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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乡村小学里那段教学时光（三）•作者:川汉

文摘 2024-09-21 00:07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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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川汉

MIAN ZHU WEN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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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班的学生，大概因为文革耽误了两年多没能读书，所以珍惜学习机会，比较听话，课堂秩序很好，也没给我出过难题。中心小学的领导也到学校来听过我讲课，没有听说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对学生仍然严格要求，也是首先从认真做作业、卷面整洁开始。听说过去有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家里被父亲考问识字，接连几个字都说认“人”，气得父亲大骂：“不是人是鬼啊！”我到校后不久，他父亲专门来找我，说他的孩子进步很明显，字也写得好看多了，对我表示感谢，让我感受到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也对继续教学有了信心。我与学生之间关系越来越融洽，彼此互相尊重，有时就像同学之间一样讨论学习问题。

不久，我听他们议论县城里正在放一部电影，流露出很想去看的渴望，后来直接向我提出，带他们去看。这是部很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我觉得让他们受教育也是好事情，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没向领导请示，就把全班学生带进县城去看。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十分高兴，也很听我的告诫，既没有离开队伍到处乱跑。有段路沿着马牧河直通西成桥，大家在狭窄的小路上像条长龙蜿蜒，也没踩到路边的庄稼。这是我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最高兴的一天，从中深切感受到师生的情谊和教书的乐趣。

回校以后，吴老师悄悄告诉我，带几十个学生出远门有危险，万一出了事不好交代，我才有些后怕，再也不敢搞这类活动了。可能吴老师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但如果取消活动，既让我在学生中失去威信，也担心学生闹情绪，影响我的教学，她也难办，只好怀着不安默认我的莽撞。

学校离我家比较远，中午没法回家吃饭。恰好我母亲娘家侄儿缪培根的家就在学校附近，只有两个田远。他知道我到金星代课以后，就叫我中午到他家吃饭。盛情难却，我去吃过几顿。但想到代课有几个月时间，实在不好意思天天去吃不要钱的饭，以后就借故不去了。但学校的老师是本村人，中午都回家吃饭，学校没有食堂，我不得不到大约四里路远的中心小学吃饭。这时刘毕生老师虽然已经不是学校领导，但仍然在学校教书，他的寝室就成了我中午吃饭、休息的地方。那时我还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饭后就成了我们师生之间交流的好时机，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与我教书有关的事。而决定我当老师的中心校的领导李德秀、胡保勋那里，我却没主动去过，只是路上见到打个招呼而已。并不是我对他们有什么意见，而是我不习惯没事往领导那里跑，觉得那是有奴才性格的人才作的讨赏卖乖、吹牛拍马的行为。

在金星代课期间，我们初中的班主任许望钦老师专程到学校找到我，拿出一张1967年我在三水中学借了十元钱的借条。我回忆起当时在学校写大字报，确实到总务室借过钱买笔墨纸张。但那时不懂财务手续，买了东西以后把发票和剩下的钱拿给学校，就没去要借条。那时十元钱可是一笔很大的钱，我哪有那个胆子拿去自己用。我把情况给许老师说了，他就走了，以后也再没人找我说这件事，也不知道这张借条是如何处理的。

如果说在我们村代课放暑假以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么在金星代课结束放寒假以后，我却有点怅然若失。经过几个月的磨练，自我感觉基本上可以胜任教学了，但又得回家当农民，天天与田地打交道。恰在此时，广汉改革招生办法，实行春季招生，独木村小要招一个班的新生，我就被确定为正式民办教师，回到本村教书。这时庄景昭休完产假，已经回学校上课。春节过后开学时，独木村小已经有五个班，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何秋华已经调走了，学校五个老师里，还有杨光华、庄景昭、周友余、蒋立玉。蒋立玉是新来的，她与周友余在一个生产队，同样与我从幼儿园到初中一直在一个班，也是老同学。

我们还是每人教一个班，包干负责。我教的是毕业班，全班不到四十个学生，都是本村的，其中我们本生产队的就有六七个，全是女生，都离学校很近。也是因为文革停学，这个班的学生年龄都偏大，有的已经十四五岁了。有两三个学生的个头与我差不多，有时在课堂上提问，学生站在我面前更像是同学，我永远找不到有的老师不怒自威的感觉，反而内心有些战战兢兢，生怕出错让他们看不起。

学校的环境和教学条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没想到开学不久，中心校就宣布由我担任学校教师代表，负责全校工作。学校五个老师，除了蒋立玉，其余三个都比我资格老。杨老师为人忠厚，不看重名利；周有余与我是老同学，不会和我计较。可能我们四个教师这种特殊关系，也是让我负责的重要原因。我是男性，体力好，离家近，与大多数教师又是师生或同学关系，彼此好处。但庄景昭就不同了，她比我大几岁，又是高中毕业生，在我们村是学历最高的，全公社也没有几个；已经教了好几年书，她父亲还是生产队的老会计。大概她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由她当学校负责人，现在却要受我管，心里能服气吗?因此经常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爱理不理、视而不见的神情，开会、商量事情基本上是一言不发，问她什么问题也是颇不耐烦的语气。我有时真有些快忍不住了，但想到自己年龄小、资历浅、经验少，和她吵翻脸，很不利于教学上互相配合。再想到一年多前因为评工分顶撞了她父亲，让他气得睡了两天，现在再和她公开对着干，我们两家的家人如何相处、学校同事和队上社员如何看我？可能觉得我不是仗势欺人就是鸡肠小肚。我只能默默忍受，所以同事一年，和她保持了和平共处、各尽其责。她的情绪后来逐渐有所好转，也没在教学上给我出什么难题。

