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 100 万名大学兼职教师，就有 100 万种漂泊不定的人生。

海伦每学期给 100 多名学生上写作精读课，每周至少讲授 4 门完全不同的课程。她每周需要阅读和批改 100 多篇涵盖4 种不同话题的论文。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她至少得花 60 个小时，可能还远远不止——因为学期开始前要备课，学期结束后还要阅卷。

每所学校的每一门课，她一周都得上 3 次。学校排课并不顾及她的往来是否便利，如此一来，每周车程五六百英里，一学期一万英里也就不足为奇。

如此这般疲于奔命，她每年却差不多只能赚到 3 万美元，既没有健康保险、退休保障，也没有电脑软硬件的提供。微薄的收入迫使她寻找更多的兼职工作：筛选申请文书、进行学生课外辅导以及撰写新闻专稿。

简，在位于纽约市的一所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同时还在波士顿的另一所学校兼课。她在单程 4 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上批改作业，也在她母亲位于纽约的寓所沙发上过夜。简签下的课时费大概是每小时 80 美元，实际上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2013 年秋，《匹兹堡邮报》报道了玛格丽特·玛丽·沃伊特柯的死讯，83 岁的她因无法负担癌症治疗费用，死于连电费也无力缴付的家中。她曾在杜肯大学教了 25 年法语课，一年至少得教 6 门课的她，却从来没有赚到过 2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医疗待遇或退休补助。

2017 年秋，《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了埃伦·塔拉·詹姆斯-彭尼的故事，她是圣何塞州立大学的一位英语教授，一学期上 4 门课，下了课就睡在自己的车里。詹姆斯-彭尼说，课后她常把车开到停车场去批改作业。天黑时，她会戴上头灯继续工作。晚上，她就把车开到某个居民区，这款 2004 版的沃尔沃就是她的栖身之所。为了避免被怀疑，她会保持车辆整洁。

一个月后，《卫报》再掀舆论高潮，报道了一位“已届中年”的兼职教师，为贴补微薄的零工收入而从事色情工作。

最开始转向这份“边缘零工”时，她正处于日子特别艰难的时期——几年前，她的课时被砍去一半，收入也跟着骤减，这几乎把她逼到流落街头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过是一夜情而已，能有多糟呢？”她说，“事实也确实没那么糟”。

招生材料从来不会透露大学生活里这些不为人知之处。比如，一所录取率非常低的大学——也就是生源出众、师资一流的那种大学不会告诉你：你女儿的学术写作基础课程，其实并不是由这所大学的长聘教师教的。

在高等教育领域，阵容强大的“临时教师”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谓。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

这便是如今大学教师的生存状态。不管开车、坐公交还是乘火车，奔波在路上的他们永远不确定下学期迎来的是“丰收季”还是“干旱季”，永远活在承诺或将兑现的希冀之中。

兼职教师的岗位不会转为终身制教职，兼职员工也不会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而得到长期聘用。终身制职位——即便是末流院校（如西北部中央农工州立学院）的终身制职位，也会在全美范围内进行公开招聘。学院不会在试用过程中招人，教师也不可能通过一路奋斗成就“终身”事业。

博士后研究人员或兼职教职人员，必须恪守本分，他们的职位就是在特定时间里完成特定工作，获得特定报酬，除此以外无任何进一步的保障。兼职教师不但得不到长聘工作（如果确有其事），还有可能因为兼课导致其获聘的机会变得更少，理由是：

（1）论文完成后，闲置越久学术越荒废。

（2）仅仅被当作“教师”而已，自降学者身份。

一条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职业道路，其不利后果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按需而作”的生存状态对一个人的打击折磨是多重的。

首先，这些临时岗位的科研人员或教职人员没有任何发言权。学术自由是学术生活的基础，但较真起来，这一基础对“临时工”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坎达丝是某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她讲述了自己和同事所遭遇的“封口”经历。

有时候，必须谨慎对待的还不只是“不受待见”的处境。一份翔实的文献披露了学术界发生的大量性骚扰事件，包括受访者在事件发生时的职位。在将近 3000 名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人当时是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人员、兼职教师或访问学者——全都受制于那些手握大权、能够左右他人学术前途的人。直接反抗或向上举报会使自己顿失所有资助，名誉也可能受到牵连，或者不再被同行看好。因此，保持沉默才是上策。

