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及其在汉语方言研究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长概要）
｜史皓元Richard VanNess Simmons
*原文刊于《中国语言学报》2024年第52卷第3期。
本文介绍了1930年赵元任编制《方音调查表格》（以下简称《表格》）的初衷和背景，并将其与罗杰瑞（Jerry Norman）的“汉语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ical Chinese，CDC，以下简称“通音”）系统作了比较（比较也涉及《表格》的后身《方言调查字表》），指出二者在部分语音处理上的不同，尤其是对待声母的齿唇化和“知庄章”三组的分立问题，方式迥异。这些不同，无疑渗透了背后作者对于汉语方言历史音韵问题的不同见解，同时也影响着它们对于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的切实效果和作用。《表格》呈现的是齿唇化在汉语主流方言（闽语除外）大规模发生之前的《切韵》时代的语音，也保留“知庄章”三组的对立。而“通音”则恰好相反，其代表的历史语音阶段，齿唇音出现，且“知庄章”也基本合流了。这种混合而参差的语音特征和演变进程，正是自汉至宋，汉语方言发生的一系列分水岭式变化的鲜明体现，塑造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汉语方言形态及其多样性。同时，它们也反映在罗杰瑞的“早期汉语（Early Chinese，简称EC）”和“汉语方言通音”的差异中。《方音调查表格》问世之前，赵元任在1927年对吴语进行调查时就已经设计了《平上去单字表》、《入声单字表》等多个“吴音”表格。这些表格基于现代语音原理并结合了吴语实际，编排合理、科学，极大地便利了赵氏的吴语调查，帮助他短时间内迅速获取了33个方言点的基本音系及语音概貌，完成了著名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得益于这次调查的实地经验，同时也受到高本汉对中古语音研究的影响，1930年，赵元任进一步编制了《方音调查表格》，有意把这一工具运用到更广大的跨方言调查中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表格》在参照音系上，选择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方便实用的《切韵》音系，删繁就简、提取“最小公倍数”，作为方言研究的“起点”，帮助调查者迅速、准确地抓住方言语音的要点，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方言调查工作无疑是有效的。在《表格》的辅助下，赵元任等学者相继完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方言调查工作，而《表格》本身，也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方言调查的必备工具书《方言调查字表》（简称《字表》）的底本。由于《表格》和《字表》参照的是《切韵》音系，这也让它们成了“中古音”的代表，被当作现代汉语方言的“源头”。然而，对于《表格》的性质，在赵元任看来却仅仅只是一个方言田野调查的工具，并不是《切韵》系统或者“中古音”的完全代表。上文提到，赵氏选用《切韵》音系主要是出于实际和实用的考量，而对于《切韵》系统本身，尤其是高本汉的拟音是否能够代表中古音的全貌，他是持保留态度的。正如他在《现代吴语的研究》序文中所提到的：“高本汉的所得的材料可以够使他考定隋唐时代的古音的大概，但是假如要做中国的方言志，那还得要许多人许多年有系统的调查跟研究才做得好呐”。可见，赵氏对高本汉所拟的古音定位是很清楚的，即“隋唐时代的古音的大概”。正因如此，《表格》并无意图代表中古音的全貌，编排上，也无意涵盖《切韵》系统的全部特征，而是从中提取有用的部分，删除不必要的成分，对于《切韵》系统中那些“让人糊涂的眼花的乱七八糟的用法”，包括重纽，甚至没有提。很显然，赵氏对《表格》的定位仅仅只是方言田野调查的工具，而不是《切韵》系统或者“中古音”的完全代表，只是后来，人们却有意无意把它当作了中古音来看待。正如上文所说，赵氏选择《切韵》音系，更多是一种权宜之策，汉语的实际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都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进而通过方言比较来获得一种更科学可靠的祖先语言音系。因此，对于高本汉只能基于有限的方言材料和《切韵》来拟定古音的做法，赵氏也表达了他的无奈：“一个全国的方言调查不是个把人一年工夫或一个人年把工夫可以做得完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序》，1928）罗杰瑞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使用《表格》和《切韵》音系作为研究汉语方言的参考，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在一些领域，《切韵》音系不能很好地与方言对应，而高本汉对于中古汉语的拟音也存在不准确的地方。所以，他决定基于真正的历史比较方法，来构拟一种更加符合汉语方言发展实际的共同祖先系统。罗杰瑞有能力做这项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能够获得的方言数据记录，大大增多了。