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华 (1930.5.26—2024.11.18)
赵凯华先生,1930年5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父亲赵迺抟先生、母亲骆涵素女士均为官费留美学生。同年,尚在襁褓的他随父母回国,赵迺抟先生受聘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
赵先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0年毕业。留校工作3年后,被派赴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学史专业研究生。在完成指定的物理学史学习任务后,师从等离子体理论专家弗拉索夫(A. A.Vlasov),研修等离子体理论,仅用一年半写就学位论文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еколебаниязаряженногошнуравпродольноммагнитномполе,发表于Журнал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й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Физики (ЖЭТФ)。1958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今博士学位)后回国。
大学毕业后赵先生开始了长达70年的大学基础物理教学生涯,除因公派出和“文化大革命”之外未尝中断。自苏联回国后,被安排在北京大学普通物理教研室,主讲物理专业的基础课程“普通物理”。他毕生热爱教学,悉心钻研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由于理论功底深厚、知识面宽广,他的讲授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严谨精练、又生动优美;凡是听过课的学生无不享受其中,回味无穷。
在大半生执著于教书育人的同时,赵先生始终保持与学术前沿同步。20世纪80年代,先带领研究生从事等离子体理论研究,后转向非线性物理研究;1986年发起创建北京大学非线性科学中心,开展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格点玻尔兹曼方程方法等研究。
70年来,赵凯华先生从未停止对物理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探索与践行,以其深刻的思想、开阔的视野、无畏的胆识、高洁的情操“照亮”了一批批踏入物理学世界的青年学生和骨干教师,为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建设、中国物理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以下是赵凯华先生针对“如何讲好基础课”的见解,内容如下:
下面来谈谈怎么引起学生的兴趣。当然你可以说话风趣,讲些笑话也可以,不过这些事情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老师——讲课的人,要对自己讲的东西充满激情。我们教书多年,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一旦上了讲台,就像一个演员进入了角色,要把自己融到这个环境里面。这样讲起来才会比较投入,比较有激情。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去钻研的。用激情去感染听众,让他感觉被吸引,跟着你一起来学习、考虑问题。做到这一点,教师本身不能无精打采,而是要真正地有激情。我想,这一点恐怕不管你用什么风格去讲都很有必要。你想吸引听众来跟着你考虑、学习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你自己要对这个东西是很感兴趣的,很有激情。这就像一个演员,你要表演一个角色,就必须投入到角色里面去,用角色表达的感情去感染观众。如果能够做好这一点的话,必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引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单纯靠说话风趣或开玩笑。有时候过分的幽默反而会引起不好的效果。我想到这样一个例子。某个老师说话很逗,跟说相声似的。他讲了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的。但是学生没有记住要解决的问题,只记住了这个笑话。所以适当地讲一些风趣的例子,有好处,可是故事讲完以后,要使你的听众对你所讲的东西印象加深,而不是冲淡。所以所讲的笑话要围绕着内容,突出内容。物理学界的已故的黄昆教授,在1952年和1953年的时候,是给一年级上大课的。很多听过黄先生的课的校友回忆说,黄先生上课时,从不讲笑话,一上来就讲主题。但是学生的反应是,只要黄先生一开口,注意力就全都集中到他那里了,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跟着他的思想走。甚至要下课了大家都没觉得时间很长。他们说听黄先生讲课是很大的享受。由于大班授课的局限,黄先生很少跟学生交流,就是一路这么讲下来,大家就是一路跟着他走下来,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把听众全部吸引到他这来。这样的课听下来不仅仅学到知识,还学到思想方法。
下面我还想说说王竹溪老先生的例子。王竹溪教授的授课是另外一个特征。因为他讲的是热学力学与统计物理,数学公式比较多,所以常常需要推很多公式。我想教物理和教数学的老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公式推导搞不好的话,是非常枯燥的,而且也不容易让大家跟上。王老先生的特点是熟知公式,在讲台上就是一只粉笔,什么书都不带,所有长篇的公式都是现推出来。他推导公式的过程就能够吸引听众跟着思考。这些推导,在用了PowerPoint授课以后,可能有点像拉洋篇似的一下子就拉出来了,但一下子出来,学生就很难跟上。虽然效率高了,一堂课可以讲很多内容,可是听众很难接受。所以很多时候PowerPoint是不能用的,还是要在黑板上推导。
