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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女孩,拼尽全力考上三本之后
文化
2024-09-13 18:41
北京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6
年前,我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家庭,随后父母南下打工,在城里买了房,又生下二女儿和小儿子。
从上帝视角来看,整个家庭已经搭上了一趟阶级跃升的列车,只有他们的大女儿是脱轨的一员。
没有天资的人如果没有教育托举,人生就是显而易见的困难。
文|海棠
编辑|王海燕
01
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开篇就写:“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我就常常想要放弃。
我出生于1998年冬天,湖南农村人,女性。我的父母在生下我以后,便南下打工,进了制衣厂,花了近二十年,从流水线工人做到制衣厂小老板。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又生下二女儿和小儿子,尽全力让他们留在那里接受教育。
从上帝视角来看,这个家庭已经搭上了一趟阶级跃升的列车,只有他们的大女儿是脱轨的一员。
《我的大叔》剧照
作为大女儿的我,人生第一次剧变,发生在2001年10月的一个下午。当时,我的外祖母因为脑血栓突发过世,只有我在她身边,我以为她只是睡着了。
我的外祖母,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好人,“四十多岁了,皮肤还像嫩豆腐,我真是羡慕”,这话是母亲和我说的;她还说那个年代农村要搞很多建设,比方修水库,做的是力气活,饭又不够吃,外祖母会煮很多的饭和菜,给过去干活的人吃,我说这有点像古代施粥。
外祖母每天早起,给外祖父泡茶,晚上给他倒洗脚水。外祖母种菜,在外面挑担,外祖父看到后就给别人塞两块钱,让那个人去帮她挑。
她过世以后,我被送去祖父母家中。我的祖母和外祖母,是相反的人。祖母只洗衣服,不做饭,叫祖父叫“干猴子”,不停地喝斥他、咒骂他。祖父在在饭桌的对面挂了一幅字,是他自己写的:“半饱即收”,意为吃饭吃到半饱,就要收起碗筷,不能浪费粮食。这幅字主要是写给祖母看的。
生活中的一切都令我的祖母不满。比如家门前有一棵苦楝树,叶片墨绿,种子很多,祖母特别恨这棵树,恨它挡光,恨它的种子掉在地上颜色难看。但她无权处置这棵树,骂了十几年,祖父才砍掉它。
我外祖母是二嫁,第一任丈夫是下乡知青。政策改变后,知青便无踪无影。从外形看,我的祖母比之外祖母,并不逊色,据说年轻时模样清秀,梳两条辫子的模样,给不少人留下过不浅的印象。
说回我外祖母过世对我人生的改变。外祖母家也在农村,但在镇上,可以走读,不到两岁时,我已经会写数“12345”,然后进入幼儿园。被送去祖父家后,我的学前教育就中断了,他们在田里干活,我就独自在田埂上拔草、睡觉,六岁开始读一年级后,才重新踏入校园。
02
我的在校成绩一直都还可以,家人逢人就能夸口。去年春节,有个中小学的同学还聊起对我的印象:“第一梯队的人,语文天赋异禀,心很细,阅读理解角度完全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小学时,得年级第一的是个男生,字写得好,有一个考上二本的姐姐。他很早就知道,论语十则的“论”,是读
(lún)
,而不是
(lùn)
。
初中的年级第一,是我的单恋对象。他是班长,我是班副。新生入学时,他站在国旗下代表学生讲话,我很羡慕。我不知道他中考如何,我们后来再没见过,只知道他进过部队,退伍之后就结婚了。
《小欢喜》剧照
我读的初中,重点高中升学率为3%,语文老师要兼教地理、化学老师要兼教生物。学校要求购买的教辅资料上,老舍的代表作是,“骆驼样
(yàng)
子”,语文老师就照着讲给我们。初中时,我有一本摘抄本,摘抄了我喜欢的诗词句子文章。结果初二下学期期末,教学楼靠窗的一排课桌全被撬掉,里面的书本文具全被偷了。我就坐在窗边。
