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鱼在水中却不知水的存在，人亦常如此——身在福中，却不知福的存在；陷在罪中，却不知罪的存在；沐浴恩中，却不知恩的存在。
今日是圣诞节，整个世界都在庆祝，而在中国，这个节日却一如既往充满争议。近年来，对于圣诞及其信仰的抵制与排斥，一直暗流涌动，同时还伴随着各种行动。
然而，每当中国春节到来的时候，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却常常向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致以问候。不是大国吗？我认为，中国也应该对这个起源于亚洲、被认为是西方的、实际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圣诞节日予以包容。
排斥态度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尽管我们对基督教文化存有偏见，但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制度乃至思想方式，却早已深受基督教文明的塑造和影响，并承受其恩惠。
一、社会制度：法律与道德的基督教根基
现代法律制度和基督教伦理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无论是保护个人权利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还是“以恶制恶”的刑罚制度，其本源均可追溯至《圣经》。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体系深受基督教十诫、自然法理论和伦理学影响。这些制度后来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并在西方文明扩张的过程中传入中国，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法律框架的基础。
讽刺的是，当一些国人以为“法治”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时，却选择性地遗忘了这套体系背后基督教文明的贡献。如果离开了基督教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十诫教义，这种秩序的根基将岌岌可危。
全球的基督教痕迹：看不见的文明基石
公元纪年与公历的作用：如今我们使用的公元纪年以及格里高利历（公历），最初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标志而制定的。这项看似“世界通行”的制度，实则受基督教对时间与历史观念的塑造，也为如今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周休与礼拜日：现代社会中的“周末休息”现代社会的时间分配，实际可追溯到《圣经》中“六日劳作，第七日当休息”的安息日教义。尽管在中国，这样的“双休”制度并未冠以宗教名称，但本质上还是延续了基督教的工作休息循环理念，为人们维护劳动力与生活品质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体制：启蒙的光辉与真理的追求
现代教育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基督教的推动。从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学校到后来的大学制度，基督教始终是教育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圣经》中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知识的尊重造就了科学与人文教育的兴起。即便是中国许多现代学校的奠基者，比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均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没有这些教育改革，我们的社会仍可能徘徊在愚昧与蒙昧之中。
然而，现今众多中国人在受益于基督教教育体系所赋予的诸多福祉之际，却对基督教本身抱持着排斥的心态，这种背恩之行，成为当代教育问题的缩影。
教会学校与文化传播 ：19世纪以后，随着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教会学校也应运而生。这些学校不仅教授基础科学、数学、地理等实用知识，也潜移默化地传递了关于理性、独立人格和批判性思维的价值观。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些管道更快地了解世界，并吸收了诸多西方近代思想。 大学制度：学术与信仰的交融：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多由教会或修道院衍生而来，并逐步走向独立与学术自由。这种模式在近现代影响了全球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包括中国。可以说，今日强调科学研究、学术自治的大学制度，本身就带有基督教“追求真理”的精神烙印。
三、 医疗与慈善：爱与怜悯的基督教实践
中国的现代医院体系同样是基督教传教士的遗产。在19世纪传入中国的大量教会医院，为贫困群体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基督教所提倡的“爱人如己”直接促成了这些机构的创立与发展。今天，中国的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活动中仍可见到这种理念的延续。
讽刺的是，当一些国人批判基督教“带有目的性”时，却愿意享受这些“有目的”的成果，却不愿正视这些服务背后的出处根源，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深思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一部分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既渴望享受好处，又难以摆脱固有偏见与偏见。这不仅阻碍了对事物本质的深入理解，也影响了社会的理性与进步。
红十字标志的由来：大家熟悉的红十字标志，起源于瑞士基督徒亨利·杜南在19世纪创立的国际红十字运动，旨在不分国籍、种族地救护战地伤员和赈灾。这一标志常被人忽略其基督教十字架渊源，却已成为全球人道主义的象征。 教会医院的社会功能：早期的教会医院，不仅提供医疗服务，更常兼做孤儿院或养老院，对弱势群体给予慈善关怀。“怜悯”与“关怀”的实践恰恰来自《圣经》中“凡事都有爱心”的教诲，逐渐演变为今天的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也为近代中国逐渐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雏形。