自从赵元任氏将《表格》编制出来、中国的方言田野调查工作刚刚起步的那个时候起，到如今，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全国性的方言调查工作，让我们获得了前人无法获得的充分数据，从而有条件完成他们无法完成的工作，即通过历史比较法，构拟汉语方言的共同祖语系统，从而为汉语方言的比较和演变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参照系，并重溯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脉络。对此，罗杰瑞和柯蔚南（W. South Coblin）在1995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汉语历史语言学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呼吁摆脱《切韵》系统的束缚，基于现代方言语音的比较来进行方言历史的研究，并重新审视高本汉关于《切韵》语音性质的观点以及《切韵》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角色。此后，两位学者一直践行这一理念，柯蔚南主要致力于基于方言大数据的中古以降共同方言语音系统的比较构拟工作（Coblin2005、2015、2019等），而罗杰瑞则专注于重新定义整个中古汉语以及更早时期的共同语音系统，并将汉语方言的发展分为两个动态的连续的历史阶段，即“早期汉语”阶段和“汉语方言通音”阶段（参见Norman2006、2014）。其中，“汉语方言通音”是罗杰瑞为闽语除外的汉语方言构拟的一个共通的语音系统，可以看作是现代主流方言共同祖先的拟音。“通音”的构拟立足于现代方言，因此在语音的处理上更符合方言语音发展的实际，这和基于《切韵》系统的《表格》有所不同。尤其是对声母的齿唇化和“知庄章”三组分合的处理，很好地反映了《表格》和“通音”对汉语方言语音发展历史的不同看待方式和理念：1、关于声母的齿唇化，《表格》跟《切韵》一样，只有“帮滂並明”，没有“非敷奉微”，因此就看不出齿唇化的痕迹，只有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才能知道哪些字（语素）已经齿唇化了。这种处理方式，将齿唇音声母整组排除在系统之外，既没有反映当时的语音实际，给现代方言的调查也带来了困扰，因为这组声母的分立是现代也是当时大多数主流方言的特征。对于齿唇化的分化时间及机制，罗杰瑞在Norman（1991）中指出，齿唇化在《切韵》时代早期即已在民间的口语（popular language）中出现，但尚未完全进入权威方言（prestige dialects）和当时的通语，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切韵》没有“非敷奉微”这一套声母的原因。在这一点上，《表格》完全遵循了《切韵》的做法。此外，《表格》的处理很可能也受到了高本汉的影响，高氏在《中国音韵学研究》（1926）中的音系便没有齿唇音。对于这一不合理之处，《字表》后来进行了修正，将齿唇音分立出来，“通音”也一样包含齿唇音的声母。2、“知庄章”在《表格》中跟《切韵》一样，三组分立，而“通音”则合而为一组。根据Norman（2006），在“通音”时期，三组声母的语音区别大都已经消失或转化为韵的对立。但在“早期汉语”阶段，它们还处于分立的状态（Norman，待刊），其合并与齿唇化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当。总之，《切韵》并不能代表汉语发展的实际，而罗杰瑞的“通音”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弥补了这个问题，即通过采用纯粹的历史比较法，立足于现实方言，关注方言演变的动程，从而构拟了一个更能符合汉语发展真实面貌，更加动态和自然的共同祖语音系。这个音系能够更好地解释汉语方言发展的机制和脉络，是在利用《表格》和《字表》建立的方言调查模式获得相当成果之后，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方言研究的新的有力工具。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 史皓元，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汉语中心主任，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荣休教授、曾任系主任、孔子学院院长。先后至台湾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进修，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汉语方言学与中国历史语言学等专业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曾获亨利·鲁斯基金会中美合作研究项目提供的研究经费在江苏省从事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2015 年获选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的研究会员。他的研究范围包括：汉语方言、方言地理学、历史语言学、汉语史、汉语社会语言学等。目前的研究工作着重于官话方言与官话的历史。其主要著作有《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2011）、《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与石汝杰和顾黔合著，2006）、《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与顾黔和石汝杰合著，2006）、《汉语与汉藏语研究：方言、音韵与文献》（与方妮安合编，2014）、《汉语方言共同音系研究》（与顾黔合著，2020）、《汉语口语的历史研究：方言与文献》（2022）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