县里一共两所高中:一中和三中,三中是县重点,几年能出一个考上清华/北大学子。我们那会儿的考试结果是评级的,7门功课,三中的录取分数线是6A1B,一中是4A3B,我的数学和物理都拿了B,总成绩是5A2B,交7800块钱建校费,可以上三中的平行班。
我父母劝我读一中,但我告诉他们:“如果不去三中,我就不读书了。”我想读三中,除了心气高,还因为初中时我在校田径队,有个每天一起训练的男生。我们各有单恋对象,但班上和队里的同学常常起哄我俩,毕业之际,他在我的同学录上写:“有机会的话,我们三中见。”
这句话在我心里发挥了作用,最后我父母给我花了7800元,如了我的愿。此后他们就常常讲,“这个高中,是我们花钱帮你买进去的”,直到如今。
交钱进了县重点,鸡头变凤尾。我胸腔里积了一口气,硬撑着,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不停做题,高一那一整年,我只有两天睡足了6个小时,靠默念教室后面的横幅“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定长眠”自我打气。入学后第二次月考,我进步了1000多名,名字出现在了学校光荣榜靠前的位置。此后都是逆水行舟,拼尽全力,却始终停在原地。很多老师对我说:“你很努力,但学习方法不对,不够灵活。”我问他们,怎样才能做到灵活,他们说,不知道怎么描述。
《追光的日子》剧照
高二,我被分到了文科科技班,就是语数外政史地成绩最好的班级。其中的数学老师,高一时是教科技班的,平行班进去的我,完全跟不上,连提问都不知从哪里开始。此后,我的成绩逐步下滑。到了高三,我再也承受不住智商的碾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上高考战场前就已经泄了气。
最终,我高考总分差8分上二本;高考语文89分,差1分及格。
03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高三班主任打电话给我父母,劝他们不要让我复读。他说,我高考失利在心理素质差,因为以平时的成绩来看,我应当是保二本冲一本的学生。这是学校老师对我的判断。
对了,学校里的老师还总说,“数学学得好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文科不过是死记硬背罢了”,而我高三时数学曾拿过33/150分的惊人成就。
我的确曾长久地觉得,自己智力不如人。比如小时候母亲带我出差,她让我先去车里等,之后她问我,你是怎么找到车的?我说看大小和颜色,还有后车窗上的新手驾驶的贴纸。她说,“你应该看车牌号”。
我分辨得出来,她语气中充满了指责和不屑。她没有意识到,我长久留守的村里,当时只有两个不用做农活、“神出鬼没”的富人有轿车。常识的缺乏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初中二年级,有一道物理题,选择洗澡水的适宜温度,正确答案是35度左右,而我选了“50度”。当时我跟着祖父母,还在用柴火烧洗澡水,对水温毫无概念。
但即便同样在村里的祖母,也评判过我的智力问题。比如有一次开个眼镜盒,我不知道怎么开,妹妹摸了两下就发现门道,我祖母立刻说,妹妹还是聪明一些。有一次在家时,我谈到割腕自杀很难死,我母亲说,割到动脉就死了,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这个都不懂;我祖母也立刻附和,你读了这么多书,还不如你母亲。
针对我的种种表现,我母亲曾说,她坚持做家庭主妇,就是希望能亲自教养弟弟妹妹,不让他们像我一样怪。
而
我自己,要到成年后,我才能缓慢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对外表现,和他所处的环境、所持的禀赋息息相关,对平均智力水平的人来说,智商的影响甚至或许是最小的。但自我否定,已经如同钉子,深入我的肌体。
《我爱我家》剧照
回到高考。出成绩以后,我选择破罐破摔,放弃了填志愿。直到有天下午,我和一个同学在学校闲逛,途中遇到了语文老师,她立刻冲上去告状:“老师,她没有填志愿!”语文老师失望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随即拨通在县教育局工作的朋友的电话。那个时候快五点钟了,他说趁人还没有下班,你赶紧过去。
