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急速衰退，哈佛商学院院长如何应对？

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银行的储户而言，美国任何一家银行的破产都算不上大事。1921～1929年，平均每年有600多家银行破产，尽管如此，如果将整个美国的银行储蓄额的损失换算成百分比，这一比率仍不超过0.25%。

但是，在1929年发生的股市崩盘让整个世界措手不及。不过，股票市场中的恐慌情绪无关紧要，唯一的问题是，市场会不会随着股市崩盘而进入衰退期。

在1930年，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朗。时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认为，市场不会随着经济崩盘急速衰退。而一向对经济问题颇为关注的华莱士·多纳姆却对此无动于衷，在他1930年写给哈佛大学校长的信中，对当时的经济状况只字未提。

接下来，崩溃降临了：1933年一季度，数千家银行破产，使得5亿美元的储蓄化为乌有，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让全国的银行放假。他在1933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为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说道：“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但是，这并不能鼓舞哈佛商学院。因为罗斯福对哈佛商学院而言就是“害怕本身”。

原因在于，罗斯福在其就职演说中对银行家展开抨击：“掌握人类物品交换的统治者们失败了，他们固执己见又无能为力。现在，他们虽然承认失败，却撒手不管了。这些贪得无厌的钱商，将受到舆论法庭的起诉和众人的唾弃。”

攀附势力最强者

人们称罗斯福首个总统任期的第一个季度为“百日新政”，这是对他施政效果的肯定。在此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和法令，数量之多，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美国政府着眼于稳定金融体系而采取了众多措施，包括于1933年3月9日出台的《紧急银行救济法》，以及于同年6月13日出台的《业主贷款法案》和《银行法》。

在哈佛商学院，没有人对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提出异议，但真正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的，是罗斯福为入侵私有财产这片神圣的领地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比如，于1933年6月通过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对美国经济进行计划和管制。此外，还有同年5月组建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这使得美国政府直接在能源生产领域与私营企业展开竞争。

到1931年年中，多纳姆自然开始牵挂起美国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工业体系达到了这样一种发展状态：“企业再也不能对由它自身所导致的社会弊端视而不见了。”

第二年，他着手从理论上将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为过度专门化。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需要一种新型企业高管，他们应是一群理解社会文明这一复杂有机体的管理者。”

他在自己接连出版的两本书中表达了这种理念，分别是1931年出版的《随波逐流的商业》和1932年出版的《不可预见的商业》。然而，根据所有迹象来看，他对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有一定见解，却没能意识到美国政府就是打算让企业收拾他们自己的“烂摊子”。

1933年，当罗斯福从立法困局中突围时，多纳姆使用了一些可以解释为崇拜，也可以理解为未经修饰的蔑视的话语评价了这位总统的决策。他写道：“当前，西欧和美国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都在想方设法地控制错综复杂的工业文明。这个人有勇气秉持高贵的信念，他坚信脱离传统至关重要。

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正经历着许多控制工业文明的试验。”而后，他又发出警告：这些试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哈佛商学院的官方记载将多纳姆使用的“高贵的信念”等同类词，作为他受到罗斯福这一系列举措的“激励”的标志，但我们也很容易将这些词理解为屈尊俯就，甚至是更为恶劣的态度。

根据多纳姆的想法，美国只是错误地运用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不过，将物质生活的标准提高到历史最高点是一回事，而从整体上将物质的价值抬高，高于无形的事物和精神价值，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会将美国暴露于潜在危机面前：如果物质目标崩塌，道德水准也会崩塌。

多纳姆认为，当时的美国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多纳姆告诫那些可能会选择“容易”道路的人，是他们“将国家的失败归结于少数贪财者自私的短视行为”。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如果问题的根源出在这个国家的灵魂上，那为何要惩罚那些贪财者？

这种思路在哈佛商学院反复出现，既无聊透顶，又迟钝缓慢，仿佛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是便要惩罚作恶者，并质疑国家的优先战略。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

