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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学中的“衢地”—枢纽区域
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战争的胜负，除了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指挥、装备、士气等影响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地理形势（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的制约。正确地选择和利用战争的地理条件，往往也是克敌制胜的要因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技术、交通手段落后的古代，地理环境对作战的影响更为显著，以致长江大河被称为“天堑”，崇山峻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大规模的战争里，某个或某几个面积有限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对峙的热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得失对战争的结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军事地理学中叫作“枢纽地区”，或是“锁钥地点”。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在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民族融合速度的加快，各地区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诸侯国相互进行的战争规模扩大、次数频繁，装备、技术水平也显著提高。这一切使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视野变得广阔起来，考虑战略问题时，开始把“天下”看成是一个由不同区域组成的整体，其中某些区域的地位价值较高，在兼并战争中如果率先夺取、控制，就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态势。这种认识的产生，在时间上远远领先于西方近代“枢纽地区”的军事思想，它最早是由我国的“兵学之祖”孙武提出来的。孙武在其著名的十三篇兵法中，把位置、地形不同的作战区域分为九类，强调对它们应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其中，敌国、我国与第三国接壤，道路四通的地区称为“衢地”，最有战略价值—“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若是先敌占领，就能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支持，造成主动的局面。略晚于孙武的范雎，在向秦昭王阐述其“远交近攻”的著名战略时，对各国的地理形势进行了全方位的总体分析，更加明确地把位于东亚大陆中心的韩、魏两国称作“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2]。指出秦国若要成就霸业，必须先攻取这一枢纽地区，才能逐步兼并楚、赵、齐、燕等边远敌国。秦国遵行他的主张，终获成功，得以扫清六合，一统寰宇。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以来，历代的军事家、兵学家们非常重视枢纽地区的控制，认为封建政权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应该牢牢掌握住它，这样就可以“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3]。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战争中的枢纽地区，探讨它形成和演变的背景，以及它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为重要、很有意义的课题。
自秦朝以来，我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雄踞于东亚大陆。因为疆域辽阔，汉族居住生活的东部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蒙新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在自然条件、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平衡。汉族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长期共存，双方在战时攻掠烧杀，尖锐对立；即便在和平时期，周边民族对中央政府通常也只有名义上的藩属关系，相当松散；朝廷对戎狄蛮夷多是设官监护、羁縻，不干涉当地政务，很少建立直接统治的机构。这个政治特点反映在地域上就是：古代中华民族活动的东亚大陆上始终存在着若干个历史民族区，从事游牧、狩猎、农牧、农耕生活的各少数民族分别居住在东北、北部、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区，以长城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东端为分界线，对汉族居住的东部地区构成了半包围状态，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局面。另一方面，汉族居住的东部季风区幅员广阔，自然条件也不一致，区域开发有早有晚，使其内部各地区之间在经济生活、政治趋向、风俗文化上也出现了显著的区别，结果导致汉族居住区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往往表现为南、北方或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抗。