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6期
内容提要
中沙文明交流互鉴传承于千年友谊，厚植于世代友好根基。新时代，随着中沙战略合作层级不断提升，中沙文明交流互鉴也不断向中文教育、图书翻译出版及民间活动等领域延伸及扩大。在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中沙文明交流互鉴是基于战略规划、国家理念、经济合作、文化价值多层次的现实逻辑，也是双方在面对全球挑战时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面向未来，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势必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相关的风险及挑战，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沙应树立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积极形象，讲好文明交流互鉴的“中沙故事”；借助新科技，从文化差异中寻找文化共鸣，并鼓励多元化和全民化的主体参与，以“青年之力”架起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探索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路径。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向全世界树立了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典范，为中东地区发展注入更多积极因素，成为实践“全球文明倡议”的中东样本。
关键词
全球文明倡议；中国；沙特；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简介
杨慧，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金忠杰，博士，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正文
文明交流互鉴是指不同文明在相互承认与彼此尊重基础上，倡导不同文明通过沟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并交流互鉴，进而推动不同文明多元共生、包容共进。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并明确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8年6月，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以“文明观”的概念进行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是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基础，超越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通过多途径、多渠道的方式，不断夯实巩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新时代大国合作注入强大活力与动力，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沙特的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海湾事务、地区合作、大国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中国与沙特的友好关系在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正如海湾研究中心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格尔（Abdulaziz O. Sager）所言：“中沙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可以影响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因为这种伟大的关系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利益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在世界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将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优先方向，中沙利益越来越趋同，中沙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更加凸显。中沙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也逐渐推动了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峰会发表《利雅得宣言》，提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意在新时代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纽带作出努力，呼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对特定文明的歧视和偏见，反对不同文明冲突的理论。202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中方愿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并强调建立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中沙文明交流互鉴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延伸，也是中沙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球文明倡议”的推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学界对于中沙关系及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将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置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沙特历史交往的框架下进行考察，相关研究着重探究不同历史阶段中沙人文交流的历程及特点；二是探析中国和沙特之间战略对接及发展理念相契合的实践路径，相关研究侧重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的对接；三是探索中阿及中沙两大文明之间价值观的共性。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均关注到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对于推动各自国家发展和整体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但对于中沙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延伸性和内部逻辑性的综合研究尚待深入。因此，本文在全球文明倡议的大背景下，从历史回溯、现实逻辑、未来路向三个层面来探究中国与沙特的文明交流互鉴，以期更好地厘清中沙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并为中国与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有益参考。
一、中国与沙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回溯
中阿关系绵延千年，沙特作为古代阿拉伯半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交流与互鉴”贯穿中沙关系发展的始终。历史上，中阿（中沙）两大文明相知相交、紧密联系，并取得了丰硕的文明交流成果。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传承于千年历久弥坚的友谊，扎根于相知相交的历史记忆，这不仅是中沙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体现，也是中沙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
