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卫忠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有人她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每当听到《母亲》这首歌时，就想起在天堂里的母亲。
每年的母亲节，总想为母亲写点什么，可每次提起笔来又放下，尽管与母亲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尽管母亲离开我已近三十多年了，但心中总觉得没有那么久远，一切仿佛就如同昨天一样。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耳边浮现，感到从未走远……
母亲生于1924年，在短暂而又坎坷的六十六岁的人生旅途中，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母亲一生生了我们7个孩子，早年因生活不好，夭折了3个，母亲是在43岁上有的我，这在当今算是高龄产妇了，而在过去那个年代却是再平常不过了，据母亲讲在我村与我同年出生的有十多个呢。
母亲是小脚，那个时代出生的妇女，在农村基本都是裹脚的，如果不裹的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另类，就是大逆不道。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但又很聪明，虽不识字，她记忆力超强，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算数能力也很好，心算甚至比其他人用算盘计算都来得又快又准。
她清醒明白了一辈子，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做事，教我诚实善良，待人接物要有礼貌，总是告诫我们说：“勤劳诚实的人最终是不会吃亏的。”那时，小小的我心里便有了朦胧的敬畏，牢牢记住了做人要勤劳和诚实。简短的几句话如阳光雨露，不经意间润泽了我幼小心灵的土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凡是左邻右舍只要有翻建房子的，总要送人家几瓶酒，刚开始是散装的白酒，一般都是4斤，两大瓶，后来是成瓶的诸城白酒，记不清送出去多少次了，因为家里我最小，这种跑腿的活都是我干。
还记得我家里有一杆秤，借人家的东西回来总是要秤一下，等到要归还时也要秤一下，而且秤杆总是高高的，只多不少，她总是跟我们说，当初人家借给你都是出于热心帮助你，还的时候可不能少了，宁可少吃一口，也不能干让别人说咱不厚道的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胶东农村还是十分贫穷的，二姐因为在生产队干农活手和脚都冻了、两腮也冻红肿了，母亲当时就想，与其在山东这边受苦，不如找个东北的婆家。
确切地说大包干之前的东北种地确实自由，一年一季的农作物，收成也是比较可观的，日子过得要比关内强，当时农村姑娘远嫁东北的也不少，后来经媒人撮合，远嫁黑龙江穆棱县，因为气候水土等原因，月子里得了病，去医院时还能走动，到了医院就不行了，当地医疗设施比关内更落后，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
收到二姐病危电报的第二天，家中的二叔和刚满20岁的大哥就踏上了远赴东北的路程，出生不久的小外甥也仅存活了四十多天便夭折了。
二姐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最大，她总是后悔让二姐去了东北，一度陷入失去女儿的痛苦之中。
那时我在村里读小学，那段时间每当放学回家总看到母亲的眼睛是红肿的，多重的打击，因为流眼泪太多，年纪轻轻就患了眼疾，远在东北的二姐夫也多次来信让父母亲友操心看看还有没有合适的？一年后恰好邻村的一个姐姐有这个意愿，我那善良的父母又做了一件大善事，帮其撮合成了。从而也了却了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的一桩心事。
1986年高中毕业的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时要想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考取大学，要么当兵。但当兵也有不确定性，复员回家继续修理地球的也比比皆是啊。我选择了后者，经过目测、体检、复检等一系列程序下来，当年11月８日便接到了向往已久的入伍通知书，15日一大早到镇武装部集合，第一次穿上军装去往县城的车上，又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思绪万千，想想年迈的双亲，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本来到了应该安享晚年的岁数，却毅然送我到部队，现在想来真得感谢我的开明的父母啊！
当时我家还种有四亩多地，加上母亲又是小脚，仍记得当兵走的那天，母亲迈着小脚，送我到村口，看了又看。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在她的一篇《目送》的文章里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不会，每次离开都面向母亲退着前行：别送了，回家吧。母亲走得很慢，一步一回头，恍若前脚踩着前世，后脚踩着来生……”
这段话简短却意味深长，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同时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这种场景，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或许都曾上演过，它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缓缓展开在我们面前，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思考着生命中最质朴也最复杂的情感——亲情。
母亲是1990年初秋因胃癌去世的，也是带着不舍和牵挂远行的。
当时我军校还没有毕业，本来在1989年秋天，大哥从东北回家与母亲一起去县城的医院便查出结果，说是胃部肿瘤，医院的邱立宝大夫说没必要治疗了，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后来又通过一些民间偏方，也就是所说的“以毒攻毒”吧，暂时使胃部肿瘤的症状有所缓解，当年放寒假回家看到母亲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感叹真是偏方治大病！
但在1990年开春之后又有了反复，也就是癌细胞得到了扩散，6月份便又动了手术，手术后刀口恢复得还算不错，只是在立秋之后，母亲的状况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手术时为不影响我的学习，仍没有告诉我实情，大哥从遥远的黑龙江鸡西又赶回了山东，在家侍候了几天，返回东北途中在北京只停留了几个小时，我们哥俩见了一面，按照母亲的要求始终没有把实情告诉我，直到九月初我在一座张家口的军营里实习，接到家中“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后，联想到以前的家中情况隐隐约约，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
因是周五的傍晚接到的电报，北京亚运会又开幕在即，时任连长崔铁林和指导员王志芳及时与营首长联系，为我请了假，第二天天不亮就踏上连队驻地二道洼唯一的一趟班车，赶往宣化去坐火车，转北京坐胶济线通往胶东方向，因穿着军装，在列车上还被委以“安全员”的重任，下火车又转汽车。
在距家还有二十多里的时候，天空顿时乌云密布，有黑云压城之感，不时就听到雨点打得车顶噼里啪啦一阵乱响，雨越下越大，大客车只好低速前行，心想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我又没带雨具，到家还不得成落汤鸡啊！
好不容易车行至村口，暴雨仍在下，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家，看到已经枯瘦如柴的母亲，才知道我那勤劳善良的母亲已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此刻的我，止不住泪珠盈眶，泪流满面。
处理完后事，又续了5天假，在家陪了几天老父亲，之后便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返回部队。
母亲为了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她生我养我，育我疼我，一辈子舍不得我们。母亲用一生照顾我，而我只照顾了她生命的最后9天。这将是我无尽的愧疚。
面对生活，除了努力，还有感恩，感恩母亲对我们做人做事的谆谆教导和言传身教，感恩世间的万事万物，点亮了我们生活的满天星辰。生活总有黑夜时，只要心中有一束光，希望就会汩汩流淌。
今年是母亲生辰100周年，也是她远行34年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愿母亲在天堂安息！作一小文是以纪念。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