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注：字数不少于80字，留言精选截止于1月18日
*在后台留言者，即默认授权本公号公布微信昵称及留言。如有匿名要求，请括号标注。
▼▼▼
「如果说人际关系是一张大网，那些和陌生人的互动，就是我们一丝一缕编织和扩张网络的过程。这张网越密、越大，就越能托起我们的日常生活秩序。」
文｜魏倩
你能说出那个到你家取件的快递员的名字吗？
常来我家的这位姓陈，姑且叫他陈路吧。他是个30岁上下的男士，圆脸，圆眼睛，讲话时总是笑眯眯的。知道他的名字并不算什么稀罕事，每当你在网上下单寄件，手机短信都会提示一句，“某某某”将在几分钟后到达。然后他会完成他的工作，取件、看身份证、称重，再问我要不要加个盒子。
《不可思异》剧照
但我和陈路的交集并不仅限于此。早上出门，在电梯里碰到他拖着小车送件，我俩会打个招呼，寒暄两句。下班时偶尔在门口的快递柜边碰上，也会彼此点头示意——他是我在这个小区里“陌生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
除了他，这个网络的成员还包括，大门口岗亭里控制拦车杆的叔叔，他姓王，养着一只大黄狗。街道办的负责人，一位姓董的女士。楼里帮邻居们分发过蟑螂药的志愿者，姓韩。还有经常在分类垃圾桶边等着捡纸壳的爷爷，他姓什么我倒不是很清楚，不过，有好几次我拖着重物下楼的时候，都是他帮着运到垃圾桶的。而我和陈路的关系之所以熟络起来，是因为在2022年底“解封”的时候，我给朋友寄药，见他还戴着口罩到处送件，就顺手给了他一盒布洛芬。
因为有了这个不大不小的陌生人网络，独居在北京的我倒也生出了一点点安全感。父母和家人都在遥远的家乡，和朋友、同事的关系亲近，可是他们都住在市里不同的区域，反倒是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陌生人，构成了我们离开家后最直接遇见的小环境，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在组织社会学上，常常把偶然发生的、没有精心培育的社会关系称为“弱关系”，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一篇名为《弱连带的优势》的论文中提出，这些“弱关系”能够有效传递非重复性信息，为我们创造通往新社会网络的重要桥梁。即使不考虑它的功利价值，单从获取幸福感的角度来看，这种脱胎于陌生人的“弱关系网络”也对心理健康相当有益，它可以让我们觉得自己所处的群体范围更广，正如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项目所揭示的那样，“我们与所属社交圈之外的人交谈得越多，与他们联系并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经历人性化，当冲突发生时，我们就越有同理心。”
前阵子在一次关于老年人生活需求的采访中，一位老年精神科医生曾告诉我，对于老年人来说，拥有社区连接是构建其心理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不远不近的熟人，当然并不一定能为老人提供生活上的具体帮助，但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拥有一种“寻找帮助的路径”，“就好像攀登一个陡峭的楼梯，也许你不需要全程抓着扶手，但它们的存在会让你安心，知道你要跌倒时会有个依靠”。
其实，在现代化城市里生活，需要类似的支持网络的不只是老年人。我们和这些“弱关系”间的互动，有时只是最基本的微小社交，比如在电梯里相遇时一句简单的“你好”，或者是排队等候时的快速交谈。这些简单的可能不会带来深层次的对话或终生的友谊，却可以提升我们的主观幸福感。
新冠大流行之后，伊斯坦布尔萨班奇大学的研究员埃斯拉·阿什切吉尔（Esra Aşçıgil）开始关注亲密社交圈之外的人际关系，他和团队针对来自土耳其和英国两地的超过6万名受访者的调查中发现，那些“弱关系”互动较多，比如经常和熟人打招呼、道谢和交谈的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这种简单社交的益处还超越了文化界限。研究论文发表后，在接受科学新闻网站PsyPost采访时，埃斯拉·阿什切吉尔说：“我很怀念和公交车司机说早安的日子，怀念在公司的咖啡机旁和不熟悉的人闲聊的日子。这是我与一些伟大的研究人员一起研究与陌生人的短暂互动和弱联系的一大动力。”
与陌生人的社交，也可以是自我关怀的一种方式。
假设你眼前正站着一位陌生人，如果他/她和你性别相同，你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俩是同龄人呢？或者听说你俩生日相同，你的感觉又会是什么样？1989年，心理学家约翰·芬奇（John Finch）和罗伯特·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人类对于“陌生人”和“自己人”的定义边界其实可以非常宽泛。
他们先邀请被试者阅读一篇关于“妖僧”拉斯普京的传记文章，然后引导一半的受试者认为他们和拉斯普京在同一天生日，而对另一半受试者不做信息干扰。他们发现，那些以为自己和拉斯普京同一天生日的人们，对其做出了更多正面评价。心理学家们认为，类似的研究结果说明，即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不足称道，他们也会更加善待彼此。
