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0-4491.2014.04.012
理解中国城市的发展演变以及城市化进程，仅从单体城市的研究视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考察其与周围环境之间发生的物资、信息及能量的交换，分析各单位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一句话，就是需要将城市置于一个完整的区域城市体系中去理解。因此，展开对城市体系的探索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以抗战爆发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化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该区域城市系统渐趋确立的过程，得出结论认为，工业化是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变动的核心动力。
一、新增长极———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崛起
正如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的那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确立了近代中国轻纺工业基地、金融中心、交通运输枢纽和国内外贸易中心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一个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一个重要的变因就是《马关条约》为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开办土产加工型的工厂打开了绿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兴业时代”开始了。
“从那时以来，上海就出现制造业纷纷开张的局面”，至２０世纪初，上海已然从过去一个单纯的贸易场所，转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制造中心，“主要的工业可包括机器和造船工业、棉纺业和缫丝业”。外资工业充分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及劳动力，攫取巨额利润，不自觉地导入国际先进科学技术与新型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将上海城市经济进一步与国际资本运转啮合起来，不断改变着上海城市的经济结构。而华商工业亦步亦趋、悄然崛起，筚路蓝缕地发展起来。“各类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开设起来，厂址大多在公共租界西北区，沿苏州河的两岸……可以说，哪里有宽阔的通往江河的水道就会有工厂。”至抗战爆发，上海共有工厂５５２５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５０％，工业资本额占全国的４０％，工人数占全国的４３％，技术工人占全国的４０％。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作为工业中心，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聚集效应。“它似乎以滚雪球的气势发展成长，并且为它本身继续垄断整个政权或经济单位的任何新兴经济活动的最大份额”。“这座城市愈是在种类上和数量上支援更多的经济活动，它愈是对任何新型经济活动在那里集中更加有利”。于是，上海工业发展给上海埠际贸易带来了更大的变化。根据对上海洋货进口、洋货转口及土货进口、转口和出口的有关贸易额指标统计，１９２７年上海贸易总额比１８９４年的五倍还多。其间，土货进口和出口值基本上同贸易总额同步增长，土货转口额增长最为迅速，表明这一时期上海的工业，特别是机制棉纱、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发展较快，使上海输往各埠的商品数量大大增加。从２０世纪初到３０年代初，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由７．９亿元增至３５．１亿元。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半壁江山。根据统计，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间，上海对内贸易额约３倍于汉口，４倍于天津，５倍于广州，６倍于青岛。埠际贸易最大的１５个口岸中，除上海外，长江流域占７个，上海与这７个城市贸易量占总量的７０％以上。
金融与贸易如影随形。随着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大量金融机构和金融周转业务建立并发展起来，上海金融市场迅速活跃。工业时代来临前的上海金融业尽管由于贸易的扩大已相当繁荣，但随着上海贸易中心功能、上海工业技术力量的不断加强以及交通运输能力的进一步扩大，原在北方资力、规模均较大的中国、交通、盐业、金城、大陆、中国实业等银行的总行分别由北京、天津移至上海，资金集散能力进一步提高，据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统计，当时全国共有银行１６４家，总行设在上海的就有５８家，占３５％。当时全国各类金融资金合计为６８．３９亿法币，上海一地即占３２．７亿元，占４７．８％。上海５８家银行中，２８家在内地开设６２９个分支机构和数千个通汇点。这些都使得近代上海都市金融集聚功能更加强化，已然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之一。
此外，工业时代与前工业时代上海城市的差别还体现在城市自身规模和功能方面的各种变化，其中包括人口、商业组织和结构、商业运作模式、交通运输等方面。
就人口而言，至１８９５年为止，上海一直都是个纯粹的商业城市，人口从未超过５０万。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来临，为了维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在上海，劳动力的需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段更加迫切。上海人口迅速增长到３００万。