这一年我比上年还辛苦。毕业班除了我教过的主科和公共课，还增加了自然课，教学内容比其他班要多些。不但每节课都要上课，作为学校负责人，还要掌握学校其他班的情况，包括老师的情况。我们村小好像是中心小学的教育点，有关教学、教师的问题，包括课程设置、作息时间，很多事都要由中心校做主，因此我经常要去开会。一开会就只能调整课程，让学生上体育课、劳动课之类，其他老师只需帮我维持秩序，不出乱子就行了。学校购置、修理教学用具，购买老师、学生用的教科书、作业本等等，都是我在星期天到场镇、去县城办。学校和我连自行车都没有，都是肩背手提步行往返，经常汗流浃背、两脚酸胀。我们的待遇是按教龄长短，民办教师仍然是补助加工分，我大概每个月比新来的多两元钱，而不是按工作量的多少，我做这些事都是无偿劳动。我年龄最小，又是负责人，不好叫别人去，只能自己动手。

开学不久，村里来了整党工作组，我更忙了，家里的事基本上没时间去做，好在父母亲能够理解我，也没埋怨过我。

由于有了代课的经验教训，这一年我在教学上比过去压力小多了，我与班上同学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最让我头痛的就是几个成绩差的调皮捣蛋学生，其中又以四队的那个与我算是隔房弟弟的最为突出：他平时到处惹事，经常挨父亲的打，但收效甚微，旧习难改。他不仅经常迟到、缺席（他家离学校不到一里路），上课又老是没法安静，到处东张西望、惹是生非，因此成绩特别差，考试不及格是家常便饭。他最让人痛恨的，就是喜欢欺负女同学，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拦路惹事，追赶、扔石头，与他回家同方向的女生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大概他已经习惯成自然，我接手教他们以后，依然我行我素。他大概觉得父亲是生产队干部，与我又是隔房弟兄，我不会把他咋样，因此也没把我放在眼中。

我小时候在这个学校读书期间，对恃强凌弱有切身体会，深知被人欺侮无力反抗的滋味，对他的行为极其反感。听到女生的多次控诉以后，我在班上不点名地严肃批评了他，后来又在放学以后悄悄跟踪他，才发觉果然可恶。第二天早上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严厉教育，他答应改正。

我以为他会有所收敛，哪知道第二天又有女生来反映，他继续在路上欺负她们，又是甩土块，又是骂。这下我真气极了，恰好这天他又迟到了，我觉得给他讲道理已经没有什么作用，就一边严厉批评他的恶劣行为，一边叫他回家，不准再来读书。他在座位上坐着不动，我快步走到他身边，叫他出去。他顶了我一句，我想到他的一贯恶行，气急之下失去了理智，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把他从座位上拉起来往外拖。他看到我动真格的，有点害怕了，双手死死把住教室门，但最后还是被我拖到外面，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关上教室门不理他，后来他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多数学生可能心里都支持我惩罚这个全校出名的捣蛋鬼，那些受过欺负的女生更会感觉是为她们出了口恶气，但都怕这个近似于小混混的报复，因此只是静观而已。下课以后，杨老师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能打学生，万一家长找上门来不好收场；对这种学生，你尽到责任就行了，有的事情谁都没办法。

我开始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也担心他父母亲来找我，但事情已经发生，只有听天由命了。谁知一整天没事，第二天早上我们刚刚上课，这个捣蛋鬼低着头走到教室外面，站在那里不敢进来。我知道事情有了转机，这个全校最难管的学生终于低头了；同时自己打他耳光确实输理，家长没来找我，我也应该出于对他父母的尊重，不能让他真的没法读书；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还是顺势给他台阶下，给他改过的机会。于是我把他叫进教室，看他低着头规规矩矩坐下，再也不敢四面惹事。

后来听说那天他被赶回家以后，不敢对父母亲说原因，但他父亲下午就知道了，又狠狠打了他一顿。他父母亲以后见到我，从没提起他们的娃娃挨我耳光这件事，我也不好意思主动提起，不然越解释越说不清楚；如果他父母亲反而对他们的儿子调皮惹事、给学校造成很多麻烦表示道歉，我更不敢附和，弄得进退两难。但心里总觉不安，很久都是我的一块心病。从那以后，捣蛋鬼老实多了，再也不敢欺负同学，学习成绩也有所上升。班上那几个爱惹是生非的学生，看到最不怕事的都被制服了，也悄悄收敛了自己的行为，我一时冲动之下的冒失举动没想到会得到最好的结局。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年底，又再一次在我身上体现出来。当我经历两次代课成为正式教师后，已经打算这辈子就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当“教书匠”，尽心竭力地养育“幼苗”，不曾想命运又给我开了玩笑，突然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使我冬季教学尚未结束，就突然离开学校，走上迷朦但充满希望的新的人生道路，离开故乡去城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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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本名叶文定，广汉人。成长于农村，服务于机关，退居于城市。爱好文学和音乐，水平不高却兴趣浓厚；喜欢田园和山川，年龄不小但精力旺盛。有短文和小诗登载于德阳纪实文学和广汉纪实文学、民间文学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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