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最高分国产剧是如何诞生的

一部“创业剧”

“我最近正在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解决山里孩子读书的问题。”

“平日里啊，像您这样的企业家是我最崇敬的了……您一看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心的人。”

《山花》第2集，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张桂梅背着旧挎包，向身旁的乘客殷切地说着，想说服他们为筹建女高捐款。

2020年，《山花》制片人李行第一次看到张桂梅的故事，那时，张桂梅的事迹还未受到广泛关注，但李行觉得这个发生在中国土壤上的故事有特点、有力量、有创作空间。

许多编剧对改编张桂梅的故事有顾虑，张桂梅是真实的人物，电视剧创作需要平衡真实性和艺术性，剧本不好写。2021年下半年，李行找到编剧袁子弹，同她讲了4个字——“热血女高”，袁子弹一听就来了兴趣。“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燃烧的故事。”李行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干成筹建全国第一所免费女高这样的大事？

去女高实地采风前，袁子弹从媒体报道上了解到的张桂梅辛苦、严肃、病痛缠身，媒体采访视频里，年过60岁的张桂梅嘴唇没有血色。

真正见到张桂梅本人时，袁子弹意外地发现张桂梅挺幽默、挺能说，能拉着采风的人说上三四个小时不停歇，还把自己给说乐了，饭都不肯去吃。创作《山花》时，编剧们也呈现了张桂梅更多幽默的情节——和媒婆像小学生般吵架、喝多后和同事互怼……病痛、疲劳虽然存在，但张桂梅的精神底色是昂扬、乐观的。

袁子弹决定，既要写张桂梅的“难”，也要写张桂梅的“强”。

《山花》第9集和第10集，鲜花饼老板姜大宝许诺给女高捐5万元，到账只有3万元，张桂梅带着一面锦旗去找他，开口就感谢他慷慨解囊，捐了10万元，“你就再捐5万元吧，凑个整，十全十美，有山有水”。

听说姜大宝晚上有饭局，来的都是老板，张桂梅脸不红心不跳，“带上我一起呗”。老板们爱面子，纷纷许诺捐款，给张桂梅灌酒。滴酒不沾的张桂梅也只能硬喝下满满一大杯白酒。事后有老板反悔，张桂梅带着锦旗冲到楼盘剪彩现场，当着摄像机的面给老板鞠躬，动情地感谢老板捐助，最终收到了打款。

“‘强’是什么？我觉得是永远有想法、有行动，永远开朗乐观。”袁子弹和《山花》导演费振翔一致的印象是，张桂梅没停过，“她发现问题几乎不抱怨，永远在想办法解决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就想办法拉上人一起解决。她带着攻克一切的决心去做这件事。”

《山花》其实是一部“创业剧”，主线是张桂梅四处“找钱”、建女高、努力托举出第一届女高学生的过程。

“创业”波折不断，光是前期筹建女高，张桂梅就相继遇到没钱、没地、不能担任校长、招不来老师、招不来学生等困难，这些困难都真实存在。“虽然剧集呈现了很多苦难，但依然令观众充满希望，会觉得它更接近于一部爽剧。因为看到苦难，观众的第一反应不是‘完蛋了’，而是‘张老师肯定能搞定’。”袁子弹说。

《山花》的剧名来自《卜算子·咏梅》中的那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没能力撼动巨大世界时，你能为世界做点什么？”袁子弹说，“张老师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她给普通人打了一个样。”

一群迁徙的象

《山花》第6集，大雨瓢泼，张桂梅带着老师们匆匆蹚水、涉溪、爬索，去接山路上的女孩，一脚一脚，踩着泥泞，把她们接出了大山。这些女孩成了女高的第一届学生。

为了不打扰女高学生学习，《山花》编剧团队没有直接采访在读学生，而是查阅了公开资料，走访了毕业生，还从张桂梅的手册上收集了100多个故事，最终塑造出女高学生群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朵金花”——倔强的谷雨、孤僻的蔡桂芝、“学渣”柳细莺、“假小子”宁华，脱胎自数百个原型。

每个角色的姓名也被编剧团队赋予了各自的意味。谷雨是一个接地气的名字，在二十四节气里是象征新生、萌发的节气。谷雨的弟弟叫谷苗，这个名字寓意家里的独苗苗，雨又能滋养苗，暗示了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