（一）古代中阿（中沙）的文明交流互鉴
古代中国与沙特的文明交流互鉴主要是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互动交融的大背景下，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途径，通过官方的使者派遣、商贸往来和海洋航行，促进了早期中阿文明的接触和沟通，加深了地区间的了解和友谊，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桥梁。中阿间的友好关系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在汉朝之前，中国就与中亚及西亚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初步接触。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中阿之间的交往日益繁盛。汉和帝永元九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西域，抵达条支，进一步加深了中阿之间的往来。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势力扩展至中亚河外地区，与唐帝国的边境接壤。地理空间上的距离缩短，加快了唐阿之间的交流。根据阿拉伯文献的记载，该时期中国与沙特已有交往。巴克利在《疑难国名地名辞典》中记载：“加尔是位于麦地那附近海岸的一个村落，来自埃及、哈白什、巴林和中国的船只在这里停靠。”916年，艾卜·宰德·哈桑在阅读了《故事的链子》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并完成《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该书不仅记述了阿曼至中国之间的海洋和岛屿，还描述了中国的工艺、绘画、物产、生活习惯、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外贸政策、税收和货币制度等。
元代时，中国、中亚及西亚诸国均囊括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人员来往频繁、东西交往畅通发达。当时航海家汪大渊到达了包括沙特麦加（天方）、也门的亚丁（哩伽塔）等地在内的阿拉伯地区，并将他的远游见闻撰写成《岛夷志略》一书。 汪大渊回国后第八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来访中国，其所见所闻最终编录为巨著《伊本·白图泰游记》。《岛夷志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成为中阿人民了解彼此的桥梁，也是研究中阿关系的重要文献。明代时期，政府“怀诸侯”“柔远人”的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使节来访。明一代时，来自麦加、麦地那和埃及等地区的使者高达40人以上，有的还留居中国数年不归。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了沙特的哈萨（剌撒）、麦加（天方）、麦地那（墨德那）以及阿曼的佐法尔（祖法儿）等地区。在最后一次出海时，郑和船队到达麦加的往返行程历时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即天房图真本回京”，加深了中国与阿拉伯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经济及文化交流。尽管在明末清初时期，中阿关系由盛转衰，但文化经贸交流仍旧存续，并对双方的关系发展持续发挥作用。
（二）中沙正式建交前的文明交流互鉴
中沙正式建交前，两国的文明交流互鉴主要以民间交流为途径，以“朝觐”为核心，伴随着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发展。近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均陷入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命运，官方层面的沟通交流也因此中断，但民间渠道的人文交流仍活跃。鸦片战争以后，诸多学者、宗教人士、华侨通过游历、学习、朝觐、译书著说等方式，搭建起民间人文交流的桥梁。1845年，学者马德新在麦加朝觐后回国，根据游行经历完成《朝觐途记》一书，介绍了麦加、开罗等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及其社会文化。1931年，学者马坚在埃及留学期间，对多本中阿著作进行了翻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及当时沙特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经历了长时间的冰冻时期。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朝觐圣地，该时期以朝觐为核心的人文交流对两国关系的“破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沙关系也开始出现转圜。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同时任沙特王储兼外交大臣的费萨尔亲王会面，商榷中国朝觐事务。同年，沙特政府宣布同意接待来自中国的朝觐团。1955年至1965年，中国每年都派赴沙朝觐团。文革时期，萌芽初显的中沙朝觐受到影响，我国赴沙朝觐之行被迫中断。也因沙特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投票中投反对票，导致此时期的中沙人文交往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变动叠加中国国内政治局面变化，中国对外政策进行调整，中沙关系也逐渐缓和。同时，经过美国和科威特、北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的牵线，沙特在邓小平访美的当年同意向中国大陆朝觐团发放朝觐签证。恢复朝觐后，中沙以宗教领域的交流作为突破口和桥梁，双方多次派遣人士进行人文交流，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为促成两国建交打下基础。
（三）中沙正式建交后的文明交流互鉴
中沙正式建交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持续发展和经贸交易的频繁往来，直接影响了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推动着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向范围更广、层次更深、领域更宽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美苏冷战的终结，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沙两国的政策几乎同时摆脱意识形态差异的束缚，现实国家利益诉求代替意识形态分歧，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沙特国家馆成为园区内最受欢迎的展馆之一，其展现了沙特的文化特色和地区风格，成为中国民众了解、认识和喜爱沙特的桥梁。2013年，第28届“杰纳第利亚民族遗产文化节”在利雅得举行，中国作为主宾国应邀参展。通过中国馆的展示和“中国风”户外演出等活动，向沙特及阿拉伯世界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风采风貌，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两次代表性的文明交流活动均在中沙引起了巨大反响，彰显了中沙文明所释放出的强大吸引力，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可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中沙两国关系历久弥新、绵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自“丝绸之路”的开辟至今，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历经千年而不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为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提供有益经验。