填志愿的时候,我按照父母的要求,先填报北师大的珠海分校,发现这所学校并不录取湖南学生,接下来我本应填报吉大的珠海学院,但想到前面一所已经不录取了,我居然直接选择了放弃。当然,我当时还有个考虑,那所学校的学费要27000元一个学年,也太贵了。
当时我问了一下值班的老师,我这分数能填什么学校?他说你这分数,不上不下的很尴尬,填个湖南商学院的三本院校吧,这是湖南最好的三本学校了,你要填第一志愿,否则不一定能录取。我依言填报,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就这样做下了。
收到通知书以后,我父母火冒三丈地说:“我们已经开车去了吉大,找到校长问过,你的分数只要填了,就能被录取。”后来,每年过年回家,饭桌上我母亲都会提及此事:“你要是能听我们的话,这辈子少走多少弯路。”
我只好说,现在的学校10800元一个学年,学费便宜很多。
04
在大学里,我最初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大一要学会计学。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就是老师讲课的内容和教材是两回事,后来我才发现,老师用了我们学校二本本部学生用的教材,和我们的教材根本不一样,而老师从未跟我们提起这件事。我只好去本部找学姐借了一本跟老师相同的教材。
第一个学期末,我的高数挂科了,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学高数,我将继续挂科。于是第二个学期,我转去了商务英语系。商英系只有两个男生,仿佛回到了高中的文科班,回到了我的舒适圈。我开始谈恋爱。
《阳光普照》剧照
到了此时,一切仿佛都光明起来——除了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我后来有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分别小我11岁、14岁。他们都在广东上学,妹妹在公立小学,弟弟在私立幼儿园。虽然我上大学第一学年的学费是父亲交的,但要到很多年以后,母亲才告诉我,
在我去读大学之前,父亲在澳门赌场,输了个干干净净。在两人的责任划分里,我,一直是母亲的责任,而母亲在弟弟出生不久,就做了家庭主妇,她得把存款留给弟弟交学费。
所以上了大学,我没有买电脑,用一个母亲淘汰的苹果5s手机。第一个学期,母亲计划每个月给我800块钱生活费,我不记得她是不是每个月都给了,因为我卡里还有高中剩下的一千块补助金,以及暑假做兼职赚到的一点钱。
母亲一直催我去做兼职,不要再伸手向家里要钱。得知我花100块报了英语口语培训班后,母亲更是大为光火,“家里这么困难,你还要乱花钱,真的太自私了。”后来我就没有去上课,白白浪费了100块。
她一直和我讲,家里负担很重。又举例子说,邻居家的孩子,不但能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每个月还能给家里寄两三千。但我无疑让她失望。
这么多年,我没有自学过英语或任何技能。我知道自己懒惰庸碌,又为自我开脱而感到没劲。我很羡慕那些自驱动力强的人,他们规划清晰,还拥有令人叹服的毅力,而这两样,在我身上都毫无痕迹。
我也见过别人的大学生活。我的闺蜜,大一在昌平校区,封闭式管理,当时我去北京找她玩儿,她仍穿着高中时的衣服,每顿饭不超过十块钱。大二她们搬到了朝阳区,地理便利后,她立即找了两份兼职,时薪可观。
我高中阶段最要好的朋友,头脑聪明,高一时她基本稳在前五十名,也考进过前二十名,拿过学校的500块钱奖学金。但她高考失利,去了一所双非一本。周末,她出去做家教,时薪120元起步,用神仙水擦脸。后来她保研到一所211,现在硕士毕业,在深圳一家大厂上班,住公司分配的25平米单身公寓。
前两天,一个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究生的朋友和我倾诉。他说:“我是高考的残次品。”他学美术的,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山东艺术学院,一年学费一万三。大学时,他看到学校的征兵广告,选择去当兵,去了新疆,海拔2500~3600米,行走吃力。退伍后,他拿了差不多二十万。后来,除去毕业设计花费一万多,头脑发热在游戏里充值一万块,他还有余钱支撑考研。他说去当兵只是想逃避,没想到逃出了一条路。
