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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到了“新质生产力”,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此期间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目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深邃逻辑，辩证认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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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含义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界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概念可进一步细分为总体含义、动力来源、基本内涵、核心标志和基本特点。
(一)总体含义
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正是以先进的高科技为支撑，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依靠扩大生产要素投入增长型向以技术突破推动管理变革增长型转变，生产力的发展路径由高消耗、高污染向高效率、绿色化转变。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科技含量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高是新质生产力的突出特点。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实物形态，而先进生产力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在同类生产力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传统生产力各要素的融合和质量的跃迁，科技创新是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因素，其中也离不开人才资源的支撑。
(二)动力来源
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驱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进而带动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而来的。具体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随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基因编辑、区块链、3D打印、太空探索、生命科学、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新能源等科技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其次，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主要是指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以实现最高效率的生产，其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目前，我国还存在较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新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最后，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向更有利于经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三)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借助外部工具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能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要素。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劳动者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转变，形成劳动者新质态。其次，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对劳动对象施加劳动所利用的各种物质资料和手段。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重新组合融合，信息技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广泛渗透到设计、生产、消费的各个层面与各个环节，加速了生产方式变革，新质生产力也随之孕育发展。最后，技术的运用要以一定的产业为载体，将创新性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以带动整个产业形态和组织方式的升级调整。
(四)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见，全要素生产率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生产率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最早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关于生产率的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单要素生产率，如最常用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用来衡量每单位劳动力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单要素生产率由于没有考虑到技术等要素的作用，因而无法很好地解释社会生产效率的变化。Tinbergen首次提出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生产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之后Solow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实际上，TFP就是剔除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贡献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在数学处理上就是一个余值，任何不可观测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可归于TFP。这样，索洛余值就成为一个“黑匣子”,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备受争议，对其概念的理解也容易产生误区，如混淆总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总技术进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标志。
(五)基本特点：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必须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谋出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创新为基本特点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角度的创新，而且是蕴含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管理创新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创新，因而能够迸发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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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强国复兴伟业的重要动力，各地区、各行业紧密跟进，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部署工作。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等乱象频现，甚至出现忽视传统生产力而只注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怪象。为此，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步。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看，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内外部各要素量的积累达到一定限度后，最终促成质的根本性转变而形成的；从事物的联系与区别看，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联系体现在生产力范畴、目标指向和驱动因素等方面，其区别在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方面尤为明显。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生产力的原样继承，而是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
(一)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也是深刻认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两者之间转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工具。量变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变化及事物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变动，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根本性转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量变与质变是辩证统一的，即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转换。一种事物在向另一种新事物的飞跃发展过程中，量变的积累是事物质变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事物的质变也影响和制约着量变的程度与方向。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是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认识工具。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就是说，传统生产力内外部各要素不断积累变化，经过一定限度的量变后最终发生根本性变化，促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生产力各要素的量变是围绕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变化积累的。从劳动者来看，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是促成传统生产力质变的量变因素。传统生产力以低级技术为中介，以人力及简单的机械力为作用形式，面向的产业大多有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的特征，劳动者具备基础的知识水平和简单的机械操作能力就能从事生产。但是，由于生产的耗损和提升生产效率的要求，机器设备会定期更换和更新，因此，出于现实生产的需要，劳动者也需要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而不断丰富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以驾驭更新换代后的机器并继续从事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会不断提高，这就为劳动者驾驭新的更高水平的技术提供了可能，也为新技术的催生和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劳动对象来看，新的生产实践领域不断出现传统生产力内部要素的量变。