封建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分裂、割据，甚至持续数百年。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东部地区习惯上以函谷关或崤山、太行山及长江为界，分为关（山）西、关（山）东、江南三大基本经济区，代表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南丘陵，社会严重动乱时由几股政治势力分别占据。宋朝以后则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为南、北两方。从根本上讲，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不像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并非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经济上的自立为它们在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受上述情况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秦汉至明清的大规模战争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两类：
1. 边境战争。即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在边境线附近进行的战争行动， 这类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北方万里长城的沿线，由汉族军队同东北、北部、西北游牧狩猎民族交锋、对峙；与西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则比较少，历史上只有唐朝中后期的吐蕃、南诏对中原王朝构成过为时不长的威胁。2. 内地战争。就是在东部地区内部、距离边境较远的腹地—如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汉水流域等地发生的战争，包括像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分裂时期割据政权间的交战，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唐朝“安史之乱”那样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叛乱势力的交战， 还有历代农民起义军与封建王朝军队的战斗，在历史上是相当频繁的。这两类战争里都形成过枢纽地区，像边境战争中的河套、阴山地带， 秦、西汉、唐朝均屯驻重兵，号为“国之北门”。唐蕃交战时的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1]，吐蕃得后， 称为“无忧城”。明末的山海关，扼东北平原通往华北的孔道，兵家视为“两京锁钥”，汉满两族均力争该地。不过，边境战争中的枢纽地区存在的时间普遍不长，随着各个时期汉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激化而进行转移， 或在西部、西南，或在北方、东北。内地的战略枢纽则相对稳定，大体上说来，如果是东西对立的形势， 即政治集团的斗争在地域上表现为关（山）东与关（山）西势力相抗衡，那么双方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往往是东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达潼关，南至南阳盆地，北抵黄河或延伸到晋南的河东（中）地区。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绿林赤眉农民战争、董卓之乱、东魏及西魏与北齐及北周间的战争、李唐政权与窦建德及王世充的交战、安史之乱，基本上都是以该地为主要战场。如果是南北对立的局面，双方的征伐攻守则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汉水流域进行。争夺、对峙的枢纽地区有：甲、淮南。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唐庚曾对此议论道：“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敌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陈不得淮南，而贺若弼理之，故陈并于隋。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1]淮南被苏北丘陵、山地分割为两块，即宋代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前者以广陵（扬州）为中心，北抵淮阴、淮安，南到瓜洲、京口；后者以合肥为中心，北至寿春，南达巢湖、濡须。乙、荆襄。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汉阳一带，尤以襄阳为重。庾翼曾说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顾祖禹把襄阳称为“天下腰膂”，认为“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国时魏与蜀吴联盟的交战，西晋与东吴、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及隋的对抗，北宋与南唐、南宋与金朝及元朝的作战、对峙，多是在淮南、荆襄两地进行。此外，在中国古代，四川盆地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不划归关西或江南。北方政治势力南进时，往往也越过秦岭，通过汉中来进入四川盆地，然后或东出三峡，或南下云贵，对江南进行侧翼包围。故此，川陕交界的汉中也是南北战争的一个枢纽区域。不过，它的作用和影响大不如淮南和荆襄，因为汉中距离南方政权的统治中心—江浙较远，不能构成直接的威胁。即使北方势力占领了四川，江南的割据政权也不会很快灭亡，如曹魏灭蜀，北周、蒙古据川后，东吴、陈和南宋仍能将其统治维持下去。