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6期
内容提要
在过去几十年，伊朗为了以低成本威慑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一直通过“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及伊朗地区竞争对手。既有研究常以“代理人论”理解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的关系，暗示其成员在中东地区发动的袭击为伊朗操控。然而，自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伊朗在中东冲突中的诸多表现显示：“抵抗轴心”的“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伊朗对该联盟的控制力出现下降。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依据政治自主性、援助依附度以及长期战略利益吻合度，对伊朗的“抵抗轴心”进行细分，进而从援助运营成本的视角预测“抵抗轴心”的分化趋势，为判断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及其走向提供学理参考。
关键词
战略目标；援助成本；代理人；“抵抗轴心”；区域安全
作者简介
康欣，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雷婧莹，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正文
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两国在中国调解下实现和解，伊朗方面显示了坚持外交“向东看”，同时寻求区域和平的努力。伊朗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表示愿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然而鉴于伊朗“向东看”的根源在于国内经济发展放缓且政权合法性受到冲击，因此优先发展经济、实施温和的外交政策成为伊朗实现社会稳定、追逐“强国梦”的必然选择。伊朗加强与中俄合作的趋势基本不会发生改变， 不直接参与2023年10月延续至今的巴以冲突更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但以色列和部分欧美国家急于指认伊朗为巴以冲突的始作俑者，称伊朗指使“抵抗轴心”成员袭击以色列，甚至用“以伊战争”描述当前冲突的性质。这种描述是套用“代理人论”解读伊朗与“抵抗轴心”的关系，忽视了“抵抗轴心”成员的独立政治诉求及其动机的复杂性，容易将“抵抗轴心”成员的单独行动视为联盟集体行动，侧面为以色列扩大军事打击范围提供依据。伊斯兰革命卫队研究专家阿夫松·奥斯托瓦尔（Afshon Ostovar）提出，“代理人”一词实际上暗示受资助者缺乏能动性。刘中民教授也指出，“代理人论”否认了伊朗与每一组成员在关系上的差异性。显然，在巴以冲突逐渐升级的形势下，厘清伊朗与“抵抗轴心”的关系及其走向，有助于研判中东地区安全形势。
一、既有解释与研究趋势
代理人关系是国际冲突研究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高度重视代理关系形成的原因、本质及其类型，以此预测国际安全形势。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依据美苏争霸时期的代理人战争特点，较早提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国家在第三国土地上发生的，利用第三国部分资源，并伪装成第三国内部的冲突”。然而，现代战争形态的演化拓展了代理人战争的范畴。从主体上看，雇用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军事行动成为中东地区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形式。随后，非正规武装力量、雇佣军、军事联盟、准联盟、半联盟等概念逐渐被纳入代理人战争的范畴，学术界日益重视研究这些概念与战争代理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代理人战争的性质看，既有研究在非本土作战的传统特征基础上，使用代替委托、互惠合作、不对称依附等关系性词汇描述代理人战争。这些研究重点强调委托方与代理方关系形成的动因与本质，认为代理关系具有互惠、等级和制度化的特征。
（一）代理人关系演化趋势的相关研究
一般认为，共同利益是代理人关系形成的基础。其中，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作为共同利益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变化是代理关系流变与阶段性演进的依据。但是，对代理人关系演化逻辑的归因仍略显薄弱。多数研究认为，代理人关系的本质是施动方—代理方两者的价值交换，以轴辐式二元等级关系描述代理人关系，重点考察关系的依附性与不对称性。但即便同属代理人战争，代理方对委托方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大相径庭。同时，大国的代理人战略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美国在不同区域与各类代理人建立了形态迥异的代理人网络，它与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体系又存在显著差异。又如，在更加接近联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战争是双方战略和利益互惠的结果，并非完全主从关系，强势一方行使权力的行为将受到依赖关系变化的影响。而缺乏替代资助来源、毫无政治自主性的代理人，通常在军事行动中唯委托方马首是瞻。
不仅如此，世界体系中的代理人关系主要以多元主体的复杂网络形态链接，而不是委托—代理简单的双向互动，且日益呈现出作战交互化、代理关系网络化的特征。以代理网络还是双边关系去分析代理关系，可能会推翻代理人战争的结果与对地区安全形势的预测。在假定委托方的援助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援助的重点和优先权将改变代理人网络的结构，导致未获资助的代理寻求替代选择，引发关系破裂。而在双边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则无需考虑第三方干预或者是代理方内部竞争的情况。因此，对代理人关系进行科学分类，进而在此基础上厘清统一的、跨区域、跨时空案例的演化逻辑并非易事。
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理解代理人战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财政和政治角度看，代理战争是委托方的“廉价战争”（Cheap War），因为委托方既可在政治上避免承担代理战争的责任，又在经济上避免了血腥而昂贵的直接对抗。相应地，无论是委托方还是代理方，都存在着精明的成本—收益算计。这类分析的优势是将委托方和代理方视为理性行为体，摆脱了委托方中心论，以及依附与被依附的简单视角，重视代理人自主性变化对代理关系的影响。经济学、社会学视角擅长多方博弈分析，多引入交叉学科方法，为探索代理人网络关系变迁、评估代理人战争收益提供新的解释。
（二）伊朗“抵抗轴心”相关研究
