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弦外之音—粤乐宗师吕文成》创作漫谈｜一封迟到的家书

2023年11月某天清晨，我一如过去的几十天从办公室走向剪辑室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幽暗的走廊里安静如常，四下无人，只听见我的脚步声砰砰作响。如果思考有声音，此刻，我那并不轻松的脑袋应是一台老旧机器发出的动静，缓慢、沉重，还有些许不甘的挣扎。它在不到50米的路程内试图厘清许多亟待解决却还没有答案的困惑。恍惚间，“弦外之音”四个字从混沌中跳将出来，让人不由得使劲儿晃了晃脑袋，希望自己清醒一些以便确认这个翩然而至的念头。我迅速默念了几遍，定定神，推开剪辑室的木门，走向那张自9月以来便形影不离的“专座”，尽量平静地对坐在我身旁的剪辑指导卢家强说：“那个，我又想了个片名。”“啥？”“弦外之音。”“嗯......”这次，他倒是不置可否。 

如果没记错，弦外之音，是这部纪录片的第十个名字。之前九个均被摄制组同伴以“你再想想？”“你确定吗？”“真的吗？”婉转地否定了。真是一颗又一颗柔软的钉子。 

“你觉得‘弦外之音’怎么样？”我继续问小强，“应该可以。”

我望向窗外，晨光已洒满对面的大楼。 

我始终记得那个普通的秋日早晨，记得磕磕绊绊的创作中短暂却难忘的快乐。 

通过演员的生动演绎

影片完成一次观众与历史的对话

120天走访中山、上海、香港、广州、杭州等地近 100位相关人士的密集调研，让我们逐渐从模糊中辨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走向。我们翻阅所有能查到的资料，捡拾起众说纷纭里的细节，抖落多年无人问津的尘埃，尝试拼凑、接近、还原吕文成的一生。我们想知道这位音乐天才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他是宗师？除了音乐，他还有什么？那些轻快的曲调背后，他的人生是否也有低谷？我们渴望穿过历史的迷雾触摸人物本身，我们奢望宗师的袈裟之下，让观众认识的吕先生是一位有快乐、有痛苦；有追求、有失落；有热情、有无奈；有挣扎、有普通人儿女情长的中国音乐家。 

今天看来，我们依赖已经找到的线索实现了部分诉求，不仅成为支撑影片的重要骨架，也为研究吕文成和广东音乐提供了一些新依据。我相信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它是一个国家、城市不可或缺的影像档案、音响档案，必然深远地影响着当下与未来。 

回首创作过程，我们每走一步尽管艰困却得到了许多人无私的相助，也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们找到通往答案之门的钥匙。 

香港是吕文成先生定居时间最长的城市，将近半个世纪。我们在此间花费的心思也最多，前后四次赴港调研拍摄。跑马地的成和道是吕先生晚年居住之地。距成和道的起点仅几步之遥便是著名的香港赛马场，听闻吕先生定居港岛后，偏爱跑马为闲暇消遣。然而时过境迁，老人家的确切住址如今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2023年3月，我们第一次爬上位于山坡上的成和道街尾勘景。摄影指导韩玮老师和李柯锋导演寻找合适的机位，我倚着街边护栏，用手机搜索一些关键词，试图在网络上找到有效信息。开始几个果然无功而返，但当我不抱任何希望输入“成和道 吕文成”时，一个链接闯入眼帘。那是一篇吴永泰先生的口述回忆，密密麻麻的章节里，他分享了许多广东音乐的掌故见闻，其中就有吕文成先生在成和道寓所发生的逸事。这个发现令人兴奋，我们旋即动用各种方法寻找这位隐匿于茫茫人海的资深乐迷吴先生。 

数月之后，当我们与吴永泰先生在香港见面时，他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讲述了更多与吕文成先生相识、交往的故事，包括在香港大会堂聆听吕先生音乐会的经历。1964年平安夜，当吴永泰在演出后台第一次见到偶像吕文成，他还是17岁的毛头小伙，如今已白发苍苍。吴永泰分享的那些宝贵的私人记忆成为影片重回历史现场的重要段落和情感依归，在尘封60年之后，第一次呈现于世人眼前。 

