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断裂与秩序过渡                                                           

司徒琳指出，在整个中国历史中，17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之一；魏斐德认为，明朝政治的衰败与清政权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浓墨重彩、最富戏剧性的朝代更替。相对清王朝的一统进程在北方的顺利推进，南方中国特别是对前朝忠诚度较高的江南地区，士绅群体对其“大一统之业”的挑战依然存在。

1644年春天，正在江南嘉定县紫隄村养病的侯峒曾（曾任南京兵部主事、浙江参政），听闻北京剧变后，坐船准备赴国难，却中途遇盗，几溺于水。不久，以福王朱由崧（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孙）为代表的弘光政权很快建立，则给他们带来了新希望，而且符合明王朝的正统论，侯峒曾被召为左通政，却以病为由没有前往就职。

在浙江的嘉善县，从南京祠部员外郎退隐该县胥五区乡间的大乡绅陈龙正，在五月初一日正式获知京师陷落的确信，感觉“摧心欲绝”，认为崇祯朝是“有君无臣，死党误国”。县府组织了在文庙的哭临活动，由于秩序混乱，五月初五日庙中的大行皇帝神位居然被人盗去。陈龙正提出了“甲申弭变蠲赈事宜”，愿意竭尽全力输粟捐赀，为国效忠。知县詹承怘以官方的形式颂赞了陈家的义举，认为“乡绅以忠义报国而及士民，士民亦当仰体乡绅之意而忠顺以报国”。一个月后，即六月初一日，弘光帝在南京登极的诏书下达到地方，乡绅不再哭临，社会秩序再获稳定。

顺治二年春天，退归绍兴的左都御史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具体内容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帝鉴五个部分。但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

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兵下江南，围困了扬州城。驻守城中的史可法收到了睿亲王多尔衮的劝降信，他在回信中表示：“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在他看来，此际已无“天下共主”，所谓的“大一统”显然是名实皆亡。政治上被冠以贿赂公行的弘光小朝廷，在扬州陷落后也很快垮塌，终于使太祖高皇帝之开辟、先皇帝崇祯之忧勤彻底毁于丘墟。南京城内的官绅们大多投降了，五月十三日在南京关帝庙自缢的国子监生吴可箕，留下的遗诗却说“操心死国难，耻服北夷人”。强烈的华夷之分与亡国之耻深深笼罩了当时的士人生活世界，不少人在绝望之余选择的是殉国，而非挣扎和反抗。此后，地方民众听闻清兵南下，纷纷携家带口，逃往乡间避难。正如亲历鼎革的上海人何刚所指出的，此时民心已然瓦解，纵是大声疾呼而不再获得支持，还有多少百姓愿意“为国家死”？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清兵下江南前夕，松江府士绅领袖夏允彝就曾与小友曹家驹说过“天下必归清朝无疑”，但又说“我唯有一死，但争迟速耳”。另据曹家驹的记忆，松江名士、曾任户部主事的吴嘉胤面对这样的危难时局，慨然有揽辔出仕之意，对曹家驹说：“我非乐仕进，特欲觅一死所耳。”像他们这样对江山一统崩溃的绝望情绪，应当是普遍存在的，夏允彝绝命词中所言“中兴望杳，何忍长存”的心境，在当时的士人群体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普通百姓面临统一王朝的更替悲剧以及乡间普遍的杀人惨象，除了到处避难，就只能以“顺民”的姿态希冀维持生活的日常，脱避政治变革带来的危险，基本上会依照清廷的要求剃发，称“大清顺民”。一些降清汉官们在其中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的人家全部剃发，改服满装。

但在嘉定地方，侯峒曾与黄淳耀、王泰际、陈俶、龚用圆等士绅一起领导了抗清活动。侯峒曾认为：“吾家世受国恩，捐躯报主，分也！”他们与百姓一起画地而守，即侯峒曾负责守东门、黄淳耀负责守西门。六月廿六日，侯峒曾还曾写信，要侄儿玄汸、玄泓多方筹款二百两，以为军需，并说“二侄知义举，亦快亦危，小心小心！”自闰六月甲午至七月癸丑，已坚守嘉定城22天，但不幸天降大雨不止，守城者困甚，东门忽然跨坍，清兵顺势攻入城内，侯峒曾等人被迫往西门撤出。侯峒曾说：“嘉定亡，余何忍独存！”又回到城中，拜完家庙，欲投家中后园的“叶池”而死，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也一起跳池，但都因水浅未果，终被清兵钩出后乱刀砍死。

