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1978-2023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印证了这一正确论断。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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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奇迹源泉的不同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到2023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平均为9.02%，特别是1978-2010年间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0.02%。作为一个20世纪中后期还是发展落后的人口大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取得人均GDP水平快速提高的成就，被国内外经济研究界赞誉为中国奇迹。
近多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来源于国有经济壮大、地方间发展竞赛、低地价和财政补贴产业政策、土地转移积累发展资金、敢于借债上大项目建设等政府有为的推动。并在理念上淡化市场化改革，并建议民营竞争主体逐步退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如本专栏之一短文中图1所示，经历了高速、低速和高速度三个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通过渐进转轨经济“供给-分配-需求”仿真运算系统，对1950-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和变动，与体制安排、生产者所有制、阶段性改革等变动进行内在的分析，如本文图1 所示，分解增长的来源和高低波动的体制内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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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0-2023三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分解资料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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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建和市场还在时代的高速增长
1950-1956年间，市场机制还在运行，人口自主迁徙，农村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城镇还存在个体商户和私营企业，经济重建和生产者积极性较高，促成了这7年GDP平均10.11%的高速增长。从体制方面看，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弱化的市场，加上逐步强化的计划；生产单位从农村看，主要是家庭逐步向合作社转变，城镇主要从个体和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变。从增长来源分解，就业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增长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和53%；劳动力迁移和创新对生产率的提高分别贡献了经济增长的19.78%和4.95%。其中，资本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率为28%，即使这一水平，投资转化资本效率也比1957-1977年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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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高投入和低效率增长
1957-1977年间，计划配置资源的特点是高投入和高消耗，而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缺乏竞争，生产效率很低。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高幅度增长和就业劳动力增速还较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却差强人意， GDP平均增长率只有4.98%。
从体制方面看，资源由计划配置，农产品统购统销，生产资料计划调拨，城镇居民消费品计划定价和定量供应，没有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调节机制。生产单位，从农村看农民股份合作社变成了集体生产队，个体企业变成了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改造成了国有和国营企业，因其不需要多劳多得、产品质和量销售等方面的竞争，生产效率很低。
从增长来源分解，就业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4%和100%；但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率为-24%，上一阶段因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城乡分割户籍的管制而归零。然而，这一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高达70%，但资本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率降低到了13%，投资资本形成效率太低。人力物力资源高投入、浪费多和消耗大是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运行和生产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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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释放巨额生产力的高增长奇迹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前面已述，1978-2023年间GDP平均增长9.02%，其中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02%。从体制方面看，资源配置机制为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释放和转变，二元并存。资源可以由市场机制较为优化地进行配置。劳动者方面，农村解除集体出工下工，自主劳动、乡镇企业绩效工资、农民外出务工；城镇破除就业铁饭碗和劳动分配大锅饭，员工合同聘用制能进能出，形成劳动力供求和工资定价市场。生产所有制结构方面，农村从集体生产队转变成土地承包家庭经营，城乡个体、私营、股份、港澳台和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形成了追求经济利益的竞争主体。
从GDP增长来源分解，整个体制改革贡献了3.2%的经济增长率，占总增长的34.37%。①期间创新贡献经济增长翻负为正，平均为0.39%，其中1978-2010年间为0.81%。②农村集体劳动解散、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外出打工等生产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34%；而绩效工资制、劳动效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1.38%。③低效率国有企业资本占社会总资本比率从1978年的80%下降到2008年的19.45%，这一阶段其生产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84%，到2023年平均为0.46%。④土地1992年开始的有偿出让和1998年城镇房屋市场化改革，其交易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到2023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87%和0.49%。如果1978-2023年平均，平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63%。
一些学者似乎有这样的看法，即只要政府有为，推动技术进步、新技术产业化，创新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很高，有学者甚至提出其贡献可占到经济增长率的80%。从数据看，一是中国创新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体制改革力度大时，经济景气高涨时，贡献比率就高；反之，比率就低。二是二战后50年代以来，创新生产率贡献经济增长比率最高的是德国为52%，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大多在20%到40%之间。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创新生产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在放缓，许多国家为负。
上述改革与增长趋势的特点是:1978-1997年，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劳动要素优化配置和劳动力工作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比重较大，后来逐步减弱；1978-2008年，低效率国有企业资本占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例降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较高，2009年后由于其比例上升形成了年均0.8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损失；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23年，土地有偿出让、城镇原房改房屋交易、大棚房改造货币化安置等，土地房屋财富溢值贡献的经济增长对前两项改革经济增长的边际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替代和支撑。如果没有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加劳动和资本方面体制改革增长效应边际转弱，2010到202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在5%左右。