四、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从节日到家庭伦理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们所过的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等西方节日皆根植于基督教传统。即便这些节日如今在商业化浪潮中变得模糊，它们的核心理念仍体现了基督教的思想：圣诞节的“给予与感恩”，情人节的“忠贞爱情”，复活节的“重生与希望”。
与此同时，基督教所倡导的家庭观念——丈夫对妻子的忠诚、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也影响了现代家庭伦理体系。尽管这些价值观已经被许多人内化，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其基督教背景。
从多妻制到一夫一妻：婚姻体系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模式，长期存在着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例如纳妾、童养媳、买卖婚姻等现象。女性通常难以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家庭关系也带有浓厚的等级观念。
基督教所强调的一夫一妻、夫妻相互忠实，并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责任和榜样作用。这些理念通过西方法律体系、社会风尚逐渐渗透全球，从根本上冲击并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形态和家庭观念。 女性地位的提升：随着基督教观念不断渗透，尤其是近代教会女校的兴起，大量中国女性开始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也获得在婚姻和家庭中更平等的地位。 反对不人道习俗：一些基督徒团体还积极投身废除裹脚、抵制买卖婚姻等社会运动，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传统陋习的非人性化，促进了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关注。
五、科学与自由精神：基督教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中国人常以为科学和基督教相对立，但事实上，科学的兴起恰恰是因为基督教对理性与真理的追求。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并遵循着可探究的秩序。这一信念激发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研究，造就了近代科学革命。
同时，现代自由精神也深受基督教“自由意志”理念的启发。从“人人平等”的社会理论到“权利不可剥夺”的政治理念，这些思想在推动现代民主和自由的同时，也成为当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但不幸的是，众多人在享受这些成果的同时，却对它们的根源讳莫如深，不愿正视其背后的深刻启示。
科学革命背后的信仰动力：历史上，许多科学先驱，如哥白尼、开普勒、帕斯卡、牛顿等科学巨擘，都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他们坚信“有序的自然”背后存在一个理性、可探究的神圣意志。正是这种对世界秩序的确信，让他们在探寻自然规律时具有近乎宗教般的热忱。现代科研范式——假设、实验、验证，也得益于基督教文化对实证与真理的双重追求。 自由意志与个人尊严：当我们高呼民主与人权时，实则已承认了基督教所强调的个人尊严、自由选择的价值根基。当今世界普遍推崇的基本人权、自由与民主制度，也与基督教思想中的“自由意志”及“人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理念密不可分。即便这种思想后来被启蒙运动和现代哲学赋予更多世俗化表达，依旧无法剥离其最初的神学土壤。
六、艺术与建筑：教堂与文明的交融
在谈到基督教遗产时，艺术与建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与罗马式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与雕塑，都彰显了基督教所赋予艺术的灵感和活力，以及对艺术的深刻启迪。
艺术作品中的宗教主题：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等作品，都以圣经故事为主题，不仅在绘画技术上达到巅峰，也体现了对人性与神圣交融的思考，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艺术创作与审美趣味。即便在中国，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或欣赏城市里保留的老教堂建筑时，或许并未深入意识到背后的基督教灵感。 音乐与圣乐传统：基督教形成了丰富的圣乐与合唱传统，这对后来的音乐教育和乐坛发展意义重大。一些中国城市的合唱团，依旧延续了欧洲教会音乐的形式与风格，人们在欣赏《弥赛亚》或《安魂曲》等经典作品时，往往忽略了或者根本不明白它们深厚的宗教背景。
七、神学与神秘主义：世界从未离开基督的深层影响
如果更进一步，从神学角度切入，我们会发现，基督教的影响力并不止于外显的制度或文化形态，还包括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超越性支撑。
终极价值与普世价值：基督教相信上帝对整个世界拥有主权，认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也靠祂而立”。无论我们身处何种文化背景，这种对终极真理与超越者的认知，都为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奠定了最深层的基石。对现代文明而言，许多“普世价值”正是神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结果。 神学与内在启示：基督教神学主张内在的灵性体验、对真理的“默观”，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先后影响过哲学、文学乃至社会运动的走向。其对道德觉醒和个人担当的强调，也以更“隐形”的方式渗透进当代社会生活，让人们在潜意识中向往善与正义。
最后：心怀感恩，发现世界，告别偏见
基督教文明不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类的。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道德、法律、教育和科学的根基，这些成果已外化为世界文明，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我们不应该既在树荫下乘凉，又拒绝承认树的存在。
如今，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既内在又外在，广泛而深刻。真正的文明，应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而非自我封闭。只有摆脱偏见，才能摆脱无知，迈向更广阔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