首先，中沙文明交流交往厚植于世代的友好根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传承，这为中沙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因此，中沙文明交流互鉴要以历史为根基，深挖文化历史资源，共享历史记忆，丰富文明交流内容。其次，发挥元首外交在中沙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历史上，通过使者派遣、官员互访等方式，官方搭建的文明交流之路为中沙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当下，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发展两国关系，不仅可深化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可推动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提质升级。最后，历史上中沙关系发展一度出现过停滞期，但以朝觐、书画流传等为途径的民间往来却并未停止，并成为缓和中沙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及维系关系的纽带。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也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中沙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二、新时代中国与沙特文明交流互鉴的现状
随着中沙战略合作层级不断提升，新时代中沙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更加凸显。中沙文明交流与交往的领域也不断延伸及扩大，主要体现在中文教育、图书翻译出版及其他诸多民间活动方面（见表1）。
一是以语言为基石，奠定文化交流合作的基础。全球化时代，语言学习作为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桥梁，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沙特的中文教育起步较晚，中沙建交后，两国之间的语言合作仅局限于大学之间的对口合作。2007年之前，在中国留学的沙特学生人数不到百人。直到2010年，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开设了中文本科专业后，沙特中文教育才正式起步。自沙特阿卜杜拉国王奖学金计划实施，从2007年到2016年这十年间，超过1,500名沙特学生陆续来到中国深造。2017~2022年间，在沙特四所公立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已达到688名。2019年，沙特阿拉伯宣布将汉语教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截至 2022 年底，已有11 所沙特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此后，中沙两国还签署了多个中文教育协定，建立孔子学院。与此同时，致力于中文教学和培训的机构在沙特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24年8月，首批175名中国教师前往沙特利雅得、吉达等城市的中学开始任教，展示了弥合语言鸿沟的切实承诺，也打开了沙特青年了解中国文化的新大门。
二是以书为媒，打开沙特民众了解中国之窗。沙特研究与知识传播中心主任叶海亚·马哈茂德·本·朱奈德（Yahya Mahmoud bin Junaid）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沙特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利用出版物、书籍和视觉媒体等方式，向世界呈现了中国的伟大复兴和持续发展。近年来，在“中沙经典和现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丝路书香”等项目的助力下，中国与沙特图书翻译及出版的数量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中沙两国的图书翻译与出版合作向双方民众提供了互相了解的窗口，也向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外读者展现了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彰显着中沙、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日益紧密。
三是以民间活动为桥梁，搭建民心相通之路。2024年9月，中沙高委会第四次会议确定将2025年定为“中沙文化年”，以期通过各类人文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间的民心相通。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活动为渠道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活跃性强、包容度大和灵活性高的特点，其将两国的社会精英、民间协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作为文明间交流合作的重要角色，通过博览会、文化节、学术交流、特色集市、旅游活动等方式，体现了非国家力量、非权力因素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价值和作用，不仅有助于加深两国的民心相通，也推动了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蓬勃发展。
新时代以来，中沙文明交流互鉴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内容的多样性。一方面，中沙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始终承认、尊重、维护彼此文明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容也逐渐向多样化发展，涵盖了中文教育、图书翻译出版、影视文化、艺术表演、旅游及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二是主体的互利共赢性。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并非是单方面的文化传播和攫取利益，而是在相互尊重及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架起平等对话的桥梁，进行持续性的互动和交流，从彼此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从而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不仅是对自身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回应，展现了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发展新图景。三是未来发展的向好性。从新时代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案例可知，近年来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次数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频次不断提升。并且，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容也从语言、旅游等传统项目转向图书翻译出版、影视合作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新型项目。种种迹象都展现出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蓬勃发展，凸显出持续的向好趋势。