也许是巧合，半年之后，当我们正式拍摄成和道时，意想不到的收获再次降临。

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的拍摄时间总共是20天。由于签证和经费所限，无论拍摄是否完成，摄制组都必须在2023年9月15日离开香港返回中山。从创作之初，我们就在寻找吕先生的安息之所，可惜一无所获。据资料显示，吕先生长眠于香港，因此香港行程还有一项必要功课就是找到并拜谒吕先生，向老人家表达来自家乡的尊重与追念。9月14日，离开香港的前一天，我们决定最后到跑马地碰碰运气，尽管希望微乎其微。 

在之前的拍摄中，我们偶然发现距离成和道几百米处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个坟场，那里埋葬着杨衢云、何东等名人。吕先生会不会也在那里？我们之前的寻找难道舍近求远了？带着诸多疑问，14日早晨，我和韩玮老师、李柯锋导演走进墓园。那天，天空飘着细雨，刚进去不久便遇上正在打扫的工作人员，我们向她打听如何能查询此处的墓主身份，她指了指右前方，示意到那里询问。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我们找到了隐蔽在桥下毫不起眼的专门办理身后事的政府机构。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查询到一位同名同姓的先生，年纪也相仿，不过，他同样无法确定这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位吕文成。

从政府机构出来，已近午后，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乌云飘荡在港岛高耸的楼群间，一阵海风吹过，好像要吹散香江的往事。我又仔细看了看手中那张抄录了地址的盈掌大小的薄薄纸片，伤感、紧张、疑虑......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充斥着心头，沉甸甸的。在成和道附近的花店挑选了一捧鲜花，我们一行人便踏上充满未知的寻找之路。

香港道路狭窄，不过只要没有拥堵，车速向来飞快。巴士司机的车技过人，遇到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自然不必减速。当巴士急停，我们一行五人懵懂地站在山上某个岔路口时，雨已经停了。

山间空旷，人烟稀少，除了偶然疾驰而过的车辆，只剩漫天乌鸦呱噪的叫声。山路难行，兜兜转转，我和韩老师走在最前面探路，按照地址上的号码寻找、辨认。长长的通道一边是人间一边是天家，一个个编号之下，满墙远去的思念。靠近墙顶的一排有一块字迹斑驳的小小石碑，上面贴着一幅黑白照片，没错，就是那张熟悉的面孔，平静而略带笑意......

经过不懈努力

摄制组最终找到吕文成先生长眠之地

我们从带去的那捧花束里摘下两朵紫色雏菊插进石碑旁的小花瓶，站成一排向吕先生鞠躬。如今想来，那个下午，是我们离吕先生最近的一次。

如何呈现呢？这是《弦外之音》创作中思考最多的问题。从叙事结构、镜头设计、影像风格，到转场逻辑、剪辑思路、原创音乐......无一不希望突破自我，自由驰骋。说到底还是要讲一个怎样的故事以及怎么讲的问题。

人文历史题材总怕枯燥，也怕一味掉书袋子自得其乐而使人失去观看影片的耐心。我与李柯锋导演、摄影指导韩玮老师、剪辑指导卢家强组成创作小分队，几番激辩，决定以现实映照历史，辅之合理的历史想象结构故事，希冀弥补人物资料欠缺的先天不足，丰富影片的视觉感染力。

基于题材考虑，我们决定剧本先行。我们反复设计、论证剧本结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四块白板上经历着诞生、否定、重来的轮回。剧本先行，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调研的扎实与广度，而且更需要创作者想清楚再动手，克制冲动开机的同时，为之后的创作扫清了许多障碍，至少让摄制组面对复杂、不确定性极多甚至捉襟见肘的拍摄环境时，心中不慌，守住了创作底线。有此基础，我们方有余力捕捉现实拍摄中那些预想以外的故事，达到意料之外的效果。

