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王朝有着持续性认同
回纥（后改名为回鹘）是隋唐时期维吾尔先民的主体。9世纪中期，随着回鹘汗国的衰亡，西迁的回鹘人与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汉人、羌人等古代族群相互融合，形成了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特别是元明时期，大量蒙古、契丹人的融入对近代维吾尔族的成型具有重要的影响。
▲新疆哈密民间艺人在表演十二木卡姆。（韩连赟 摄）
维吾尔人最主要的一支祖先是回纥人，虽然经过不同民族、种族的长期融合，维吾尔族的东方审美情趣一直延续至今。在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维吾尔族大型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中，就有着许多赞美东方审美特征的唱词。
历史上，新疆各民族在国家、集体及个人身份认同方面与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大相径庭。封建王朝时期，中国人普遍认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掌握最高权力，其他人都是皇帝的子民。这一基本状况决定了新疆古代居民既不是西方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也不是神权意义上的教民。
▲《宋史·回鹘传》中记载的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王朝之间的“甥舅之谊”。（来源：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
历史上，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央王朝始终保持着持续认同。比如于阗王尉迟胜将王位让给弟弟尉迟曜，亲自率领于阗兵五千，到内地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
再如，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为“桃花石可汗”，即“中国汗”或“东方与中国之王”“东方与秦的国王”。成书于11世纪的著名历史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上秦为宋，中秦是契丹，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这些史实充分反映了当时新疆地区人们对中国的认同。
▲喀喇汗王朝的“桃花石可汗”钱币。（来源：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
即便到了清朝晚期，新疆人的身份认同和思维方式也与西方民族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这一点在清朝时期维吾尔学者毛拉木沙·赛拉米的《伊米德史》中有所体现。作者在谈及新疆少数民族时习惯于以地名称之，将南疆的少数民族称作为“七城”之人、“喀什人”、“和田人”等。
因此，用近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思维去阐释中国新疆古代的民族关系是不符合新疆历史事实的。
新疆文化具有鲜明的
中华文化特质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重要区域。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新疆各民族的语言、宗教乃至生产方式也在不断演变。新疆各民族文化纵然吸收借鉴了外来文化，但并未改变新疆各民族文化属于中华文化这一基本事实。
▲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始建于西汉，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成书于公元1069年的维吾尔古典文学著作《福乐智慧》“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书中含有大量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的箴言名句，“要仁爱为怀，保护人民”“优良的品德乃为善之本”“信义是处事为人之本”等思想，体现出它同儒家文化的紧密联系。
外来宗教在新疆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其中国化的过程。即使是对受宗教影响较深的喀喇汗王朝、叶尔羌汗国等地方政权来说，中华文化依然对其具有根性影响。在这些地方政权中，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大汗手中，而不是宗教特权人士手中。总体而言，在新疆各民族文化中都拥有着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
在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吐鲁番额敏和卓积极投身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作战中，被乾隆帝称之为“其心匪石，不可转移”。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柯尔克孜族民众从英吉沙尔起兵，反击阿古柏匪帮。1866年，阿古柏打着宗教的旗号侵入和阗，和阗军民拼死抵抗，5万多和阗军民惨死在阿古柏的屠刀之下。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各族群众夹道欢迎。清军进抵阿克苏，“城内缠回十数万，则皆守城以待官军”。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建议清朝政府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1884年，清朝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在新疆建省，取名“新疆”，意为“故土新归”。
▲左宗棠大军进疆途中的马车运输。（图片来源：人民网）
由“西域”到“新疆”这一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管辖的延续和深化。抗日战争期间，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在其创作的诗篇《中国》中写道：“中国！你瞧，我们就是这样驰骋在你的土地上，每一分钟都在保卫着你，争取你的未来！在世界上要建立起唯一的、崭新的、独立的新中国！”
（作者：司律，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END
中华文化在新疆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
真实中国的正确打开方式
考古证据不支持“藏族南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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