地方士绅对于清政权的反抗，一是出于耻为“异族”之臣民的心理，对剃发易服非常敏感，如归庄（1613—1673，归有光曾孙）所言“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二是担忧新王朝的建立，将使他们失去原来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乡间附和他们一起反抗的，多以明末以来的“盗贼”、无业游民、光棍等人为主，绝大部分民众并未附和，除了对剃发颇为抵触外，其实还很淡漠。而且，地方无赖、乱民与真正的抗清义士或义师，纠缠在了一起，让后人很难区分。在抗清复明的历史书写与正统论的情绪纠结中，对此进行区分似乎也无太大的意义。

不愿接受清人统治的小知识分子，则多如长洲县老秀才顾所受一般，采取自杀的方式，以明心迹。顾所受的绝命诗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胜悲；从容死向宫墙地，免使忠魂弃浊渠。”与他一样自尽或赴水而死的，还有许琰、徐汧，都不认可清王朝的正统性，要为明朝殉节。这成了那个时代江南士人面临王朝彻底覆灭时的一种气节秉持和精神映照。

如时人所论，江南地区的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即使纠集了百万乌合之众，也是无用的。之所以仍在誓死抵抗，大抵是为了“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死明义，所谓“临危一死报君恩”。殉国、殉难与殉节的行动，在这一时期变得比较突出。如海宁人陈确（1604—1677）所论，“甲申以来，死者尤众，岂曰不义”，而且“有死事，有死义，有死名，有死愤，有不得不死，有不必死而死，要以无愧于古人”，人不可罔生，也不可罔死。而且，很多人在起事时，都以明室帝王为效忠的正统，构建起他们的精神依托。陈子龙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时，曾悬挂明太祖朱元璋像，当众宣誓；侯峒曾的弟弟侯岐曾在“嘉定三屠”后参加地下抗清活动时，于顺治四年元旦专门在临时避难的居所挂设明太祖像。由此可以表明，这种情况在当时进行最后挣扎的士人中是比较普遍的。

至于在乡间一直坚持抗清的吴江县人吴易（吴日生，崇祯十六年进士），本来就好谈兵论剑，钟情于恢复明朝江山，组织的“白头兵”驻于太湖一带。他们的抵抗活动，使当时的一些基层交通网常陷于断绝的状态。顺治三年（1646），“白头兵”在浙江嘉善的新知县上任不久攻打县城，由于清军游击王仪民组织了抵抗，“白头兵”失败了。此后“白头兵”的活动与攻掠，多在西塘、干窑一带。到六月初九日，孙家坟一带的居民居然抓住了吴易及其党羽“伪职方”倪抚、孙钜（庠生），原任明朝将军的陈槐执送吴易等人到杭州，并剃发乞降，孙钜与其父恩贡生孙元燐为众沉于河而死。嗣后，散布的“白头兵”仍有陆续攻打嘉善县城等地的活动，重要的屯兵据点就在西塘与干窑。八月，吴易与倪抚在杭州草桥门被杀，年仅三十岁，据说“士民大悦”。倪抚在嘉善的家产被籍没。“士民大悦”的表达，暴露出了基层社会中的普遍情绪与政治态度。

顺治四年（1647）五月，江南残存的抗清人士陈子龙、侯岐曾、钱栴、夏完淳等人，基本被抓获。作为抗清组织的核心人物陈子龙，在死前坚不剃发，只说：“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巡抚土国宝审讯侯岐曾之后，派人送来酒菜，表示要他通个家信，可以不死，侯岐曾却说：“吾已无家，何信为？”第二天再审，侯岐曾踞坐，用家乡方言大骂不止。侯岐曾的女婿顾天逵、仆人侯驯等人与陈子龙素非相识，但一起为了抗清保家都受牵连而死。顾天逵等人的死与陈子龙同样悲壮，“有古烈士风”。当时有位宝山参将，还称侯岐曾为“好男子”。