三、中国与沙特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逻辑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战略格局复杂动荡，大国关系处于频繁博弈与调整中。沙特虽然是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但建交后中沙双边关系却逐渐呈现出“起步晚但发展迅猛”的特点，两大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不断深入发展。究其缘由，中沙不同文明间进行的交流互鉴，不仅是基于战略规划、国家理念、经济合作、文化价值多层次的现实需求，也是双方在面对全球挑战时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体现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一）战略规划层面：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大势所趋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阿拉伯国家陆续提出“向东看”战略，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东向政策”初显。在中东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2022年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举行，将中阿合作推到一个全新高度，也预示着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已是大势所趋。从传统大国关系来讲，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对阿拉伯国家投入意愿和能力下降的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开始有意摆脱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加快谋求战略自主。从战略需要来讲，阿拉伯国家在长期霸权主义的压迫和地缘政治博弈纷争之下，迫切需要“和平与发展”的正能量推动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从国家内部发展来讲，当前中国治理模式及治理理念对阿拉伯国家的吸引力上升，各国纷纷看好“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希望在“非依附”发展模式下，吸取“中国经验”及“中国智慧”，以此为他们提供多元化和对冲的机会，实现各自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中东承担着消除和平之殇、破解发展之困的迫切任务，中国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正能量，回应中东人民向往和平、期盼发展的夙愿。由此，种种因素叠加更加快了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步伐。
而作为中东地区大国的沙特在2006年国王阿卜杜拉登基首访中国后，也正式开启了其“向东看”进程。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及沙特自身转型的迫切需求，其全球外交风格从防御现实主义走向积极作为，“东向政策”不断得到强化，而“向华看”是沙特当前“东向政策”框架下的主要着力点。沙特采取“向华看”外交的背后其实也是基于本国切身利益的需求，是在局部冲突中寻和平、在内外压力中求发展的战略考量。沙特以“2030愿景”积极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意图与中国谋求新的战略合作点，当前沙特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已发展为包括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在内的多元性合作。《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的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Samir Ahmed）认为：“阿拉伯世界只有从文明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视角出发，才能够与中国建立紧密的关系。”在沙特不断推进“向华看”的进程中，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作为双方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推动力量，对于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在另一层面也映射出，在传统的政治、经贸交往之后，中东国家也开始真正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认可和接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这也体现了沙特“向华看”愿望的增强，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为中东国家从“向东看”到“向东行”的转变提供了积极案例。
（二）国家理念层面：中沙两国国家发展期望、理念及战略高度契合
一是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期望契合。自近代以来，尽管阿拉伯地区陷入发展迟滞、政局动荡、文明迷失的状态，但阿拉伯人民从未放弃过重振阿拉伯复兴事业的理想，这就是“阿拉伯梦”。 2010年底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世界坚定地走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民族复兴道路上。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景。 “阿拉伯梦”所寄托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期望与“中国梦”相契合，“中国梦”与“阿拉伯梦”的交汇与对接不仅为中阿双边关系的发展寻到了共鸣点，也为两大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赋予了共同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约旦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在其著作《东方的复兴》中强调，与十年前相比，阿拉伯世界认识到从文明而非利益的高度认知和推动中阿关系至关重要，与中国形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是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加强同中国的务实合作，已成为阿拉伯国家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首要选择。中国与沙特合作的深化，是沙特“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互动的成果，也是沙特民族梦与中国民族梦的融合和创造性互动，这种融合基于悠久的历史经验。中国与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共同携手发展，促进两大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可深化双方的人文合作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实现“中国梦”与“阿拉伯梦”和“沙特梦”的同频共振。
二是与“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契合。回顾历史，相似的反殖民反霸权的历史记忆促使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拥有着相同的发展期望。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积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随着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多元平衡”思想再次成为主流，聚焦发展合作的意愿空前强烈。尤其是处于新挑战与新机遇共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中国所倡导的“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与实践持续释放吸引因子，给新形势下广大阿拉伯国家实现国家发展及地区合作提供了新的启迪和新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文明交流互鉴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共同的发展理念加持下，中国和沙特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地区和平、多元发展、文化繁荣注入正能量。