人类社会从最初的改造周围的自然到一步步以星辰大海为目标，从只能改造简单的石器和木材到对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人类的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加深，且新的生产实践领域并不是单一的线性拓展，而是呈现多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的态势。可以说，新的生产实践领域是在旧的已有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断拓展的生产实践领域为新质生产力作用于劳动对象提供了指向。从劳动资料来看，劳动工具的发展变化源于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带来了劳动工具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新技术既有在若干旧技术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也有单个技术的突破式飞跃，体现了新事物发展的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和积累，最终使革命性、突破性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新的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成为现实的生产能力，现实的生产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从而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传统生产力内部各要素的量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实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事物的质变发展。但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几个要素量变的简单累加的结果，而是以传统生产力发生结构性量变为条件的，需要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劳动的分工与协作、交通和运输条件以及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量变和积累。总之，传统生产力各要素的量变积累是促成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即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生质变，在量变与质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新质生产力才能逐渐形成和发展。
(二)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联系和区别
分析事物的联系与区别是一种重要的系统化思维方式。把握好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需要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有助于深化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本质，更好地抓住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范畴、目标指向和驱动因素等方面具有共性。从生产力范畴来看，无论是传统生产力还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新质生产力，都没有脱离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论述的范围，都体现着人类借助外部工具对自然改造的能力。在传统生产力中，以人的本质力量及其智慧外化造就的机械机器实现了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机器生产力代表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最高水平。在新质生产力中，高科技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更受益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应用。从目标指向来看，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都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此外，两者还都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因此，无论是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具有共同的发展目标。从驱动因素来看，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进步。稍有区别的是，传统生产力依赖机械技术、电力技术等驱动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则依赖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从更高层次上驱动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应用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技术的创新应用体现了技术变迁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方面存在区别。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是最富创造性和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要素，掌握各种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与不同的生产工具相结合，使抽象的生产力概念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者仅需掌握单一的劳动技术，在生产中体力劳动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主要从事易操作、可替代性高、技术含量低的职业和工种，且劳动环境较差。同时，由于他们普遍没有受过较高的专业理论教育和基础技能培养，因而只能依赖已有的工具、技术从事生产。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者普遍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系统化、理论化的学习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因此能够从事更复杂的工作，以及灵活多变地应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在工作过程中直接促成许多新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其次，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进行劳动的一切物质资料。由于传统生产力中应用的技术大多水平较低，因而劳动的对象以自然界中纯天然的物质和经劳动者简单加工后的原料为主。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的范围要更广，不仅包括传统生产力已开拓的劳动对象，而且包括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加持下，原先早已发现但无法利用的物质以及之前未被人类发现的物质均能成为新的劳动对象。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据也成为新的劳动对象。最后，劳动资料中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资料方面的最大区别就是生产工具的不同。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工具以简易的机器设备和工具为主，生产工具的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的化石能源和电力，需要借助劳动者的操作才能实现，且劳动者只能同时负责少数机器的运作。相反，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工具具有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特点，如数控智能机床、智能机器人等，其技术成熟度和效率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更高，所耗费的能源和产生的污染也更少，而且能够实现生产车间的无人化和生产过程的无害化。
(三)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
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生产力迭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实践硕果。
一方面，扬弃是指新质生产力在革新发展过程中，发扬了传统生产力中的积极因素，抛弃了传统生产力中的消极因素。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回答了“生产力是什么”的问题，揭示了生产力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生产力的现代形式的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二是说明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可以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并且决定了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三是揭示了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四是阐明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一般关系。生产力包含科学技术，科技进步推动着生产资料效能的极大提升，使劳动生产能力得以不断提高。在马克思看来，“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五是得出了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尺度的结论。马克思当时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是解释和评价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丰富了传统生产力在生产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满足需要等多个维度的内涵。一是生产要素。在原先已有的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之外，纳入了新的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将原本不属于生产要素的要素囊括在内，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的种类和范围均得到了扩展。新质生产力拓展了要素的范围和种类，与时俱进地将技术、数据等要素纳入其中，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通信、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二是要素组合。组织和技术是影响要素组合效率的两个主要因素。前者是指要素借助什么样的载体而结合，后者是指要素借助什么样的工具而链接。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升了不同要素组合的组织效率与技术复杂度，带来了产出增量。三是产业形态。新质生产力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使产业形态发生明显转变，不断催生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使原有产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比重持续攀升。四是满足需要。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等方面发生跃迁升级后，可以在满足人们的生存型需要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发展型和享受型需要。
