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的难点与对策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从源头上推动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层面和学术领域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生态环境无价或低价的传统观念明显扭转。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地方试点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搭建了“四梁八柱”,提供了纲领性指南。《意见》发布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全国上下全面铺开,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2024年4月,国务院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的激励性制度规则。实践成果方面,自然资源部先后发布了四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逐步明确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路径、典型模式和工作重点。

但总的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生态产品内涵外延、价值来源,重大关系等基本问题还需进一步明确,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难点^[2-4]。为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本文聚焦理论研究,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了现阶段生态产品概念定义、产品目录、价值理论、价值评估与核算、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的难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对照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提出对策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基础,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有效转化。

国内各界关于生态产品概念内涵的认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自然环境保护状况密切相关^[5]。进入21世纪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观念不断深化,国内对于生态产品的认识从单一属性拓展到综合属性,从物质产品拓展到非物质服务。但从目前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看,生态产品概念定义仍存在一些盲区。

一些观点认为生态产品是自然生态系统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交换等生态过程产生的纯自然产品,不需要人类劳动参与^[6-8]；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生态产品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共同作用产生的物质产品和服务^[9-11]。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生态产品既可以来源于自然生态系统,也可以由人类参与生产^[12-13]。从相关政策文件来看,《意见》和《条例》都明确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本质是调动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性的激励性政策体系,必须体现人在生态产品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自然资源部第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也将生态产品定义为“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的产品和服务”^[14]。因此,人类劳动是生态产品必需的生产要素,生态产品的生产须由人类劳动发起。

不同研究视角可能产生不同的生态产品分类标准。根据表现形态和功能定位,生态产品可分为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23-24]；基于地域范围,可分为全国性公共生态产品,区域或流域性公共生态产品、社区性公共生态产品及私人生态产品^[17]；根据供给方式,可分为自然要素类,自然属性类,生态衍生类以及生态标识类^[25];根据市场属性,可分为公共性生态产品,准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26-27]。若分类标准选择不当,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态产品目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从《意见》明确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战略取向和目标任务来看,生态产品目录所采用的分类标准要以管理目标为导向,与最急于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相匹配,与当地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相匹配。比如,在开展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时,可根据生态产品的表现形态和功能定位来分类,摸清各类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结构,空间分布等基本信息,这样一方面符合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Grss Feosystem Produet)统计的要求,也便于国际交流;在制定政策时,可根据生态产品的市场属性来分类,识别各类生态产品的供给和消费特点,以此设计相应的价值实现路径。

终端产品是可以直接进人人类经济系统或直接用来欣赏和消费的生态要素,对人类福祉产生直接影响:中间产品是参与生产终端产品的生态要素,不被人类直接消费^[28]。同一种生态要素,在不同情形下,可能是终端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容易混淆。比如,同一条河的水,若用来饮用,便是终端产品;若用来灌溉,就成了产出终端产品的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价值已经包含在终端产品中,为避免价值重复计算,在建立生态产品目录时,要以人类福祉为导向,只有直接影响人类福祉的最终产品或服务才能被列入生态产品目录。

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将生态产品与农产品并列^[12]。之后,有学者认为我国当下对生态产品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提出生态农产品的概念,并将其囊括在生态产品中^[29];还有学者认为农产品应该属于农业生态产品的一个子集^[13]。生态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和产品品质。生态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品质体现的都是绿色,可持续的理念,强调的是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而普通农产品沿用传统粗放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产品品质不及生态农产品,另一方面,生产过程会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鉴于目前还没有关于生态农产品的认定标准,建议参照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GB/T 19630-2019)》中关于有机产品的定义来识别生态农产品。

3.1 现有的生态产品价值理论

不同的价值理论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原则^[30]。生态产品供给与消费需要科学的价值理论来引导,厘清生态产品价值从哪里来,由哪些部分组成是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学界阐述生态产品价值来源和构成的理论主要有综合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等。