三是与中沙发展战略的高度契合。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与沙特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这为两国创造了更大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作为中国和沙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重要体现，体现了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两条不同但又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表示，丝绸之路倡议和中国的战略方向与沙特王国的“2030愿景”高度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具有天然的协同作用，中沙将会产生更密切的合作。发展战略的契合也是发展机遇的共享，沙特“2030愿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不仅架构起了经贸发展之路，也发挥着作为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文化意义。通过一系列人文交流活动，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同”与“通”，促进文明成果共享，实现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体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三）经济合作层面：中沙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的融合发展
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自中沙建交以来，双边关系逐渐从“政冷经热”走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共同发展。中沙双方高度重视文化经济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沙之间文化与经贸间的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双边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也是双边大国关系的有力支撑和内驱动力。“2030愿景”下的沙特期望摆脱石油依赖，推动本国经济向多元化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促进了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沙特的文化消费市场存在巨大潜力。一方面，沙特民众的消费能力高且消费欲较高。据预测，到2030年，沙特民众花费在国内文体娱乐活动上的费用将达到85亿美元，增长近10倍。但沙特国内当前的文体娱乐消费项目较匮乏，无法满足沙特民众的需求。另一方面，沙特从政策及资金方面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大力支持，实施了较为开放的政策，对文化部门进行改革，并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打造新未来城、红海新城、奇迪亚娱乐城、德拉伊耶遗址项目等。
沙特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潜力以及中国在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为中沙两国合作创造了新的增长点，通过影视、娱乐、媒体、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合作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中沙之间的密切合作。2022年12月，中国与沙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两国在多个领域达成务实合作，为中沙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增添动力。中国与沙特均为文化资源丰富的大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中沙文化产业的合作提供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为经济发展赋予了重要的人文价值。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是两国文化产业合作的历史基础，而文化产业合作进一步推动了两大文明在新时代的交流与融合，促使文化“软实力”协同发展成为经济“硬支撑”的重要引擎，为中沙全面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四）文化价值层面：中沙对于文明价值观的共性坚守
从文明价值观来看，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而且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一个价值的共同体，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个“文明”的共同体。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理念。文明价值观的共性是文明交流互鉴、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中国与沙特虽然国情不同，但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是相同的。两国的文明价值观高度契合，并呈现出相似的文明交往观念。
中国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自古延续至今，且中国历来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始终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各文明之间的平等、和谐和包容对话。“全球文明倡议”中也提到：“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中阿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以及新时代各国文明包容互鉴、交流合作的现实实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合”的理念，也彰显出中国和沙特持续友好合作背后的价值支撑。同时也证明了，只要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那么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沙特的文明价值观中也包含着崇尚和平、倡导包容与共存的内容。当前，“共存”和“多样性”是政府致力于在社会中构建和传播的两大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念正在通过沙特的教育体系被灌输和诠释，并逐渐被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所认同和接纳。同时，沙特也秉持“以文明对话消解矛盾冲突”的理念，推动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对话”，提倡文明互鉴，支持“文明共生论”，反对“文明改造论”。2012年成立的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宗教和文化间对话中心(KAICIID)及2016年成立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民对话中心(KACAND)均是沙特“以文明对话消解矛盾冲突”的文明价值观的现实体现。沙特文化部副部长哈米德·本·穆罕默德·法耶兹（Hamid bin Mohammed Fayez）曾提到：“我们始终秉持一种双向交流的理念，积极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化，同时也热情地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并以信任和尊重为基础，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与互动。”