清朝官府对于反清复明分子的大规模清洗，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前明士绅阶层在城乡社会中的力量，对于新的大一统在基层社会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工部侍郎陈有明与土国宝曾坐镇松江府西仓城，“日杀百人，半月方止”。因此，士人挣扎的结局多如归庄所言，“自陵谷变迁，士君子之秉大义、抱微尚者，有郁积于中而又难于讼言，则托之古人以见志”。“郁积于中”、“难于讼言”、编写“遗民”传记等，恐怕成了那时许多江南有志之士的最终表现，也是其内心最后的挣扎。即如亲历鼎革之乱的嘉定人朱子素，就是以编写《遗民录》以见其志，而为此书作序的归庄也只能“掩卷而太息”了。怀着最后复明希望而挣扎的江南士人，大多已趋于绝望，就像归庄那样，发出了“宫阙山河千古壮，可怜不是旧京华”的感叹。

在清廷大一统的推进过程中，南方各地的抗清武装基本以隆武、鲁王监国、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为核心，既属明朝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难以分割，可以概称“南明”。这一表达，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学者广泛使用，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约定俗成地对其他朝代，尤其是对南宋的称谓一样，意味着对某些政权表示尊重，视其为正统。①志在抗清复明的文人士大夫们，各自拥戴这些不同的政权。他们满怀希望，“愿提一剑荡中原，再造皇明如后汉”。

南京弘光政权崩溃后，距离最近的，是绍兴的鲁王朱以海（朱元璋十世孙）政权。在浙东宁、绍等地抗清力量的拥护下，鲁王监国得以展开，与沦陷的浙西杭、嘉、湖地区相对。可惜的是，鲁王政权内部同样利益纷争，一般官僚浑浑噩噩，更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在福建称帝的唐王政权的利益关系，鲁王不愿接受唐王的诏命，双方交恶，居然从抗清前线抽调兵力，对付闽浙交界的唐王力量。到顺治三年，在清兵的攻击下，鲁王被迫逃出绍兴，流亡海上，其所属的抗清武装，或降或溃或灭。到八月份，浙江被全面纳入清军的势力范围，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奏报“全浙底定”；浙闽总督张存仁上疏报告，南明政权的阁臣谢象山、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84人全部投诚。

解决了浙江的抗清问题后，博洛率军于顺治三年十一月进一步向福建推进，很快攻下了唐王政权治下的建宁、延平等府。

福建的唐王朱聿键，是朱元璋的九世孙，以福建为福京，于1645年七月改元隆武，得到了两广、江西、湖广、云贵、四川等地区原明朝地方官及江南等地抗清力量的认可，具有很强的正统性。但唐王能实际控制领导权的，仍以福建为主，并且不能很好地掌控大将郑芝龙的力量，与鲁王政权相似，所控地区的经济负担过重，抗清复明的军事动员是不力的，也激化了社会矛盾。郑芝龙到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倒向了清政权，八月份唐王在汀州被清兵俘虏。唐王曾经向世人展示了其抱负，为政要“虚心听纳，惟慎惟公”；如果一日未见南京孝陵（朱元璋之墓）、一统旧疆未复、一日未援西北赤子，就是他“负祖负民”。这个理想最终成了泡影。拥有实权的郑芝龙、郑鸿逹、郑彩等武将，压倒了黄道周、张家玉等文臣一派，唐王几乎成了郑芝龙的傀儡，隆武政权很难逃脱覆灭的命运。

唐王的胞弟朱聿 ，从汀州逃到广州，在大学士苏观生等人的拥立下，于1646年十一月称监国，不久称皇帝，建元绍武。当时文武衣冠都来不及准备，临时穿的是唱戏用的戏服来袍笏登场。然而在广西方面的丁魁楚、瞿式耜（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弘光朝时期的广西巡抚，与伯父瞿汝夔同为天主教徒）等明军势力，于同一月拥立万历皇帝的孙子桂王朱由榔，在梧州监国，建立了此后维时最长的永历王朝，朱由榔即帝位于广东肇庆。一个月后，绍武帝正在教场检阅习射的时候，两广总督佟养甲、提督李成栋率领清兵打进了广州，绍武帝与苏观生同时被杀，明军也没什么抵抗，这个政权就终结了。此际的北京城内，正在安排祭祀清朝的历代帝王，房山知县还在祭拜金帝陵，而在广州，除绍武帝外，绍武政权分封的周王、益王、辽王、邓王、钜野王、通山王、高密王、仁化王、鄢陵王、南安王及文武官员等，大多被捕杀，广东一带得以平定。