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一直是中东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解释联盟、代理人关系的经典案例。一般认为，它是中东地区由伊朗领导的、各色武装团体和政权等参与的“抵抗阵营”。其组织理念萌发于伊斯兰革命时期，正式出现于海湾战争后，核心目标是抵御美国、西方势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干预，与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开展竞争，为波斯什叶派国家寻求生存空间，据此也被称为“什叶派抵抗联盟”。
尽管“抵抗轴心”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安全格局中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其行动模式、组织形态和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公开属性，致使学界并未对“抵抗轴心”的性质、成员及发展趋势形成共识，而仍主要以“代理人论”“工具论”“弱链式联盟论”“准联盟论”等理论解释伊朗与“抵抗轴心”的互助关系。研究的重点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组织以及哈马斯等“抵抗轴心”核心成员在代理人战争中的角色与功能。不同的解释反映了“抵抗轴心”成员的复杂性、合作差异化等特点。因此，尽管“代理人论”曾一度占据主导，但摒弃以单一模式界定伊朗与各“抵抗轴心”成员关系，使用分类讨论更为科学、更贴近现实，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对伊朗与“抵抗轴心”关系的定位差异深刻影响着对该组织发展趋势的判断。部分研究从“工具论”和“代理人论”出发，以伊朗委托人身份为中心，评估“抵抗轴心”作为伊朗的军事资产或政策工具的效果，认为伊朗使用代理人传播革命和创造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有观点认为，即便面临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仍会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以维持该体系。若从网络组织生态的视角预测该组织的演变规律，则需要对该组织形成的支撑要件进行解构，有研究指出，委托方的干预意愿及代理方的自主性是影响该体系变化的核心变量。据此，黎巴嫩真主党正在摆脱对伊朗的依赖。亦有学者认为，伊朗采取“去中心化动态整合的方式”对其代理人进行差异化管理，目的是保持政策的弹性。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已注意到“抵抗轴心”关系的复杂性，认为其网络逐渐显现“去中心化”趋势，但仍需要深入讨论下列问题：伊朗与“抵抗轴心”之间的关系是否可能呈现多种合作类型共存的复合状态？在美国极限施压的背景下，“抵抗轴心”的“去中心化”是伊朗寻求灵活外交的主动谋划，还是成员独立性增强后的被动选择？伊朗与各成员间关系的演化逻辑是什么？这些变化对地区安全形势将产生何种影响？
二、“抵抗轴心”兴起的理论与合作基础
尽管媒体在2002年后才逐渐使用“抵抗轴心”一词描述中东地区的反美民兵团体，但该组织形成的核心要件即“共同的威胁感知”，却起源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此后，伊朗在中东地区长期的反美斗争中认清了“谁是朋友”，圈定了什叶派新月带的合作伙伴和行动范围，并依托革命卫队指导圣城旅协调行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织管理模式。
（一）“抵抗轴心”兴起的理论基础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转变成伊朗的“头号敌人”。鲁霍拉·霍梅尼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提出，国际秩序是不完善、不公平的。其中，美国与苏联属于“压迫者”，中东地区的人民属于“受压迫者”。为推翻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伊朗要将伊斯兰革命“输出”到君主制的、亲美的阿拉伯邻国。但是，伊朗缺乏支撑该计划的强大军事力量。两伊战争暴露了伊朗常规军事储备力量缺乏、后备补给不足，战争死伤惨重，伊朗民众渴望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此后，如何在敌对力量广泛、合作盟友有限的情况下，以较低成本维持外部安全，遂成为伊朗的基本诉求。为此，伊朗逐渐发展出一套以防御为特点的军事威慑学说，主张伊朗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敌人”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重点在于“不对称性”，要求伊朗不直接参与冲突，而是利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中东地区其他政权或组织代为发起抵抗，以最低成本给敌方造成更大损失。在这一基本理论指导下，伊朗持续发展“抵抗轴心”组织，防御则是其本质属性。
2012年以来，伊朗的防御威慑学说引入了“战略纵深”这一重要概念，要求在冲突中尽可能地靠近敌方进行战斗，对敌方形成威慑。为增加进攻性，提升境外的军事部署合理性，该理论后来升级为“前沿防御”学说。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马苏德·贾扎里（Masoud Jazaeri）对此解释道：“如果我们不在境外与敌人作战，我们将被迫在境内作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抵抗轴心”成为伊朗“前沿防御”的主要战略工具，活动范围主要是“什叶派新月带”。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看来，伊斯兰国家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因此，该联盟试图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伊朗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置于（伊朗的）保护伞之下。
（二）“抵抗轴心”的合作基础与管理模式
伊朗与“抵抗轴心”存在多种合作类型，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复合军事组织，各成员的基本共识是：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的持续存在对自身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抵抗轴心”成员间的合作模式是：伊朗作为“抵抗轴心”的关键力量，向其他成员提供包括军事和财政在内的支持；其他成员作为回报，则向伊朗提供延伸威慑。这种特殊关系曾经给予伊朗灵活的外交空间，可以隐蔽的间接手段采取行动，减少观众成本和战略成本。
伊朗将发展“抵抗轴心”的权力下放给伊斯兰革命卫队，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根据当地情况调整方案。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将涉及治外法权的任务分配给下属部队——圣城旅承担，任务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受欢迎的真主党组织。”这与治外法权任务并不矛盾，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贾法里（Mohammad Jafari）指出：“圣城旅的使命是治外法权、援助伊斯兰运动、扩大伊斯兰革命和增强全世界苦难人民的抵抗力和耐力。”“抵抗轴心”成员与伊朗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一旦成员认为配合伊朗行动的代价过高，成员可能优先考虑自身议程。相应地，一旦伊朗发现资助某个成员所产生的收益过低，也可能会停止资助。历史地看，“抵抗轴心”的壮大过程中充满了伊朗的政治试错。因此，不可过分高估成员对伊朗依附度或是伊朗对成员的控制力。有学者认为，“抵抗轴心”取得成效的部分原因是伊朗对每一个成员自身议程的尊重。