伴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城市商业更加繁荣。根据统计，１９０６年上海租界内商业企业有５０余个行业，共３１７７家。这些专业店号分工精细，几乎无所不有。而且，上海城市商业还受到进口和转口贸易的刺激，发展自成体系，上海的五金、百货、西药等行业即如是。比如１８９５－１９１３年，国内其他口岸的直接对外贸易额虽有所增长，但上海港进口五金仍占全国进口总量的６４％，转口贸易的比重仍在６０％以上。而周舜卿、祝大椿等大批富商基于高额利润，相继投资经营五金业。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０５年设在上海租界内的五金煤铁业行号已有９０家，成为沪上颇具实力的新兴商业行业。商业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还催生了不少新的商业交易方式。根据张仲礼、沈祖炜的分析，主要包括商业批发、产销结合、疋头拍卖、期货交易、商业邮购、报运等。通过这些交易手段，全国各地商品、资金、劳动力、生产资料得以顺利交易、流动。
“变革了的运输方式和交通方式”是不断拓展市场的重要“武器”。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之先行即是城市交通结构的近代化。如果说前工业化时期，轮船航运取代传统沙、帆船业是上海交通近代化的第一台阶，那么，伴随着工业化以来的铁路、公路及其他高科技交通的兴起，上海交通近代化跨上了第二台阶。辛亥前后，上海的铁路交通已可南到杭州，西达南京，北抵天津。公路建设上，由于江南水乡河道四通八达，上海内外贸易中所必须的土货历来依靠水运，所以公路运输发展相对较晚。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军工路１９１９年建成才揭开了近代上海公路史的序幕。此后，沪太路、上南路、上川路相继开通，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又开辟了省际公路，修筑了可达远郊的上松公路、青沪公路、沪南公路等，对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电讯事业方面，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电话、长途电话、有线电话、无线电报等事业相继创办，不仅与国内一些重要省市取得密切的信息联系，就是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市间的通讯联络也能瞬息即通。不仅如此，２０年代末，上海还开辟了与国内其他城市如南京、汉口、宜昌的空中航线。这样，与城市步入工业化大发展的同时，上海也跨入了水、陆、空、电立体交通时代。
二、长江三角洲上海周边中等经济城市的移型与换位
工业化带给新时代的不仅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变化，就是上海周边长江三角洲其他各类经济城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改变最大的莫过于苏南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
工业化以前的无锡原是隶属于常州府的一个小市镇，是当地重要的米码头、布码头，而南通则是苏北地区封闭落后的小县城。然而，随着１８９５年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展开，上海成长为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中心，而无锡、南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无锡工业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人口达到近１００万，仅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２１万之多。这些商人当时自成帮派，称“无锡帮”。他们以无锡为中心，北到江阴，南到宜兴，东至苏州，西达常州、南京，形成了一个苏南地区新的城乡商业网络。原先这一地区常熟、宜兴、金坛、江阴、溧阳等地的经济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曾围绕“八邑名都”的常州旋转。而无锡兴起后，不仅这些县，就连靖江、吴县以致武进的一部分经济活动都在无锡的引力和辐射下推展开来。无锡俨然成了围绕全国经济中心上海而运转的苏南地区经济中心了。因此，赵永良在考察了近代无锡农村集镇变迁后认为：“无锡是随着上海的勃兴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大的区域经济中心和小的区域中心及其卫星城镇的变迁发展史。”
而南通自大生纱厂建立以来，张謇大力建设交通事业以促进经济的发展。１９０１－１９０６年间，先后创办了大达、内河小轮公司、大达外江轮运公司、达通航业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及大达轮步公司等运输系统，建立了通沪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另外，还建立了天生港码头，开辟了南通县境各重要集镇和江苏北部如皋、海安、东台、盐城、阜宁、扬州、泰州、靖江、高邮、淮安、镇江等地连通的航线。这样，原来“闭塞之南通变成为四通八达之地”，成为连接沪宁及苏北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及苏北地区商品云集之地。一般来说，苏北商品常常是先运至南通，通过南通运往上海出口或内销，而运销苏北的外国或上海商品，也直接先运至南通，通过南通便利的水陆交通打入苏北市场。
工业化不仅给南通、无锡等中小城市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而且由此引发的国内外商业贸易的扩张也给原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的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带来了新的转机和变动。