清廷下诏强调说：“明祚衰微，臣奸政舛，人心瓦解。国祚沦亡，今天下一统，率土臣民，皆朕赤子。”明朝的国祚已然结束，清朝开启了一统的新时代。

顺治四年底，清兵将张献忠歼灭于四川西充县的凤凰山，保宁、顺庆一带也得以平定，剩余的农民军撤往滇南。他们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领导下，与云南土司龙在田等相配合，一时声势大振，占领了平彝（富源县），并移兵曲靖，南下阿迷州（开远），进入昆明，以孙可望为“盟主”，重建地方统治。他们也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最终决定联合明朝的残余武装，共同抗清，以图恢复中原。

此际抗清的正统力量只剩下广西的永历政权，也是最后的南明政权，以1647年为永历元年。永历二字，是朱由榔在崇祯年间获封的永明王与万历的组合。懦弱寡断而又贪生怕死的永历帝，只能依靠声望较高的瞿式耜等人来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并维持其正统性。与明末的帝王一样，他也重用宦官，宦官权势大涨，党争问题依然严重。

随着清兵的南下西进，永历政权被迫不断退避，在广东与广西的广州、肇庆、梧州、桂林等地之间游移逃徙，对此，吏、兵两部尚书、总督军务的瞿式耜深为不满。他认为，敌兵离他们驻守的桂林还有二百里的距离，何须如此张皇不安？目下国势日弱，兵气不振，民心惶惶，更需要激励将士背城一战。这让永历帝十分不高兴，大声怒斥：“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而驻守城内的南安侯郝永忠纵兵大掠，放火烧劫，城内大乱。清兵乘机进逼桂林，瞿式耜被乱兵伤了脚，何腾蛟率兵回救，抱着瞿式耜痛哭，并招集一些散兵继续守城，与清兵展开大战。桂林之战，倘无瞿式耜苦心镇守，危如累卵的桂林城早被攻破了。有意思的是，李成栋已经反正，带兵从广东过来，表示要反清复明，加入他们的抗清队伍。虽然这令人且信且疑，但让瞿式耜等人感到中兴还是有希望的。可惜的是，李成栋很快战死，何腾蛟也被清兵抓获，桂林一地已很难支撑下去。不久，清兵在定南王孔有德的带领下，攻入岩关，桂王政权的武装全面崩溃，桂林已是空无一兵。瞿式耜独坐城中衙署，陪同他的只有总督张同敞一人。第二天，他们就被清兵抓获，执送到孔有德前，瞿式耜以死自誓，不复一言。张同敞则大骂不止，被清兵用大棍击打，左臂当场就断了。他们在死之前，在狱中慷慨赋诗，写满墙壁。

在肇庆期间，永历帝还希望通过制定新历的天主教徒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请波兰籍人卜弥格（Michel Boym），联络罗马教廷，出兵帮助他们抗清。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等人都曾因太监、天主教徒庞天寿的劝说而信奉了天主教，王太后的教名是“烈纳”（Helene），永历帝的生母马太后取教名“玛利亚”（Maria），卜弥格受托带着王太后给教皇和耶稣总会的书信回到意大利，并为明朝社稷祈福，等他得到教皇的覆书回到中国，却并没有带一兵一卒，这让永历帝的期望全部落空。

面临清军的威胁，永历政权接纳李定国等人的力量后，于1656年被迫退往云南昆明，整个抗清形势可谓不利。孙可望出于个人私怨，背叛了复明抗清的盟誓，与永历政权在云南曲靖发生战争，被李定国、刘文秀打败，溃不成军，最后投降了清朝。1658年，吴三桂等清军分三路出兵，围攻永历政权，迫使后者于次年从昆明撤出，退往永昌（保山），再到腾越（腾冲），一路上的山川险阻，根本不能挡住清兵的追击。最后，永历帝等人逃入缅甸。