三、伊朗与“抵抗轴心”的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抵抗轴心”的主要成员有数十支。本文依据规模和重要性，选取巴勒斯坦哈马斯（Hamas）和杰哈德（Jihad），也门胡塞武装（Houthi Movement），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真主党精英运动”（Harakat Hezbollah al-Nujaba）等什叶派民兵，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法蒂玛旅”（Fatemiyoun Brigade）、“宰纳卜旅”（Zainabiyoun Brigade）十个主要“轴心”成员为研究对象。
“抵抗轴心”并不是一个单纯实行“命令—执行”的同质团体。各成员保留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自主权，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与伊朗建立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委托—代理人”关系仅为其中一类。本文从援助运营成本的视角出发，将“抵抗轴心”定义为一个联盟，根据长期战略利益吻合度、政治独立性和援助依附度，将联盟成员类型分为合作者、盟友和代理人。其中，盟友可进一步分为“稳定盟友”和“流动盟友”两类。成员的政治独立性指向成员是否具有成为独立行为体的政治野心，援助依附度体现了成员融资上是否有替代选择。政治独立性的增强通常伴随援助依附度的减弱，两者决定了与伊朗合作的限度。长期战略利益吻合度表现为合作双方文化、价值、安全取向的一致性，它决定了成员是否与伊朗合作。当双方长期战略利益高度吻合时，即使成员政治独立性上升，对伊朗援助依附度减少，成员仍可能延长与伊朗的合作（见图1。）
（一）“抵抗轴心”中的合作者
合作者是整个关系联盟中与伊朗链接最弱的成员，不与伊朗构成稳定的依附关系。这一类型成员的总体特征为：拥有政治筹码或独立的政治地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丰富的外部援助作为替代选择；与伊朗长期战略利益吻合度较低。因此，它们与伊朗的合作是基于具体行动中利益的一致性，一旦合作任务完成，合作关系随即可能解除。“抵抗轴心”中的合作者具有很大自主裁量权，日常行动并不受伊朗指挥，甚至可能因自身政治议程的需求偶尔反对伊朗，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朗保持距离。这类成员以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哈马斯为典型代表。
也门不是伊朗的战略核心要地，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合作是为限制沙特影响力采取的“权宜之计”。虽然伊朗与胡塞武装组织共享什叶派身份，但两者在教义上属于不同分支，宰德派的胡塞武装很难心甘情愿地屈从于十二伊玛目派的伊朗。在也门内战中，伊朗为将威慑范围扩展到红海，使沙特身陷战争泥潭，选择与胡塞进行合作。而沙特为给“决断风暴”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制造“伊朗威胁论”，夸大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系，将内战定性为伊朗与沙特的代理人战争，美国和西方媒体接受了沙特的话语叙事。自伊朗“向东看”后，其外交转向保持与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邻国的良好关系。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复交的条件之一，就是伊朗必须停止武装胡塞势力。胡塞武装既非伊朗不可失去的代理人，也非伊朗不可放弃的战略盟友。可以预见，一旦伊朗与胡塞武装组织的经济粘合度减弱，双方的合作将更加有限。
伊朗与哈马斯的伙伴关系也较为松散，两者在反美反以合作的基础上保留着各自独立的政治利益。哈马斯可以脱离伊朗独立行动，它拥有自己的文职政府、福利机构和管理制度，并在政治上试图在巴勒斯坦地区建设一个伊斯兰国家。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袭击后，伊朗称并没有预测到冲突的爆发，并称虽然伊朗将向哈马斯提供政治支持，但不会直接干预冲突。伊朗还曾要求哈马斯原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a）压制请求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参战的内部呼声。同时，据称伊朗每年向哈马斯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展军事活动，但哈马斯本身就坐拥价值7亿美元的金融帝国。 这暗示伊朗绝非哈马斯收入的唯一来源，除伊朗外，哈马斯接受援助的渠道还包括土耳其、卡塔尔、叙利亚、伊拉克等，形式包括慈善组织、侨汇、税收、捐款等。有时，哈马斯会出于行动独立性的考虑，不愿接受伊朗提供过多的资金。当哈马斯与伊朗产生分歧时，伊朗也会削减对哈马斯的资助。例如，因不满哈马斯支持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朗于2012年削减了半数对哈马斯的援助，导致哈马斯向卡塔尔寻求资金支持。
（二）“抵抗轴心”中的稳定盟友
“抵抗轴心”中的稳定盟友与伊朗具有最稳定和最长期的合作关系。该类型成员的总体特征是：拥有政治筹码或独立的政治地位；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丰富的外部援助作为替代选择；与伊朗长期战略利益吻合度较高，对伊朗有抵抗目标的一致性或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属于这一类别。
为建立一条连接伊朗与地中海的走廊，并在黎巴嫩与叙利亚“抵抗”敌方，伊朗一手扶植起黎巴嫩真主党，使其成为在黎巴嫩国内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合法政党。在近20年时间里，黎巴嫩真主党代替伊朗站在对抗以色列的前线，帮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动员、训练和领导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的盟友，扩大伊朗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在服务伊朗利益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需要对其国内选民的经济需求和政治利益负责，保留了自主性。相应地，伊朗对真主党在国内追求政治利益的行动保持信任和尊重。尽管与伊朗的亲密关系致使真主党看似黎巴嫩的“国中之国”，但黎巴嫩真主党不惧公开与伊朗的亲密关系。真主党曾因参加叙利亚战争，损害了它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威望，但仍公开承认接受过伊朗的援助。因此，随着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的加剧，尽管伊朗曾表示对地区战争“不感兴趣”，但仍公开表示在一定情况下会在军事上给予真主党全力支持。可见，真主党早已超出代理人的范畴，是与伊朗相互尊重的长期稳定盟友。