另一方面，超越是指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的更新和超越，体现出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能级跃迁。第一，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社会变迁与进步的关键要素和主体力量。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常规操作性工作，依靠明确指令来完成程序性任务和重复性工作，如服务于制造业流水线的一线工人和具有固定工作程序的财务人员。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主要是非常规的知识性工作，要求具备创造性、智慧性的技能，对认知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及时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能够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良好互补。第二，劳动资料即劳动手段，生产工具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对生产力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是衡量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资料以简易的机械机器为主，具有低效率、高耗能、高污染等特点，而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资料是具有颠覆性变化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设备，克服了传统机械化生产的被动性和重复性，具备传统生产工具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第三，劳动对象是在生产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对象，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对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的影响。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以自然界中纯天然的物质和经劳动者简单加工后的原料为主，如矿物、树木、蚕丝等，而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物态化的劳动对象，如随着技术进步发现的自然物和拥有更多技术要素的原材料，还包括非物态化的劳动对象，如数据要素。数据要素作为信息的载体，是数字经济时代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源，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数据要素对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继而进一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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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发展带来冲击和挑战，如何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面对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破题”,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从国际看，逆全球化势头上升，地缘保护逐渐强化，脱钩断链风险加大，局部地区热战不断，科技打压、贸易加税手段层出不穷，极大地考验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因此，面对外界的频繁打压，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大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塑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从国内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方面，高端供给能力不足短板明显；另一方面，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加丰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平衡正是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体现。因此，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的过程中既重视量的积累，又注重质的飞跃，才能在质的飞跃中实现量的突破。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要从追求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向追求技术突破的集约型增长转变，其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其本质体现的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质量及配置效率提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也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与传统生产力的高要素投入、高耗能、低效率的特征不同，新质生产力是在已有生产力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效率的特征，且其本身就属于高科技生产力，能够通过将革命性、突破性技术应用于各类产业，推动产业全面升级改造。例如，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支撑下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一方面，在生产流程中，智能化技术能够作用于产品设计、工艺规划、生产调度、质量控制等环节，显著降低对人工调试与操控的依赖。这就使企业能够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精准控制产品质量，并依托智能化的机器体系自动进行设计、规划、仿真和优化，从而达到精细化、敏捷化和高效化管理。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优化新型生产要素和产业组织形态，推动管理方式和效率变革。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带来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体现了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本质是原料、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配置的效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企业层面看，技术的创新应用和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路径。从国家层面看，要加快改革步伐，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破除阻碍技术创新应用和要素组合优化的体制机制壁垒，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二是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体现了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以单位总投入与总产出衡量出的生产效率，来源于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和效率提高等。从产业层面看，技术进步是拉动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动力来源。有研究发现，2003—2017年，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5%,技术效率年均变动-6.2%,总体而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向上的拉动作用。2016年之后，TFP有了正向变动，技术效率提高12%,表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制造业智能改造和技术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各行业效率提升明显，正由原来的粗放扩张型发展向内涵集约型发展转变，技术进步对拉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明显。不仅仅是制造业领域，在农业、高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同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测算发现，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TFP以年均6%的速度提升，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技术水平以年均6.29%的速度提升。除2004—2005年以外，农业技术进步的变动趋势与农业TFP完全一致。在服务业领域，TFP的增长同样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因此，无论是制造业、农业还是服务业，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必将带动TFP的提升，而TFP的提升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致性，提高TFP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生产要素加快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也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首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创新技术的发展，而革命性创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保障。一方面，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全社会营造了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鼓励创新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吸引了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投入到技术创新发展事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作为创新主力的个人聚焦技术发明，使更多新的创新型技术突破和应用，从而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质量的提高，更好地发挥创新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其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制度基础，完善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使各类生产要素流动更加有效、各类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完善，将使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以往一些抑制企业活力的制度性障碍将被消除，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最后，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从技术和要素优化配置两方面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制度基础。