在后人看来，永历帝似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但实际上优柔寡断，政出多门，一旦有警，就走而不守，最终逃出境外，是其势使然。永历帝一行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人，物资极度匮乏，护驾士兵大半逃亡了。缅甸当地官员要求他们入境后全部解除武装，理由是不要让缅甸百姓感到恐慌和害怕，这样当地才能提供他们衣食所需。因此，他们被迫不带寸铁地进入了在明王朝心目中一直属于“蛮夷”的缅甸。缅王平德勒同意他们到阿瓦以北江对岸的者梗县避难，李定国等人带领的明军得知永历帝到了阿瓦，但两者之间无法联系，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也让缅甸感到了紧张，生怕明军惊扰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缅甸发生政变，平德勒被其弟摆岷取代，永历帝寓居的地方遭到了缅人的屠掠，只剩下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子、公主等孱弱之人。

面临吴三桂军队的重压，缅王摆岷顺势交出了永历帝等人。此前，永历帝给吴三桂写了一信，文辞之中，充满了愤懑但不乏哀恳之意：“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奈何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而将军忘君父之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悲矣。……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这种旧朝、新朝的关系表述，其实已有正统转移的意味。

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根据清廷的要求，平西大将军吴三桂与定西将军爱星阿等人奉命征缅，两路进兵，会师于木邦，永历政权的晋王李定国先奔景线，巩昌王白文选遁据锡波，凭江为险，阻挡清兵。吴三桂与爱星阿派遣清兵直趋缅城，要求缅方交出永历帝，否则兵临城下。十二月初一日，大军至缅城，缅方遣还永历帝等人，华亭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被杀，白文选也投降了。十二月十日，清军凯旋而归。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历帝父子及眷属 25人在昆明城内的逼死坡（篦子坡）被清兵用弓弦勒死；永历帝入缅时四散的明军，最有名的是李定国部。在永历帝死后几个月，李定国在毗接老挝的云南勐腊去世了。南明政权至此终结。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终。

差不多同一时期，已由清朝严格控制的江南地区，作为社会重心的士绅群体虽然在生活中仍存有不少作威作福之态，但与晚明相比，已大为弱化。在顺治十八年以“抗粮”为目的的“哭庙”活动刚开始时，乡绅顾予咸就告诫苏州士人：“此何时候，可讦县官耶？”明代地方士子公论官府利弊的普遍情形，在清初已不合时宜。特别在奏销案、哭庙案之后，士绅的钱粮拖欠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纾解。在这样的情境下，“钱粮必早办、完欠须亲查”，成了时人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国家控制与地方治理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面貌。

清初无锡县人计六奇指出：“每一王兴，有附而至荣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死难之叹，在明清交替之际更让人感怀至深。经历惨烈的抗清运动后，江南等地的士人大多接受了鼎革的事实。他们对于一统观、正统论的态度与情绪却是比较复杂的。

相对于挣扎或抵抗的行动，消极地接受新的大一统是很多士人的选择。例如，崇祯十五年举人、苏州人徐枋在国变后即“脱身亡命”，避地于上沙之涧边，“终身不入城市，不通宾客，卖字画以给”。他回忆过往，只余下这些感慨的归纳：从24岁惨遭国变伊始，“世变至今四十年”，“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再如，无锡籍国子监生王永嘉，“生有至性，而躁急不能谐俗”，在鼎革后与很多遗民一样是“不入城邑”，最终皈依佛门。另外，还有归庄所言的那种“怀道抱德不用于世”的“逸民”，以及如张岱自陈的那种士人，从明末以来一直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与学农学圃都不成，任世人呼他们为败家子，可称废物，是顽民，是钝秀才，是瞌睡汉，是死老魅，总归是一事无成。

对拥有庞大疆土与人口的新政权而言，进行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而这主要来源于地方的供给。其中最重要的，仍在及时地推行赋役政策，进一步稳固其统治。在浙东、福建等地相继平定后，清廷即表示，这些地方的钱粮征收从顺治四年正月初一日开始，“俱照前朝万历四十八年则例征收；天启、崇祯时加派尽行蠲免。其唐、鲁二藩僭号窃据，叠派横征，地方尤称苦累，一切悉行停止，以苏民困。有司借名私派、加耗虐民者，事发治以重罪。”并强调道：“大业克成于一统，新恩诞沛于遐方。偕兹率土之民，永底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闻知。”新朝新政，祛除前朝弊政的同时，还要保留前朝的一些惯例，以便获得基层社会的广泛认同。像嘉定紫隄村这样曾经“三凤蜚名，六龙著族”（侯峒曾兄弟三人及其六个子侄）的士族聚居地，在鼎革之后是“风景在而山河殊，繁华歇而沧桑易”。村庄已经需要向新政权的衙役、讼师或者兜售士人特权的人寻求庇护，城镇需要通过秘密会社组织寻求保护，士人则向帝国特权求得佑护，这样一来，地方社会就无法被真正动员起来。