和这几个朋友比起来,我的行为偏激且消极:我选择了退学。
我当然也挣扎过,我去岳麓区的写字楼发过传单,时薪20元,去一次倒两班公交。后来我在电脑城找了一份卖电脑的兼职,没有薪水,只拿提成。后来又去了学校后街一家快餐店,500块钱一个月,管一顿饭,除去上课,都要在店里忙活。这些兼职我都没做多久,不是觉得累,是单纯不想做,觉得自己太廉价了。
退学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宿舍床铺梯子边缘锋利,漆早掉了,生满锈,有一次我爬梯途中脚底打滑摔了下来,小腿被梯子刮翻一块肉,要去医院打破伤风;做完测试被告知,破伤风过敏,只能注射432块钱一支的替代药物免疫球蛋白,那个时候已经月底,钱不够。
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转过来500元,同时字字控诉。我承受不住这样的愧疚,没有去打那一针免疫球蛋白。这事儿也让我觉得好笑,没有公主命生了公主病,睡在十八床羽绒被上还能感受到床板上的一颗豌豆。
我想到那则新闻,有孩子因为买不起智能手机线上听课而自杀。他的生命本来还长,却折在了这种地方,但穷人就是这样,一块两块钱的事,你就是搞不到,就是没有,那道坎儿就是过不去。
05
我早就意识到,如果母亲和我是同龄人,我们是做不成朋友的。
和家里其他人一样,我母亲反感我懦弱的个性。小学时,我被人扇了耳光,没有还手,也没有告诉大人。那阵子我母亲正好回老家,看到我浮肿的脸和眼底的淤紫,知道我是被人扇了耳光。她感到十分不解,“在学校里被人打?”事实上,她和我说起过,弟弟在学校里也被人欺负过,她去学校找老师解决问题,最后结局是,欺负人的孩子和其家长登门致歉。
我母亲说,在她的学生时代,没人敢欺负她。我外祖父从前在烟草站做事,人人巴结。母亲是走读生,碰上下雨天,会和校长一起吃饭。她不用做家务,每周有20块钱的固定零用钱,此外家中抽屉里的零钱,也可以随意拿。
我比母亲晚出生了近二十年,每周可支配的金钱是一元,做往返车费。后来车费涨到两块,我就带两块钱去,如果走路上学,就能自己省下一元。冬天,嘴唇干裂,反复流血,痛,一个同学给我抹了点唇膏,一下子就舒服了很多,但一支唇膏一块钱,我舍不得买。
初中三年,我很少去食堂吃饭。一方面怕发胖,一方面我和几个同学比赛,看到了期末,谁的饭卡剩钱最多。我们每顿吃两包辣条,花一块四毛钱。辣条本来只要五毛钱一包,但刷饭卡买,就涨到七毛,我只有饭卡,没有现金。
《承欢记》剧照
有时我会想,如果母亲穿越到我的处境,她能获得她想要的成功吗?或者说,她能否避免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溃败?
贫穷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实在根深蒂固,这与我跟祖父母从小生活在一起有关系。我的祖父铿吝,到什么地步?
他有一根手指关节很痛,不舍得花钱看医生,后来硬生生痛弯了。我有个堂哥有次在我家吃饭,一筷子夹了一大把菜,我祖父为此事气了半个月。还有一回,我母亲做了一道炒鸡蛋,人均一个蛋,我祖父和她大吵一架。他认为,人均半个蛋就是最豪华的规格了。
祖父在2003年秋天养了一群母鸭子,为了有鸭蛋吃,一直舍不得杀掉。这群鸭子养了六年,在2010年新年前被偷走。祖父为此大病一场,当地的赤脚医生甚至担心他活不成了。逢年过节时,有亲戚送纸杯蛋糕,他甚至会让我们“纸杯”留给他吃,说又甜又有嚼劲。
穷让我的祖父窝囊了一生。比如村里做白喜事,请他去厨房做帮手,所有人都吃完饭后,他只能回到家中吃冷饭。我祖母日日咒骂他,有一回撕破了脸皮,讲我祖父穷到不敢生孩子,不肯与她进行性生活。我听后恍然:他们同床睡,但一个枕床头,一个枕床尾。
也许是遗传,穷同样让我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弯路。