统一开放、法制健全的对外开放环境吸引着来自全球的资金和技术，推动了我国技术更新迭代，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我国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驱使下，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各类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了产品质量提升和服务提质升级，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未来，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提升TFP的主要源泉，而TFP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同时，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仍是提高TFP、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在于通过科技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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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高度契合。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强调的是从国内外、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出发，在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现实问题、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法，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与辩证方法的统一，以及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因地制宜内蕴着遵循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是要求各地根据自身传统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确立符合当地实际和客观发展规律的产业发展方向，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相应的新质生产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而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不能简单地套用单一的模式。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政策和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当地的特色优势，进而实现不同地区的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然是传统生产力的能级跃迁，就要结合不同地区传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无论是传统生产力还是新质生产力，其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物质载体，即以一定的产业形态作为发展载体。各行业各领域只要是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传统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河北省的钢材产量和山西省的焦煤产量分别为32 169万吨和9799万吨，分别占当年全国钢铁总产量的31.6%和焦煤产量的20.6%。河北省的钢铁产业和山西省的煤炭产业在全国首屈一指，而汽车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基本处于空白。如果河北省和山西省不结合省内产业的发展实际，不寻求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而是盲目地发展汽车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追求所谓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则其结果必然是不仅新发展的产业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领先优势，也将造成本省支柱产业的倒退，影响省内经济的发展，甚至对全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相反，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活跃、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业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适宜利用当地的创新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相关新质生产力。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盲目跟风，更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产业基础，依靠革命性、突破性技术创新，不仅要求较高水平的工业基础和人才支撑，还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坚强的政策保障。具体来讲，应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实现全国一盘棋统筹推进。要坚持中央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统筹规划，加强战略引领，促进各地发展优势的整合协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一是中央要立足国内外发展形势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科学规划正确方向、精准发力突出重点、全力保障政策落实、培育路径合理有效，确保全国上下齐心共进，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力。二是地方要找准地区定位，明确自身优势，根据地方特色优势选择符合现实情况的发展路径，借助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契机实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不同优势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地区内资源的合理共享，防止盲目扎堆、一哄而上，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三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要严格落实中央统一部署的战略措施，使指导政策在地方有效落地，也要给予地方足够的自主权，防止一刀切，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这就需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是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破除阻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机制，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二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前瞻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一批引领带动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孵化和加速计划，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一批“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健全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到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研究中，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落实落地。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TFP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自有运行规律相互协调，使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机制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上发力。一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推行既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又适应地方发展实践需要的市场化改革，确保各类主体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战略全局的进一步优化。二是有效发挥政府在政策导向、体制机制和财政支持上的作用，加快建设统一全国大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国内经济循环，进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巩固和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发挥城市群带动效应。应立足本区域内、城市群内的优势产业定位，结合资源禀赋、人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是突出区域特色优势，引导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集群。如东北地区的航空航天、军工材料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且工业基础较好，应引导其向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发展；东部地区的创新活力强、人才优势显著、对外开放程度高，可鼓励其发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突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应引导其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发展特色产业。二是促进区域内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支持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发展，推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联动，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地区间差距。
第五，建设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发挥人才的基础支撑作用。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应深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人才强国建设，培养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一是注重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基础教育。实践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要加快基础理论科学化、体系化建设，培养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理论型人才。二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人才队伍，提升新型劳动者的专业能力和实践操作水平，培养专、精、尖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水平。三是优化科技人才结构。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具有更高知识水平、实践能力强的人才，应通过政策引导支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从事相关的技术工作，形成科技创新攻关的层次化推进格局。四是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奖励、激励投入。促进薪资向技术研发人员、一线劳动工人倾斜，增强相关人才的自主性。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着力扩大校企合作规模，推进产教融合深入发展。
作 者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冀 承：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