对华莱士·多纳姆而言，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就是扩大哈佛商学院的影响力，使之回到查尔斯·艾略特一开始想要达到的程度。他在1934年写道：“我们必须成为一所教育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学院。”

如果说政府干预是必要的，那么，实施这些干预的人应当是“能够胜任且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他们需要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处理的专业性问题与社会普遍问题之间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换句话讲，针对大萧条及其形成原因等问题的答案，恰好是回答世界各地每个问题的答案：哈佛商学院。

在1934～1935年，哈佛商学院对课程进行了全面修订，以便适应政府对商界的干预日益增强的现实。1934年，哈佛商学院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任命一位专门讲授政商关系的教授，并开始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第二年，哈佛商学院宣布聘任霍华德·贝维斯（Howard Bevis）为法学教授，负责公共管理一课。

另一些新课程包括关于联邦财政与税务的研究课程、关于政府在农业中的职能的课程，以及公共管制，即关于政府管理问题的课程。尽管一些课程已经涵盖了商业问题的公共方面，比如经济计划统计、经济平衡问题等课程，但新课程确立了公共商业管理在MBA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如果哈佛商学院无法击退政府干预，那他们一定非常想从政府管制中分一杯羹。

合伙人制度：哈佛商学院的“金库”

华莱士·多纳姆并没有注意到大萧条的到来，他辩解道，其他人也没注意到。作为商学院院长，多纳姆专注于负责让学院始终具备偿付能力，因为他们正设法应对学费收入减少（从1931～1932年的674 128美元降至1934～1935年的436 367美元）、宿舍收入缩减（从1930～1931年的219 465美元降至1934～1935年的144 503美元）、捐赠收入被削减（从1931～1932年的141 981美元降至1936～1937年的105 256美元），甚至连商学院收到的捐赠品也几乎消失了。

不过，多纳姆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个经济来源——在其他收入报表已纷纷崩溃的情况下，这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但也被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是一个应当被鄙视并加以批判的来源——哈佛商学院的250名合伙人。

多纳姆在1929年时就开始构想合伙人制度，他的具体目标是为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提供定期的和有保证的经费资助。1930年初，合伙人制度正式推出，规定成员每年需交纳1 000美元年费。这些“捐赠”统一由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的非营利组织“捐出”，其受托人来自哈佛商学院的巡视委员会。

哈佛商学院的长期支持者及其巡视委员会主席杰西·斯特劳斯（Jesse Straus）负责招募合伙人。这位主席来头不小，其父亲伊西多·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和叔叔内森·斯特劳斯（Nathan Straus）共同创办了梅西百货公司。

后来，伊西多·斯特劳斯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与妻子艾达一同遇难。杰西和他的两个哥哥资助哈佛商学院建设了斯特劳斯大厅，以纪念父亲和母亲。

包括小乔治·贝克、乔治·惠特尼和杰拉尔德·斯沃普等都是巡视委员会的成员，有他们推动招募工作，哈佛商学院很快便吸引了200位合伙人。1930年7月21日，一位记者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阿谀奉承道：“很少有如此多的大亨同时出现在一所学院举办的活动中。”

成为合伙人是一桩不错的买卖，因为巡视委员会是按身份和排名来招募的，这证明了合伙人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团体，包括乔治·贝克、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纽约时报》的引路者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金融家奥托·赫尔曼·卡恩（Otto Hermann Kahn）、安德鲁·梅隆、欧文·杨，以及来自伦敦的塞尔弗里奇百货创始人戈登·塞尔弗里奇（Gordon Selfridge）。

1931年，随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39位合伙人帮助哈佛商学院摆脱困境。在10年之间，这些合伙人的年平均总捐款额接近5.5万美元。这些钱被用于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收集，使这项工作在大萧条期间也能顺利进行。

