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收入“高”且时间自由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份特别适合于个人单干的完美职业。
事实上，从弗洛伊德时代起心理咨询即被赋予了浓厚的“个人执业”属性。
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当时医学领域的一些知名人物公开抵制弗洛伊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精神分析运动，这些知名人物多数都在大的医疗机构或高校任职。
而弗洛伊德个人执业的成功与精神分析理论被“体制内”专家抵制的遭遇，使得弗洛伊德及其带领的精神分析运动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公共服务的色彩。
在那时，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师都是为贵族和有钱人服务的。这种“阶级”属性也引发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激烈的内部矛盾。
1912年底，阿德勒辞去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一职，与自己的追随者成立了“自由精神分析协会”。
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蔑视阿德勒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认为阿德勒污染了精神分析的纯净。
离开弗洛伊德的阿德勒积极投身自己热衷的社会实践之中。1919年和1920年，阿德勒与同事一起建立起几所儿童指导诊所，无偿为诊所提供服务，给教师建议，治疗各种各样的学生。
1922年，在阿德勒的指导下成立了一支由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的治疗团队，无偿为当地家庭提供指导。
如果说，弗洛伊德将“个人执业”的属性注入了心理咨询（精神分析），那阿德勒则是将社会公共服务属性赋予心理咨询的那个人。
在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后，心理咨询师的执业情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据美国心理学会（APA）劳动力中心数据统计显示，2014年全美获得从业执照的心理学家共有106500名。美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NASP）数据统计则显示（2009年），全美大约有32300名学校心理学家，其中20%具有硕士学位，25%具有博士学位。不考虑年份变化导致的数据变动，意味着在美国学校心理学家占获证心理学家总体的30%左右。在这32300名学校心理学家当中，86%就职于公立学校，包括幼儿园、中小学、高校和各类特殊学校，而独立执业的学校心理学家仅有7%。
与之类似，截止2017年10月获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DCP）注册认证的临床心理学家共有500余名。其中超过90%的临床心理学家就职于医院、学校等政府部门或NGO组织，个人执业的临床心理学家不足10%。
由此可见，随着心理咨询行业高度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心理咨询师将日益向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医院、学校、社区等体制内单位或机构集中。
我国于2018年开展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也是将心理咨询立足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而非心理咨询师的个人职业发展，这显然是对其他国家心理咨询职业化发展路径详细研究后的深刻总结。
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中即已明确要求：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1：4000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且每校至少配备2名。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鼓励配备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此前，在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曾明确提出：学校可配备必要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其编制从学校总编制中统筹解决。根据实际需要，学校也可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或心理咨询人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3659.4175万人（2022年），中等教育学校77455所（2020年），普通小学149117所（2022年）。意味着当前我国理论上需要高校心理咨询师9158人，中学心理咨询师77455人，小学心理咨询师149117人，共计约23.5万人。
意味着仅教育系统我国需要的专职心理咨询师人数即可达23.5万人。
同时，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中卫健委等10部门也明确要求：100%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心理门诊，40%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门诊。
以上，基于国外心理咨询师职业化发展历史和国内现有的指导政策，我国心理咨询行业一个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相关单位/机构内的心理咨询师数量将持续增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执业的心理咨询师的数量将减少。
相反的，个人执业心理咨询师的数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样会迎来持续增长，直到心理咨询行业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任务基本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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