倪 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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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到了“新质生产力”,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此期间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目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深邃逻辑，辩证认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含义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界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概念可进一步细分为总体含义、动力来源、基本内涵、核心标志和基本特点。
(一)总体含义
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正是以先进的高科技为支撑，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依靠扩大生产要素投入增长型向以技术突破推动管理变革增长型转变，生产力的发展路径由高消耗、高污染向高效率、绿色化转变。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科技含量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高是新质生产力的突出特点。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实物形态，而先进生产力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在同类生产力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传统生产力各要素的融合和质量的跃迁，科技创新是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因素，其中也离不开人才资源的支撑。
(二)动力来源
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驱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进而带动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而来的。具体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随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基因编辑、区块链、3D打印、太空探索、生命科学、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新能源等科技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其次，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主要是指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以实现最高效率的生产，其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目前，我国还存在较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新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最后，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向更有利于经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三)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借助外部工具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能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要素。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劳动者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转变，形成劳动者新质态。其次，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对劳动对象施加劳动所利用的各种物质资料和手段。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重新组合融合，信息技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广泛渗透到设计、生产、消费的各个层面与各个环节，加速了生产方式变革，新质生产力也随之孕育发展。最后，技术的运用要以一定的产业为载体，将创新性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以带动整个产业形态和组织方式的升级调整。
(四)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见，全要素生产率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生产率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最早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关于生产率的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单要素生产率，如最常用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用来衡量每单位劳动力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单要素生产率由于没有考虑到技术等要素的作用，因而无法很好地解释社会生产效率的变化。Tinbergen首次提出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生产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之后Solow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实际上，TFP就是剔除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贡献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在数学处理上就是一个余值，任何不可观测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可归于TFP。这样，索洛余值就成为一个“黑匣子”,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备受争议，对其概念的理解也容易产生误区，如混淆总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总技术进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标志。
(五)基本特点：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必须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谋出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创新为基本特点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角度的创新，而且是蕴含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管理创新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创新，因而能够迸发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强国复兴伟业的重要动力，各地区、各行业紧密跟进，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部署工作。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等乱象频现，甚至出现忽视传统生产力而只注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怪象。为此，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步。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看，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内外部各要素量的积累达到一定限度后，最终促成质的根本性转变而形成的；从事物的联系与区别看，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联系体现在生产力范畴、目标指向和驱动因素等方面，其区别在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方面尤为明显。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生产力的原样继承，而是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
(一)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也是深刻认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两者之间转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工具。量变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变化及事物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变动，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根本性转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量变与质变是辩证统一的，即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转换。一种事物在向另一种新事物的飞跃发展过程中，量变的积累是事物质变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事物的质变也影响和制约着量变的程度与方向。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是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认识工具。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就是说，传统生产力内外部各要素不断积累变化，经过一定限度的量变后最终发生根本性变化，促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生产力各要素的量变是围绕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变化积累的。从劳动者来看，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是促成传统生产力质变的量变因素。传统生产力以低级技术为中介，以人力及简单的机械力为作用形式，面向的产业大多有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的特征，劳动者具备基础的知识水平和简单的机械操作能力就能从事生产。但是，由于生产的耗损和提升生产效率的要求，机器设备会定期更换和更新，因此，出于现实生产的需要，劳动者也需要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而不断丰富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以驾驭更新换代后的机器并继续从事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会不断提高，这就为劳动者驾驭新的更高水平的技术提供了可能，也为新技术的催生和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劳动对象来看，新的生产实践领域不断出现传统生产力内部要素的量变。人类社会从最初的改造周围的自然到一步步以星辰大海为目标，从只能改造简单的石器和木材到对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人类的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加深，且新的生产实践领域并不是单一的线性拓展，而是呈现多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的态势。