就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渐被上海取代区域中心地位的苏州而言，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亦是非常巨大。前述上海开埠，使得苏州在经济上沦为海的附庸，徒使苏州父老慨叹“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固时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然而，苏州并未就此完全衰落，相反，在上海对外贸易的带动下，苏州丝茶商业出现了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如１８７３年苏州丝织品的出口量为绸缎５７７８匹、丝绸缎货８１４匹；１８８３年的出口量为绸缎８８０８匹、丝绸缎货２２１４匹；１８９３年的出口量为绸缎１４６１１匹、丝绸缎货３９４９匹，三十年内增加了数倍。
有人这样描述苏州丝织业的情形：“前清同治、光绪年间，纱缎业营业兴盛，年销六百余万元，其销路远至俄国、高丽、缅甸、印度等处。”这一转型表明，苏州经济已不可避免地由上海带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之中，苏州成了上海的卫星城市，成为江南地区的亚经济中心。苏州１８９６年开埠后第一次华洋贸易报告中有比较具体的分析：“本口丝货，本为天下第一，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迨自上海通商以来，轮船麇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虽本地富商不少，而上海皆设分铺。……现盘门外，日本商有开小轮局者，有开行开号者。泰西各商，均未开行。但恐洋商终不愿来此贸易，以各货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购办甚便，洋商之货来此，有何益耶！”此外，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促动下，作为苏州支柱经济的丝织手工业部门开始添置新式提花织机，使用电气动力，向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过渡。丝织品的销路不断扩大，绸缎庄贸易日兴，丝织产量增长迅速。仅盛泽所产各类绸缎年产量就达几十万匹至百万匹。苏州机器缫丝业也渐趋发展，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苏州已有３家机器缫丝厂。而且，除机器缫丝业以外，苏州还兴办了机器面粉业等新式工厂企业。至１９１１年为止，苏州已经拥有约１３个近代化的新式工厂企业，资本总额达１６５１１４１元，投资领域以棉纺、缫丝和面粉为主。根据１９１３年江苏各地工厂数占全国总数比重的有关统计，上海占１７．８４％，无锡占１．６９％，镇江占１．５５％，南通占１．２０％，而苏州亦占１．２０％，显然，苏州在江苏及全国近代工业发展中所占比例，在数量上仅次于上海、无锡、镇江，而三地在上海开埠前均落后于苏州经济的发展，这既反映出苏州近代化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苏州在新的江南城市格局中已经丧失主宰地位和一级核心城市的地位。
近代南京城市经济，同样置身于上海体系的巨大辐射与吸附范围之内，很多商品都来自上海或靠外国进口。尽管工业化兴起以来，南京工业渐成体系，然而，与苏南城市相比，南京近代工业发展并不是以轻工业为前导，而是重工业相对发达，这完全改变了南京原先作为江南丝绸区域中心的地位。而且，南京近代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低、产量少、质量差。除了国家投资创办的大型企业及少数民营企业外，大部分企业为过渡性工厂。据南京市社会局的调查统计，南京新式工业之工厂总数只约有３０家，资本总额约１２８０１００元。另外，比较南京与上海、天津、青岛、无锡、杭州、汉口、济南等城市的工业水平，南京工厂数仅占第四位；实际资本额２３０万，居最后一位，只相当于无锡的１３％；主要工业产品的产值居于末位，为杭州的８９％，无锡的１３．８％。与上海相比，愈往后来，上海发展势头愈为强劲，而南京则相对愈加缓慢，最终是无可奈何地成为深受上海影响、被上海左右的次一级的中心城市。正如时人评论，南京贸易活动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而且大部分经由上海的中国企业代理，“南京这个长江中部各省的行政中枢，政府部门所需的造币厂、兵工厂等均须通过上海的商号进行采购京与上海的商业联系异常紧密”。
近代杭州区域地位的变迁也非常显著，汪利平在研究近代杭州城市发展时注意到，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的阻碍，清政府只得发展海上交通运输。原先发挥着重要枢纽作用的杭州，区域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战争导致的人口骤减，已然走向了衰落。与之相对应，“得益于破坏杭州繁荣的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从过去的集市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市”。
尽管上海崛起后，杭州呈现出渐趋衰落的趋势，但在工业化来临之后，杭州民族工商业还是有所发展。杭州工业主要有缫丝业、丝织业、棉织业等２６大类，其中丝绸轻纺业占首要地位。自１９１２年以来，杭州相继成立了振兴绸厂、纬成缫丝厂、天章绸厂、震旦丝织厂等。１９２６年杭州全市织机数量达到１万台以上，成品内销东北、华北、广东，外销法国巴黎、里昂和南洋各地。至１９３６年，杭州绸厂有机坊４０００户，机车达１４７００台，年产绸货１１５０２５０匹，产值４１１６００９００元。然而，近代以来的杭州作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商业贸易在杭州经济占很大比重，其中服务性行业又占整个商业中的相当大比重。“在解放前的１１９１０户工商业中，工业仅２９０４户，占２４％左右；商业有９００６户，占７５％左右”。