在“抵抗轴心”的所有成员中，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伊朗意识形态差距很大。前者支持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而非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主义，最不像是伊朗“代理人”。但阿萨德政权是伊朗进入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抵抗轴心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一旦阿萨德政权倒台，逊尼派人口居多的叙利亚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沙特结盟的逊尼派政权，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构成直接威胁。若失去叙利亚，伊朗也难以及时对真主党进行武装，为其提供装备、资助及信息情报，进而影响“抵抗轴心”的存亡。同时，阿萨德政权则因“抵抗轴心”成员提供的帮助，在国家安全上依赖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外国势力，得以在战争中存续。因此，伊朗与阿萨德政权的地缘政治利益驱使双方建立了长期且稳定的盟友关系。
（三）“抵抗轴心”的流动盟友
“抵抗轴心”中的流动盟友与伊朗建立依附性临时的合作关系。流动盟友的具体特征在于：缺乏政治筹码或独立政治地位；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和丰富的外部援助作为替代选择；与伊朗长期战略利益吻合度较低。
与代理人相比，杰哈德与伊朗的合作具有易变和流动性特点。叙利亚战争期间，伊朗曾削减对哈马斯的资助，转给了保持中立的杰哈德。但杰哈德在2014也门内战期间，拒绝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不愿谴责沙特阿拉伯，伊朗又削减对杰哈德的资助，选择支持现已解散的“坚忍者运动”（Harakat Al-Sabireen），致使杰哈德被迫寻求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的帮助，但仅获得“杯水车薪”的援助。两年后，伊朗恢复对杰哈德的资金支持后，杰哈德领导人转而又开始称赞“伊朗是唯一支持起义和烈士家属的国家。”伊朗视该举动为杰哈德的重新宣誓效忠。相应地，杰哈德在一个月后称，针对也门等于针对巴勒斯坦事业。这段历史表明杰哈德与伊朗合作具有非长期性，其根源在于杰哈德不参与巴勒斯坦地区政治，缺乏吸引其他赞助者的能力，在经济上高度依附于伊朗。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为对冲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防止伊拉克再次出现一个反伊朗政权，伊朗利用伊拉克的权力真空期，迅速在伊拉克发展“抵抗轴心”组织。至今，伊拉克境内至少有十个组织或政党与伊朗存在联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人民动员组织”、“正义联盟”和“真主党精英运动”。
伊拉克前副总理萨利赫·穆特拉克（Saleh al-Mutlaq）称，“‘人民动员组织’成为政治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导致伊朗在组建伊拉克政府和选择总理方面施加影响”。而“真主党精英运动”多次公开承认接受伊朗方面的援助，称如果哈梅内伊宣布该行动属于一项宗教义务，那么它将遵令采取行动，推翻伊拉克政府，或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并肩作战。另一个组织“正义联盟”同时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其领导人曾与苏莱曼尼交往甚密。可见，这些组织对伊朗的物质依赖程度较高，关系较为亲密。
但随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积极融入伊拉克政治，伊拉克的“抵抗轴心”成员开始担心与伊朗密切关系引发的国际舆论，遂选择与伊朗保持距离。例如2017年11月，“伊斯兰国”被国际反恐力量击败后，“真主党精英运动”为显示忠诚，承诺将其重型武器移交给伊拉克政府。该组织发言人哈希姆·穆萨维（Hashim al-Mousawi）表示，“我们不是叛乱分子或混乱的代理人，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国中之国……我们不属于伊朗”。“正义联盟”也是如此，2020年11月，圣城旅指挥官埃斯梅尔•卡尼（Esmail Qaani）访问伊拉克，要求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亲伊朗民兵在攻击美军问题上保持克制。但“正义联盟”领导人盖斯·哈扎利（Qais al-Khazali）称，“美国人占领了我们的国家，而不是你的国家。我们不会听你的了，因为我们的动机是完全的民族主义”。
2023年10月7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袭击导致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伊朗开始担心这类行为将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报复。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下令立即暂停对美军的袭击，但据称伊拉克民兵组织虽接受继续进攻会导致美军持续驻扎的说法，却认为与美军作战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和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心充满抵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盟友曾是伊朗的代理人，但在“抵抗轴心”灵魂人物苏莱曼尼去世后，伊朗在协调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方面出现困难。未来，一旦这些流动盟友获取充足的替代性外援资助，它们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可能减弱并退化成合作者，“抵抗轴心”的结构将更趋松散。
（四）“抵抗轴心”中的代理人
代理人是在“抵抗轴心”中唯一可以听命伊朗采取行动的团体。其具体特征表现为：缺乏政治筹码或独立政治地位；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和丰富的替代性外部援助，但与伊朗长期战略利益吻合度较高。在“抵抗轴心”成员中，“法蒂玛旅”与“宰纳卜旅”经常被快速部署到不同的前线，没有固定的基地，无法构建自身的地区目标，完全听命于伊朗。