而主动去寻找和关注这些哪怕很微小的共同点，我们会意识到对方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而感受到一种更强大的归属感和同情心。一位自我关怀训练师告诉我，在项目练习中，他们会引导参与者两两一组，彼此对坐，其中一位闭上眼，请另一位看着他，“看眼前的这个人，想象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生活曾经有无限的可能，他蕴含着很多的才华，他对生活充满了期盼，后来他又经历了很多东西，这些都被写在了他的脸上……你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慈爱”，这种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对望，到最后往往所有人都会流泪，“他们看到了彼此，也看到了自己”。
《问题餐厅》剧照
在这样的练习中，对人与人之间“普遍人性”的关注，会激活大脑中的依恋系统，释放能够减轻压力的催产素，感到与他人之间有了某种联系的个体就更不容易被生活中的困难击垮，“因为我所经历的，正是数以万计的人们同样在遭受着的痛苦”。
不过，如今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可能是历史上最难建立与陌生人社交关系的一代人。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多地体会过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里紧密的人际关联，在商品房尚未出现的时期，城市里的人们也大都住在以单位组织的公房里，彼此间除了邻里关系，还叠加了其他人际属性。且不说对安全的考量，只想想坐在地铁里挡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个手机屏幕，就不难想象要和陌生人开启对话时的焦虑感了。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城市的复杂性并不利于陌生人社交，如果大都市里的人都像小镇上的人那样，认真对待周围的每个人，“他们就会陷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状态”。但另外一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则观察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其实是培育出了一种全新的应对陌生人的方式，即“礼貌性疏忽”，比如短暂对视或点头，他们并非冷漠无情，而是深知彼此都无法应付城市超负荷的社交节奏，于是沉默以示礼貌，而这一点反而能让人产生应对陌生人交流的信心，因为“意味着个人会理解陌生人拥有基本的人性，并且个人允许陌生人走进人类的大家庭”。
不过，如果你不满足于“礼貌性疏忽”，想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重建自己的“弱关系系统”，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也都提了些可行建议。
首先，你可以先从自己熟悉的“第三空间”或者让你舒服的小型公共场合开启这场对话。这些“第三空间”包括常去的理发店、健身房或者咖啡厅，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平等，你也可以和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们展开对话，把他们当成熟人而非陌生人。而在其他特定的公共场合，比如体育场馆、图书馆，还有公园绿地、小河边这些亲近自然的地方，人会感觉更安全，心态更开放，也会更有共同话题。
而在所有关于与陌生人对话的建议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的纪录片里提到的，比如“聊一些你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因为这可以让别人共情并且很快忘掉”，再比如可以聊一些大家都能感受到的积极事件，类似“天气很好，这里真漂亮”。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新的关系没有给你增加情感负担的基础上。
如果这些依然感觉困难，你甚至可以不用开口说话，只用眼神和肢体语言表达对陌生人的善意。比如在不赶时间的时候，为大厅里匆匆赶来的人留几秒电梯门，又或者在北方的冬天，走进商场时为跟在你身后的人随手拦一下塑料挡风帘，不要让它迎面甩在对方脸上。试一试，你一定会感觉很好的。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51期，参考书目：[美]乔·基奥恩：《陌生人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实习生、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