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报道——近期，关于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Polri）是否应当重新归属于内政部（Kemendagri）的议题，再度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尤其是在2024年印尼地方选举（Pilkada Serentak）之后，民主斗争党（PDI-P）提出的这一提案更是引发了对警察独立性和政治中立性的深刻讨论。
背景：
2024地方选举中，印尼的两个意识形态政党——印尼民主斗争党（PDI-P）和繁荣公正党（PKS）遭遇了较为惨重的失利，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1. 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这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普遍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尤其是在西爪哇省的选举中。尽管PDI-P和PKS都有一定的选民基础，但其提名的候选人未能像德迪·穆利亚迪（Dedi Mulyadi）一样提前与选民建立联系，缺乏知名度和支持度。德迪·穆利亚迪的候选人组合获得了超过60%的选民支持，而PDI-P和PKS的候选人分别仅获得了9.1%和19.4%的选票。
2. 选民忠诚度下降
尽管PDI-P和PKS长期以来有着忠实的选民支持，但在此次选举中，选民的忠诚度显著下降，许多原本支持这些意识形态政党的选民转而支持其他政党的候选人。例如，在东爪哇省，PDI-P支持者中有46.9%选择了其他候选人，而只有40.4%的人继续支持PDI-P提名的候选人。这表明，选民的选择更多是基于候选人本身的吸引力而非政党的意识形态。
3. 政治文化的变化
过去，西爪哇省的选举通常基于地理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划分，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政党主导。然而，在2024年的选举中，这一地区性政治文化的划分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德迪·穆利亚迪的候选人组合在多个文化区域都获得了高支持，表明选民的投票更倾向于候选人本身的能力与声望，而非党派的意识形态标签。
4. 大党联合的政治格局
与普拉博沃（Prabowo）和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等政治大佬的联合相比，PDI-P和PKS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普拉博沃和前总统佐科的合作巩固了中央至地方的政治力量，使得反对党如PDI-P更加难以在地方选举中占据优势。此外，PKS作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在雅加达等地的选举中，也未能有效发挥其选民基础的优势。
5. 地方选举的特殊性
例如在雅加达，PKS提名的候选人虽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最终却败给了PDI-P提名的候选人。这表明，即使是执政党联盟的一部分，PKS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仍然未能达到预期。
这一提案最早由民主斗争党发起，该党认为，警察部门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不够中立，甚至有部分地区的选举结果受到警察行为的影响。民进党认为，如果警察归属于内政部，就可以避免警察在选举中的“过度干预”，并减少可能的政治偏向。
然而，阿尔阿兹哈尔大学法学教授苏帕吉·艾哈迈德（Suparji Ahmad）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指出，将警察置于内政部管理之下，反而会加大警察部门被政治化的风险。特别是当内政部长本身来自政党，且可能带有政治利益时，警察极易沦为某一政治集团的工具，进而影响国家执法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苏帕吉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如果警察归属于内政部，尤其是在内政部长属于某个政党的情况下，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他认为，警察的独立性对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过度依赖政治权力对警察的指挥，无异于将国家的法律执行力交给政党控制，严重损害法治精神。
苏帕吉教授进一步指出，单纯基于选举中的个别现象来调整警察的组织结构，显然是治标不治本。他认为，真正的改革应当聚焦于如何确保警察能够作为国家机器的执行者，而不是某一政党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警察能够在不受外部压力干扰的情况下执行职责，并且做到完全的专业化、程序化和公正。
他特别强调，警察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无论是内部监督、外部监督，还是公众监督，都应该成为警察行使权力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全社会共同的监督下，警察才能够确保其职责的客观性和合法性。
尽管警察的中立性问题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被广泛讨论，但这一话题背后却折射出政治权力如何与治安体系相互交织。在2024年地方选举期间，民进党提出的关于警察偏向某些政党或候选人的指控，表明了在一些地区，警察力量可能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引发了对警察独立性的深刻担忧。
对于这种情况，苏帕吉表示，任何一项警察改革都不应仅仅围绕选举期间的政治需求进行调整。警察部门的改革应当从根本上解决其作为公正执法机关的独立性，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成为选举期间政党争斗的附庸。他强调，警察应当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严守公正与中立，而非被某一政治势力操控。
民主斗争党提议将警察归属内政部，实际上也反映出该党在2024年地方选举中的失落感。在一些选区，民进党在选举中遭遇了失利，党内高层认为，警察在地方选举中的角色，尤其是涉及到选举期间的“动员”和“干预”行为，可能是他们失利的原因之一。因此，民主斗争党提出，通过将警察重新纳入内政部管理，或许能减少警察对地方选举的干预，保证未来选举的“纯洁性”。
然而，苏帕吉认为，这种做法只是针对个别现象的应急反应，并不足以解决警察制度中的根本问题。警察部门的政治化问题，根源在于如何建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确保警察始终处于“非政治化”状态，而非依赖结构性的调整来解决暂时的困境。
对于未来警察系统的改革，苏帕吉提出了更为积极和长远的建议。他认为，应当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警察的职责和权限，同时提升警察的专业化水平，确保警察能够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能。此外，警察文化的塑造也至关重要，警察应当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而非任何政治团体的工具。
与此同时，外部监督机制的完善同样不可忽视。苏帕吉建议，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应该加强对警察工作的监督，确保其不受政治干预。通过这种多方合作的方式，才能真正保障警察体系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总的来说，警察是否应该归属于内政部，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虽然这一提案可以看作是对警察政治化的反应，但从长远来看，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警察本身的独立性和专业化上。只有通过深入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引导，才能真正实现警察体系的改革，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而非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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