“法蒂玛旅”由阿富汗什叶派武装分子组成，主要是滞留在伊朗的阿富汗非法难民，他们为逃避监禁曾加入伊朗在叙利亚的战争。一位“法蒂玛旅”民兵称，他们每月获得的数百美元的报酬至关重要。除物质资助外，伊朗还为“法蒂玛旅”提供先进的武器训练，包括在许多战场上使用的便携式防空系统，以及针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直升机，用于捍卫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利益。叙利亚战争结束后，伊朗因外部制裁和新冠肺炎疫情陷入经济困境，部分“法蒂玛旅”的武装分子被部署到胡塞武装，部分“回流”至伊朗境内，还有部分返回阿富汗，但目前仍然保留了7,000～8,000名成员。
“宰纳卜旅”由巴基斯坦什叶派以及在巴境内的阿富汗什叶派难民组成。其领导人阿里夫·侯赛尼（Arif Hussaini）是霍梅尼的追随者，在伊朗资助下建立了新兵联盟，企图增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伊斯兰革命卫队因提供培训、建立合作，对该组织拥有广泛的号召力。
总体来看，“抵抗轴心”结构较为松散，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其成员会重新定位与伊朗的关系。当地缘重要性上升时，盟友关系将更加亲密且稳定；当地缘重要性下降时，合作变得困难，以往的稳定盟友会转变成流动的盟友或合作者。替代性经济援助资源会影响合作范围和深度。当流动的盟友有多个融资渠道时，对伊朗的依附性减弱，它们成为伊朗临时合作者。而缺乏替代性援助，会使成员被迫维持盟友身份。同时，是否具有在本国独立的政治议程，则决定了成员对伊朗军事命令的执行度。如果成员具备独立政治议程，它将在国内政治政党利益与伊朗军事号召中做权衡；政治基础薄弱，会导致成员失去与伊朗博弈的砝码，彻底沦为执行伊朗利益的代理人（见图2）。
四、“抵抗轴心”成员之间的内部联系
有舆论认为，新一轮巴以冲突反映了“抵抗轴心”的“复兴”，是伊朗“前沿防御”军事战略的成功。但从伊朗的境遇来看，本土受袭、领导人更迭、冲突扩大，均非伊朗所愿。因此，不可高估“抵抗轴心”集体行动的能力。实际上，在伊朗之外，联盟成员间存在多元交互网络，相互之间复杂的利益链接极易导致行动的不确定性。
（一）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性权力与轴心地位
近年来，黎巴嫩真主党的自身规模和武器装备日益升级，已经成长为“抵抗轴心”网络中另一个事实上的轴心。它不仅发挥着为其他盟友提供经济资助与军事培训的功能，还扮演着内部协调和对外交往的重要角色，拥有“联系性权力”。真主党长期向哈马斯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哈马斯则在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中报以政治和道义支持。同时，真主党作为阿拉伯世界什叶派政治运动的重要力量，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亲密度甚至超过胡塞与伊朗之间的联系，是负责为胡塞武装提供轴心援助的主要承包商。此外，在协调后勤、统一行动和军事培训方面，真主党还与伊拉克的“人民动员组织”、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建立了松散的伙伴关系。上述关系使得黎巴嫩真主党拥有调动整体资源的能力，可以动用同盟领袖的地位，将影响力扩展至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境内。对此，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哈龙·哈利瓦（Aharon Haliva）少将坦言：“真主党不再是伊朗的代理人……现在讨论的不再是真主党是黎巴嫩的捍卫者、什叶派的捍卫者还是伊朗的捍卫者，它只是轴心的一部分。重点在于，它自己就是轴心。”
（二）也门胡塞武装的威望升级与军事行动
经过也门内战后，胡塞武装的实力大增，2024 年 2 月，胡塞发言人声称，自红海行动以来，已招募20万名新战士。胡塞武装威望很快提升。相应地，它在“抵抗轴心”中的地位也在稳步攀升。美国兰德智库甚至发问：“胡塞能否成为下一个真主党？”实际上，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和共同的语言，使得真主党成为胡塞武装理想的军事伙伴，而真主党是胡塞武装的资助方、军事导师和武器来源，两者高度相互依赖。不仅如此，胡塞武装与“抵抗轴心”其他成员往来密切。胡塞武装与阿萨德政权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叙利亚战争之前。2013年叙利亚内战期间，数百名胡塞武装成员前往叙利亚为阿萨德政权作战，奠定了双方紧密合作的基础。而自2015年起，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开始在媒体上相互支持，逐步开展联合军事行动。2024年7月，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民兵组织联盟“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联合使用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城市埃拉特“重要目标”。
与其他盟友的不同，胡塞武装在联盟中的主要行动是在红海水域打击联盟敌对势力的船只，但相关行动并不止步于配合“抵抗轴心”，还意在提升胡塞武装在联盟中的战略地位和威望，并通过军事行动引发国际关注，获得伊朗之外的国际援助。为此，胡塞武装曾频繁扩大军事行动时间和范围，阻碍主要贸易航道。许多国际航运公司被迫启用绕非洲和地中海的替代路线，使“抵抗轴心”的经济利益连带蒙受损失。因此，尽管拥有地缘优势，胡塞武装难以升级为“抵抗轴心”的领导者。
（三）哈马斯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历史宿怨与战略旁观
在抵抗轴心成员中，哈马斯与叙利亚政权存在历史宿怨。2001年，哈马斯外部总部曾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下迁往大马士革。此后，叙利亚不仅给予哈马斯在叙境内训练武装分子的自由，还为哈马斯流亡政治领导人提供发布新闻的场所。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哈马斯选择站在反阿萨德势力一边，致使两者关系急剧恶化，至2012年2月彻底决裂。哈马斯政治局遂从撤离叙利亚，迁往埃及和卡塔尔，并公开抗议伊朗对阿萨德政权的援助行为。直到2017年，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恢复关系后，真主党开始帮助修复哈马斯和阿萨德政权的关系。在苏莱曼尼与真主党的努力下，两者于2022年才正式恢复联系。这是基于在“抵抗轴心”框架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需要与哈马斯建立某种工作关系，以对抗以色列和美国的影响力，但历史宿怨致使两者难以开展深度合作。因此，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阿萨德政权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这暴露了“抵抗轴心”关系的复杂性。
