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5年4月12日读毕《拷问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然后，我写了书评《“限价令”与法国大革命》，发表于《北京晨报》2015年8月2日A15版。
这本书不以理论串联历史，作者认为那样容易以偏概全，而是以问题解答读者的疑问，每个疑问的解答都建立在大量研究者（索引页历史学家有6页，137人）工作基础上。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权贵发起，打着“追求平等“的口号，却制造出更大的不平等，其只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拒绝传统，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经济需求，其唯一的影响是对后世的政治影响。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经济危机（价格、货币）是社会变革的开始。而没有权力或与权力不沾边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投机的信息的，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投机者。因此，变革往往是权贵中被排挤的权贵促动的。
《拷问法国大革命》这本书质疑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是意识形态，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经济危机才是导致大革命爆发和延续的关键原因。在阐释这个道理的过程中，作者的写作思路不同于基于理论、建立假设的实证研究，而更像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罗列事实，让道理自显。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是通过非常具有冲击力的问题将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的生活史、地域史、行业史进行整合，提出了比实证研究更为多样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为了活着，可以开启革命，同样也可以屠杀革命。
当时的法国处于农业社会，城市和农村生存依靠的主要是粮食，尤其是面包。但是，法国大革命前以路易十六为首的特权等级制度对解决“面包”问题束手无策，只有采取限制粮食供应价格的命令（简称“限价令”），这是压死它的最后一根稻草。革命者推翻了皇权专制后，也没有想到解决“面包”问题的方案，而是继续延用旧制度下的限价令等经济管制政策，结果大革命一步一步走进了恐怖统治。本文计划重新整合分散于《拷问法国大革命》中与“限价令”有关的内容，来看看限价令是怎么一步一步将法国引入了大革命，又怎样走上了恐怖统治的。
大革命“限价令”初试牛刀
大革命前的法国特权林立，矛盾重重。当时一方面，休谟、孟德斯鸠和吉本认为当时的法国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美好工作环境（第21页）。另一方面，1783年驻巴黎奥地利公使却说国王排斥贤才（第37页）。更为严重的是流浪文人在上流知识分子营造的文化环境下，缺少生存空间，他们对上流社会充满仇恨，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
上流社会的典型代表是杜尔哥，他于1727年出生于巴黎的贵族家庭，后学习神学，1751年放弃神学从政。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杜尔哥得到重用，任财政大臣。他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补救，政府保护消费者的措施是徒劳的。他在政治方面主张改革不可动摇绝对君权模式，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主张向地方议会授权。1774年至1776年间，他主持起草的《市政备忘录》将外省议会放到了最高位置，但是他认为这只会巩固君权而不会削弱君权（第37页）。这些施政思想为重农学派所吸收，从而充当了大革命前粮食危机的替死鬼。
下层社会的典型代表是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马拉，他是流浪文人的一员，他自认智慧可以与拉瓦锡、牛顿相比。但是，作为医生他没有病人光顾，作为作家他没法与上层社会的作家竞争。所以，从1789年开始，他开始投身于揭露大人物丑闻的新闻事业中，并且一步一步成长为大革命的领导者（第27页）。
但是，居大多数的法国下层人民，更欢迎马拉，而不是杜尔哥，因为马拉可以报道他们的心声。其实从18世纪60年代（路易十五统治后期）开始，巴黎的民众就在四处传播“粮食高价是国王或大臣有意为之，目的是消除财政赤字”的阴谋论（第83页）。但是当时的粮食还足以供应2600多万法国人，所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
1770年，各地粮食歉收开始成为常态。到了路易十六时期，粮食价格趋高更加严重，杜尔哥的自由贸易政策被高等法院派指责为饥荒阴谋（第86页）。在这一背景下，王室的救济政策左右摇摆，有时扮演家长的角色，有时又放任不管。民间骚乱不断，他们抱怨的主要是政府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放弃了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1788年，粮食歉收进一步加重成为粮灾。王室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将限制巴黎物价和保证面包供应作为第一要务，以赢得巴黎等城市市民的支持。