上海，吕先生成长、成名之地，3岁从中山渡海而来，34岁才因战事辗转赴港。我们猜测吕先生最初的打算跟当时有能力避难的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是暂别此地，而并非资料显示的“永不返沪”。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闻名的大都市，最先感知国际潮流，也拥有最丰富多样的音乐环境，这里不仅启蒙了吕先生的音乐天赋，而且塑造了他的音乐品格。然而，吕先生在上海的经历记载不多，幼年、少年时期的尤为稀缺，大多是口耳相传道听途说。毋庸置疑的是，他自小深受江南丝竹的影响，代表作《平湖秋月》就是吸收江南丝竹《欢乐歌》的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因此，剧本中设计用一场江南丝竹的演奏来呈现吕先生经历过的音乐熏陶，同时展现上海的传统音乐风貌。这是影片关于上海的第一个大场景，重要性可想而知，但直到正式拍摄前，我们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拍摄环境和演奏团队。以防万一，我们重新设计并完成了第二种呈现方式的拍摄，可惜总归不那么完美。

7 月下旬，上海拍摄接近尾声，我们打听到始建于清朝的上海湖心亭茶楼在疫情前常有本地丝竹乐社表演，不知三年后是否恢复如初？辗转联系上茶楼负责人，又在他的牵线下找到当时每周二在此义务表演，由上海江南丝竹非遗传承人周峰老师带领的乐社。当得知是拍摄吕文成先生的纪录片时，周老师欣然应允，很快便协助摄制组完成了拍摄工作。 

影片中，湖心亭的场景最终呈现了40秒。当悠扬的江南丝竹在古朴的木质茶楼里响起，一种鲜明的地域格调跃然而出。我们又让上海部分的主要讲述者，高胡演奏家李肇芳老师以茶客身份在湖心亭出场，从影片开始便赋予他与主人公吕文成跨越时空的传承关系，实现以现实勾连历史的构想。

如果说，上海是影片所有创作意图的第一个试验场，每天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那么，拍摄任务最重的香港则用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我们体验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胶着。

拍摄香港的第6天，台风“苏拉”预警。香港天文台计划悬挂5年来的第一颗“十号风球”，以应对这场相当于16级的台风。“十号风球”生效前，地铁、电车、巴士、轮渡等公共交通绝大多数已停止运行，只剩零星的几家便利商店限时营业，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9月1日早晨，无风，阵雨，台风登陆之前总是异常平静。原定于当天拍摄的郑伟滔先生来电建议改日再约，我则必须决定摄制组趁势休整还是寻找机会继续拍摄。征求大家意见后，我们分头行动，一组人留守旅馆，储备面包、水等必要物资，整理拍摄素材;一组人从湾仔沿着平日电车行驶的轨道步行至中环，记录“苏拉”来临前的香港。

我相信这是为数不多的拍摄体验。

昨天还熙熙攘攘的城市，今朝只有鸽子信步街头，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交通信号灯的提示音回荡在中环空无一人的街道，变得格外清晰。趁着雨势还小，我们又从中环转战铜锣湾避风塘，拍摄因台风而停满港口的船只。将近7个小时的拍摄，我们切身感受“苏拉”的步步逼近。在俯瞰避风塘的大桥上拍摄最后一组镜头时，雨伞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透过历史的影像

影片探寻当时中国社会的流行音乐

后来的剪辑中，我们将这组台风来临前的画面加入描述抗战时期香港苦难遭遇的段落，利用现实情景烘托历史氛围，配合陈子晋老师吹奏的广东音乐《禅院钟声》，完成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充满情绪张力的呈现。

由于《弦外之音》没有解说词，主要依靠采访对象的讲述和广东音乐的代表作品推动影片叙事，这对于熟练使用解说词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我们来说极具挑战。直到后期剪辑阶段，关于影片是否加入解说词，我仍然举棋不定。今天来看，这个问题依旧值得探讨。我深知在一部资料不完整、细节不出挑的历史文献纪录片里放弃解说意味着两种结局，突破局限或是走向毁灭，而失败的可能性看起来要大得多。不使用解说词，让本身就有时间、环境等多重约束的创作空间又增加了好几重枷锁。