１９０８年５月，随着沪杭甬铁路建成通车，杭州与上海、宁波的交通更为便捷，货物往来更加繁忙，根据统计，１９３０年前后，洋货有日本的布匹、英美的火油、荷兰的红白糖等；国货有苏、皖的粮食，绍兴的酒，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纸，四川、两广的药材，金华、兰溪的火腿，严州、衢州的油类，萧山、绍兴的锡箔等，货物源源而来，每年交易约在千余万元以上。出口以丝绸为最，如杭缎、杭宁绸、杭罗纺等多分销于华南、华北各埠，销于洋庄尤多。茶叶为次，年约８００万元，多销洋庄，余则远销京、沪各埠。可见，杭州经济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上海的国际商贸体系之中。正如马寅初先生在论及杭州与上海的依赖关系时的精辟分析：“凡进出口贸易，多须经过上海，无论从南洋输入浙江之米，后又浙江运往南洋之丝绸，皆靠上海为集散地。杭州无直接与外洋往来的船舶，亦无直接与外洋往来之银行。故上海显然为吾国经济金融之中心点。全国经济，莫不赖上海之调剂，始能顺利进行。输入浙江之进口货，必须新往上海之银行帮同办理。”显然，杭州在长江三角洲仍然继续扮演着联系上海与东南各省及其经济腹地的区域中心市场的角色。
处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东南角的宁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进行对外贸易的地区之一。近代以前，在江南的商业史上，宁波就有“鱼盐粮食码头”之称。通过宁波港口的贸易，北号航线达东北、华北、青岛、营口一带，主要经营干果、大豆、食盐、食用油等；南号航线达福州、厦门一带，经营食糖、木材、水果等，而输出品主要是宁波当地土特产及转运各省的土货。其中，内地输入并转运的大宗货品有安徽和江西的绿茶，绍兴的平水茶、黄酒，杭嘉湖的丝绸、龙井茶、金华火腿等。便捷的水运条件、广阔的贸易腹地使得宁波成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东南地区除杭州以外的另一区域经济中心，而且还因此吸引了西方侵略者贪婪的目光，成为最先对外通商开放的口岸之一。
然而，出乎西方侵略者意料的是，宁波并未成为他们倾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的新市场。这主要是由于周边上海、温州、杭州等城市的通商开埠，抢占了宁波大部分的传统贸易腹地，如拥有更优越地理交通条件的上海，就迅速吸走了大量原先驻留宁波的国内外商是，“宁波之商业，遂移至上海”。先是原由宁波出口的杭嘉湖地区的生丝，在上海开埠后全部改道上海出口，继而是绍兴的绿茶也转由通过上海出口。宁波无奈成了一个向上海运送土产，从上海采购洋货的转输贸易港。而温州、杭州开埠后，温州进购洋货，不再经由宁波转输。原先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经由宁波的进出口贸易也被杭州港从中拦截。宁波港的转运功能大为减弱，进出口贸易急转直下，至１９世纪末，宁波贸易腹地日渐狭小，城乡经济发展也受到极大影响。社会经济各业发展受到制约，人才、资金外流严重，城市发展速度及规模不仅赶不上上海，甚至不及其他沿海沿江开埠城市。然而，工业化浪潮终究也席卷到了宁波地区，从１８８７年至１９１４年间，宁波相继新建近代化企业１８家，资本额达１８４．７万元，这些近代工业的创设，不仅为宁波港贸易中增加本地产品出口量奠定了基础，也促使宁波港“从缺乏本区域依托的农副产品转运港逐渐向以区域经济为依托的工商业贸易港转变”。
三、长江三角洲新城市体系的确立
商业化是城市化的启动引桥，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通往城市化国家彼岸的桥梁。综合前述对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其他中等经济城市发展变动的具体考察，我们不难总结出，尽管１８４０－１８９５年阶段长江三角洲新的城市体系发生重构，商业化成为其启动的动力源。但当民国时期新兴工业化浪潮开始席卷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各城市市场真正的体系化模式才正式确立。
在这个城市体系中，上海的龙头地位是勿庸置疑的，上海所以能够成长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长江三角洲甚至全中国的商贸、工业和金融中心，国内外贸易的扩张、工业化的兴起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都是十分重要的推动因素。这个在全国有着超前地位，“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既同内地、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联系十分密切，又直接同国际接轨”的近代国际大都市，城市经济集聚功能迅速增长，不仅在产销、融资、接纳、传导、辐射等方面对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打破了以前被局部分割的局面，使长江流域经济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作为上海直接经济腹地的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与上海通过发达的市场对周边地区和城市进行经济辐射与整合紧密相联。根据区域经济学“增长极”与“增长中心＂理论，民国时期的无锡、南通之所以成长为长江三角洲第二层级新的区域中心城市，乃是受到上海强烈辐射并与之发生经济互动关系的直接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从上海接受国际市场推销过来的棉纱、棉布等廉价工业品，同时将大批棉花、丝、茶等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往上海，形成了一种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间强有力的联动关系。随着两种不同层级城市间经济互动关系的加强以及无锡、南通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原先常州府治下的县城无锡，苏中地区贫困闭塞的小城镇南通迅速成长，一跃成为苏南、苏中地区新的产业中心、商业中心、信息中心。周边小城镇、乡村的经济活动，都围绕着这两个新的经济中心而旋转。