2019年冬天,我骑自行车上班,被汽车撞飞了几米,左手腕多处骨裂。医生建议手术,打入一根钢钉,我坚持戴支具自愈。整整五个月以后,我才摘下支具,但手腕仍不能使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保险公司对接理赔事宜,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说:“你没必要花那500块钱去做伤残等级鉴定。”当时我的实习工资3000块一个月,房租1750块钱一个月,和八个人合租,共用一个卫生间。所以这句话立刻打动了我,我放弃了理赔。
后来,一个律师朋友告诉我,如果当时去做了鉴定,至少可以获赔十万。我想到卡夫卡生前就是保险公司的理赔员,难怪他经常不痛快。这次车祸留下了两个后遗症,一是直到2021年冬天,我的左手手腕仍会不时发痛,直到近几年才没那么明显了;一是我再不敢骑自行车了。
06
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我是家里的一个情绪中转站。
比如2009年,我母亲怀妹妹,回老家养胎、生小孩。因为怀的是女儿,坐月子她没有吃到一块鸡肉——虽然明明家里养了一群鸡,期间她还要做所有家务。那一阵子,母亲时时对我大动肝火,比如有一回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母亲突然冲过来掐我脖子,直到做客的姑姑把她拉开。
《骄阳伴我》剧照
后来有几年,我的祖父母不再种烟了,到广东帮忙带孩子。那时我母亲已开始做全职主妇,我父亲一人养家,他一看到我,就会对我大声吼,指桑骂槐,其他人则沉默地听着。
对了,在老家时,我的祖母还总是在我面前一遍遍念叨,多么想去广东。结果有一次,母亲打电话来,我突然就哭了,我说祖母想去广东看看,你们带她去看看吧。
后来到了广东,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当有一次父亲语调高亢地抱怨,自己为了家庭,付出了多少,而不懂事的我们都在给他添麻烦时,我看着被指责得沉默不语的祖父母,开始深深地为他们感到委屈难言。
就是在那一刻,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挥手给了我父亲一拳。当然,父亲立刻挥手打了我几下,而我已经情绪崩溃,只会流眼泪,没再还手。这件事让全家所有人都很震惊:“没有天理了,你居然打老子。”不过,他们也只是表达了一下震惊,没有做什么。
同样是从那以后,我和祖母通话的次数变少了。我意识到,我不要再成为家里情绪的疏导管。现在,我的祖父母都快八十岁了,需要仰仗我父母的看顾,于是她开始鼓励我为父亲减轻负担,开始赞美我母亲,开始经常夸奖我弟弟可爱,偶尔还提一下我妹妹的成绩。
对了,我的家人还喜欢和我举例说,老家村里十几二十户人,和我同级的女孩不过两人,其中一个女孩,有一个家暴的父亲,初中就辍学,借了好几张身份证四处打工,后来做了房地产销售,第一周就卖出去一套房,拿了三万块钱提成,从此事业顺风顺水,自己也拥有了几处房产。她父亲会向她索取钱财,给得不到位,还是会打她。
我还真和这个女孩交流过。她说她以前和我一样,忘记拖地,都会被狠狠骂一顿,但当她有了钱,“腰杆子挺直”后,她母亲甚至会看她的脸色行事。我意识到,我确实和她不同,我直到现在还是“下位者”。
07
是的,从大学退学后,我的生活并没有起色。
其实在大学期间,我辅导员的辅导员非常好,她和我原生家庭相似,自修过心理学。她看过我写的文章,特地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或许有写作方面的天赋,希望家人能支持我。我父亲听后直冒火:“那有什么用?”
决定退学后,我把写好的退学申请书交给她,她在呈送前,将其改为了休学申请书,“这样你还能有一次重返学校的机会。”但是到了2018年9月,我没有攒到继续学业的资金。
退学以后,我拿着母亲转给我打免疫球蛋白的那500块钱,坐了20多个小时的无座火车,到达北京。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为什么选择北京?想法很功利,想接受最直接最强烈的锻造。第一份工作是去之前就已经谈好了的,面包房导购:2130元一个月(劳动法最低工资),管住不管吃。那个时候觉得这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样子,卖卖面包、写写故事。到了那以后,又觉得和自己的初衷很矛盾:我要在面包店工作,何必跑来北京呢?