尽管报酬很低、福利全无、需保持沉默，可他们的悲惨遭遇还没有结束！对他们而言，职业安全感也是完全缺失的。新闻里报道过成千上万因工厂和商店倒闭而瞬间失业的人，原有的一切戛然而止，确实是最沉重的打击。大学是不会发生这种意外的：基本上会等合同一个个到期，再让“临时工”一个个走人。有些人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兢兢业业干了 10 年之久；有些人学术成果有目共睹，备受同行推崇举荐；尽管如此，只有等到新学期伊始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他们才敢确定自己的“饭碗”还在。

下面讲一个埃莉诺的故事。她在某大学一干就是 11 年，大多数时候一学期要上 2 - 4 门课。

保罗是一位拥有 10 年教龄的兼职教师，曾是所在院校开设的 3 个不同职位的最终候选人。此外，他在别的学校也至少入围了两次。他曾见证一个职位如何由“长聘”变成“临时”，甚至就在招聘过程中发生了这种变化。

说好的长聘职位，变成了“先签一年，可能续聘”。招聘广告上明明写终身制，但在招聘过程中却莫名其妙变成了逐年续聘。

报酬很低、福利全无、需保持沉默，每学期必会经历的“职业不安感”以及毫无诚意却又让每个人信以为真的承诺，就像主人假装扔球时，那条狗总是信以为真。在美国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中，大部分人将来的命运正是如此，而大部分学生将来所要面对的也正是这一部分为人师者。

兼职讲师这份工作，可能是非常糟糕的选择——收入很低、没有福利、很不稳定，也毫无学术自由可言。但为什么还会有人自告奋勇呢？这些在“主人”领地不辞辛劳的“奴隶”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学位情况调查》显示， 2014 年新增 3765 名心理学博士。另据《高等教育纪事报》中一个关于职业追踪的研究项目预测， 2013-2014 学年，所有四年制大学总共才开设了 326 个终身制的职位。而这些新毕业的博士生全部进入了这个就业市场。也就意味着，每个岗位将迎来 11.5 位拥有博士学历的申请人。

这些博士研究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或担任任课教师，或做实验室助理，他们维系着一个全美排名第 44 位的博士学位点的日常运作。也正因为他们的付出，学院负责人才能发出捐资倡议书，学院教师才能从科研经费里捞上一笔。

1960 年，全美各专业博士毕业生达 9733 人。到 1975 年，婴儿潮中出生人口壮大了博士生的队伍，使这一数字攀升至 32952 人。2015 年，人数突破至 55006 人。大约 5.5 万人涌入一个每年只能吸收 2 万人的就业市场，还要与上一年度没找到工作的人同台竞技。还有前年，再前年……年复一年，无休无止。这是一个丑陋不堪的就业市场，一个愈繁荣就愈萧条的就业市场。

顶尖院校，不管像里德学院这样的文理学院，还是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这样的旗舰型公立大学，它们拥有的无形资产之一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名牌效应，想要入学的学生人数远远多于学校能够接纳的总人数。院校录取难度是调节其经费收入的有力工具，因为学校可以据此准确预测，在新学期到来之际将会有多少资金入库。而其他院校只能年复一年地进行大致猜测，这也是导致“按需而定”的师资泛滥的动因。

以麻省的州立大学为例， 1988 年这些学校总共招生 167000 人，1996 年降至不到 150000 人，2012 年又升至近 200000 人，2016 年再次下跌至 186000 人。与此同时，更为庞大的教育体系——加州社区学院系统，每年总招生人数变化不定，基本徘徊在 200 万至 300 万人之间，前后两年招生人数的落差最大能达到 25 万人。

不稳定的招生趋势不可能带来稳定的师资招聘。

由于大学已经多到随处可见的程度，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就比较容易受到出生人口大起大落的影响。2010 年之后，高中毕业生人数断崖式下跌，许多大学都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全美各地的院校都面临招生压力，原因在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出生人口下滑，这直接导致 21 世纪 10 年代高校生源减少。“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学校承受了近 10 年之久的下行压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管理不善，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学龄人口。

招生下行的趋势是毫无悬念的，却不知为何不少院校对此始料未及。先是在 2000 - 2010 年这段时间里拼命建设，提升了各种校园服务，兴建了更多学生宿舍楼和科学实验楼，以应对那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是嬉皮变成雅皮的年代）出生的、造成大学适龄人口激增的学生。在那之后，院校又开始忧心忡忡，随着入学人数大幅回落，该如何收回所有的投资成本。