3.1.1 综合价值论

综合价值论从多个维度来阐述生态产品价值^[31-32],比如,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激励价值^[33];生态价值伦理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生态交换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34];理论价值和潜在变现价值^[35]。价值体现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36],可以从经济、文化、社会、伦理、宗教等多个维度来理解,但如果脱离了一定前提来讨论价值,将带来一个漫无边际的话题。本文认为,现阶段对生态产品价值的讨论应该聚焦于经济价值,重点关注如何通过货币化的形式来实现经济价值。只有生态产品经济价值实现才能促进其他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人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不仅把新的价值凝结在商品中,也把生产资料中包含的物化劳动价值转移到商品中^[45]。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生态产品价值源于人类劳动,生态产品价值量由生产生态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态产品交易以价值量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3,46]。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现了人类劳动在生态产品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其基本内涵与生态产品的概念定义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激励性目标一致。但对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战略取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生态产品价值来源和构成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定义的劳动仅仅包括物质生产劳动,范围还需拓展:另一方面,还需结合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生产资料这样的情况,进一步深人讨论生态产品的价值构成。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方法已较为成熟,具体来看,主要有实际市场技术,替代市场技术和假想市场技术。其中,实际市场技术用实际市场交易费用表示生态产品价值,多用于物质产品、文化旅游产品等;替代市场技术用替代市场价格间接表征没有实际费用支出的生态产品价值,如替代成本、影子工程等:假想市场技术用调查问卷构建虚拟市场调査人们的主观支付意愿,包括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法等^[4]。此外,当量因子法、价值转移法、能值货币法等也逐渐被广泛应用。价值核算方面,国内建立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能有效地将大部分隐性的、潜在的生态产品价值展现出来。然而,从已有的成果来看,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核算方法运用方面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假想市场技术主要包括支付意愿调査和受偿意愿调査等,其得出的生态产品价值来源于受访人群的主观意愿,评估结果与受访人的年龄、职业、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密切相关^[4,50]。因此,利用假想市场技术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对同一种生态产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得到的结果差异可能会很大。如果在一些支付意愿较低的地区,通过假想市场技术评估得出的生态产品价值不能覆盖生态保护修复成本,那么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将无法得以保证。此外,还有研究人员发现,带有宗教意义的生态系统精神文化产品价值无法用假想市场技术来估价^[51]。针对假想市场技术存在的局限性,一方面要强化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媒体,科普教育等渠道,增强公众对生态产品的感知,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认可度;另一方面,要强化公众参与,广泛组织政府、企业、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充分吸收利益相关者意见建议。

目前广泛存在的经营性生态产品,价格基础是凝结其中的劳动价值量,但在其价格形成过程中,还需另外采取一些措施来推动外部性内部化。总的来看,经营性:生态产品外部性表现为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效益,如保护种质资源、提高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等,这些外部性可以通过品牌创建、产品认证等方式结合市场机制来缓解。采取品牌创建、产品认证等措施后,经营性生态产品的需求发生改变,需求曲线由 D₁移动到 D₂,均衡需求量由 Q₁提高到 Q₂,均衡价格相应地由 P₁提高到P₂。由此,生产者剩余增量为:(B+C+D)-D=B+C;消费者剩余增量为:(A+E)-(A+B)=E-B;总剩余增量为:(B+C)+(E-B)=C+E。可见,品牌创建、产品认证等措施可以增加生产者剩余和总剩余,正外部性得以缓解(图1)。

目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1)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持续性认识不足，只关注怎么卖出生态产品,忽视了对生态资源质量的维持和提升,可能造成生态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产品的不可持续供给;(2)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系统性认识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城乡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体系衔接不到位,影响政策效能充分发挥:(3)对产业生态化路径的研究不够,目前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生态产业化,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等产业生态化活动创造的价值,导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单一、同质性强,地方生态优势不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意见》明确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战略取向,包括“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塑造城乡发展新格局’“引领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新风尚”以及“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方案"4个方面。贯穿这4个方面的主线是激励性的政策体系,通过建立以“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为利益导向的政策体系,激励保护生态环境行为,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同时,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发力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此外,《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具体任务,包括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价值实现保障、价值实现推进等六大机制。由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流程可分“三步走”。第一步,隐性价值显性化。在全面开展生态产品调査监测,价值评估与核算的基础上,将公共性生态产品外部性价值显性化,将准公共性生态产品获得排他性后的价值显性化,将经营性生态产品中包含的自然生态系统贡献价值显性化。第二步,外部性内部化。对于公共性生态产品,可通过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损害赔偿等方式消除外部性:对于准公共性生态产品,可通过生态权益交易等方式消除外部性:对于经营性生态产品可通过品牌创建、产品认证等方式结合市场机制消除外部性。第三步,社会福祉供给持续化。外部性内部化后,生态产品供给者受到了经济激励,从而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不断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持续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之后,再通过政策体系巩固和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社会长期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图 2)。

本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了现阶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其中概念定义方面的问题包括人类劳动是否是生态产品必需的生产要素、“生态产品”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概念界限不清晰等，产品目录方面的问题包括生态产品分类标准选择不当、终端产品和中间产品混淆、生态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难以区分等，价值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生态产品价值来源不明、价值构成不清等，价值评估与核算方面的问题包括生态产品价值重复计算、存量价值和流量价值不分、假想市场技术存在局限性、价格形成机制还需完善等，价值实现路径方面的问题包括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持续性、系统性认识不足以及对产业生态化路径的研究不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