后来面试了很多工作,都被刷了下来:“会做Excel吗?”我说不会,可以学。对方笑笑,“谢谢你过来一趟。”最后,我找了一份夜场打杂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想:在夜场端端酒、扫扫地,还能近距离捕捉地下发生的故事,一举两得。
那是一家地下KTV,也是管住不管吃。交了两百块钱办理了夜场工作证后,我就拖着行李住到了小宿舍里。宿舍环境和寄宿学校差不多,几张上下铺。宿舍里的姐们儿
(她们是这么打招呼的)
,大的有30岁,最小的只有16岁。
管新人入住这些后勤事务的是一个大哥,他可以随时随地进出这间宿舍。我的被子还在学校里,行李箱只塞进了一张床单,大哥就帮我找了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的枕头被子。宿舍里有两个卫生间,分别是普通隔间+便池,淋浴头+便池,其中的淋浴头接在水龙头上,没有热水器,比起我8岁起就居住的学校宿舍条件还是要好些。
说起来,人活着,吃喝拉撒睡,在寄宿学校里的那些年,这些事情每一样都令我难受。
比如小学的食堂,10人一桌,每桌一盘饭和一碗菜。饭里永远都有老鼠屎,菜里则永远是汤多菜少肉更少,由指定的学生分派。吃完饭,要洗碗,洗碗槽的进出坡道永远又湿又滑又暗,曾让我摔得鼻青脸肿。初中的食堂,没有桌椅,大家只能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饭。菜品更差,有一年白萝卜丰收,我们吃了一整学期的酸萝卜。
小学和初中的宿舍,都没水又没电,也没有厕所。并且宿舍楼的大铁门,晚上是上锁的,有屎有尿,都得憋到第二天。还不能一起床就去,因为起床就得去操场集合做操,迟到会扣班级分,令班主任痛恨。
初中学校的公共厕所,还是老式厕所——一条长长的水泥凹槽,加上半人高的水泥墙隔断,就是一排排坑位了。在镇上读书时,学校常常停水。夏天一停水,公厕外围半径十米内,都爬满蛆虫。我们将公厕称为“大屎馆”,每上完一趟大号出来,衣服上被熏的味道,至少两节课才能淡去。这样的厕所里,每一个动作都是暴露在他人面前的。我经常上课迟到,就是因为有人看着,尿不出来,只能等所有人尿完,再去尿。
《阳光普照》剧照
到了高中,我就明显尿频了,后来去医院检查,是精神焦虑引起的膀胱过度活动症,这个疾病至今仍在困扰我。我不大懂得关于个体生活的尊严。后来看了电影《阳光普照》,我才发现原来集体宿舍生活,和监狱里是差不多的。
我没想到,进入社会后,我依然只能过集体生活。
08
回到KTV的工作吧。实际上,真正上岗后,我才知道,不论来之前谈好的是什么工作,到最后都一样,是去做“公主”的。白天我搞了一天的卫生,以为工作就结束了,可到了晚上,总管说客人还想拉几个新鲜的妹妹陪唱歌喝酒,叫在宿舍里站成一排等待挑选。我急中生智,说月经来了,才顺利逃脱,躺在床上休息。
但是到了后半夜,我依然清醒地刷着手机。等我放下手机准备放松下眼睛时,发现一个姐们儿居然带着一个客人进来,正吻得难舍难分,还有一个姐们儿正在啃苹果。
《漫长的季节》剧照
啃苹果的姐们儿对我说:“要不咱俩出去走走?”我也想见识一下后半夜的北京,是如何地“城市慷慨地亮着整夜光”,于是答应了她。
后来坐在路牙子上,她和我说起她的经历。她说她在甘肃上大学,学会计,下半年就大三了,来北京打暑假工。她本来应聘的是收银工作,但接待她的芳姐说,做销售提成高,不用两个月,就能赚回学费和生活费。姐们儿挺高兴,心想首都到底是首都,答应了做销售。
结果芳姐转头告诉她,销售要想业绩好,得分到高质量的客户,得和老板搞好关系。然后问她身上带了多少钱,她诚实地说,还剩两千五不到。芳姐建议她,先给老板买两条软中华,再给老板包个1000来块的小红包,意思一下。她还挺高兴,觉得身上的钱刚好够用。但结果,她钱花了,老板的面没见着,芳姐也消失了,甚至回家的车费也没有了。