以拍摄为例，不仅追求画面的考究，而且要求摄影师除了考虑构图、角度，还要更多思考怎么丰富画面内涵让人感受到创作者的意图。老实说，重拍，重拍，再重拍，是这次拍摄中的家常便饭。影片中超过八成的镜头由韩玮老师完成。韩玮是一位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的资深摄影指导，工作态度认真沉稳，也一度因这种折磨而彻夜难眠。万幸的是，黎明终于到来。今天影片中呈现出的冷静、客观、艺术气息浓厚、颇具个人特色的镜头语言充分彰显着纪实影像独特的魅力，形成了写实与写意相得益彰的影像风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虽然搬演场景不多，摄制组上下也颇费了一番功夫。必须要承认的是，这是一个“抠门儿”的团队，本着物尽其用，少花一分是一分的原则，人人身兼数职。剪辑指导卢家强兼任道具、美术、演员......名堂众多，实则一人。影片中的重要道具皆由他设计完成。如幼年吕文成与父亲乘船离开家乡的场景，他利用 PVC 管、硬纸壳等随手可得的材料，仿照上世纪初的客轮制作出桅栏、舷窗等道具；在吕文成向司徒梦岩学习小提琴的场景中出现的“老式钢窗”，窗户上的“钢条”是黑卡纸制作而成；又如影片中那张被战火炸毁的唱片，则是选择了易碎的黑色石膏粉仿制唱盘，并利用废弃的木材边角料制作出用于碎裂唱盘的手动装置......这些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手工活儿为搬演的真实性与可视性增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参与的大多数演员都是职业音乐家，比如成年吕文成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青年高胡演奏家余乐夫先生，司徒梦岩的扮演者是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首席中提琴演奏家翁顺砚先生，他们深厚的音乐素养增加了影片的专业性。 

我们始终希望将上海、香港这两座吕文成生命中的重要城市，营造出既生活又诗意的质感，而不是蜻蜓点水千篇一律的视角。这要求我们拍摄城市空镜时，既要烟火人间，又要想方设法呈现韵味丰富的城市气质。我们因此为上海、香港等重要城市设计了统一的出场方式，让观众从江、河、海的行船中获得对它们的第一印象。这依据的是吕先生两次重要的人生变迁均是乘船出行的真实经历有感而发，也希望通过随着波浪起起伏伏而晃动的影像来隐喻他颠沛漂泊的半生。再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电车、天星小轮等也与吕先生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

我们努力地以浅薄的认知尽可能让影片的呈现丰富而流畅。今天来看，依旧有很多不完美，只好寄希望于下一部影片，得以弥补这些缺憾。

定居纽约的司徒达宏先生是我十分欣赏的著名唱片制作人。即便素未谋面，他对摄制组却是有求必应。由于拍摄方案临时调整，有两次是美国时间凌晨两三点，我鼓起勇气拨通司徒先生的电话，他几乎是第一时间接起，耐心聆听我的想法，回应我的疑问，从不因我的冒失而有所责怪。2023 年 10 月初，摄制组赴纽约拍摄，司徒先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无条件配合，令人大为感动。

香港的郑伟滔先生是目前研究吕文成最权威、收藏吕文成唱片最多的学者。每次到他的寓所，郑先生都会拿出最新整理的线索与我们分享，还把那些经年积累的平日不轻易示人的珍贵老唱片慷慨提供于我们拍摄。影片中使用的吕先生原版录音《步步高》《平湖秋月》《蕉石鸣琴》等均来自他的收藏。

还有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教授将多年积累的吕先生在澳门活动的资料提供影片使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研究中心执行总监陈子晋先生将著名瞽师杜焕演唱的南音《客途秋恨》版权无偿提供影片使用；中国广播艺术团张高翔团长、著名指挥家彭修文先生的女儿彭红女士、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均是百忙之中应允拍摄，他们的讲述丰富了影片关于《步步高》段落的呈现；上海的李肇芳先生和夫人每次都为摄制组精心准备可口的饭菜、点心、饮料，让人倍感温暖；偶然结识的李绍旭先生在与我们从未见面的情况下，将家中珍藏的8张吕文成先生的老唱片委托摄制组无偿捐赠给中山市博物馆......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萍水相逢时时萦绕于心，想来这些诚恳的盛情多半是因为吕先生和广东音乐的魅力，摄制组与有荣焉。

在留存的档案中

重新发现吕文成先生的身影

如果要问影片是否还有未竟之事？答案是肯定的。多方努力，我们依然无法联系上吕文成先生的女儿，定居美国洛杉矶年逾九旬的吕红女士。如果能听她谈谈父亲，谈谈乐坛往事，一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记录。

如果要问还想说些什么，那么，请看影片吧。我将它视作写给吕先生的，一封来自故乡的迟到多年的家书。

尺素寸心，愿以赤诚告慰吕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