（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派系矛盾与有限协助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内部关系复杂。具有较强吸引力的“人民动员组织”拥有40多个次级组织，曾吸引真主党旅、“真主党精英运动”部分成员加盟，最终一同纳入了伊拉克国家军队，总体呈伞状结构。伊拉克不少民兵组织内部成员重叠，缺乏凝聚力，同一组织内部经常因领导权来源的不同而发生分裂。在“人民动员组织”内部，有的次级组织认同哈梅内伊，有的视伊拉克的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为宗教领袖；也有成员内心尊崇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阿里·西斯塔尼（Ali Sistani）。这导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内部矛盾重重。例如，“正义联盟”与萨德尔运动之间曾爆发激烈冲突。民兵组织作为“抵抗轴心”成员经常派军事力量参与联合跨境打击，与伊朗保持密切往来，同时又与黎巴嫩真主党关系紧密，甚至部分民兵组织是依照真主党模板所建，曾与真主党一起协助叙利亚政权压制叙反对派势力，自2015年以来一直公开支持胡塞武装。尽管在“抵抗轴心”的相互支持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武器装备得以持续升级，可以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攻击以色列，但其力量的分散性限制了它们在“抵抗轴心”中的作用。
五、“抵抗轴心”援助成本与生存困境
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伊朗维持“抵抗轴心”的外部性问题日益显现。一方面，“抵抗轴心”核心凝聚力下降、伊朗国内观众成本逐渐上升，维系该联盟的边际收益递减。另一方面，伊朗的相对“放权”致使“抵抗轴心”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联盟，对伊朗的影响力形成牵制。一旦“抵抗轴心”成员脱离伊朗独立参与武装冲突，该联盟就可能成为伊朗的负资产，迫使伊朗重新考虑对代理人的援助力度和成本收益问题。
（一）“抵抗轴心”凝聚力下降
第一，“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粘合剂松动，降低了“抵抗轴心”的凝聚力。事实上，并非所有“抵抗轴心”成员都认同伊朗的什叶派信条，该联盟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源自具有反美属性的宗教色彩相关思想。为统一行动与认识，成员有意将各自在组织和政权上的差别进行模糊化处理。但近年来，未能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引发伊朗民众对政教合一发展模式的质疑，其中“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地区正在退潮，暴露出“轴心”成员与伊朗之间的固有差异。早在2012年，哈马斯就不再愿意支持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而黎巴嫩真主党部分士兵也不愿意参与叙利亚战争。对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神权制度“祛魅”，加剧了“轴心”成员的离心倾向。
第二，核心人物缺席，导致“抵抗轴心”失去粘合剂。苏莱曼尼是“抵抗轴心”的“设计师”，被称为伊朗的“影子指挥官”。他曾指挥过叙利亚、伊拉克、也门战争，领导“抵抗轴心”持续发展壮大。苏莱曼尼精通阿拉伯语，便于亲近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和库尔德群体。因此，“抵抗轴心”成员间的协调工作高度依赖苏莱曼尼。他一手创建了包括情报、金融、政治、破坏行动和特种作战在内的五个圣城旅分支，形成了以苏莱曼尼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管理思想及情报联盟。2020年1月3日苏莱曼尼遇袭身亡后，继任者卡尼不懂阿拉伯语，缺少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经验，也缺乏指挥武器走私行动的专业知识，在决策上比起苏莱曼尼要更加软弱，致使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后苏莱曼尼时代日渐疏远。2021年卡尼秘密访问伊拉克期间，部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已经开始不服从“命令”。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1日，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扎赫迪（Mohammad Zahedi）准将及其副手在空袭中遇难。同年9月底，黎巴嫩真主党领导者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也遇袭身亡，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抵抗轴心”核心人物被以军打死，对该联盟的传统运行规则形成严峻挑战。
（二）支持“抵抗轴心”的观众成本上升
第一，美国“极限施压”加重伊朗经济困难，援助“抵抗轴心”的国内舆论压力增大，伊朗面临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至2023年5月，伊朗国内贫困率已超过30%，青年失业率超过20%。截至2022年，约六成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2023年初，哈梅内伊便主动承认伊朗经济“落后了十年”。在此情形下，伊朗付出包括资金、物资在内的资源成本维持“抵抗轴心”，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反感。伊朗外交部前中东司司长卡西姆·阿里（Qassem Ali）就曾公开表示，伊朗支持“抵抗轴心”导致伊朗的经济正遭受巨大损失，伊朗与其邻国之间紧张关系的高昂代价正由伊朗人民承担。实际上，近年来伊朗向这些组织提供直接现金补贴已经减少，部分便是因为国际制裁导致的财政困难。若经济持续恶化，将进一步引发伊朗国内的政治动荡，使伊朗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甚至可能酿成人道主义灾难。
第二，伊朗民众对政教合一体制的质疑，致使伊朗执政合法性受到冲击，不便公开援助部分“抵抗轴心”成员。2022年9月，22岁的伊朗女孩吉娜·阿米尼（Jina Amini）因“未正确佩戴头巾”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在伊朗2024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率已降至41%，打破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投票率的最低记录。对此有学者分析：“伊朗民众厌倦了现状……这一结果确实凸显了神职人员在民众眼中不具备合法性……这些抗议活动将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形式继续下去。” 国内压力下，伊朗曾经选择国内隐瞒对境外力量的支持。例如，伊朗民众认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阿拉伯独裁者，伊朗媒体和宗教机构则选择掩盖或尽量减少对阿萨德的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将军坚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了“计划以及财政上的帮助，但在叙利亚没有驻军”。相反，以色列则借此煽动伊朗国内反对意见，2024年9月30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向伊朗人民发表视频演讲，指责伊朗政府将巨额资金投入到国外事务而非国内民生。
（三）援助“抵抗轴心”的收益下降