推导公式对老师的要求很高。有些老师没有那么熟悉公式,所以有的时候,课堂上出娄子,推着推着就推不下去了,或推错了,这都有。尤其年纪大了,想的和写的不一样,说的也不一样。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名教授也常常会这样。杨振宁先生在回忆他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的导师叫做Tailor,氢弹之父。Tailor有一次讲课的时候,推公式推错了。下面的博士生虽然看出来了,但都没有提出来,想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怎么发现。后来,Tailor终于发现了错误,并想尽方法找到了错误。杨振宁先生回忆说,他在这里面学的东西比正规的讲课多很多。给出公式,很多人都能推导出来。但是发现错误并把错误找回来,就不是一般人学得到的。杨先生说他们就是想看看大科学家是怎么发现自己的错误的,这实际是学生和老师交流的一种方式。对杨先生的这段话,我深有体会。杨先生在清华讲课的时候,我过去听过。我发现他是在纸上推导,然后用投影仪投上去。当然也有推错了的时候,但通常一两步之后就能找回来。我觉得实际上好的学生是能够从这里面学到东西的。
我们做工作没有不犯错的,及早地发现自己错了,并用最快的方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这个本事是非常重要的。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学生面前,我想这也不是坏事。这个Tailer教授的特点就是往往有任何想法都暴露给大家,任何讨论他就发言,他发言特别多,而且对一个问题常常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发表的看法十个有九个是错的,不过他发现错了就算了,但是这一个对的发现就是创造性的发现。他完全不怕丢面子,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改过来,这是科学界的常事,这样能给学生是很好的教育。我不是说要大家故意这样教。我只是说,好的老师确实有这个特点,这也是一种风格:把自己想法的全部,而不只是把想得清清楚楚的套路告诉学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格。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往往是作为演员,我讲的是舞台的演员,不是电影演员。舞台演员是一下贯穿到底把这出戏演完。电视或电影不一样,开拍,就演这一段,演完这一段以后,停下来,下次再拍可能是这前面的一段或后面的一段。电影演员在投入角色的时候是不连贯的,但舞台演员不能这样。
物理和数学课程可能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不可避免会有公式的推导,否则大概是学不下去的。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学数学或物理这类的课程,绝对不能在宿舍里拿着一本书像看小说似的那样看。如果不亲手推导的话,很多概念就不能理解,书也看不懂,很快就学不下去了。课堂讲授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过去,我们上基础课时,一般都会把公式原原本本地推导出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年,我慢慢感觉到这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我认为要点是公式推导的思路,以及在得到公式后要把它的物理意义和物理图像交代清楚。作为一个大学生,受过基本的数学训练,通过一点个人努力,很多公式是可以自己推导出来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逐渐了解到国外的情况,发现国外的教授讲课没有那么细,很多公式并不推导。这不是说学生自己不去推,如果这样的话,估计几次课之后,就听不懂了。不经过自己详细的推导和思考的话,物理是掌握不了的。所以近几年,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对于那些特别典型的推导,第一次时,我会很仔细地交代推导过程,可是又不仅仅是简单的推导,而是要给学生思路:我为什么这步这么走,为什么下步这么推,这里用到的基本原理是哪几条,我引用了哪些概念,为什么在这里需要这些概念,没有这些概念下面的步骤为什么是推不下去的。
公式推导中还有一些是属于技巧性的,这样的技巧能很巧妙地把一个很复杂的推导变成一个很简单的过程。这里,我有必要谈谈所谓的tricky。杨振宁先生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对tricky很反感,他经常会抛弃教科书而给出另外的推导。他觉得书上的很多推导too tricky,掩盖了很多物理实质。那些太取巧的方法往往只能用在一些特定的环境里,用在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杨先生说他要教物理学正规的做法,这些做法不光这里用,碰到这类的问题都可以用。这种做法给学生的好处是比较大的。所以关于推导,应该讲思路,公式推完了之后应该回味它的物理意义。这需要老师逐步地去引导。
后来的这些年,我的讲课风格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主要的变化是有粗有细,有的公式我很详细地推导,有的公式我只交代过程。我会告诉学生这个公式从这步到这步,中间要用到几个基本原理,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而且我还会跟学生交代清楚,你们下去必须要推导,否则几次下来我再讲课你就听不懂了。我还会用考试来督促学生,有的学生知道我会考公式的推导,所以就会比较重视。证据就是我书上有一个正负号错了学生都能给挑出来,这证明他推过,他不推不会发现这种错误的。我认为这种方法比以前我们每步都详细地推导,要省时间。更重要的能要给学生一定的训练,通过公式的推导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这样做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这点非常重要。