这就是大革命前的限价令，但是限价令并没有产生效果，原因是农民的利益受损，农民不会甘心情愿降价，他们可以选择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粮食供应进一步减少是必然的，面包的供应想增加也不可能。1789年7月14日，面包的价格达到了1770年以来的最高（第89页）。与此同时，召开的三级会议讨论的更多的是“如何镇压骚乱以及保护富人的财产”。这不但不是下层人民的诉求，还是镇压下层人民的借口。下层人民失去了耐心，开始参与大革命。自此以后，法国下层人民开始成为大革命的主角，他们和贵族之间主仆的亲密合作关系结束了。
大革命中“限价令”全面展开
1791年，大革命进行中的法国粮食收成一般，随之而来的是天气恶劣、通货肿胀、国际贸易中断，马赛的粮食进口受到影响，导致周边地区粮食价格大涨，投机者开始从中渔利，农民不愿意将手中白花花的粮食换成废纸一样的钞票（第146页）。
在历史上，没有权力或与权力不沾边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投机的信息的，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投机者。事实证明，法国大革命中的投机者也不例外，他们要么本身是属于大革命的参与者，要么和大革命的当权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吊诡的是当代的研究者发现投机行为减轻了粮食危机为法国人民带来的伤害。
1792年8月，饿着肚子的巴黎起义军占领了杜伊勒里宫，成立了国民公会，其中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代表人物，中间派平原派和右翼吉伦特派占主体，左翼山岳派人数相对较少。他们可能是因为限价令是旧制度的产物，或者是国民公会内部倡导自由贸易的人占多数，自由贸易政策在早期又得以推行。
1793年2月，生存问题再一次摆在巴黎民众面前，他们呼吁国民公会废除自由贸易。国公民会内部“忿激派”（以鲁和瓦尔莱为首）非常激进地鼓励穷人暴动和抢劫商店（第153页），希望通过满足穷人的需求来夺权。与此同时，法国在欧洲全面扩张，德国人建立反法同盟，准备寻找机会灭了法国；而国内反对大革命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内忧外患的联合作用，使国民公会改变了自由贸易政策。
事实上人民代表并没有要求限价，而只要求打击投机者。而导致国民公会将政策焦点转移的是战争。尤其是吉伦特派为首的右派领导的战争节节失利，使右派在国民公会中失去人心。为了挽回民心，4月国民公会创立救国委员会，由温和派丹东领导。该委员会将面临的形势提高到“人民战争”的高度，这提高了政府的权威，为限价令的实施奠定了政治基础。
7月，国民公会设立“惩治囤积专员”对付投机者，但是粮食危机没有得到缓解，进一步严重化。9月，为了恢复对城市和军队的供应，国民公会做出全面限价的决定，对39种必需品以及工资收入实施限制，后者直到十个月后才开始在巴黎推行（第178页）。
从本质上来说，大革命中的限价令的首要目的是满足战事需要。为了满足这个目的，大多数城市实行了配给制，建立了公共面包房，城市平民的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是限价令的买单者却是农民。一方面，官方限定的粮食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农民不愿意生产粮食；同时纸币又贬值，农民生产出来了粮食也不愿意销售给城市平民。国民公会为了赢得战争，对农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征缴粮食”措施。另一方面，战争征集了大量士兵，农村劳动力减少，工厂为了吸纳劳动力提高工资。国民公会也想法设法制止这种行为，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屡禁不止。
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农村经济的封闭性。这本书将这种经济形态描述为：“男子中有三分之二从事和父辈相同的工作，四分之三在父辈生活的地方成家立业，有超过十分之九的妇女在自己出生的地区结婚，她们中有70% 住在离自己出生地不超过10公里的地方”（第290页）。可见，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限价令”已经将农民逼上绝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限价令”改善了城市平民生活，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妇女并不高兴。国民公会下的政府推行反基督教政策，这破坏了旧制度下教会在饥荒年份扮演的救济角色，而政府又没有有效的救济措施。妇女一方面四处奔走，呼唤“限价令”。而等“限价令”真来了，那才是灾难的开始，妇女们连续排队几个小时后，却是空手而归。在1795年的大饥荒中，“共和国带给她们和儿女们的只有死亡，而富人们却在大吃大喝”（第311页）。妇女同志们愤怒了，她们成为大革命的坚定反对者，她们发起大型示威活动，走在示威队伍的前列（第310页），因为她们除了生命，已经无所畏惧。
可见，国民公会的“限价令”已经造就了一批亡命之徒，政府手中的筹码已经不多了。唯有寻找替死鬼，杀掉民怨沸腾的领导者，利用人民内部的怨气挑拨争斗，实行更为恐怖的统治，才可能维持下去。大革命已经正式沦为恐怖统治。
结语
正如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所讲的，权利的不对等，信息不透明，是贫困与饥荒问题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在两百多年前的“限价令”等经济管制政策，只不过再次注释了森的这个结论。“限价令”不只是加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权利不平等，还使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丧失了，贫困和饥荒必然成为常态。这也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发展到恐怖统治的关键原因。
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成都：商务印书馆，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