1930～1937年，这些合伙人为商学院提供了2/3的研究资金。但是，他们的真正影响还没能发挥出来。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合伙人的捐款金额一直非常稳定，但到1940年，合伙人制度开始对企业开放，吸引企业加入。同年，该团体改名为“哈佛商学院合伙人”，到20世纪40年代末，已有超过350家企业和个人成为该团体中的一员。

合伙人的捐款数额在1954～1955年时达到顶峰，创下25万美元的纪录，与此同时，合伙人的福利也越来越多，周末会议是福利之一。尽管哈佛商学院继续将它称为一群“企业和个人”，但到1959年，这些合伙人基本上都成了企业：有328家企业，只有58名个人。由于企业实力比个人更强，年费也涨至1 500美元。

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戴维吸纳了高盛集团的高管西德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和麦肯锡联合创始人马文·鲍尔（Marvin Bower）到巡视委员会中，进一步充实了合伙人这一团体。戴维的目标是，到1964年，哈佛商学院可以收到100万美元捐款。

包庇有钱的“杀人犯”

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大部分围绕上述企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它在寻求企业领导者的建议，以帮助辨别有前景的调查领域上从未失败过。商学院也确实找到了领导者：哈佛商学院合伙人董事会主席、默克公司（Merck & Company）董事长兼CEO雷蒙德·吉尔马丁（Raymond Gilmartin）。

他在1980年的董事会报告中赞赏董事会成员：“显然，对我和董事会的所有成员而言，我们的理念和挑战都具有价值，而且，它们会带来不同。”

它们究竟会带来怎样的不同？在吉尔马丁做出这番评价的20年后，默克公司陷入制药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中：它被指控忽略（或掩盖）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这些证据证明，如果患者长期服用由默克生产的止痛药万络，会显著增大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现称脑卒中）的风险，可是默克公司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5亿美元用于营销该药品。

早在1999年，默克公司就知道这些潜在危险，但依然卖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万络，直到2004年9月被迫从市场上收回该药品。当时，研究者在一次临床试验中发现，已经服用该药物18个月的患者，他们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的概率是服用安慰剂患者的5倍。

2005年，吉尔马丁辞职，国会调查人员随即发布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默克公司是如何在知道万络存在安全问题之后依然积极促销该药物的。不过，默克公司坚称，吉尔马丁的辞职与万络没有关联。

公众对默克公司失败的原因一清二楚：领导层将营销摆在首要位置，将安全放在次要位置；将法律放在首要位置，将道德放在次要位置。一份研究估计，在服用万络的美国人中，有8.8万人曾遭受心脏病发作，其中有3.8万人已经离世。

哈佛商学院对此事的反应是，它在2009年进行了一次关于万络事件的案例研究，并指出：学生要从默克公司下架该药物这个迟来的决定中吸取教训，即使该公司几乎不可能采取其他方式来应对这个危机——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需要做非常艰难的选择。如此，全然不顾后果（销售危险的药物）的行为竟被视为英雄式领导（由于停止销售万络而损失了利润）。

当然，这可能与某一事实相关联：2006年，吉尔马丁成为一名哈佛商学院的讲师。2011年，《哈佛商业评论》的网站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在其中，吉尔马丁孤注一掷般地赞扬自己和他的管理团队及时将万络下架，完全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药物是为人民而制造的，而不是为了牟利”。

这一信条，正是默克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George Merck）提出来的，吉尔马丁在文章中宣称他和管理团队从未忘记该信条。2012年，哈佛商学院为吉尔马丁颁发奖杯，以此表彰他对健康产业所做的贡献。

教学尝试：高管再教育

合伙人制度的引入，并不是多纳姆开展的唯一一项在此后几十年里依然能获得积极回应的试验。在1928～1929年，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们留出一些时间向MBA学生传授市场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商学院自身也进行了一些市场研究。