豫西、淮南和荆襄比起边境战争中的枢纽地区来，在我国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首先，边境战争的战线很长，像北方的长城绵延万里，无处可以不备；但是中原王朝没有力量处处屯以重兵，只能把军队相对集中到一些要塞，其他地区的守备兵力比较薄弱，仅能防备小股胡骑的袭扰。长城以外，沿线多是空旷的草原、荒漠，便于骑兵运动，游牧狩猎民族可以发挥机动性强的优势，迅速集结部队，避实就虚，突入边境。像明朝中叶，蒙古铁骑数次兵临北京城下，明末的满洲八旗也几番绕过重镇山海关，穿越长城，横行华北，都没有受到大的阻碍，可见边境枢纽在战争中的影响有限。而内地战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东部地区境内山脉、丘陵、河流的纵横分割，大部队的通行要受到陆路、水道的制约，所以战线比较短，控制枢纽地区的一方常常能够利用复杂险要的地势来阻挡强敌入侵。在交通干线的限制下，敌方很难做远程的战略迂回来出奇制胜。如刘邦在荥阳、成皋、巩洛一线的狭窄地段设置防御，挫败了项羽的进攻，力保关中不失。三国时曹魏与吴、蜀相持，接壤数千里，也是只用重兵守住几处枢纽区域，便立于不败之地，正如魏明帝所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安史之乱中潼关的失守，南宋末年襄阳的陷落，都引起战局的全面崩溃，体现了内地枢纽区域在战争中发挥出来的突出作用。其次，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强盛持续的时间大多不长，故有“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受这种特点影响，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里，与中原王朝发生尖锐对立的边疆民族并不相同，甚至一个朝代的前期、中期、后期也不一样，如东汉与匈奴和羌人，唐朝与突厥、吐蕃和南诏，明朝与蒙古和女真，爆发民族冲突、战争的地点转移比较频繁。边境战争的枢纽地区存在的时间较短，如唐后期的维州、明末的山海关等，这样，它们在军事史上的影响就有限了。不像内地的豫西、淮南、荆襄，在千余年，甚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再次，边境战争的规模、兵力通常有限，决战性质的交锋比较少。即便是较大的会战，对于汉族和周边民族来说，也只能算是在第一道防线的对阵，双方作战的回旋余地都还很大。任何一方失败了，都不会立即土崩瓦解、俯首称臣。游牧民族战败后，可以远遁漠北、西域，或撤入东北的深山老林；汉族若是失利，则能够将防线南移，凭借黄河、淮河、长江及坚城峻岭来继续对抗。真正决定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民族历史命运的决战，都是在内地进行的，即所谓“中原逐鹿”。所以说，内地战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边境战争；因此，内地的枢纽区域在战争史上发挥的作用总体来说也比边关要塞更为重要。我国封建社会里，战略价值居于首位的锁钥地点，是被历代兵家称为“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天下要领”的豫西、淮南、襄阳，它们不仅在战时成为双方争夺的热点，得失影响整个战局，就是在和平统一时期，它们也被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重视，朝廷不仅要在边关和首都设置重兵，同时也在豫西、淮南、襄阳等地筑仓屯粮、储备武器、驻扎军队，以防出现地方割据势力的叛乱，或者能在农民起义爆发后控制该地，避免陷于被动。
为什么我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会选择豫西、淮南、荆襄等地区作为战略枢纽？它们形成的原因和背景何在？不同时期内为什么会出现枢纽地区位置的转移？笔者认为，内地枢纽区域的存在和转移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前言已述，古代中国汉族居住区的地域相当辽阔，其内部又可以分成关西、关东、江南等几个基本经济区。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基本经济区能够在人力、财力上为中央或地方割据政权提供物质保证，使它们可以相对独立地统治一段时期，像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时期那样，自给自足的区域充当了分裂政权的经济基础。在东部地区发生大规模内战的时候，政治家们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控制一个基本经济区域，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维持那里的正常生产，为战争提供必要的兵员、粮草、器械和财物。如荀彧对曹操所言：“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 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 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1] 兴兵举事者若奉行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不重视后方建设，就难以在长期、持久的战争里获得足够的物资和人员补充，是必败无疑的。战时敌对双方为了确保自己统治地区的安全，要把兵力集中到敌我区域的交界之处，阻挡敌军入境，使己方的民生免遭破坏蹂躏，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也造成了自己的军队即将进入敌区的有利态势。即便在天下安定、和平统一的环境里，中央政权为了防备地方上起兵叛乱、威胁首都所在地域的安全，也总是在几个基本经济区接壤的地方驻军守护，以备不时之虞。因此，内地战争中的枢纽区域都是处在几大经济区交界的边缘地带，如豫西在关西、关东之间，淮南、荆襄在南、北方之间，具有防备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成为内战中的前哨阵地。