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国衰落的讨论同大国崛起一样，是历史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永恒课题。自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以“衰落”为主题的思考是所有关注大国命运的学者的共同偏好。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公认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区域国别与大国政治研究领域中一直处于“超然”的位置，而其自身又是一个极为复杂而特殊的国家。自20世纪中期以降，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与同时期国际秩序的变迁紧密关联，有关其衰落的研究——即美国衰落论——也往往横跨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等多个领域。
诞生于独立战争的美国从来不缺乏危机感，对衰落的担忧与恐惧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国家构建与发展历程。美国衰落论的声音在美国乃至西方向来都是一种常态，尤其出现在美国发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等特殊时期。随着20世纪美国的国力陡增并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美国的国家危机感有了更为清晰的指向和参照——内有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使命，外有应对来自苏联、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萨缪尔·亨廷顿归纳总结了冷战爆发以来出现的五次“美国衰落论”：第一次出现于1957—1958年苏联战略导弹试验及其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的冲击，第二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和欧洲的崛起，第三次出现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第四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扩张引发的恐慌，第五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财政与贸易赤字的攀升。围绕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辩论使第五次美国衰落论达到高潮，学术界开始热议大国由于过度扩张而转向衰落的经典论题，从国内发展的局限与维系国际联盟体系的困境等多个角度批判冷战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不过，这一轮有关美国衰落的讨论戏剧性地终结于苏联的崩溃。
冷战的结束似乎为美国衰落论画上了休止符：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爆发，美国国内经济呈现欣欣向荣之势；苏联解体带来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使美国人从现实到心理上都感到更加安全了；国防开支的减缩有效节约了财政支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赤字情况大为好转，甚至创造了少量盈余。然而，随着“9·11”事件的冲击、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以及全球反美主义浪潮的兴起，学界与社会的讨论呈现出“美国帝国论”与“美国衰落论”并行的奇特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中国国力的稳步上升与美国全球战略资源日趋捉襟见肘，美国衰落论的声音再次出现。2008年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与2014年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系列第二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发表，标志着美国主流学界从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变化两大维度，对美国衰落论开始进行新的深刻反思。2016年，有着浓厚保守与民粹色彩的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使美国主流社会陷入更深层次的忧虑，不少学者表达对美国创新能力及国际影响力下降的隐忧。在这一时期，美国衰落论更是以所谓“终结论”的形态出现，诸多学者以“美国世纪、美国秩序、美国时代的终结”为题，讨论多极化趋势下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与国际主导地位的丧失。
中国国内学界和出版界对美国衰落论这一话题较为关注，文章著述与图书译介多见于经济学、国际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前沿研究领域。在过去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学界对美国衰落论相关研究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过渡到专业性学理批判，对美国学界的自我反思保持关注，往往在第一时间翻译乃至同步出版知名学者的中文版译著。1989年，储玉坤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围绕美国衰落与否的辩论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述论。2010年，刘建华做了类似的工作，将冷战爆发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美国衰落论整理归纳为五波，并从硬实力、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力等角度对美国霸权的延续做出肯定性的判断。2011年，李承红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美国国内有关美国衰落的辩论进行了详述，并对其中所涉及的理论性话题进行了归纳整理。总的来看，国内多数学者对于“美国衰落”持较为肯定的看法，但并未失去清醒理性的分析，将重点放在观察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及其国际霸权所面临的挑战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美国衰落论的论文更多地发表于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2014年之间。随着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重返亚太与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结构性对抗的态势日趋明显，国内学界对美国衰落论的关注度及认可度皆有所下降。这与特朗普上台后，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内网络媒体所热议的美国衰落(崩溃)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冷战给美国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体现在意识形态对抗在学术界所折射的制度优越论与在现实中必须保持实力优势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对自身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优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始终保持自信态度，但在诸如核武器、太空科技与地缘政治等具体的竞争领域，美国人必须论证自身的制度优势能够有效转化为现实的实力优势，同时必须防范敌对意识形态的扩张。这也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中所表现出来的“衰落焦虑”心态的主要来源。这种外界压力所造成的焦虑感，似乎与内生于美国本土治理实践的衰落论有非直接关系，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焦虑感也随之淡化。从根源上看，冷战时期的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并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美国“例外论”始终未受到真正的挑战，反而在冷战结束前夕被“历史终结论”所大大强化。对这种意识形态自满的真正挑战，应来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9·11”事件所带来的心态转变。
美国内生的衰落论主要是学界从美国国家治理不当的表象，延伸到对美国国家构建缺陷与国家未来前景的忧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衰落发生于美国自身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活力与生活方式的衰败。美国政治学者戴维·S.梅森(David S. Mason)在其2008年出版的《美国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一书中，较为全面且集中地呈现了危机时期美国的自我反思：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如西欧和日本相比，美国在教育、医疗、金融和制造业等诸多领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全球影响力与财富走向全面衰落。此类观点是《大国的兴衰》一书在20余年后的回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大国衰落的某种集体共识，即一个内政不修的超级大国无法维系其国际主导地位。