当时，对于商学院的核心教育产品，即有公德心的MBA，美国各界的需求十分旺盛，且呈现上升趋势。不过，美国各界对其他人的需求又是怎样的？那些经验丰富的高管是否愿意返回商学院深造？

1928年夏，哈佛商学院为企业高管开办了有史以来的首个特别班，为在金融、公共事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高管提供为期6周的培训。在首次培训中，总共有179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70人都是在任高管；1929年，参加该培训的人数增至224人；1930年，由于外部因素干预，只有156人报名参加培训，且培训时间缩短至4周；1931年，特别班被取消，在1936年和1937年重新开办后，又再度被取消。

这次短暂的试验为高管教育埋下火种。据称，高管教育如今已成为MBA这一大型复杂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都是后话。20世纪30年代，特别班的直接成果在这个十年出现，菲利普·卡伯特（Philip Cabot）教授功不可没。

卡伯特出生于传统新英格兰清教世系，差一点被糖尿病夺去生命，好在1923年医学界发现了胰岛素，他才得救。1925年，他本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开始在哈佛商学院任教。卡伯特的性格确实如此，毕竟他曾经成功地告诉死神，晚些时候再来找他。

作为特别班的组织者之一，卡伯特发现，与高管交往益处多多。1934年5月，由于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劫难，他便提议改变特别班的培训主题，建议哈佛商学院召集一些年龄在30～50岁的企业高管举行一系列会议，以此来精心考虑政企在新型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并为理解和探讨国家事务提供背景。这些会议经常在周末举行，因而被称为“卡伯特周末”。

多纳姆当然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即使美国政府当时正在应对的危机确实由商人所致，而他们正是哈佛商学院引以为傲的开明商人。他在1934年写道：“摆在美国民主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区分政府领域和私营企业的分界线……政府如今在众多领域所做的一些事情，为人们增添了更多负担，这些负担超出了他们的时间、智慧或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

他考虑过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力度会越来越强，尽管这是出于“控制少数反社会人士”的目的。不过，即便是最激进的反政府商人，如果发现警察正在逮捕其企业中那些罢工闹事的工人，也可能会认可政府的作用。

与此同时，多纳姆开始沮丧，原因是美国商人不愿意承担他认为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他尝试建立一个论坛，大家可以就责任问题在论坛上高谈阔论。他写道：“过去，这些领导者太关注他们自己的企业事务，从而忽略了整个国家的事务。”

1935年春，哈佛商学院举行了4场会议，总共有70人参加。会议探讨的主题从“实业家和商人必须面对的社会与政府问题，以帮助稳定我国工业”发展到“劳资关系问题及其社会意义”。

论坛参与者只需支付12美元，其中7美元是房间和会议室费用，5美元是参与讨论的费用。随着美国在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第二年每场会议参与者平均只有50人，重点讨论失业补偿、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等主题。

不过，直到1938年，这些探讨才开始触及实质性问题。或者说，才开始讨论“为社会所期望的大规模组织的长期生存创造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这一愿景提供了发展条件。

那年，参加会议的企业家十分确信他们对社会的价值，以至于他们担心自己的缺席会使那些价值无法延续。于是，探讨的主题还包括“商业企业的领导如何才能得到永续发展？”。

尽管美国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才正式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卡伯特抢在美国参战之前，于1940年率先讨论了一个哲学问题——民主和商业。当时，负责军方采购服务的官员和负责生产管理的高管提出了250条提议，例如怎样与政府签署采购合同等。

不幸的是，死神在1941年再度找上卡伯特，在他69岁那年夺去了他的生命。多纳姆赞扬卡伯特代表哈佛商学院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他在1942年写道：“卡伯特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更能激发他人的热情。通常，他能通过生动的描述，使人们反省他们认为已经全面考虑的事情，从而让人们震惊于新的发现。”有人认为，这包括对美国政府的地位进行重新思考。美国政府通过干预经济，将有待处理的问题变成了不可多得的商业机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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