可以说，新的生产实践领域是在旧的已有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断拓展的生产实践领域为新质生产力作用于劳动对象提供了指向。从劳动资料来看，劳动工具的发展变化源于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带来了劳动工具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新技术既有在若干旧技术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也有单个技术的突破式飞跃，体现了新事物发展的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和积累，最终使革命性、突破性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新的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成为现实的生产能力，现实的生产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从而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传统生产力内部各要素的量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实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事物的质变发展。但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几个要素量变的简单累加的结果，而是以传统生产力发生结构性量变为条件的，需要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劳动的分工与协作、交通和运输条件以及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量变和积累。总之，传统生产力各要素的量变积累是促成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即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生质变，在量变与质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新质生产力才能逐渐形成和发展。
(二)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联系和区别
分析事物的联系与区别是一种重要的系统化思维方式。把握好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需要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有助于深化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本质，更好地抓住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范畴、目标指向和驱动因素等方面具有共性。从生产力范畴来看，无论是传统生产力还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新质生产力，都没有脱离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论述的范围，都体现着人类借助外部工具对自然改造的能力。在传统生产力中，以人的本质力量及其智慧外化造就的机械机器实现了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机器生产力代表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最高水平。在新质生产力中，高科技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更受益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应用。从目标指向来看，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都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此外，两者还都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因此，无论是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具有共同的发展目标。从驱动因素来看，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进步。稍有区别的是，传统生产力依赖机械技术、电力技术等驱动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则依赖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从更高层次上驱动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应用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技术的创新应用体现了技术变迁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方面存在区别。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是最富创造性和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要素，掌握各种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与不同的生产工具相结合，使抽象的生产力概念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者仅需掌握单一的劳动技术，在生产中体力劳动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主要从事易操作、可替代性高、技术含量低的职业和工种，且劳动环境较差。同时，由于他们普遍没有受过较高的专业理论教育和基础技能培养，因而只能依赖已有的工具、技术从事生产。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者普遍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系统化、理论化的学习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因此能够从事更复杂的工作，以及灵活多变地应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在工作过程中直接促成许多新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其次，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进行劳动的一切物质资料。由于传统生产力中应用的技术大多水平较低，因而劳动的对象以自然界中纯天然的物质和经劳动者简单加工后的原料为主。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的范围要更广，不仅包括传统生产力已开拓的劳动对象，而且包括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加持下，原先早已发现但无法利用的物质以及之前未被人类发现的物质均能成为新的劳动对象。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据也成为新的劳动对象。最后，劳动资料中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资料方面的最大区别就是生产工具的不同。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工具以简易的机器设备和工具为主，生产工具的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的化石能源和电力，需要借助劳动者的操作才能实现，且劳动者只能同时负责少数机器的运作。相反，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工具具有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特点，如数控智能机床、智能机器人等，其技术成熟度和效率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更高，所耗费的能源和产生的污染也更少，而且能够实现生产车间的无人化和生产过程的无害化。
(三)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
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生产力迭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实践硕果。
一方面，扬弃是指新质生产力在革新发展过程中，发扬了传统生产力中的积极因素，抛弃了传统生产力中的消极因素。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回答了“生产力是什么”的问题，揭示了生产力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生产力的现代形式的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二是说明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可以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并且决定了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三是揭示了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四是阐明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一般关系。生产力包含科学技术，科技进步推动着生产资料效能的极大提升，使劳动生产能力得以不断提高。在马克思看来，“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五是得出了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尺度的结论。马克思当时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是解释和评价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丰富了传统生产力在生产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满足需要等多个维度的内涵。一是生产要素。在原先已有的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之外，纳入了新的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将原本不属于生产要素的要素囊括在内，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的种类和范围均得到了扩展。新质生产力拓展了要素的范围和种类，与时俱进地将技术、数据等要素纳入其中，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通信、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二是要素组合。组织和技术是影响要素组合效率的两个主要因素。前者是指要素借助什么样的载体而结合，后者是指要素借助什么样的工具而链接。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升了不同要素组合的组织效率与技术复杂度，带来了产出增量。三是产业形态。新质生产力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使产业形态发生明显转变，不断催生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使原有产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比重持续攀升。四是满足需要。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等方面发生跃迁升级后，可以在满足人们的生存型需要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发展型和享受型需要。