鼎革之初的清廷当然明白笼络士人的重要性，已经及时地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江南诸生本有抗节不就试者，还有很多四处逃难者，但在清廷表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的优容态度下，诸生们乃相率而来。那些准备投入新朝怀抱的士子们，数量庞大，都在认真准备科考，预期像在晚明一样，可以重启“改换门庭”的旧梦。

较早降清的代表、常熟县人钱谦益（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的千余字“降表”，大半是骂明朝诸帝的，其余就是歌颂清朝皇帝。他在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致书苏州官绅，劝谕他们投降，信中有所谓“名正言顺，天与人归”等语。钱谦益的“名正言顺”话语，表达出了由明至清正统性的转移。

顺治三年正月，在地方上仍陆续发生抗清活动之际，浙江嘉善县的举人们跟很多地方一样，已北上参加了北京会试。当年十月间，浙江本省的乡试结果也公布了，中式的是孙籀与曹尔堪。曹尔堪是华亭人，父亲是嘉善籍侍郎曹勳；曹尔堪成了当时士人进入新朝的一个代表人物，后来在文坛上的地位较高，与宋琬、施闰章、沈荃、王士祯、王士禄、汪琬、程可则称“海内八家”。

顺治五年，朝廷发布的诏书中表示“大一统之业，礼莫重于配天”，受命于天的象征仪式开始隆重地进行。此前，给朝鲜国王李倧的谕旨中，清廷已经以大一统的姿态表示“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这也可以表明，“华”与“夷”皆有资格共享“天下”，“中国天下”的共识也绝非狭隘的“汉人国家”所能概括。

当然，明清鼎革引起的政治层面“治统”的转移，也形成了文化上“道统”的挑战。这在华夷观、正统观与德性论等方面都需要有重建或再造的过程，重新引入“一统”的概念，论证“大一统”，将“正”与“统”合二为一，“合天下于一”。新朝“创辟大一统之业”显然有着远迈前朝的功业，除了国家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华北、江南等），西南族群聚居的地区在这方面显得更为迫切，“风俗无不可移之乡”，需要强化保甲等基层治理的手段，深化礼义之教。

后来康熙帝在隆恩殿大祭时，就表示从顺治朝开始，“肇一统之弘模，开万年之景运”。以“异族”入居中原大统的清朝，在文化正统上确实存在接续的障碍，而明遗民强调的“夷夏”之间的差异论述也放大了这种不合法性，这对于新朝的大一统而言，需要更长时间的消解。因此从康熙朝开始，已经出现了褒扬抗清义士的举动，标举“君臣大义”的普遍意义，从而更好地淡化“夷夏之辩”的刻意区分。

地方上影响王朝正统性与一统观的主要力量，就在士人群体。而地方人才的盛衰，更关系王朝的气运。如明人江秉心所论“致人才之盛，又在大一统之日也”。

在太仓，士绅领袖王时敏（嘉靖四十一年榜眼王锡爵之孙）等人在目睹嘉定等地抗清的惨烈后果后，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家族与地方百姓生存的“万全之策”，在文庙明伦堂与众绅士集议后，决定出城迎降。顺治十八年爆发的奏销案，对王家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王时敏曾说：“吾年来为赋役所困，尘坌满眼，愁郁填胸。”王时敏与其子王揆都载欠册中，为了脱免此难，王家大费经营。另一方面，王时敏也是清初画坛的领袖，他与王鉴、王翚、王原祁、恽寿平、黄鼎等人的作品，颇受帝王重视。陈康祺认为“圣人爱惜人才，虽荒江野老，一艺之长，身后犹蒙甄录，著之天章”。

在文人鼎盛的松江府，与陈子龙、宋征舆曾并称“云间三子”的李雯，在清兵下江南时，早与一些人在北京准备参加新朝举行的科考，目的是要搏功名。出身世家大族的宋征舆，则已奉清朝为正统，于顺治四年在北京考中了进士。因此他也被同乡杜登春列入了“孤贫失志之士”的群体，背弃了故国而转投新朝。东南地区的士人很多像宋征舆这样，竞赴其中，成了清初政权招揽的“人材”。