对新学期能否顺利开课，兼职教师会一直提心吊胆到最后一刻。就拿 2017 年秋季学期入学招生来说，只有 34 %的受访院校表示他们在 5 月 1 日前完成了招生指标。这意味着，另有三分之二的院校还在抢夺生源，暑假过后，仍有许多院校无法将招生名额填满。

这就是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大学招收的年轻人数量史无前例得多，受人口结构波动的影响，每学期的入学人数一定要等到开学日才能确定。

当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升读有限的几所高校时，通过调节录取难度，就可以比较轻松地应对学龄人口的数量变化。然而，当绝大部分高中生都要升读大学时，当国家政策将大学教育定义为人生成长的必需品时，高等教育体系将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原生性的、周期性的人口问题。而“按需而定”的临时师资成了缓冲装置，以帮助大学顺利过关。

就学生个体而言，他们存在流动性和不固定性，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就学生群体而言，其中的每种可能的特质都呈现出更多样的属性，这就势必要求院校配备充足的人手，以应对生活境遇上的差异巨大的学生们的需求，而这种差异对半个世纪前的大学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现代大学比过去形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大环境，它服务于更庞大、更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这种复杂性本身就触发了人口的再平衡。作为回应，“按需而定”的临时教师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势单力薄。

大学教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他们恰好获聘于博士人才稀缺的年代。当时，大学的发展速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专业覆盖面上，都超过了合格师资的供应速度。即便下一代人遭遇了职业准入难度不断加大的困境，他们依然占据岗位资源，照样一路晋升。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道路上，盲目随意的路数或许是可行的。然而，如今这个生态系统里的物种数量已然超标，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之艰辛程度，不亚于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因为从幼年起，他们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在高教领域，年事渐长的教师都享有终身职位，新人入行门槛因此更高了。

如今，成为一名终身制教师的过程无异于成为一名职业冰球选手。你得从四五岁就开始一路过关斩将，在体育发展联盟中脱颖而出，为全美青少年赛队效力，或许还得考上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冰球项目的四大盟校才行。你的竞争对手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优势，而你必须找到能与之势均力敌的某种方式。

对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你得出生于书香世家，顺利考上名牌大学的本科，然后攻读名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不能因为工作或其他某种冲动严重耽误求学进度。这还意味着，你一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能立即成为科研项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论文，并得到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认可；而不是立即参与助教工作——这只能说明你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学服务人员。一位 30 岁左右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自然会得到经历相仿、条件相似、同样幸运的同行的认可。

历史学家玛伦·伍德（L. Maren Wood）总结了人文学科领域的相关数据，结果有 50 %新招聘的终身制学者都处于博士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或论文完成后的一年内。招聘人数随着毕业后的年数逐年减少，直到消失殆尽。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室博士后的工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长毕业后的有效期；但不管怎样，当最后一个助研项目临近尾声时，那种“时不我待”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

最近，我刚参加了明德学院作家会议。我的议题组长彼得·霍·戴维斯（Peter Ho Davis）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也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职员工，他批阅了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的前几章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是这样设定的：31 岁，拥有博士学位，刚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我觉得写得比较恰如其分，也许还有些雄心勃勃的意味。但彼得把这几处都圈了出来，并在空白处写道：“要不改成 27 岁或 28 岁？”

在博士生教育界，有许多关于“帮助学生另谋出路”（alt-careers）的评论文章，意思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不必拘泥于学术圈的生存和发展。

尽管兼职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确实可以离开高校，投入制药或金融行业（收入总比当个教授来得多），但是，那种在优质的博士教育过程中训练形成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大部分职场环境。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把知识分子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型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即商业社会中有机生成的、满足特定需求的学者；另一类是“批判型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即思考宏大命题、不考虑技术与功用问题（比如，思考正义、道德或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学者。

商业领域奖励的是“专业性”——那种你知道你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稳妥的能力。而学术领域奖励的内容刚好相反——那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那种对现有知识和现有做法的不满，以及重新审视自身认知基础的冲动。之所以把学术型博士学位称为“哲学博士”是有原因的，因为不管什么专业，都是以拥有批判精神为目标来训练博士生的。

博士生倘若训练有素，其结果是，他们将无法适应其他的生存方式。他们紧紧抓住学术这条路，不肯轻言放弃，不只是因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通往学术的那扇大门终会打开，而是因为这就是学者认识世界的方式，但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在别的职场上并不那么受人欢迎。

来自法国的妮可十年来做着多份兼职工作，一直在等待终身教职的位置。

“也许，这个体系走向瓦解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