冀朝鼎曾经指出：“分隔中国三大水系的各条山脉，是造成经济与政治区划的屏障，也是多少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现分治现象的天然基础。”[1]长城以南、巫山及云贵高原以东的汉族居住区，总的来说地势比较平缓，处于我国地理三级台阶中最低的部分；几个基本经济区的划分，主要根据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例如，山东、山西的分界线是太行山或崤山，而南、北方的分界线则是长江或后来的秦岭、淮河。由于古代战争基本上使用刀剑、矛、弓矢等冷兵器，以步兵、骑兵为主，装备技术水平低下，机动作战的能力比较差，山脉、河流对部队的进军、运输补给产生的阻碍作用要比现代大得多，无论是攀越、徒涉、舟济、架桥均有很多困难，防御的一方利用山水设置阵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自己兵力的不足。如三国时鲍勋谏魏文帝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2]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像豫东、冀南、苏北，有利于展开兵力进行会战，却不利于实力较弱的一方进行防御。故此，古代中国的战略枢纽或是设置在山区，像豫西；或是在江河沿线、水网地带，如淮南、荆襄，正是为了利用当地复杂的地形、水文条件，作为天然屏障，使自己先得地利，攻守俱便。关西、关东、江南之间的接壤地带很长，绵延千里乃至数千里；而豫西、淮南、荆襄等枢纽地区并非像长城、马其诺防线那样横贯东西、呈线式防御体系，它们只是基本经济区交界处几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地的战略枢纽之所以成为点或不大的面，而非千里防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地当要冲，扼制了东西方或南北方的水陆交通干道，能够阻塞大规模军队、给养运输调动的必经之路。秦汉至隋唐山区，政治重心在咸阳、长安所据的关中地区，它通往关东的陆路干线，是出潼关，沿黄河南岸走陕县、函谷，横穿豫西山区，过荥阳、中牟后分道扬镳，向北方、东南进入开阔的华北、江淮平原。关中通往关东的水路，则是由渭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荥阳（河阴），这里是河水与济水（汴渠）分流所在，可顺黄河东下至河北、山东，也能够通过济水、鸿沟进入淮河流域。可见，不论是水路还是旱路，豫西山区都是关西、关东两大经济区域交通往来的必经之途， 控制该地在军事上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关西势力控制了豫西山区，战局不利时可以闭关锁国，使关中无患；有利时可以从那里水陆齐发，进取关东各地。若是关东势力占据了豫西，就等于夺取了关中的大门，使八百里秦川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像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时， 潼关一旦陷落，唐朝皇帝就只得丢弃首都长安，逃窜入蜀。关东势力即便只控制了豫西山区的东端—荥阳、成皋一带，也截断了东西方水陆交通的主要干线，“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使关西军队无法迅速挺进中原，如绕道武关、河东而出，则旷日费时，容易贻误战机。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有三条：甲、由徐州南下，经淮泗口入邗沟（又称中渎水、山阳渎），过淮阴、高邮，至广陵渡长江。乙、自开封（大梁）沿鸿沟南下，过陈（淮阳），沿颍水入淮河，渡河沿淝水过寿春、合肥，经巢肥运河入巢湖，从濡须口或历阳抵达长江。丙、从洛阳南下，经叶县、昆阳、南阳，由襄阳入汉水，经汉口入长江。古代中国南北战争的进退路线基本上是这三条，而且都沿着天然或人工河道，这是因为水运的效率高，省时省力，“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而襄阳、淮阴、淮安、广陵、寿春、合肥等重镇俱在上述三条水运干线上，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围绕这些战略枢纽进行攻守，也是为了控制、利用交通干线，使己方兵力顺利进入敌境，或者是阻止敌军侵犯自己的统治区域。交通干线是否畅行，也影响着枢纽地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末三国时期，淮东的中渎水淤塞，不甚通畅，黄初元年曹魏舟师伐吴，退兵过此道时，“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淮阴至广陵、京口地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便有所减弱，沟通江淮的水道主要是淮西的淝水、巢肥运河、濡须水，所以魏、吴水师多在合肥、巢湖、濡须一线争战相拒。而宋代巢肥运河堙塞已久，水运不通，故南宋与金、元对峙交战主要在淮南东路和襄阳地区，寿春、合肥的战略地位则大大下降。枢纽地区的形成，不仅和军队兵员、物资的交通运输路线有关，也和封建帝国的漕运渠道有密切联系。秦、西汉、隋、唐等王朝建都关中，尽管那里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但因为是京师所在，人口众多，又有帝室、贵族、百官豪富的奢靡耗费，当地的出产不足以供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渭水、黄河转运关东、江南的粮食来弥补。关中以外的几个产粮区，如华北平原、山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平原所产的漕粮由黄河、济水、鸿沟诸渠或汴渠溯流而上，总汇于荥阳（河阴），再沿黄河西行，转至关中。因此，豫西、淮南地据漕运路线冲要，控制住那里，可以确保帝京生命线的安全；若是落入敌手，维系京师心脏搏动的输血管即被切断，会引起中央政府的崩溃。夏、商、西周所在的奴隶社会，属于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 受采矿、冶炼条件的限制，青铜兵器数量少，不能满足军队装备的需要。