第一，“抵抗轴心”成员弱化了对伊朗的军事与经济依赖，降低了对伊朗命令的服从度。它们开始发展自己的本土军事基地，用替代性经济外援构建自身的筹款和武器网络。伊拉克数个抵抗组织公开声称，已具备自己制造武器的能力。就算伊朗未来削减资助也并不会影响其军事能力。美国认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联盟甚至早在2015年就已经相当成熟，连伊朗都需要利用黎巴嫩真主党为自己采购武器以及受制裁的物品。 2019年，以色列媒体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具有精密的导弹工厂，已具备在本土制造爆炸性无人机的能力。军事独立与经济自主性增强密切相关。美国2020年公布的报告显示，伊朗虽然为黎巴嫩真主党提供了7亿美元的资金，但真主党自己也筹集了3亿美元。至2023年，美国反恐官员发现，哈马斯在接受伊朗援助之外，还长期依赖土耳其等意识形态盟友的援助，甚至不乏美国国内资助者。
第二，“抵抗轴心”成员之间逐渐形成的新同盟关系导致联盟生态复杂化，致使脱离联盟的行动频发。在“后苏莱曼尼”时代，“抵抗轴心”的成员开始发展自己的外交关系。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合作愈加紧密，几乎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盟友。 2024年6月，伊拉克部分什叶派民兵宣布随时待命，协助真主党。此外，“抵抗轴心”成员间的直接联系也在加深。例如，胡塞武装与伊拉克部分什叶派民兵是长期合作者，2024年6月23日，两者联合袭击了以色列海法港的四艘船只。受上述因素影响，中东地区频繁出现“抵抗轴心”擅自发起、未受伊朗指使的军事行动，呈现出多点爆发的局面。例如，2022年，为表示对胡塞武装的支持，部分伊拉克民兵组织擅自对阿联酋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胡塞武装在红海水域的袭击行为愈演愈烈，对伊朗本就落后的经济形成重创。 伊朗运输公司协会董事马苏德·达内什曼德（Masoud Daneshmand）抱怨红海危机导致海运成本增加了一半。这些冲突外溢表明，“抵抗轴心”是影响伊朗国家安全的双刃剑。
六、“抵抗轴心”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2024年10月1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导弹作为对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等事件的报复，以示对“抵抗轴心”的支持。这似乎与伊朗防止卷入战争，同时对盟友予以外部支援的原则有所偏离。未来，伊朗是否还有意愿和能力持续追加对“抵抗轴心”的安全投入？“抵抗轴心”成员是否还能统一步调应对危机，它的发展趋势如何？
（一）“抵抗轴心”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国际关系中，内部收益的增减、外部威胁的强弱，均是影响联盟形成、变异或是瓦解的重要变量。当前，中东冲突升级致使“抵抗轴心”外部安全状况持续恶化，将加速“抵抗轴心”关系的演化。尽管伊朗仍有意愿领导“抵抗轴心”，但“抵抗轴心”已出现“去中心化”趋势。如何应对这种趋势，灵活调整联盟战略形态，获得外部军事与经济支援成为影响联盟命运的关键。
第一，“抵抗轴心”联盟形态加速“去中心化”。“抵抗轴心”形成时，其联盟形态是以伊朗为核心的辐射型，但随着形势变化，“去中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各成员独立性增强使得伊朗与其他成员的利益聚合更加困难，伊朗对成员控制力下降，中心结构松动。自2023年10月7日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抵抗轴心”成员虽然在反以立场上统一回应，但行动上整个联盟缺乏一个可以服从的指挥核心。在此背景下，伊朗会尝试和这些不稳定的“朋友”拉远距离。部分“抵抗轴心”成员将积极寻求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资助。另一方面，各成员自身利益也逐渐复杂化，联盟分裂和重组正在改变联盟形态。面对不接受协调的“抵抗轴心”成员，伊朗也可能鼓励其中的亲伊朗力量脱离母体组织组建新的组织。例如，当伊拉克的萨德尔运动偏离伊朗影响力范畴时，伊朗开始支持其中分离出来的派系，其如“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 在“去中心化”趋势显现的背景下，伊朗会更加依赖与稳定盟友之间的合作，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成为伊朗实现区域内战略目标的主要依托。而对于“去中心化”倾向更加明显的成员，会转化为不稳定的合作者，伊朗与它们的合作可能仅限对待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治表态，维持短暂的、临时性的合作联系。
第二，“抵抗轴心”核心成员合作日渐同盟化。黎巴嫩真主党站在抵抗美以的最前线，其力量日益壮大，以它为核心的同盟关系已经出现。先进的武器、丰富的“抵抗”经验、成熟的武器采购渠道和稳定的外部融资，成为黎巴嫩真主党自给自足的基础。伊朗允许真主党代表伊朗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哈马斯以及其他民兵组织进行训练，培养出受真主党指挥的成员将领，进而在叙利亚战争中增进了革命友谊，这为真主党与“抵抗轴心”其他成员建立准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除阿萨德政权外，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关系也日渐同盟化。同时，自2019年以来，真主党在外国的军事行动过程中，还强化了同杰哈德等其他“抵抗轴心”成员之间的关系。 为打击真主党在“抵抗轴心”中的核心地位，以色列于2024年9月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了大规模“定点清除”行动，虽然真主党的威望和士气有所削弱，但真主党仍然具有韧性和恢复能力，不会就此而瘫痪。
第三，“抵抗轴心”部分成员资金来源国际化。近年来，伊朗因国内经济疲软减少了对“抵抗轴心”援助，导致部分成员在寻求外援的过程中形成了更为多元化、国际化的融资渠道。为阻断这些成员的资金来源，美国财务部时常更新制裁名单，侧印着“抵抗轴心”替代性援助的复杂性。仅以筹款能力较强的哈马斯为例，它至少接受过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和卡塔尔的援助。 其中，卡塔尔的资助对哈马斯日益重要，法国国际与战略事务研究所（IRIS）副所长迪迪埃·亿恩（Didier Billion）就曾表示，卡塔尔每月给予哈马斯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无独有偶，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也有类似的情况。未来，随着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以及“抵抗轴心”内部的新变化，伊朗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选择有不同侧重的资助方案，加强对稳定盟友的资金扶持，大幅减少对流动合作者的投入，从而使之前伊朗与部分“抵抗轴心”成员所谓“代理关系”发生本质改变。从另一个角度说，为分离的“抵抗轴心”提供训练、武装、维系运转的资金，将成为国际力量与分离成员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