她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真的不想在这干了。”我说,“和家里人说明情况,让他们转车费给你,回家吧。”
我俩去附近711买了个面包,吃完一起回宿舍。刚才接吻的姐们儿坐在床上补妆,她倒是主动告诉我:“姐们儿,你是刚来的吧?劝你一句,这行不好做。我来了一个多月了,交过的管理费比拿到的小费还多,本都没赚回来。你还是趁早走吧。”
09
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那里,又开始拖着行李箱四处面试。居然当天下午两点我就入职了一家玉石销售公司,公司名字是北京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我是被文化两个字吸引过去的。
这份工作不管食宿,我开口想预支一个月的工资。老板要我讲三个理由说服他,讲得好,不但可以预支工资,还可以帮我找房子。我想了想,说自己“话特多、脸皮特厚,抗压力特强”,想到销售行业流动性强,又补充了一点,说自己:“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很强,不会动不动离职。”
公司真帮我找了房子,在大兴吉庆庄,一楼的一个暗间,有一张床和一台热水器,距离西城区达官营的公司超过20公里。房子隔三岔五停水,我于是经常到公司才洗漱。
我的工作内容是电话邀约,邀请别人来展厅里看玉石,再促成购买。很多人一接起电话就问,“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我用主管告诉我的信息如实回答:“是您上次来我们公司留的。”大多数人听到后会直接挂断电话,也有人会骂得很难听。
刚开始,我是整个公司最勤奋的员工,成为新员工里约来客户最多的人,但我的成单率却是最低的。
他们都说,我约客户的话术有问题。可我知道不是这样,客户到场后,公司有展厅销售负责接待,他们会用尽话术,软磨硬泡,出单才把人放走。有的客户甚至被逼到当场哭出声,手足无措。
有一回,我和展厅销售一起接待我约来的客户,当展厅销售中途离开一会儿去拿样品时,客户恳求地问我:“可不可以让我先走?”我说当然了,你想走就走。后来老板告诉我,他通过摄像头已经看到,我放走的客户,明明很快就会崩溃下单了,“摄像头里他们支付的密码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何况是表情。”
老板让我给他一个理由。我情绪上来,一阵哽咽,说我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因为我想到了自己的祖父母。老板反驳我:“这些人,你的这些客户,他们拆迁不知道分了多少钱,他们很富有,他们都没有你可怜,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这件事后,老板甚至专门开了一次会,问大家:“一个老头或者老太太,很有钱,你会因为觉得他可怜就不卖他东西吗?”每个人都回答“卖”,因为不卖“他”,“我”就没有钱。
没有人是坏人,但也没有人不坏。
《私藏浪漫》剧照
而我,因为抗压能力弱,容易着急,确实不适合做销售。并且,做一件事情,当我无法说服自己时,就没办法去说服别人。
我的老板就可以,他是从上一家同类公司里出来自立门户的,出来时带走了前公司的大部分同事。他一直戴美瞳,眼睛很亮,屏气凝神盯着你看时,仿佛能即刻洞穿你的内心想法。他的销售技巧已经炉火纯青到这样的地步:曾经有人变卖家产,找他买玉石。
在这家公司,我们每天早上集合,齐声背诵百字宣言,尔后主管提问:“今天状态怎么样?”大家一起高声喊:“好!很好!非常好!”