另一方面，超越是指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的更新和超越，体现出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能级跃迁。第一，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社会变迁与进步的关键要素和主体力量。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常规操作性工作，依靠明确指令来完成程序性任务和重复性工作，如服务于制造业流水线的一线工人和具有固定工作程序的财务人员。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主要是非常规的知识性工作，要求具备创造性、智慧性的技能，对认知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及时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能够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良好互补。第二，劳动资料即劳动手段，生产工具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对生产力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是衡量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资料以简易的机械机器为主，具有低效率、高耗能、高污染等特点，而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资料是具有颠覆性变化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设备，克服了传统机械化生产的被动性和重复性，具备传统生产工具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第三，劳动对象是在生产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对象，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对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的影响。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以自然界中纯天然的物质和经劳动者简单加工后的原料为主，如矿物、树木、蚕丝等，而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物态化的劳动对象，如随着技术进步发现的自然物和拥有更多技术要素的原材料，还包括非物态化的劳动对象，如数据要素。数据要素作为信息的载体，是数字经济时代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源，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数据要素对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继而进一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发展带来冲击和挑战，如何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面对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破题”,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从国际看，逆全球化势头上升，地缘保护逐渐强化，脱钩断链风险加大，局部地区热战不断，科技打压、贸易加税手段层出不穷，极大地考验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因此，面对外界的频繁打压，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大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塑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从国内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方面，高端供给能力不足短板明显；另一方面，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加丰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平衡正是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体现。因此，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的过程中既重视量的积累，又注重质的飞跃，才能在质的飞跃中实现量的突破。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要从追求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向追求技术突破的集约型增长转变，其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其本质体现的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质量及配置效率提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也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与传统生产力的高要素投入、高耗能、低效率的特征不同，新质生产力是在已有生产力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与超越。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效率的特征，且其本身就属于高科技生产力，能够通过将革命性、突破性技术应用于各类产业，推动产业全面升级改造。例如，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支撑下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一方面，在生产流程中，智能化技术能够作用于产品设计、工艺规划、生产调度、质量控制等环节，显著降低对人工调试与操控的依赖。这就使企业能够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精准控制产品质量，并依托智能化的机器体系自动进行设计、规划、仿真和优化，从而达到精细化、敏捷化和高效化管理。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优化新型生产要素和产业组织形态，推动管理方式和效率变革。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带来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体现了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本质是原料、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配置的效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企业层面看，技术的创新应用和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路径。从国家层面看，要加快改革步伐，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破除阻碍技术创新应用和要素组合优化的体制机制壁垒，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二是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体现了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以单位总投入与总产出衡量出的生产效率，来源于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和效率提高等。从产业层面看，技术进步是拉动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动力来源。有研究发现，2003—2017年，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5%,技术效率年均变动-6.2%,总体而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向上的拉动作用。2016年之后，TFP有了正向变动，技术效率提高12%,表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制造业智能改造和技术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各行业效率提升明显，正由原来的粗放扩张型发展向内涵集约型发展转变，技术进步对拉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明显。不仅仅是制造业领域，在农业、高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同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测算发现，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TFP以年均6%的速度提升，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技术水平以年均6.29%的速度提升。除2004—2005年以外，农业技术进步的变动趋势与农业TFP完全一致。在服务业领域，TFP的增长同样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因此，无论是制造业、农业还是服务业，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必将带动TFP的提升，而TFP的提升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致性，提高TFP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生产要素加快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也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首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创新技术的发展，而革命性创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保障。一方面，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全社会营造了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鼓励创新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吸引了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投入到技术创新发展事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作为创新主力的个人聚焦技术发明，使更多新的创新型技术突破和应用，从而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质量的提高，更好地发挥创新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其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制度基础，完善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使各类生产要素流动更加有效、各类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完善，将使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以往一些抑制企业活力的制度性障碍将被消除，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最后，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从技术和要素优化配置两方面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制度基础。统一开放、法制健全的对外开放环境吸引着来自全球的资金和技术，推动了我国技术更新迭代，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我国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驱使下，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各类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了产品质量提升和服务提质升级，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未来，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提升TFP的主要源泉，而TFP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同时，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仍是提高TFP、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在于通过科技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高度契合。