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做作性障碍（Factitious disorder）的人会在没有外在利益或几乎没有明显好处（如获得伤残补助金或阿片类物质）的情况下，人为地在自己或他人身上诱发疾病或假装生病。
很多时候，这会严重危及自己或其他受害者的健康。
“做作性”这个词意味着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虚假的，而不是自然、自发产生的。作为患者，其社会责任就是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康复，而这部分特殊人群却偏要违背其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惜一切代价以掩盖自身症状的真实来源。
著名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描述了“患者角色”所具有的四种特征：
● 患者无法简单地通过意志力来恢复健康，因此需要得到治疗和照顾；
● 患者并不希望生病，所以会寻求治愈；
● 患者有责任积极配合医疗护理；
● 患者可以被免除部分正常社会责任。
在本书中，马克·D. 费尔德曼（Marc D. Feldman）博士阐明了种种反常、怪异的病态行为的起源及其中的细微差别，并凸显了这些病态行为对社会责任造成的破坏。
本书于 2004 年首次出版，对做作性障碍、孟乔森综合征（Munchausen syndrome）、代理型孟乔森（Munchausen by proxy，MBP）及诈病（Malingering）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可谓开创了这一全新研究领域之先河。本书初版问世多年，至今仍然是该领域的“压卷之作”。
费尔德曼博士是医疗欺诈（Medical deception）领域的顶级专家，他在书中针对这一内容给出了十分丰富而翔实的案例材料。
尽管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对相关诊断条目已经有所更新，但该主题内容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新版的DSM（即DSM-5）在保留“诈病”这一诊断的同时，还增加了“施加于自身的做作性障碍”和“强加于他人的做作性障碍”这两个子诊断条目。
以上这些情况都属于异常或过度“疾病行为”的范畴。所谓“异常”在于患者行为本身对疾病的认可甚至推崇。大多数患者都想缓解或消除自身的症状和功能障碍，从而履行前文提到的社会责任，而这些表现出异常疾病行为的患者则试图夸大自身的疾病症状。他们蓄意制造疾病的动机往往并不明确，甚至就连那些非这么做不可的患者本人也很难说清楚个中缘由。
或许，他们的目的是谋取患者身份以从中获益，其中一种可能性是获取他人的照顾和关注，同时被豁免部分社会责任（如工作）。有时，他们蓄意制造疾病的动机可能会更加微妙，如想要宣泄愤怒或内疚的情绪。“强加于他人的做作性障碍”的动机则可能是患者想要表现得像饱受折磨但不屈不挠、令人钦佩的父母。对“诈病”来说，其中会存在金钱获利之类的明显外部利益，如获得伤残补助金或赢得法律诉讼。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来描述做作性障碍的术语各不相同。理查德·阿舍（Richard Asher）博士所提出的“孟乔森综合征”一词源于鲁道夫·埃里希·拉斯佩（Rudolf Erich Raspe）所著的《孟乔森男爵俄罗斯奇遇记》。该书一经问世便立即引起轰动，至今仍在销售。阿舍博士描述了那些把医疗经历说得天花乱坠的“四处流窜的难搞患者”。
这些人所说的故事真假参半，尤其是那些跟自己生活经历有关的事，这用专业术语来说叫幻想性谎言癖（Pseudologia fantastica）。阿舍博士在自己的论文中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医学文献，继而带动了一大批相关病例资料的发表，提高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如今，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做作性障碍是一个谱系，其症状范围从“间歇性、轻微”到“长期、严重”不等，而且还混合了“幻想性谎言癖”。其中最棘手的病例则是“孟乔森综合征”这一亚型。
如前所述，当一个人（施虐者）故意将其他人（通常是依赖于施虐者的人）置于患者角色时，就被称为“强加于他人的做作性障碍”。顾名思义，这属于一种虐待行为，通常针对儿童或其他受害者。做作性障碍之所以会被当作一种匪夷所思的疾病，也许部分原因在于只有那些最严重、最极端的病例才会在报纸和杂志上出现。此外，医护人员也不愿相信他们的患者会欺骗他们，因为他们过去受到的教育是要相信患者（及其家属）告诉他们的话。
然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该病可能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更普遍。例如，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针对因不明原因发烧的患者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有超过9%的病例最终被诊断为做作性障碍。
总体而言，鉴于医学领域的专业化，有相当一部分病例可能属于做作性障碍或诈病的情况。此外，在这些人所追求与渴望的高度专业化的治疗环境中，这一比例会更高。
做作性障碍这一疾病的病程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如果病情轻微、间歇性发作，并且外部诱发动机比较少，预后一般会比较好。正如费尔德曼博士所指出的，这样的患者还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痊愈。不过，如果患者被确诊为孟乔森综合征，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完全聚焦在这种装病行为上，治疗充其量只能缓解那些被制造出来的或医源性的并发症。
其中，那些以精神症状为做作性症状的患者最难治疗，预后通常也最差。如前文所述，在常见（同时也违背常理）的“强加于他人的做作性障碍”案例中，有些母亲会谎报、夸大或诱发孩子的疾病迹象和症状。例如，她们会给孩子服用催吐剂或泻药以引发真正的呕吐或腹泻，或者人为地堵塞孩子的呼吸道以诱发缺氧性癫痫发作。
对做作性障碍的治疗取决于患者的关注点在自己身上还是他人身上。如果患者伪造症状是针对他人的，如受抚养的儿童，治疗中要明确指出这属于一种虐待儿童的行为，还要向当地儿童保护机构和警方等相关部门上报。如果患者伪造症状是针对自身的，有多种方法值得提倡，但目前尚无可作为干预依据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如果患者存在抑郁障碍或双相障碍等可能对药物有反应的疾病，进行药物治疗或许会比较有效，它可以缓解患者以非心理方式生病的冲动。
总之，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需要创造力、乐观的态度、悲悯之心及基于现实的期望，这几点缺一不可。
本书基于作者丰富的临床案例内容，囊括了大量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及多位临床医生的观点和建议，是该领域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对患者及其家属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些深切的理解，令他们可以怀揣着希望继续走下去。对临床医护工作者来说，它填补了行业内一项重要的空白，这无疑是一份可喜的馈赠。
因为大多数医生在做作性障碍方面接受的培训少之又少，这可能会让他们错过一些重要的预警信号，不知该如何对症下药。本书细致且翔实地梳理了临床干预与护理过程中的一些常见困难，如害怕引起法律纠纷及缺乏必要的沟通等，同时也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本书一直在该领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前沿和权威地位。对患者、患者家属、临床医生及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能够如此全面、系统地介绍这类疾病的全貌。在前沿优势方面，本书甚至将最新的一种做作性障碍类型——在各种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的欺骗行为——也吸纳进来。
DSM也紧随其后，首次将医疗欺诈行为会部分或完全发生在线上平台这一事实纳入诊断条目。全面的医患管理策略使本书更加完善，也充分说明了作者终身致力于针对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人群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工作。对在该领域有着强烈探索热情的读者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能够提供如此深入和透彻的知识了。
斯图尔特·J. 艾森德拉思（Stuart J. Eisendrath）
医学博士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精神病学系威尔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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