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往事随谈
—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已是16岁的大小伙子，因家境贫寒入校读书晚，16岁才跨进初中大门。虽然读书晚读得也不多，但人之常情也懂得不少，也能为父母分忧干点粗活重活。
“有心栽花无心戴”是我当初上学的态度，经常缺课，是为了下田干活。
抽烟见怪不怪，是生活中常见的事也很普遍。在经济匮乏的那些年，农村人抽烟大多是油黄色的烟丝。能抽上20支包装的香烟，只有那些“望门贵族”以及“土地菩萨”的村官们。普通人家只有办大事，如子女结婚、砌房上梁、祝寿等，或请人办事时才用得上，但多数是低价劣质的香烟。
有一次在田间劳作时，乡民们是带着晨露干活的，一直到晌午，已干了几个小时的活。带队人一声号令“大家都休息一下”，干活的人随意找个地方，一屁股坐在田埂上休息。我也不例外，放下铁锹坐在田埂上了。
爱抽烟的陈叔叔，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包烟丝准备抽烟。在他身旁的我仔细地瞧着：见他的烟丝不是油黄色的，而是土黑色的碎叶片。我好奇心地问：“叔叔，你这是什么烟？”
“这个啊，你就不懂了。”
我再追问“那能告诉我吗？”
他一边摸出小于手心大的旧报纸，一边捏些烟丝放在纸片中间开始卷烟时说：“这个啊，是向日葵叶子揉碎的丝，既能过把烟瘾，又能省钱。”
庄上的杨奶奶，在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她家是村里最热闹的活动场所，爱赌钱的、听新闻的、为办事拿定主意的人，都喜欢到她家里去。
杨奶奶说她胖，体重130又不算胖；说她瘦，身材苗条一米六八又不瘦。喜欢抽烟、弄点小菜喝口小酒的她，为人热情和善，乐于助人，办事利索，话音清脆而柔和。
早餐喝早茶，这是我们里下河地区美食文化的传统习俗。杨奶奶每天早上都喜欢烫干丝、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碟腌制生姜片、一只热呼呼的猪油渣子烧饼。而她不是独自享用美食，多备了几份，谁到她家碰上时，她都热情招呼人一起吃。
抽烟，是杨奶奶的一生所好，但她从不与别人共用一个抽烟用具，包括她的丈夫也不可共用烟具。别人到她家，她便热情招呼着抽烟，便拿着一杆烟枪装好烟丝推给人家享用。
除了吃饭、做事，一有空闲就抽烟。一次，我看到她刚丢下饭碗就抽烟。只见她左手捧着一盏铜质水烟壶，手指轻轻的一推，水烟壶的下方便有一个抽推盒子伸出来，盒子里装满了油黄色的烟丝，一股淡淡的清香烟味扑入鼻腔。用右手的两只手指从盒子里捏些烟丝装上烟斗，拔动抽推盒收缩复回原样。右手常握一支是用火纸卷成的捻子，捻子的一头点燃后，会自然存火慢燃而不见火苗，在吸烟时放在嘴边轻轻的一吹，小小的火苗升起，可在烟斗处点燃烟丝。
在点燃烟丝的同时，嘴衔着水烟壶一侧向上弯腰的吸烟管，轻轻一吸，烟丝的质感透过水烟壶里的水过滤进入口腔肺部。烟雾在肺中流转又从口腔吐出后，烟雾缭绕在眼前，腾空而起又慢慢散去。那一瞬间，也许心中的压力或疲惫都得到了释放，正所谓“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惬意轻松之感油然而生。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香烟的包装精美，口感提升，品牌繁多，香烟的一端都装上了海绵头，其目的过虑尼姑丁，从而减少对人体的危害。
当时民间流传道：老百姓是八分，支部书记四脚奔，乡里的干部是八字胡子两边分”。
“经济”牌的香烟是8分人民币。四脚奔的香烟就是2角8分人民币的“飞马”牌。八字胡子两边分则是“大前门”牌香烟，每包香烟是4角8分人民币。
许多农村家庭里的“烟鬼”，连抽8分钱的“经济”牌香烟都抽不起，有时只能拿一只鸡蛋换上几支烟。或在地上捡起别人丢掉的烟头过把瘾。
村中的小学校园，有一处空旷的体育场。这处体育场，也是放电影、开全村社员大会等大型活动的场所。
有一次，公社指派在我村开万人社员大会。可想而知，抽烟的人定会很多，丢的烟头自然会很多。会后捡烟头的人像捡了“宝贝”似的高兴极了。
有几个捡烟头的人有点小聪明，便到主席台处捡烟头。功夫不负有心人，捡的烟头大多是“飞马”牌和“大前门”的烟头，有的烟头还有小半截长。
这些人的意识里，根本没有“卫生”二字。回家后剥开烟丝，再用纸卷起“小喇叭”或放在烟枪的烟斗里，惬意的抽起来。
改革开放了，人们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香烟的身价也得到了提高，再不是每盒是几分几角钱了，而是几块、几十块或百元、百元以上一盒的香烟。
在日常生活中，香烟也是必不可少的消耗品，有利有弊。总之 香烟是有害健康，屡禁不止，但愿大家少抽烟，适可而止，保持健康。
作者简介
江苏兴化人，靠六分田产生活的人，爱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