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商周军队作战时还部分使用着木、石兵器。另外， 受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当时中国境内处于邦族林立、小国寡民的状态， 人口很少，国家又没有常备兵的制度。上述两个因素使青铜时代的军队数量有限，所谓“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军队的人数少，作战的地域狭窄，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决定性的战役往往是一天之内结束，例如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均在都城附近进行， 一战失利便邦灭国亡。夏、商、西周军队以贵族“甲士”充当的车兵为主，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会战地点都是适合车队列阵驰骋的平川旷野，如果依托山岭、江河拒守交战，复杂的地形、水文条件则不利于战车部队的展开。综合以上原因，交战双方既没有能力派遣大量部队到距离都城较远的边境去长期守卫或作战，又都不愿意在兵车难以驱驰的山川险要地段对阵，所以在春秋以前的战争里，并没有出现两军长期对峙争夺的枢纽区域。春秋以后，由于铁兵器的广泛应用，步兵、骑兵的野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交战范围随之扩大到山林、水网地带。封建小农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的人口大量增加，“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主要兵种步兵以农民为主体，军队的规模也日益庞大起来，像战国的长平之战、王翦灭楚之役，双方参战的兵力接近百万，这些变化引起了战区的扩展和交战持续时间的延长，也开阔了政治家、军事家们的眼界，使他们考虑到在频繁、剧烈的战争里，如何利用边界的有利地形来阻滞敌人的突然进攻，保护本国不受破坏，又可以随时出击敌区，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变革，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古老的地理环境才开始发挥出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在豫西等地形成了“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的战略枢纽。另一方面，铁兵器的性能虽然比青铜兵器优越，但是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它们同属冷兵器，只利于近战杀伤，对城池、壁垒缺乏破坏力。在这种情况下，交战中较弱的一方为了减少牺牲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普遍采取据城固守和野战中坚壁筑垒的方法。和商周春秋时代不同的是，战国以后出现了持久的阵地战和城垒攻守战，守军的粮草、士气若很充足，往往能坚守很长时间。攻方即使兵力占有绝对优势，但因为缺少有效的攻坚手段，也常常师老兵疲，久攻不下，如新莽军队围攻昆阳，北魏大军围攻彭城、盱眙，唐太宗率领重兵围攻高丽安市城等，皆属此类战例。枢纽区域对战争的重要影响，在于控制它的一方能够把当地有利的地形、水文、交通条件和城垒防御工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难以摧毁的阵地。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军事家、政治家之所以特别重视对枢纽区域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铁制冷兵器的性能及其作战技术的局限而决定的。战略枢纽通常设置在几个基本经济区交界的边缘地带，历史经验表明，上述地点是只宜于建立军事枢纽而不适合建立首都的。首都如果距离基本经济区的边界太近，在战时容易遭受敌人侵袭，往往陷于被动的局面。中国封建时代里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战国初期魏国以安邑为都， 和秦国隔河相望，屡屡受以敌军迫境的威胁，后来将都城东迁到大梁， 才摆脱了困境。豫西山区的中心洛阳，在东汉、隋唐时期也做过首都或陪都，防卫效果并不理想。东汉定都洛阳，周围虽有崤山、伊阙、黄河环绕，但地域狭小，缺乏防御纵深和作战的回旋余地，位置又在天下之中，道路四通，敌军进犯甚易。所以汉末董卓篡政时，关东诸侯联军来攻，董卓即不敢守洛阳，只得焚宫室、挟天子西迁长安，以豫西为前方战场，与敌军相持。隋朝以洛阳为东都，亦数番受到反叛势力（杨玄感、李密、李世民）的长期围攻，几次粮尽援绝，形势危难。唐朝安史之乱时，东京洛阳亦两度失守，为叛军所据。北宋选择了靠近南北方交界地带的水陆冲要开封建都，女真铁骑南下时也轻易地将其包围，终至陷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首都设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这样在战乱时期就不得不充当军事枢纽，把国家的政治中枢推到作战前线， 无异于与人争斗时不用手足，而以头相搏，自然是十分危险的。所以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中，强调不能在“四战之地” （即枢纽区域）建都，他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 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另一种情况是，首都设在某个基本经济区的中心，距离边缘地带较远，还有战略枢纽的保护，即可以收到较好的防御效果。如秦都咸阳、西汉首都长安，附近沃野千里，又是四塞之国，关东势力来犯时，可以凭借荥阳至潼关的豫西数百里山险步步为营，设防抗衡；历史上在关东建都者多选择河内（冀南）为定鼎之地，如战国时赵都邯郸，十六国、北朝之君常都邺城，该地“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是华北平原的中心，四周山川环绕，自古称为形胜；江南立国则多在建康（金陵），它“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龙盘虎踞，为王者注目。