》中提出《词表》中“lung”对应为“龙”字，他按吐蕃译佛教名词的龙作“klu”来解释“lung”，认为藏文“lung”是“klu”的异写。对此做仔细推敲可知，藏文“klu”与“lung”在古藏文语法体系拼写规则中无法联系起来，也不见两者在字义上的任何关联性。从上面所考述的内容及《蕃汉对译词表》撰写年代进行对比可知，“lung rje”应该与P.T.1089中的“lung dor”联系起来研究，但两者所指内容不尽相同，“lung dor”为“龙家”，指东迁焉耆王族或其活动区域的名称，而“lung rje”是这一区域“龙人”之首领，也即是“龙王”。

光启《沙州地志》伊州下说：“我唐始置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大中四年(850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四十户居之，羌龙杂处，今约一千三百人。”这里所出“羌”应为吐蕃人，可见焉耆龙家东迁后，尤其是吐蕃王朝崩溃而无力顾及河西时，焉耆龙家在河西一地与吐蕃人杂处生活，逐渐融合于当地其他民族。敦煌汉文文书S.389《中和四年肃州防戍都呈归义军节度使状》，记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温末首令边充使，该文书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我龙家便和回鹘为一家，讨你温末”。从中确证龙家为其自称，他称之龙家皆根据其自称。也可知此时龙家与吐蕃遗留群体“温末”时有发生矛盾，龙家常常与回鹘一起对抗吐蕃残留在河西的部众。

对上述分析加以综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汉文文献所见之龙家本为焉耆人，“龙家”之“家”为其自称，相当于“部落”。

二是回鹘灭焉耆时，焉耆王率王室亲族东迁至河西甘州一带，自称“龙家”(lung dor)，其王称“龙王”(lung rje)。

三是焉耆王率龙家东迁河西是在吐蕃统治河西后期，吐蕃在河西的统治结束后，该地“龙家”也与吐蕃残留部众发生多维关系。

四是P.T.1287之“lung”对应“龙”，其中“lung gi rgyal po”为焉耆王，与河西甘州地区“龙家”之“龙王”有别。

五是吐蕃文书中“lung rje”为焉耆王率族东迁后的“龙王”。

“吐火罗”在藏文史料又作“tho gar”、“tho dkar”、“thod dkar”、“thod gar”。该地名出现于《编年史》662年条，曰：“狗年(662年)，赞普滞留于工域之佑，大论东赞于吐火罗(du gul)地方制定象雄之军政制度”[37]。按理讲，吐火罗不可能在象雄范围之内，但这里所指吐火罗并非是指吐火罗之主要族体生活区域或吐火罗国，而是指活动在象雄境内的吐火罗部分族人居住区域，是族名变为地名，但其地望不详。吐火罗与象雄相接，双方很早以前就有相互来往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象雄有吐火罗人的活动足迹是情理之中的事。

吐蕃时期吐火罗的有关情况在藏文文献很少见到，而汉文文书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魏书》载：“吐呼罗国，去代一万二千里。东至范阳，西至悉万斤国。中间相去二千里。……国中有蕃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汉楼河。”[38]之前一般把“蕃提”比定为“巴里赫”，张云认为此“蕃提”应为藏语“bod”的变译，怀疑其为“吐蕃城”，并进一步指出其位置约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 地区，《新唐书·地理志》所见之“播萨城”应与“蕃提城”是一非二，“播萨”即藏文“bod sa”(蕃人地方)。[39]可见，吐火罗与吐蕃西北象雄接壤，其军队在经略西域时曾远征过吐火罗。又据《大唐西域记》云：“出铁门之覩货逻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以此为据，吐火罗范围相当于今阿富汗北境。

成书于1820年的藏文史籍《世界广论》记载吐火罗曰：“突厥地东南方有吐火罗，……其地与阿里、巴尔迪斯坦等地非常相近，……小吐火罗位于吐蕃之北，曾被印度、汉唐、突厥、回鹘、吐蕃等强国所征服，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及《旃檀佛像志》等所见之于阗为小吐火罗。”[40]四世赞普活佛认为吐火罗有大小之分，并认为小吐火罗指的是古代之于阗。可能早期藏族人把于阗也看做吐火罗一部分，将其称作“小吐火罗”，“大吐火罗”应与汉文文献出现的“吐火罗”相当。

据苯教文献记载，在大食苯教与象雄苯教发生联系时，吐火罗人辛布巴瓦参与大食苯教传给象雄等藏区的活动。[41]从地理位置看，吐火罗与古代象雄毗邻，双方可能很早以前已发生某种关系。藏文史籍《乃巴教法史》也讲，在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期，李特斯与吐火罗译师罗森措两人来吐蕃传教，终无人知晓佛法而返回，临走时留下了几部佛教经典，[42]藏传佛教史家认为此乃吐蕃传佛之始。从这些记载看，吐火罗与早期藏族在很早以前已经有所接触，尤其在宗教文化方面接触甚多。瑞典学者斯文海丁(Sven Hedin)还说公元前157年，吐火罗民族生活在青海布伦格高(Bulungirgol)湖周边，后迁至西部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其祖先源自藏族。[43]如此说正确，吐火罗与古代象雄地区藏族间不仅有宗教文化的双向互动，在人种方面也似乎存在某种关系。

西域地名“shel chab”为汉文史书所载之“玉河”，在古藏文又作“shel chu”，玉河在今新疆于阗县东。“chab”和“chu”同义，在藏语均有水或河之意。

汉文史料对玉河有较为清晰的记载，如《魏书·西域传》载：“于阗国，… …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宋朝张世南《游宦记闻》曰：“… …玉河在国城外，源出昆山。 西流千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七里。”《新五代史》还记载于阗“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汉书·西域传》也说：“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源出焉，多玉石”。 所谓“河源”，是指和田河的上游源头，即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

从藏汉文献记载比对可知，玉河在藏文文献称作“shel chab”，源自昆仑山，到于阗牛头山分为三条支流，其中“白玉河”、“乌玉河”在吐蕃时期藏文史料应为“shel chab vog ma”(下玉河)、“shel chab gongma”(上玉河)，“绿玉河”称作“shel chab dbus”。在古藏文文书，上下玉河又合称为“shel cu ltag vog gnyis”[44“乌玉河”，即今新疆玉龙喀什河，“白玉河”，即今喀拉喀什河，“绿玉河”为今布朗其河，于阗城在白玉河与乌玉河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