（二）“抵抗轴心”力量消长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抵抗轴心”成员所在国大多处于经济与政治转型阶段，易受到域外大国渗透和干预。同时，部分成员与穆斯林兄弟会背后支持方（土耳其和卡塔尔）联系密切，曾经与亲西方的海湾君主国长期对立。一旦“抵抗轴心”式微，将为全球以及区域内国家填补力量真空创造条件，为新一轮地区动荡埋下隐患。因此，“抵抗轴心”的力量消长不仅事关巴以冲突的前景，还可以搅动中东地区安全格局。
第一，大国关系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影响“抵抗轴心”发展趋势的关键力量。
随着国际体系加速调整，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战略重心，以适应结构性变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微妙变化。通常，在中东区域局势稳定的情况下，“抵抗轴心”成员的国内政治利益上升，其成员的核心任务是加强自身内部团结、获得稳定收入，拓展在本国政治体系内生存发展空间。一旦战争爆发，“抵抗轴心”成员即刻面临战略自主性考验，在袖手旁观继续谋求组织在本国发展和选边战队参与战争之间取舍，区域大国以及域外大国的客观权力结构及其发展态势，仍是“抵抗轴心”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说过去“抵抗轴心”成员行动的一致性源自反美反以的核心任务，其前提是美以关系的深度绑定与相互支持，那么一旦美以关系松动，“抵抗轴心”成员参与行动的意愿就会发生改变。因此，域内沙伊关系的变动、域外俄乌冲突前景以及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干预程度，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抵抗轴心”的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抵抗轴心”赞助者的多元化，加剧中东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
随着“抵抗轴心”的“去中心化”趋势发展，其中部分离心成员可能成为其他大国竞争的工具，背后的力量更加难以预测，进而增加了外部战略误判的风险。例如，俄罗斯等国长期与“抵抗轴心”保持良好关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2023年曾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扩大存在是一件好事，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增加军事力量。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虽然称不支持哈马斯的行动，但也明确表示不会与哈马斯断绝关系。 但随着冲突持续外溢，尽管缺乏证据，乌克兰与部分西方国家也开始借机指控俄罗斯为哈马斯的“幕后黑手”。2024年7月，这些指控又延伸到朝鲜和叙利亚，称它们以援助的方式延续加沙地区战争。真假难辨的推断正在增加中东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因此，当区域冲突和外国干预发生链接，无法辨识“谁对谁发动了袭击”成为常态，极易引爆因错觉造成的错误战争。
第三，伊朗更加积极地寻求与域外大国的合作，以维持区域稳定。
在“抵抗轴心”对伊朗战略意义减弱的背景下，深陷危机的伊朗会更加迫切寻求域外大国的合作来协调处理争端，势必更加坚定“向东看”的决心。目前，沙伊关系正常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伊朗周边安全压力，加强与中国的沟通已经对伊朗的外交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金砖国家合作平台的支持下，沙伊两国的沟通机会增多，将为化解两国矛盾奠定基础。其中，中国的积极斡旋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朗认为，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是新兴秩序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在这个基本判断下，“发展对华关系是伊朗的最高决策”。因此，在与沙特复交的同时，伊朗也与中国签订了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此外，伊朗也试图在经济金融上加强大国协调。2023年6月，伊朗声称为实现支付结算货币篮子多样化，亚洲九国清算联盟（ACU）将花费六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电子支付报文系统（SEAPM)。在该系统中，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人民币将成为主要结算货币。2024年5月，伊朗总统莱希意外离世引发世人对伊朗内政外交的持续关注，但它不会成为伊朗外交的转折点。 可以预见，以大国合作而非对抗的外交思维将成为伊朗处理中东区域关系的重要原则。
七、结语
深入剖析“抵抗轴心”联盟结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是理解当前巴以冲突中各方表现重要途径，也是判断中东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的必要视角。“抵抗轴心”联盟建立在伊朗军事安全理论上，便于伊朗以较低成本维护自身的地区安全利益，提升区域威望。但因伊朗经济的持续低迷、“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下降、国内政治经济治理的优先级提升，“向东看”成为伊朗在外交上的战略选择，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相互依赖的利益纽带开始松动。一方面，伊朗因经济能力有限，维系该联盟的国内观众成本日益上升，改变对“抵抗轴心”成员的资助策略成为伊朗的必要选择。另一方面，“抵抗轴心”成员因发展需求试图扩大在本国的政治基础，导致其自主性增强。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抵抗轴心”出现“去中心化”趋势，核心成员关系同盟化，部分成员资金来源国际化。
如果说“抵抗轴心”成立之初，其性质是由伊朗操控的代理人联盟，那么时至今日，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间的“代理人关系”正逐渐发生变化。这并非伊朗的主动战略调整，更多是现实的无奈，但变化本身会牵动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一方面，离心的联盟成员寻求外部支援的举动可能导致中东区域内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各方势力的融入与联盟形态的重构，将加剧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曾经紧密绑定的“抵抗轴心”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伊朗调整内外安全战略的羁绊。未来，“抵抗轴心”的“去中心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伊朗更会加积极地寻求与域外大国的合作以维持区域稳定，大国关系将成为影响“抵抗轴心”发展趋势、塑造中东地区安全格局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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