上述三个地点都是周围经济发达、物产丰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资需要，又离所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较远，外有山岭江河为险阻，敌军来袭时可以用作缓冲之地，避免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比起洛阳和开封，长安、邺城与金陵作为都城在战争防御上的地理条件要优越得多了。在夏商到清中叶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进程里，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各个枢纽区域的战略地位也在发生升降变化，经历了它们本身的建立、发展和衰落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三代（夏朝到西周）是我国军事史上枢纽区域初步形成的时期华夏、东夷民族集团的角逐与融合，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主流，这一趋势表现在地域上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冲突。甘、韦、阑、管所在的今河南郑州地段，位于两大历史民族区的交界之处，是东亚大陆中部的交通冲要，它引起了军队统帅们的瞩目，三代建国的君主都曾率领兵马至此激战，或在这里设置重兵驻防。商周之际，随着关中平原经济的发展和周族的兴起，西方的政治重心从夏人故居—伊洛平原转移到泾渭流域，枢纽地区也因此略向西移， 改在洛邑。周朝统治者在那里兴建城池，屯驻大军，作为控御东方商族遗民与诸夷邦国的前哨基地，稳定、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微，先后出现了齐、晋与楚国南北对抗的争霸局面。位于双方中间地带的豫东平原屡遭兵劫，那里的郑、宋两国成为列强争夺控制的首选目标，历经百有余年的战火，直至“弭兵之会”才暂告结束。（三）战国到东汉，是枢纽区域由平原转移到山险的时期春秋以来，封建生产方式在辽阔的北方成长壮大，致使在战国中叶出现了秦与六国两大政治集团东西对立的形势，在地域上它们分别代表“关中”与“关东”，各施“合纵”“连横”的斗争策略，函谷关前的豫西走廊成为双方激烈厮杀对阵的主要战场，东西对抗的军事格局和豫西的首要战略地位延续到东汉，以汉末董卓集团与关东诸侯联军的战争为尾声而暂告结束。东汉时代南方经济的增长，关中地区屡遭战乱后实力的下降，使这个阶段内地战争的基本形势改为南北对抗；荆襄、淮南两个地区成为敌对双方长期对峙、争夺的主要战场，豫西的战略价值大大下降。直到北朝后期，随着关中经济的复兴与关陇地主集团势力的崛起，北方才重新出现了关东、关西（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两大势力的角逐，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走廊再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南方地主集团经过“侯景之乱”和隋初镇压“江南之叛”的打击后，元气大伤，无力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叱咤风云的始终是北方的关东、关西两大集团。这种格局又使豫西取代了淮南、荆襄在军事战略上的头等地位。隋唐最高统治者们给豫西地区以空前的重视，皆以洛阳为东都，广屯仓粟，驻守重兵；而这个时期惊心动魄的大战—如杨玄感起兵、瓦岗军与隋军的决战、李唐政权平定中原、安史之乱也主要是在这个地区展开、持续进行的。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朝廷衰弱不堪，无力控制豫西要地，才出现黄巢大军长驱直入、直捣长安的局面。受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豫西彻底丧失了“天心地胆”的战略地位。秦汉以来，封建生产方式从黄河流域南移，向长江、珠江流域蔓延，使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逐渐上升，终于在宋代超过了北方。为了漕运物资的方便，封建王朝的首都由西部的长安移到开封，接近了经济重心地区—江浙。而原来物产丰饶、号称“陆海”的关中地区，由于战乱频繁，自然生态结构受到破坏，经济实力大为跌落，不再“天下之富，什居其六”，以致失去了基本经济区的独立地位，降为关东的附庸。这样一来，秦汉和隋唐时代东西抗衡的政治态势一去不返，再次演变为南方和北方的对抗，过去雄踞于关西、关东之间的豫西走廊也丧失了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五代以后，此地很少出现两大集团军队长期对峙、决战的情况。女真入主中原后，南宋与金朝、元朝恢复了南北抗衡的局面，襄阳和淮南作为国防屏障，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保护了摇摇欲坠的赵宋政权。襄阳被破后，国门洞开，南宋的半壁江山任凭蒙古铁骑践踏，也就无法再做有力的抵抗了。（七）元朝到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是枢纽区域作用明显衰落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受我国经济、政治结构变化以及军事技术进步的影响，枢纽地区在内地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作用大大下降，其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继豫西之后，襄阳也失去了“天下腰膂”的战略地位。元明清三代，大规模的战役或两军长期对阵的情况都没有在那里发生过。