得出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是1978-2023年推动生产率提高和财富溢值，获得经济中高速增长动能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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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1978-2023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印证了这一正确论断。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
中国增长奇迹源泉的不同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到2023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平均为9.02%，特别是1978-2010年间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0.02%。作为一个20世纪中后期还是发展落后的人口大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取得人均GDP水平快速提高的成就，被国内外经济研究界赞誉为中国奇迹。
近多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来源于国有经济壮大、地方间发展竞赛、低地价和财政补贴产业政策、土地转移积累发展资金、敢于借债上大项目建设等政府有为的推动。并在理念上淡化市场化改革，并建议民营竞争主体逐步退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如本专栏之一短文中图1所示，经历了高速、低速和高速度三个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通过渐进转轨经济“供给-分配-需求”仿真运算系统，对1950-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和变动，与体制安排、生产者所有制、阶段性改革等变动进行内在的分析，如本文图1 所示，分解增长的来源和高低波动的体制内生影响。
资料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经济重建和市场还在时代的高速增长
1950-1956年间，市场机制还在运行，人口自主迁徙，农村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城镇还存在个体商户和私营企业，经济重建和生产者积极性较高，促成了这7年GDP平均10.11%的高速增长。从体制方面看，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弱化的市场，加上逐步强化的计划；生产单位从农村看，主要是家庭逐步向合作社转变，城镇主要从个体和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变。从增长来源分解，就业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增长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和53%；劳动力迁移和创新对生产率的提高分别贡献了经济增长的19.78%和4.95%。其中，资本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率为28%，即使这一水平，投资转化资本效率也比1957-1977年高得多。
计划经济的高投入和低效率增长
1957-1977年间，计划配置资源的特点是高投入和高消耗，而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缺乏竞争，生产效率很低。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高幅度增长和就业劳动力增速还较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却差强人意， GDP平均增长率只有4.98%。
从体制方面看，资源由计划配置，农产品统购统销，生产资料计划调拨，城镇居民消费品计划定价和定量供应，没有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调节机制。生产单位，从农村看农民股份合作社变成了集体生产队，个体企业变成了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改造成了国有和国营企业，因其不需要多劳多得、产品质和量销售等方面的竞争，生产效率很低。
从增长来源分解，就业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4%和100%；但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率为-24%，上一阶段因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城乡分割户籍的管制而归零。然而，这一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高达70%，但资本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率降低到了13%，投资资本形成效率太低。人力物力资源高投入、浪费多和消耗大是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运行和生产的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释放巨额生产力的高增长奇迹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前面已述，1978-2023年间GDP平均增长9.02%，其中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02%。从体制方面看，资源配置机制为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释放和转变，二元并存。资源可以由市场机制较为优化地进行配置。劳动者方面，农村解除集体出工下工，自主劳动、乡镇企业绩效工资、农民外出务工；城镇破除就业铁饭碗和劳动分配大锅饭，员工合同聘用制能进能出，形成劳动力供求和工资定价市场。生产所有制结构方面，农村从集体生产队转变成土地承包家庭经营，城乡个体、私营、股份、港澳台和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形成了追求经济利益的竞争主体。
从GDP增长来源分解，整个体制改革贡献了3.2%的经济增长率，占总增长的34.37%。①期间创新贡献经济增长翻负为正，平均为0.39%，其中1978-2010年间为0.81%。②农村集体劳动解散、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外出打工等生产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34%；而绩效工资制、劳动效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1.38%。③低效率国有企业资本占社会总资本比率从1978年的80%下降到2008年的19.45%，这一阶段其生产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84%，到2023年平均为0.46%。④土地1992年开始的有偿出让和1998年城镇房屋市场化改革，其交易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到2023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87%和0.49%。如果1978-2023年平均，平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63%。
一些学者似乎有这样的看法，即只要政府有为，推动技术进步、新技术产业化，创新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很高，有学者甚至提出其贡献可占到经济增长率的80%。从数据看，一是中国创新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体制改革力度大时，经济景气高涨时，贡献比率就高；反之，比率就低。二是二战后50年代以来，创新生产率贡献经济增长比率最高的是德国为52%，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大多在20%到40%之间。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创新生产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在放缓，许多国家为负。
上述改革与增长趋势的特点是:1978-1997年，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劳动要素优化配置和劳动力工作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比重较大，后来逐步减弱；1978-2008年，低效率国有企业资本占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例降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较高，2009年后由于其比例上升形成了年均0.8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损失；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23年，土地有偿出让、城镇原房改房屋交易、大棚房改造货币化安置等，土地房屋财富溢值贡献的经济增长对前两项改革经济增长的边际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替代和支撑。如果没有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加劳动和资本方面体制改革增长效应边际转弱，2010到202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在5%左右。
得出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是1978-2023年推动生产率提高和财富溢值，获得经济中高速增长动能的唯一源泉。
THE END
编辑：小 智
声明：文章转自天勇谈经济，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作者所有。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若转载本号文章，请联系授权开白，并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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