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货店的糖炒栗子竟有自己的品牌，还有连锁销售的能力。尝一粒，比起小作坊的似乎更有特色。那个玻璃圆柱体是个烤箱吗？此刻，里面的烘山芋正夸张地笑着，黏稠的汁液缓缓流出，香甜的气息浓浓缠绕，抓挠着人的食欲。服务员的一双柔荑小手给我取出一只装入三角纸包，还配了一柄好看的茶匙。没想到，现在吃一只烘山芋都这么讲究。
干脆坐下，细品手中美味。三角纸包上印了吃山芋的好，句子直白，样子倒设计得可心，能用此纸包的山芋都小巧玲珑、盈盈一握。芋肉蜜黄溏心，估计品种不错，吃时用茶匙舀，不会脏手。斯文是有了，但怎么不如小时候吃起来过瘾？
祖父的院子，在没有围墙时种过山芋。
春夏之交，将一拃长的芋苗整齐匀称插入起好的垄上，为苗浇水成了全家人忙碌的业余生活。早晨一遍，晚上一遍，太阳生生将父亲白皙的脸晒成了古铜色。我与妹妹过意不去，放学后也抬水浇地，一只小桶你推我让抬上肩，磕磕绊绊从种满洋姜的小池塘走到山芋地只剩半桶，每一棵苗只舍得浇一点点。父亲下班回来说不行，苗都晒蔫了，水太少醒不过来，于是又去浇一遍。我与妹妹后悔，知道了做事不能偷工减料。
苗变成藤，很快爬满拱起的垄和凹下的沟，有风来时，那些肥头肥脑的叶片摇曳生姿，成为我作文里被老师画圈圈的文字。祖父与父亲不时将那些长长的藤儿翻乱，当时并不理解，后来长大去了农村，才知道那是不让这些特别能长的藤四处扎根，以保证主根的产量。祖母常去摘一篮藤回家炒着当菜吃，叶子是不吃的，只吃叶下又嫩又脆的茎，还要撕去茎上的皮，透明的皮儿卷在一起，像妈妈搁在南窗绣架上的丝线堆。
秋风起时，满田秋音。蟋蟀、纺织娘、金铃子，还有些喊不出名字的秋虫此起彼伏唧唧啾啾，招来许多爱玩虫的小男孩。他们蹑手蹑脚跨入山芋地，轻轻摸一摸泥土包不住的山芋，像做小偷，生怕种田的老爷爷突然出现。
每天放学回家，灶膛的灰烬里总卧着烤得焦香的山芋，我拍拍灰就开吃。祖母说那灰不脏，端午节灰汤粽的特殊香气，就是从稻草灰里来的，吴江人的熏青豆也是用桑树枝直接熏制的。深秋的风瑟瑟作响，这一口香甜，实在抚慰人心。原本喜欢白心山芋，感觉口感与良乡栗子略有相似，吃不到栗子，有栗子山芋也好。后来为了烘山芋，央祖父买黄心芋苗，那种软软糯糯的甜是记忆里一抹笑盈盈的暖意。
祖父拥有了院子，却失去了田地，老屋改造又消弭了灶膛，心里不由得对烘山芋魂牵梦萦起来。傍晚时分，街上飘着馋人香气，叫人魂不守舍。母亲下班，有时带回几个烘山芋，祖母也会喜形于色，山芋似乎能周全家人的快乐。
山芋又名番薯，原不是本邦土产。关于山芋传入中国有一种说法，几百年前，有位名叫陈振龙的老先生常在菲律宾与福建之间经商，荒年，他看到菲律宾的老百姓用红薯充饥，就想着将它带回家乡，给父老乡亲送一顿饱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哪个游子不是从最基本的吃穿用度来顾爱自己的故乡呢。但当时菲律宾规定，带红薯出境死罪，陈振龙一次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带芋苗返乡都没成功，最后他将芋藤织入船上的缆绳才侥幸过关。后来山芋在华夏的天南地北各处生根，番薯、红薯、山芋、红苕都是它的芳名，不仅救度了无数餐食不足的生命，更升华成很多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美食。
提拉米苏蛋糕如今风光无限，它的由来却与二战时一位妻子送丈夫上战场有关；一团漂亮的海鲜寿司，从前只与一粒酸梅清搭；一只山芋进入华夏的经历也跌宕起伏，甚至惊心动魄。每一道美食背后，都有自己的传说与故事。
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与爱人去看几个博物馆，天阴阴的，寒气逼人。快到中午，有些坚持不住。正好路过烘山芋小摊，赶紧挑了两个烫烫的山芋抱在怀里，那种满足感，仿佛驱逐了千年万年的疲惫与苍老，终于抵达心灵的归处。咬一口，儿时的快乐向我哗哗涌来。我不知道雪小禅笔下那个在查济山上修行的圆光，是不是吃过这样情境里的烘山芋；也不知那些素食烹饪大师能不能做好一款如此普通而又奢美的小食。但我明白，一种食物之所以深藏心间，是习惯、情感和故事几十年的催生。从那个贫穷逼仄的岁月走过的人，谁又没被烘山芋诱惑过呢。
一只烘山芋，从老家烧柴的灶膛，来到巷口简陋的油桶或方炉，现在又进入华丽的电烤箱，变成一款老少咸宜的特色小吃，半个多世纪一路华丽转身，方兴未艾。
（原载于《姑苏晚报》2024年01月06日 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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