这个时期政治地理的基本形势仍是南北对立，北方、南方的政治中心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从朱元璋与元顺帝、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清初顺治政权与南明弘光帝的斗争延续到后来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连接北京、南京的主要交通干线是纵贯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大运河，处于运河中段的淮南东路因而增强了它的战略价值，成为北伐、南下的必经之所。我国中部的南北交通枢纽也由襄阳东移到了靠近大运河的开封，明朝人郑廉说河南“地方千余里，而梁（开封）绾毂其间，天下有事，则四战之地也”[1]。在这个历史阶段，元末红巾军曾攻占汴梁，定为国都。元军又竭力反扑，将其夺回；朱元璋灭元时，以开封为北伐、西征的基地；明末李自成大军也曾和明朝官军三次争夺开封。可见当时军事家、政治家们对它的重视。而襄阳、江陵因为偏离主要交通干线，对战争的影响明显减弱了。其次，由于统一国家的巩固，内地的叛乱减少，也不再有公开、持续的分裂割据，政治领域的这一变化也削弱了豫西、淮南、荆襄在军事战略上的地位。在这个历史阶段里，除了元末、明末因统治腐朽、农民起义爆发后天下大乱，出现过短暂的群雄割据之外，没有重演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样的长期政治分裂；像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那种大闹中原的地方叛乱也基本绝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族与北方民族的冲突却加剧了，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打过长江、统一中国的情况，在此之前是见不到的。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边境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都有所发展，汉族中原王朝（明朝）建国后在军事上首先是注重边备，防止胡骑南下，故将军队主力、粮草器械配置在北方防线，不再像秦汉、隋唐那样，为了防止内地发生叛乱，而在中原腹地设置巨大的仓群、武库，屯驻重兵，这也反映出朝廷认为外患的危害要重于内乱。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缓和，内地割据、叛乱战争的减少，以及边境冲突的加剧，也使豫西、淮南、荆襄等枢纽区域的战略地位、作用下降了。其原因主要是宋朝以来我国的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不断加强，最高统治集团逐步把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司法大权收归中央，各地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辅之以“重文抑武”的政策，这就有效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使皇权的统治日益巩固。同时，上述变化也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处处被动的局面。再次，元朝到清中叶的内地战争里，阵地战的时间缩短了，两支大军在某个地段进行长期城垒攻守战的情况已不多见。这个时期的大规模战争里，势力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流动作战、避实就虚的策略来保全自己，例如元末红巾军和明末农民起义军四处游击的战略。如果沿袭固守城垒险要的传统战术来抗御强敌，通常是很难抵挡的。像朱元璋北伐元朝，李自成称王后进军关中、北京，清兵入关后进攻西安、江南，这些战役里守方也利用过潼关、宁武、扬州等要塞坚城来防御，但是收效甚微，阻止不了攻方势如破竹的进军。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和作战技术的进步。前文已述，枢纽区域之所以能在战国至唐宋的战争里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当时铁制冷兵器的性能与战术的相对落后，对城池壁垒缺乏有效的攻击、破坏手段，因此，较弱的守方能够利用城垒工事和有利的地理条件，大大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 阻挡强敌的进攻。而元末以来，火药、火器在军事上得到普遍应用，它们虽不能取代弓箭、刀枪等冷兵器，但是已经给军队的战术以重大影响。在城垒攻守战中，攻方可以采取火药爆破和火炮轰城的强攻办法，效果相当显著，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朱元璋攻平江（今苏州），李自成克襄城、宁武，张献忠破重庆、成都。特别是明末出现的红夷（衣）大炮， “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1]，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清朝顺治元年九月太原战役中，大顺军守将陈永福率军民坚壁清野，使敌无机可乘，而十月三日清兵调来“西洋神炮”，轰塌西北城垣数十丈，得以冲入城内战斗获胜[2]。在后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潼关战役中，火炮也是清军制胜的重要因素。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军到达战地后，并不急于进攻潼关天险，而是等待炮兵到来。“师距潼关二十里立营，候红衣炮军”，到顺治二年元月“初九日，红衣炮军至。十一日，遂进逼潼关口。贼众凿重壕，立坚壁，截我进师之路，于是举红衣炮攻之，贼众震恐，我军相继冲入，诛斩无算”。清兵下江南时，在扬州、江阴等地遇到顽强抵抗，亦是用大炮轰坍城墙后进攻占领的。新式火药武器的威力，使城垒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形势开始有利于攻方， 从而大大减弱了枢纽区域对战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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