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强调的是从国内外、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出发，在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现实问题、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法，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与辩证方法的统一，以及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因地制宜内蕴着遵循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是要求各地根据自身传统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确立符合当地实际和客观发展规律的产业发展方向，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相应的新质生产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而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不能简单地套用单一的模式。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政策和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当地的特色优势，进而实现不同地区的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然是传统生产力的能级跃迁，就要结合不同地区传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无论是传统生产力还是新质生产力，其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物质载体，即以一定的产业形态作为发展载体。各行业各领域只要是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传统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河北省的钢材产量和山西省的焦煤产量分别为32 169万吨和9799万吨，分别占当年全国钢铁总产量的31.6%和焦煤产量的20.6%。河北省的钢铁产业和山西省的煤炭产业在全国首屈一指，而汽车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基本处于空白。如果河北省和山西省不结合省内产业的发展实际，不寻求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而是盲目地发展汽车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追求所谓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则其结果必然是不仅新发展的产业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领先优势，也将造成本省支柱产业的倒退，影响省内经济的发展，甚至对全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相反，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活跃、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业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适宜利用当地的创新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相关新质生产力。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盲目跟风，更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产业基础，依靠革命性、突破性技术创新，不仅要求较高水平的工业基础和人才支撑，还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坚强的政策保障。具体来讲，应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实现全国一盘棋统筹推进。要坚持中央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统筹规划，加强战略引领，促进各地发展优势的整合协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一是中央要立足国内外发展形势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科学规划正确方向、精准发力突出重点、全力保障政策落实、培育路径合理有效，确保全国上下齐心共进，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力。二是地方要找准地区定位，明确自身优势，根据地方特色优势选择符合现实情况的发展路径，借助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契机实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不同优势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地区内资源的合理共享，防止盲目扎堆、一哄而上，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三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要严格落实中央统一部署的战略措施，使指导政策在地方有效落地，也要给予地方足够的自主权，防止一刀切，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这就需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是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破除阻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机制，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二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前瞻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一批引领带动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孵化和加速计划，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一批“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健全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到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研究中，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落实落地。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TFP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自有运行规律相互协调，使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机制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上发力。一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推行既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又适应地方发展实践需要的市场化改革，确保各类主体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战略全局的进一步优化。二是有效发挥政府在政策导向、体制机制和财政支持上的作用，加快建设统一全国大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国内经济循环，进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巩固和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发挥城市群带动效应。应立足本区域内、城市群内的优势产业定位，结合资源禀赋、人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是突出区域特色优势，引导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集群。如东北地区的航空航天、军工材料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且工业基础较好，应引导其向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发展；东部地区的创新活力强、人才优势显著、对外开放程度高，可鼓励其发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突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应引导其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发展特色产业。二是促进区域内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支持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发展，推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联动，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地区间差距。
第五，建设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发挥人才的基础支撑作用。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应深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人才强国建设，培养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一是注重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基础教育。实践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要加快基础理论科学化、体系化建设，培养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理论型人才。二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人才队伍，提升新型劳动者的专业能力和实践操作水平，培养专、精、尖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水平。三是优化科技人才结构。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具有更高知识水平、实践能力强的人才，应通过政策引导支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从事相关的技术工作，形成科技创新攻关的层次化推进格局。四是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奖励、激励投入。促进薪资向技术研发人员、一线劳动工人倾斜，增强相关人才的自主性。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着力扩大校企合作规模，推进产教融合深入发展。
作 者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冀 承：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
倪 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THE END
编辑：小 智
声明：文章转自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内容来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作者所有。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若转载本号文章，请联系授权开白，并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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