另外,我们多年讲课的经验是,一门课讲了很多年,一遍一遍地讲,有一个从少到多,然后再由多到少的过程。所谓少,就是刚上来,备下课,三言两语就讲完了,所以讲的时就并不长。后来慢慢觉得应该还有更多的话要说,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自己对内容有了深刻的体会,会把应该讲的加进去;另一个是对学生的理解增加了,可以按照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法讲课了。积累的经验多了,发现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发挥的,课就膨胀了,越讲越多,甚至课上都讲不完,这就是从少到多。最后,随着讲课的体会进一步加深,发现有些话实际上是重复或没得要领的,提炼一下,把关键的东西交代清楚,自然就把这事情搞清楚了。这就是进一步提炼,就又回到少了。我想大部分教师恐怕都有这个过程,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最后也应该达到这个过程。我一般是把多年来体会到的关键的几个问题,学生不容易接受的几点简单清楚地讲出来,或者把有些问题留给学生去考虑,不会什么都讲到。有些东西是应该课堂上讲清楚的,有些则是没必要在课堂上都交代清楚的,点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考虑。
我们上课传授知识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素养。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应该在知识的基础上来培养素质。前一阵子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打破教授知识体系,改成培养素质。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对的。没有知识怎么提高素质?科学素质的提高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的,没有知识做基础提高素质只能是空话。所以不能把传授知识和提高素质对立起来,没有一定的知识做背景,在学生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是讲不通道理的。所谓的素质应该是包括知识在内的,同时也包括方法。在讲知识的同时要把方法渗透在里面,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素质。
现在经常谈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教育呢?背几句唐诗,懂一点红楼梦,这当然是属于中国文化的素质,不过不能过多地开设这种课程。因为这会大量占用学生的学习时间,应该学习的课程就会受到排挤。实际上,我们开设的每门课程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素质,不是只有那些所谓的素质课才能培养素质的。那么什么是素质?说法很多。我现在不说人文素质,就说科学的素质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有点像笑话,不过包含了真实的道理在里面。有人说什么是素质,就是你大学学完多年之后几乎全忘了时,剩下的那么一点点就是素质。我们在大学学了那么多的知识,不可能什么都记得,除非你现在正干这个事情,用到这门知识。若干年之后,我们会忘记绝大部分的概念、公式、方程式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学白念了。与那些没上过大学的人相比,在遇到问题时,我们能够判断它是哪方面的问题,该问哪个领域的专家,要查哪方面的资料。这种能力是大学累积下来的。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素质。我们教课的时候,应该传递给学生什么是最根本的东西——当公式都忘了,还印在脑海里的东西。我想举一个实际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上海某电视机厂引进荷兰品牌的电视机在国内生产。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想要将里面的一个部件——偏转线圈国产化。但是搞了两年多都没有成功,扫描出来的图像总是畸形的。后来新来了一位毕业生,他觉得这属于电子光学的问题,于是就查了这方面的书,请教了这方面的专家。经过了多次实验之后,终于做出了合格的线圈。之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以前的人一直认为偏转线圈是电感元件,于是就查电感手册。但实际上偏转线圈是电子光学器件,关键的问题都搞错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素质,学和不学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一直都在讲基础课的教学。基础课和专业课是不一样的,专业课比较深,比较难;而基础课应该讲得比较浅,比较宽。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础课比专业课难讲。在国外,博士生可以给研究生讲课,但是基础课都是由资深的教授亲自主持的。讲基础课需要深厚的积淀,更要求教师不断地学习。因为知识发展很快,讲基础课时虽然不需要艰深的知识,但是需要把前沿的东西渗透到课程中去。这就像编教材时出现的“接口和窗口”的概念。有些是和其他学科或者今后的研究有着紧密联系的知识,要求比较高,要讲深讲透;有些东西则只是给学生打开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户,要求不高,知道就可以了。学生可能不能理解,但是也要讲,因为这些是很重要的东西,学生需要知道,虽然并不一定现在就要理解。
中国学生害怕考试,所以当我讲到一些很前沿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心情比较沉重,一下课就来问我这些会不会考试。所以我就在讲课之前把话说清楚,哪些知识是要掌握的,哪些只是要求知道,不会考试。这样学生的心情就放松了。
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另外,我想再强调一下,讲课时的态度、心态要摆正。任何老师都可能犯错误,甚至讲错;被学生问住,更是常有的事。发现错误一定要勇于改正,及时改正,事后多反思,不能误人子弟;被学生问住,要大方地承认,这就是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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