《山花》第19集，谷雨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甩到父亲面前，父亲抱着酒瓶，眼神依旧漠然。谷雨再次离开家，这一次，是彻底的告别。屋顶上，一个疯女人穿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校服，抱着课本喃喃自语：“不是我克死我男人，不是我……”袁子弹提到，疯女人这个角色，象征所有没能走出大山的“谷雨”们，她抱着课本，象征女高的消息传到了大山里。

“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人生。”这是张桂梅的信条。

可是，要培养女高学生考上本科、走出大山，有多难？

女孩们不仅常年失学、基础薄弱，还随时可能陷入困境和诱惑。在《山花》中，谷雨遇到学习难关，无赖父亲又找到学校，她一度不辞而别，去洗脚城打工还债；蔡桂芝成绩优异，因担心母亲被父亲殴打，不愿上学，父亲突然瘫痪，她又不得不辍学照顾父亲；柳细莺和隔壁学校的男生谈起了恋爱，做起辍学开店生孩子的“美梦”；宁华没有女性亲属教育，以为来月经流血是得了绝症，离校出走。

从不健康的酒桌文化到女性嫁人换彩礼养家、频繁生育、不堪家暴杀夫……《山花》呈现的诸多困境，几乎涵盖了现实中女性会遇到的问题，这背后是李行和袁子弹一开始就明确的共识——不回避性别不平等话题。

“性别不公不是遇到一两个坏人，而是一种生态，若有若无地束缚、歧视、规训着女性。”袁子弹说，“让这些问题被看见，让女性意识到自己在桎梏里，也许社会会提出解决方案。”

《山花》结尾，女高创办多年后，张桂梅端着手机，看着象群迁徙北上的直播，乐了。

这个场景来自编剧团队的采风素材，既松弛又生动。大象是母系社会动物，聪明、记性好、有感情。张桂梅脑子灵、性子急、脸皮厚，像极了领头的母象，带着象群，有尊严地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栖息地。

象群也会逐渐壮大。

现实中，第一届女高学生高考成绩全员上线。那“四朵金花”，有的成了女高的新老师，有的当了医生，有的考上了一本大学找到了工作，有的驻守边疆，她们都走出了大 山。

一个不被压倒的权利

从项目启动，李行就决定让女编剧来书写这个故事，“我们想表达的很多主题与女性息息相关，女编剧对女性的困境和力量更能感同身受”。最终，《山花》编剧团队由4位女性组成——总编剧袁子弹和编剧丁涵、黄诗洋、李玺威。

张桂梅是《山花》故事的第一驱动力，《山花》的主角们也大多是女性，编剧们设计戏剧冲突时会优先考虑女性的戏份，但袁子弹也强调，视角是平视的，不是以男性的“差”来衬托女性的“强”，“我们希望女性能够意识到，自己本来就强，不是通过比较，而是我们本身就有这种力量”。

2021年的一天，袁子弹接到编剧丁涵的电话，丁涵语气忐忑：“我怀孕了，身体不太舒服，不想耽误大家进度，是不是考虑退出比较好？”

袁子弹此时刚刚完成人物设计、剧本构思，进入到紧张的剧本创作阶段。她生过两个孩子，询问了丁涵的身体状况，得知检查没问题后，安抚丁涵：“我这边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但你别放弃。等你缓过孕早期这一阵，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袁子弹和李行坚定地挽留了丁涵，她们希望丁涵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丁涵在适应孕期状态后回归团队，一直坚持到生产前一两个月。

“有一种误解是女性多的地方是非多，但其实女性相对更敏感，更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其实是更团结的。”袁子弹说，“而且女性能够很好地承受漫长的工作。”

入行十几年，袁子弹发现，重大历史、科幻、战争题材，很少被交给女编剧创作。女编剧虽然多，但创作多被限制在古偶、甜宠、都市剧等市场预设的女观众喜欢的题材上。李玺威问过袁子弹，都市剧写女性，老是围绕家庭孩子、男女关系、“雌竞”，该如何改变？

袁子弹回答，不要只把她们当作女性，而要关注她作为人的烦恼和欲望，女性面对的世界，远比想象中广阔。“希望女性编剧挑战更厚重的题材，拓宽既有的女性题材疆界。我们所争取的，其实是一个不被压倒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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