如果说民主、自由与法治是美国优越论的根源，那么美国人更为深层的衰落焦虑来自政治体制的衰朽。美国政治学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在其《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一书的导言中，明确区分了衰落叙事需要区分“共和国”和“帝国”。阿克曼认为：“共和国的衰落可以容纳美利坚帝国的延续——帝国一词是指美国世界霸权的地位。”作为对美国政治体制研究造诣颇深的学者，阿克曼在其研究目标的选择和界定上极为严谨，延续了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帝王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的研究思路，将所谓的衰落严格限定在美国总统制的变革之上，同时避免触及对于民主制的敏感探讨。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总统行政权的急速扩大是美国共和制衰落的重要表现，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最终将会伤害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宪法及其法治精神。
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到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霸权及其所主宰的国际体系的核心定位，早已成为美国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要素。而美国衰落论的波动显然受国际体系尤其是大国崛起的权力变化的影响：崛起国的经济政治实力越接近美国，有关美国衰落论的表达越密集；崛起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国衰落论则呈现退潮之势。这与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战略进攻态势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对美国发起挑战时期的特征相吻合。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近十年来美国霸权体系衰落论最重要的源头。与唱衰中国的“中国崩溃论”有所不同，头脑清晰的美国学者正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其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地位乃至话语权的跃升，并将之视为美国霸权体系变动中的最重要变量之一。软实力概念的缔造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为忧心的莫过于美国软实力在国际体系中的投射——文化吸引力与领导权的变化。他于2004年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一文表达了对美国单边主义冒险的担忧，因为后者完全忽视了软实力所赋予美国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对于维系美国霸权体系的重要意义：“当美国政策在他人眼中失去合法性时，不信任就会滋生，从而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同时期有着相似担忧的学者一样，小约瑟夫·奈所讨论的美国衰落并非源于美国自身绝对实力的下降，而是由于政策失误而导致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的丧失，从而激起他者的反感与反抗，并造成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
严格来说，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单边主义霸权行径就已经严重消耗了美国的外交资源，其军事上的困境与外交领导力的衰败同时出现。诸多国际关系学者在展望未来国际秩序的时候，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持愈加悲观的看法。英国学派领军学者巴里·布赞认为，国际体系正在步入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即不再有超级大国，而是大国林立下的新秩序。美国目前所享有的全球霸权基础将不复存在，表现为其政策被接受程度、自身制度吸引力与霸权合法性的显著削弱，未来的世界将呈现区域化的新型霸权秩序。此类观点被学界广为接受，在理论层面为美国霸权体系的衰落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并没有哪位主流学者咬定美国衰落是绝对的与不可挽回的。实际上，诸多探讨美国丧失霸权或超级大国优势的学者，也在同时论证美国实力、制度和文化的生命力，形成一股“反美国衰落论”的声浪。在《美国的下一个世纪：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一书中，作者指出尽管新兴国家看似对美国的领先地位、经济繁荣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挑战，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成为美国的敌人，或者试图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可以与这些国家一道巩固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保持美国经济的持久繁荣，维系并巩固美国的价值观念，将21世纪依然打造为美国的世纪。罗伯特·卡根在其2012年的著作中坚持民主自由的美式价值观对维系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认为美国的衰落并非必然，而是一种选择，未来的世界依然可以由美国人所设计和主导。小约瑟夫·奈在其2024年出版的《生活在美国世纪中》一书中，对美国衰落论进行了总结性的反思，认为在美国衰落的迷思中，“中国的崛起并非美国的衰落”。尽管他也承认中国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挑战者，但并非像冷战时的苏联那样成为美国的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美国自身的地缘、经济、制度和丰富的大国竞争经验，似乎总是能够帮助自身摆脱衰落的“循环”，克服诸如政治极化、不平等与社会失信、控枪与毒品等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上相对乐观的观点代表学界对美国衰落论反思的深入，也是继续为美国衰落论寻找基于某种历史观的“解药”，使人们重拾对美国的信心。但我们也能够看到，即使是保守派学者，也不再将美国霸权秩序或者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作历史的必然，而是在接受现实的基础上发掘美国秩序的生命力与合法性，从而挽救或减缓其衰落的进程。
在20世纪80年代的辩论中，亨廷顿曾撰文总结美国不会衰落的原因：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开放性”，以及“竞争、流动性和移民是更新的引擎”，“只要美国公众不时地相信美国快要衰落了，美国就不大可能衰落。唱衰美国的人对于阻止美国衰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亨廷顿在这里揭示了一个真相：美国衰落论实际上更多是学术界反思美国政治、社会与对外事务的一种方法论，将遇到的实际问题整理为可以测量的变量，检验美国在特定历史阶段所面临挑战与危机是否足够严重，进而判断美国是否陷入衰落。而这种勤于反思、善于反思的习惯内植于美国知识界自我批评的传统之中，能够在关键时刻拨打“唤醒电话”，促使美国社会的自我纠正机制及时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太平洋彼岸的观察者，中国学者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一样，对于美国所传来的美国衰落论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播音员甚至放大器的作用。我们也需要注意，在国际关系的场域中，美国国内的衰落论可以根据某国国内议程的需要进行转译和包装，从而服务于该国国内宣传和对外传播的需要。在某些特定时期，如反恐战争失利或特朗普上台，美国衰落的声音会得到国际共振，形成某种特殊的效果，让人们感觉美国衰落已成定局或不可挽回，从而影响普通人乃至决策者的战略判断。
美国学者莱弗勒在其《权力优势》中文版序言里有一句话：“(超级大国)应该仔细思考如何管控彼此间的恐惧，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调控它们因为感到自身力量增长而骄傲或因衰落而焦虑的心态”。作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国，中国在关注美国衰落论的理论与观点的同时，也应采取审慎的态度甄别美国衰落论形成与传播的复杂背景和路径，并意识到其周期性反复的性质，警惕将一厢情愿的解读发展为某种决策冲动。
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批量生产理论，同时理论也在迅速过时和贬值的时代。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及新学科的创生，正以迅猛的势头生产海量的知识与观点。这需要我们在获取更多信息的基础上，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正确识别有效知识，发现不同现象之间暗藏的逻辑联系。美国无疑是我们需要长期关注与研究的大国，而正确理解和观察美国衰落论，将其与美国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总体趋势相结合，重视实证分析，则是破解美国衰落论“迷思”，真正理解美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有效方法。
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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