于是，不同层级的城乡经济与上海经济一体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在长江三角洲，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庞大、完整、崭新的区域城市体系确立起来。在这个体系中，上海是第一层级的市场中心，无锡、南通等城市则成为依附于上海并受其经济辐射的第二层级市场，而那些围绕着无锡、南通等运转的小城镇、乡村则成为第三层级。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无锡、南通是因工业化兴起的城市典型，那么镇江、苏州、常州则是这期长江三角洲渐趋衰落的城市代表。衰落之因并不能归罪于工业化，而是因为新式交通的出现而导致的城市经济区位的变动。例如原为华东地区商业巨镇的镇江由于京汉、胶济两条铁路的先后通车，使得原先经由镇江转运的河南、山东的货物一半转向汉口，一半转由青岛。而津浦铁路的通车，南京又分占了不少商务，镇江的经济腹地最终萎缩得只剩下苏北一隅。苏州、常州的衰落则要归因于境内运河河道淤塞、变窄，机能丧失。原先因运河兴港的苏州，到了民国，已然被拥有江河海运功能而且腹地广阔的上海及有着良好水运、铁路运输能力的无锡所超越、取代。
长江三角洲浙江地区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的命运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工业化以来，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并未完全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家庭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二元经济并存，一度繁荣的城乡经济并不完全由现代机器工业所推动，更多是传统手工业以及由前近代继承和拓展下来的国际市场所带来。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息息相关。国际市场一旦不景气，城市经济立即会陷入一蹶不振的低谷。可以说，这些城市与上海紧密勾连，仍旧延续着工业化前期作为上海与浙江腹地商贸中转中心地位的命运。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市场中，不同层级的经济中心在经历了兴衰起伏的巨大变动后渐趋稳定下来。那些因工业化兴盛、经济区位优越的城市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区域中新的经济中心，周围不同层级的市镇、乡村也以新的网络形式整合起来，区域城市系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紧密的经济联系性与层次定位性，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干预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同一层级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例如同为长江三角洲中等经济城市的苏州、南通、无锡的企业之间、企业与钱庄之间就联系紧密。南通、无锡、常州三地工业发达，苏州钱庄主乐于投资三地企业获取利润，三地遂成为苏州钱庄放款的主要地区和对象。无锡工业兴衰对苏州影响非常大，苏州钱庄中一向都有“无（锡）常（州）一倒，性命难保”的说法。
另外，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还表现出功能综合的发展态势，与民国以前区域城市网络体系中城市功能单一、辐射能力差的状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尤其是长江三角洲龙头城市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区域新的增长极，与其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发展内外贸易，利用国内外资源，吸收国内外资金与技术，建设良好的城市交通运输、电讯通讯、市政基础、能源电力等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地推动城市活动主体———“上海人”的聪明才智、企业家精神，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因素密切相关。至今，这些城市发展的经验仍值得借鉴。
然而，尽管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体系相对于民国以前区域城市体系已有了相当明显的进步，却并不意味着这一区域城市体系就是一个健康和蓬勃发展的整体。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与民国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体系确立过程同步进行的，是该体系被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且，这个奠基于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的体系，根本无法与西方大机器生产形成的体系相抗衡。加上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主权遭到破坏，其结果是中国只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进行不平等的经济交往。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区域城市体系只能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吸纳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一个网络，而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这些中心城市，最终只能起到发达国家“抽水机”的作用，区域城市体系只是保持在低度、有限发展的程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