电话销售约不到三个客户到访的话,还会被体罚。比如有一天,我只约来了两个客户,就被罚一口气做150个深蹲。第二天早上,我双腿酸痛到下不了床,一边掉眼泪一边挣扎着走去公交站时,我发现自己实在支撑不住,只能掉头回去,于是被扣了三天工资。
公司每月15号发工资,我和几个同事约好,拿到工资就“跑路”。我记得那天很高兴,去公司前,还花了15块钱到美妆店扎了个复杂的麻花辫。结果临走前,老板看到我把桌子上的东西拿走,知道我要跑路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别人都能走,但你不能。你心里清楚这是为什么。”
我知道他指的是预支工资和找房子的事。我说我工资都不要了,你们还想怎样呢?闹了一会儿,他看起来“妥协”了,要我把上个月工资里包含的300块钱全勤奖退给财务。我照办了,终于脱身。
对了,在这个公司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曾经,一个成单率高的男同事下班后约我一起搭地铁,他告诉我:“你是电话销售,邀约客户才是你的工作,能不能成单,是看展厅销售的发挥。”
我觉得他在为我说话,很感动,但他随即又说,“今晚我和你一块儿回你家吧。”他说得很直接,表意很委婉,我觉得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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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经波折,我去深圳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做业务员。那是一家成立不久的小公司,除了日常运营平台和发掘客户,人是我招的,卫生是我清扫的,就连座机电话的人工智能回复也是我录的。
月薪三千,做六休一,没有五险一金。可以免费吃食堂,住集体宿舍。食堂的饭菜,要么吞下去,要么吐出来,不能经过任何咀嚼的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水平。集体宿舍,有人凌晨两点吃薯片,有人当着我的面拿我的脸盆泡脚。熬了一年,我终于离开。
就这样,我周转于各个城市谋生,不再想继续学业的事情。
母亲还是经常向我播报弟弟妹妹的情况,比如弟弟如今幼儿园学费全免,但餐费3000元一个月。比如母亲去年已经把妹妹的户口签到了广东,妹妹在一所公立初中上学,中考前,妹妹在学校里排名200多,考上高中比较危险,母亲给她报了收费不菲的辅导班,“考不上高中就麻烦了,私立学费几万一学期,更加负担不起。”我注意到,母亲已经不再考虑回老家这一条路。
母亲还反复和我强调,社保不能断缴。家里买房,弟弟妹妹上学,迁户口,都离不开当地社保的缴纳年限。
我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缴纳社保了。在上述的几份工作后,除了2021年和2022年短暂地工作过几个月,我基本没再上班了。以我的学历,我的可选项不多,最容易入门的是销售和体力工作。
但我拒绝做销售,体力工作也不想做。小时候在家里总要做家务,尤其是母亲生妹妹和弟弟时,一日三餐买菜做饭、手洗一家七口人的衣服、家里卫生清洁……做这些家务从未得到过价值上的肯定。我,除非我改变自己的性格,主动和他们打成一片。大的工厂我没有去做过,但想来,人员环境也差不多。
面对有些工作,我宁可去死,也不要去过那种生活。比如我曾经在工厂短暂打过工,跟身边的同事基本聊不来,几个月里却被人从后面摸过胸、摸过屁股,住上下铺的员工宿舍,有的女生直接带男朋友进去,大家都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对于生活的物质条件要求不算高,如若不然,我无法做到现在这样长时间不工作。可是,我对于居住环境的清净程度要求很高。住在广州城中村握手楼几平米的阁楼里,天花板漏水修过几次;蟑螂怎么也灭不掉,个性猖狂的还会在人的床头自由穿梭——但每月租金只要900元,有独立的洗手间,还有一个可以看云、看月亮的阳台。
对我来说,排泄自由胜过美食自由万倍;和天空有联系比和人有联系更使我欢愉。
我想起杜拉斯说过,我宁愿死也不要去照顾麻风病人。审观自己这样的想法,也会感到羞愧,我像活在21世纪中国的包法利夫人:艾玛是一个乡村少女,却一直接受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正如我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却有着小布尔乔亚的思想审美。
面对现况,我常常不知所措,朋友劝慰我:“最起码现在你也好端端活着,不欠网贷,没孩子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发现她劝慰我的方式,是把对我的要求放在底线,就是那条零线,只要生活质量不掉到负数,就很好了值得庆幸了,没有活在一个黑不可测的无底洞里。
也许她是对的。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里说:“我觉得人生可以归类为恐怖型和悲惨型两种,就是这两种类别。你知道,恐怖型的就是无法改变的,像是瞎子或瘸子,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熬过来的。悲惨型的就是剩下其他人。所以你应该谢天谢地,你是属于悲惨型的,因为要够幸运才能有悲惨型的人生。”
《安妮霍尔》剧照
从这个角度,我倒要为我普普通通的悲惨人生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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