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我读之一）毛泽东、郭沫若、闻一多，一样的浪漫，不同的味道
文摘
2024-09-30 17:57
河南
对比来读，非常有趣：第一单元三首诗，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闻一多的《红烛》，有着同样的浪漫，却有着不同味道。《沁园春•长沙》作于1925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政治动荡，民不聊生。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在韶山遭到了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的通缉，他秘密逃到长沙，隐藏起来。一个月后，在前往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之际，他重游橘子洲，激情彭拜，写下了这首临秋抒怀之作。一般来说，情以物迁，人的情感会受到时代、个人遭遇及环境的影响，顺遂则乐，逆忤则悲，如诗圣杜甫听到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消息便“漫卷诗书喜欲狂”，而当他生活无着，漂泊登临夔州的时候，看到的却是“风急天高猿啸哀”“无边落木萧萧下”。而此时的毛泽东被通缉得正紧，妻小一家人还躲在乡下，可以说正是人生的至暗时刻，可他临秋所见却是“万山红遍”“百舸争流”“鹰击长空”“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切都是那样的鲜艳明亮，那样的生机勃勃。这些景物与其说是对秋景的自然描摹，毋宁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是一种情怀的浪漫。特别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更是浪漫得惊天动地。要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年仅32岁。当然，他的浪漫可不仅仅是一腔热血，而是来自一个革命家敏锐的洞察力、预测力。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又能够对这惊天一问做了响亮而明确的回答：主宰沉浮的正是他们那些“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青年。所以，毛泽东的浪漫是一个革命家的浪漫，是一个领袖的浪漫。《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作于1919年9、10月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日本的郭沫若组织留日学生创立爱国抗日团体《夏社》，通过写诗来声援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惠特曼的诗，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旧套摆脱于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这首《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正是这一时期的佳作。诗人想象“我”立在地球边上，把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力大无穷的勇士，他把地球推倒，让北冰洋和太平洋的联结起来，掀起了滚滚洪涛。诗人呼唤，歌颂这洪涛“不断毁坏，不断创造”。这种奇特大胆的想象，自李白之后恐怕不见第二个人。所以，郭沫若的浪漫是一种真正的诗人浪漫。这首《红烛》，是闻一多先生为他的同名诗集《红烛》写的序诗。诗中，诗人自比红烛，可又呼唤诗人“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他问红烛：“是谁制的蜡——给你的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出光？”他鼓励红烛“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这是诗人的幻想，是主观情绪的渲染，显示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过，诗人的浪漫可不是热血冲动，而是一个智者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选择。因此，我们说，毛泽东的浪漫是一个革命家的浪漫，郭沫若的浪漫是一个歌手的浪漫，而闻一多的浪漫是一个士人的浪漫。毛泽东的浪漫像一块面包，郭沫若的浪漫像一块喜糖，而闻一多的浪漫是一块略带苦味的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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