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图重视美感和象征意义
古代的深圳和香港同属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县，但留存下来的地图资料很少，主要见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中所附的舆图和功能性地图。例如，康熙《皇舆全览图》之广州府地图中的新安县地图、康熙《新安县志》和嘉庆《新安县志》中的《舆图》《新安县水陆塘汛舆图》等。从制图技术上看，他们都属于传统的中国地图。
其中《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套官方实测地图，主要采用当时西方测量方法，并结合了一些中国传统技术。它也是中国第一幅在地图中标注经纬度的地图。但《皇舆全览图》使用的测绘和制作技术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和延续。
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地图制作受书画等艺术的影响加深，甚至融入山水画技法进行修饰，出现了山水形胜于地图的现象。
总的说来，近代以前的新安县地图不是建立在科学实测基础上，不注重地理信息的准确性，而是过于重视地图的视觉美感和象征意义，适当兼顾使用功能。
西方传教士绘制《新安县全图》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占领香港以后，香港接受西方制度和文化，并利用与新安毗邻的地缘优势，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内地传播的重要基地。
19世纪60年代的香港码头。网络图片
1841年4月22日，罗马教廷传信部颁令香港成为一个“宗座监牧区”，包括香港岛和整个新界。1860年《北京条约》解除了对传教士在内地传教限制。1860年12月香港教区主教与广州教区主教达成协议，同意香港教区包括中方管辖的新安县全境。因此，从1860年开始，天主教会以香港为基地向整个新安县开展传教活动。同年，意大利传教士西米安·佛伦特里被派往香港，为便于传教，取中文名为和神父。经过几个月密集的语言学习后，和神父开始在香港仔传教，后将传教活动发展到新安县和归善县（今惠州）。1862年底，他在新安县的横岗太和村租房，兴建一座小教堂和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今已不存），该教堂是深圳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
在传教过程中，和神父走过新安县很多个村庄。可能受利玛窦在17世纪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的影响，和神父决定制作一幅新安县全图。和神父找来了两位参与者。其中一位是华人梁子馨（Andrew Leong，即梁神父，1837-1920），广东南海人，精通拉丁语、粤语、官话，他负责全程的翻译工作以及为地图做中文标注。另一位是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内格里（Christoper Negri）。现有记载不能确认内格里是否参与过实地测绘，笔者推测他是作为地图绘制专家，在欧洲指导测绘，并根据两位神父的测量结果负责对地图的具体绘制。和神父和梁子馨花了四年的时间，走遍了香港岛、新安县以及归善县、东莞县的部分地区，终于勘测绘制完成《新安县全图》。地图在德国莱比锡印刷出版，后来还出版了有等高线的自然地理版本。在地图右下角标注了以下文字“广东省新安地区地图，根据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在四年的职业生涯中的实际观察绘制。这是迄今为止该地出版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地图。出版于1866年5月”。
《新安县全图》辅以大量实地测量
与19世纪中期之前以抽象的山水画形式绘制的舆图或地形图比较，《新安县全图》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该地图以近代西方测绘技术为基础，辅以大量实地测量。根据历史学家Ronald Ng的分析，该地图的经度非常准确，纬度偏差为2%，表明使用了早期测量地图的网格。该地图显示了珠江口的海洋深度，数据可能来自未完成的军事测量。据考证，和神父应该参考了1849年出版的英国人理乍得· 科林森（Richard Collinson）编制的中国沿海勘测海图。该海图与《新安县全图》的东部部分重合，具有相似的海岸线、海岸地貌和山脉高度。该地图的经度和纬度，也与科林森海图相吻合。
《新安县全图》。
《新安县全图》没有采用传统的以县城为中心的中国地方地图的绘制方法。它客观地描述了商业中心和居民集聚区的分布位置。粗略统计，该地图标注了9个大型集市、22个墟市、864个有名村庄、18个无名村庄、3个官府衙门、9座教堂、5座大型佛塔、3个矿场或采石场。反映了当时新安县（包括香港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制作该地图的目的无疑主要是为了传教活动，该地图包括多座教堂，其中3座位于香港岛的中环和香港仔，6座分别位于新界的荃湾、碗窑、西贡、汀角以及新安的六约、水门楼。此外，标注了他认为重要的5个佛教设施。这反映了地图制作并没有受到宗教因素的太大影响，地图是较为客观的。标注的居民点不注重行政区划与行政分级体系，而是详细区分为政治中心城镇、中心商业村镇、小型商业村镇、码头和普通村庄等，包括在当时不超过十户的居民点。他还详细描绘了连接城镇与村落的重要道路和山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传教的考虑，但显然对人们的商旅出行也有很大帮助。大型聚集点居住的人口更多，传教的潜力也更大，而连接城镇与村落的山路反映了城镇作为传教据点对周边村落的辐射能力。该图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客家话和英语双语标注地名，反映其主要是为了满足英文使用者的需求。该图标注的地名准确性较高。将其与现代地图对照时，村庄的位置基本准确。在当时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深圳与香港曾同属新安县的图证
《新安县全图》一经问世就得到各界关注，被认为非常有利于商业旅行，实际上它也为英国殖民者和港英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了便利。港英政府很快发现这幅地图的价值，并在1866年5月26日的《香港政府宪报》刊登公告，帮助和神父筹集出版经费。一份地图售价为5元。在得到了至少120名买家的资金后，该图在莱比锡印刷出版，印制了200多份。
根据历史学家James Hayes的考证，英国政府在与清朝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关于租借新界界限街以北土地谈判过程使用了该图。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布莱克在1899年2月的一封电报中称该地图为“1866年的传教士地图”，并在1899年3月与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讨论中使用了该地图。可见该地图为英国殖民者进一步侵占新界、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提供了帮助。
《新安县全图》是近代深港第一图，是近代西方文明在深港两地传播和本地化的突出体现。该图在实测地图中实属精品，曾在欧洲多个展览中获奖，包括1894年米兰地图学展览奖，显示了该图的专业性。从制图技术上看，《新安县全图》是实测地图中的代表作，采用了西方先进的地图技术，对近代深圳和香港地区的地图制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直接成为后人绘制该地区地图的母本。另一方面，《新安县全图》是今深圳与香港两地在历史上同属新安县的确凿图证，该图后被英国殖民者利用助其强租新界，事实上又成为香港与深圳逐步分离的历史见证。
《新安县全图》也为研究深圳、香港地区近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