董其昌的从曾孙董含，成了日渐衰落的董氏家族在清初复兴的希望。顺治十八年，36岁的董含获得了进士的功名，位列二甲第二。弟弟董俞，在30岁时以孝廉举于乡。在世人眼中，董氏这个“云间世家”，自董其昌、董羽宸“凋丧之后”，董含兄弟乃能联翩鹊起，克绳祖武，无疑是当今的陆机、陆云兄弟。然而可惜的是，他们不久都因奏销案而被黜。此后董含的生活态度及表现，似乎就是地方史志中描述的那样，“益放情诗酒”。在董含自撰的笔记《三冈识略》中，固然存在王朝鼎革之际的一些社会变乱与秩序失控的表达，但董含认定不符合正统论的李自成农民军是“闯贼”，附和他们的是“逆臣”，禽兽不如。董含还鲜明地表示，清朝与明代相较，“立法宽大”，与明初立法之酷形成鲜明对比，清朝“虽当改革，禁网疏阔，除数大端外，不复苛求，真生民之大幸也”。他指出松江地区长期困于重役，有细布北运等大役名色，入清后推行的均田、均役新政，使百年之弊“一朝而革”，也保证了城乡富室、故宦子孙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说，“今上登极以来，蠲租之诏屡下，甚至额征地丁、岁运粮米有全蠲者。呜呼！我皇上之轸恤民隐，何其至也！故能膏泽傍流，仁风远播。天变地震，不足为我虞；封豕长蛇，不足为我害。群黎望幸，薄海归心。”他颂扬了“聪明天纵”的顺治帝，言其“恩威并用，身致太平”；他被奏销功名后，虽然心存不满，但看到了“三藩”之乱的兴起与荡平，认定“神器不可以力争”，显然是认可了清廷的正统性和清朝的大一统。

至于身份低微的秀才曹家驹，在清初地方的赋役调控工作中，居然极受重视，常受府县官员之托，承担松江海塘的修建与漕粮的征输工作。带着世人眼中的“前明诸生”的头衔，曹家驹积极地融入了清初地方行政的改革行动中。

复明士人的“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的言说与情绪表达，到康熙时期也已不再。如宋琬所言“山川犹是，而风俗则非故”。从清初奏销案以后，“役隶威加衿士”的状况形成常态。从城市（至少是县城）退隐至远离官府治所（地方政治中心）的乡村者颇多，也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出现了很多蹈行“不入城”的遗民们，也可以视为一种“山林”（前朝）与“城市”（当代）隔离的士人文化的残留形式。但也有如太仓名士陆世仪所说的，既要保持忠节，但又不甘于与齐民同老，逃禅遁世，仍怀持“经世”之心，不希望“圣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坏”。曾是抗清义士的归庄，在清初获得官方帮助其编订曾祖归有光的文集后，也从自视的一般遗民而自称“圣世遗民”了。对于新朝“圣世”的表述，有着政治态度与王朝忠诚感的转化意味。

崇祯十五年进士陈瑚，在明亡后即绝意仕进，隐居于昆山县的蔚村，专事乡村教化的工作。陈瑚常于每年元宵前后，在村中的尉迟公庙召集村人，宣讲以孔孟思想为主的“孝悌”“力田”“为善”等村规乡约，并且指出这是“圣谕”的道理。这些工作，能体现陈瑚在基层秩序维护中的重要角色。更有意思的是，在太仓“讲院”立碑时，他写了碑记：“今年夏，侍御马公按吾州，日讨国人而申儆之曰：予奉朝廷之威命，来巡尔邦，察吏安民，使者之职也。虽然，教化弗兴，风俗未醇，吾耻之，尔其修乡约、明孝悌、联保甲，以为从善之良民，其毋干大法，以自取戾。于是，州之直塘镇诸生相帅以讲院勒碑请。”陈瑚对这个新朝廷已有了不同的感觉，也不再排斥。

康熙四十四年时，董其昌嫡孙建中（祖源之子，国子监生）向第五次南巡至松江的康熙帝进献了董其昌的画，得到康熙帝的传谕是：“你进呈的俱收了，你的画上谕狠好，你祖董其昌的书法，皇上自幼临写的，对你子孙说知。”

康熙六十年，根据嘉定知县刘昆溍的题请，官府对因抗清而衰落的侯峒曾家族，在其城内旧宅仍贻堂东面的寿宁堂建了侯氏“三忠祠”，即以家祠为专祠，祭祀侯震旸、峒曾与岐曾父子三人，“例于春秋丁祭后戊日致奠”，给予了极高的恩荣。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从康熙八年开始“大一统”的历史文化编纂工程也开启了。康熙十一年下令全国各省府州县修辑志书，汇为《大清一统志》。在明末以来的魏学渠（顺治五年举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魏大中的侄儿）等士绅看来，清廷推动的《大清一统志》编修工程，是“圣主右文”的重要行动，官绅士民当然要“上奉纶音，下遵宪檄”，地方名彦应各献所长，为这个伟大工程尽一分力量，完全接受了新朝的大一统与正统性。

在漫长的17世纪，中国的富庶、官僚系统的成熟与社会的复杂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变得十分重要。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在产生巨变。而因政府的腐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中旧的等级关系的瓦解、对正统理学的普遍怀疑，使明清之际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充满着极大的不安。

从全球史的视域着眼，16至17世纪确实属于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类似的王朝更替也发生于其他国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到17世纪，可以说进入了全球性的危机时代。在中国，这一阶段契合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王朝更替的大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更迭能像这个时段一样被赋予如许浓墨重彩。在事实上，也进入了清代从顺治至康熙年间的“统一期”，民族势力拓展极盛，但“异族”政权入主大统的问题变得比较突出，更面对着像“江南”这样为标志的“汉族文明”的挑战的大问题。直到17世纪70年代，明朝遗存的复辟势力基本被击溃，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王朝更替，终得以完成。当时“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这样的官方表达，已是人们熟习的正统化表述。适时开启的《大清一统志》编撰工程，怀有国家政治的基本期待，特别是所谓“风土人物，指掌可治”。与过往任何王朝一样，国家治理与地方控制只能有一个天下共主。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人的上疏中，已将康熙帝奉为“一统宇宙之主”。康熙帝亦自认“天下一统主”了，后又称“一统万邦之主”。王朝国家的天下大权自然是唯一人操之，或者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这些可谓“大一统”观的终极表述了。

虽然，明清鼎革对于“大一统”确实带来了冲击，也出现了短暂的断裂。但“大一统”可以说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那种排斥“夷狄”的一统，只能是“小一统”而非“大一统”。在明末统治全面崩溃的趋势下，清朝由北向南、由内而外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强化控制，最终重建了大一统，到18世纪成了亚洲强盛的国家。清承明制的治理体系得到了有力维续。譬如荒政，是国家投入巨大的政治经济实践，对于国家统治韧性的维持是相当重要的，超大规模的粮食储备、水利建设、灾害救济等，能体现王朝国家的调控能力与组织功能，巩固对于大一统的政治支持。在康熙六十一年，江南发生了一次特大旱灾，桐乡县地方采取豁免民欠钱粮及拯恤老民的措施，都是依据康熙四十二年之成例，而这又是依据顺治五年之例，顺治五年蠲免钱粮的比例和具体数量，恰恰是依照明代万历年间的成例来推行的。这似乎在昭示，那远去的传统依然存在着。另外，在康熙帝的遗诏中，强调了王朝统治的核心要义，认为“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这是在国家垂直控制及地方治理层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正统性表述。

同时，清朝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有了取代以往华夷之辨之势，进一步促进了空前的大一统。雍正帝称颂清初以来“中国之一统”，到此时“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正统论与一统论也就是“正”与“统”，两者需要被统一起来。如雍正帝宣称的：“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到乾隆时期，“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已是深入人心，是所谓“皇朝大一统神圣继承太平之日久矣”。

总之，明清鼎革造成的“大一统”转移或重建及其正统化表述的不同，都需要超越“汉化”说或“新清史”的“满族化”论，不能纠结于遗民或抗清的叙事，而是更需要突出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演进的论述与思考，重视地方历史过程与国家控制系统的联系及基层治理的重塑，从而更好地揭示关键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地方动力的大问题。

（为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