在国家价值体系中，有部分价值具有民族性、特殊性，它们属于国家自身价值体系；有部分价值具有共同性、普遍性，它们归属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尽管不同文明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恰恰是多元化的文明构成了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和文明财富，而多元文明间的交流、交融及互鉴的关键点就在于“共同价值”的契合。而不同文明以共同价值理念为遵循，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及共生互融，体现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和沙特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找到了不同文明的共处之道，双方对于相同“文明”价值观的坚守，不仅促进了双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不断深化，为中沙关系的长久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鲜明体现。
四、中国与沙特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路向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战略格局复杂动荡，大国关系处于频繁博弈与调整中。各国对加强团结合作的认识更为深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更多认同。中沙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超越了传统的能源伙伴关系，丰富了战略伙伴的意义。面向未来，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沙文明交流互鉴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相关的风险及挑战。探索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路径，多渠道加强中沙之间的“文明对话”，在国际社会树立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形象，打造携手与共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对“全球三大倡议”的现实回应，也是中阿双方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并将为地区发展注入更多积极因素。
（一）中国与沙特文明交流互鉴面临的挑战及风险
一是外部国际环境频繁变动，中沙文明交流互鉴易受西方话语干扰。近年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频繁波动，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沙特又直接或间接卷入其中。虽然随着中东国家“和解潮”由弱变强，尤其是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和解并恢复外交关系，使中东国家的和解进程走出了积极的一步。但固有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这为中沙之间的战略对接和文明交流交往带来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且，随着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加之在一些美西方政客的炒作和煽动下，“文明冲突论”及“文明优越论”依然盛行，“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伊斯兰威胁论”等谬论甚嚣尘上，企图干扰、阻挠和破坏中沙交流互鉴与合作共赢。对于中国和沙特日益紧密的关系，西方舆论“酸葡萄心理”作祟，不断炒作所谓“中沙关系与美沙关系不可比”“中东权力真空论”等论调，严重影响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形象。
二是沙特社会文化改革尘埃未定，社会文化环境及国家政策的适应性壁垒都较高。近年来，沙特自上而下的加速推进世俗化改革进程，教义管控的“铁板”逐渐松动。在“抛弃‘极端伊斯兰’重返‘温和伊斯兰’”的理念推动下，沙特通过对女性及青年赋权、取消宗教警察调查权、逮捕权和审讯权、开办“利雅得季”“吉达季”等娱乐主题活动、开设电影院及电子游戏厅娱乐休闲社交场所等措施，使沙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但由于沙特社会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瓦哈比教派与现代沙特王权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因此，不能把沙特的社会改革等同于大规模的世俗化改革，它既包含着寻求伊斯兰教温和化的内容，也受到伊斯兰教的制约，只能是一个缓慢而适度的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沙文明交流互鉴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稳定性，沙特国内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国家政策的变化都将是可变因素和待考量因素。
三是中沙文化背景差异较大，文化共性难求。由于中沙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及历史文化背景，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也大不相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不同国家间极易产生陌生感与不信任感，中沙在进行文明交流互鉴时易形成文化圈层隔阂，造成理解和认同阻力。基于不同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沙民众在交流交往时难寻到文化共性，往往会以自己圈层的文化作为标准和参照去评判其他文化圈层，难改变对对方文明与文化的固有认知和看法，易产生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影响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效果，也进一步增加了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难度。
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参与主体单一，普通民众的参与渠道有限。当前中沙文明交流互鉴仍是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参与主体也主要以政府人员、外交人员在内的精英阶层为主，参与主体较为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究其缘由，也是普通民众参与文明交流的渠道较为局限。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渠道虽然能够开展大规模的文明交流活动，但往往难以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群体，导致交流效果有限。虽然近年中沙文明交流的相关活动已向民间倾斜，如旅游活动、特色集市、高校学术交流等，但是与官方渠道相比依旧存在较大差距。
（二）中国与沙特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路径
一是树立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积极形象，讲好文明交流互鉴的“中沙故事”。一方面，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与沙特之间以和平、尊重、信任为前提的文明交流互鉴可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形象，讲述中国和平友好交往的故事，传达“中国善意”，不断明晰和丰富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于沙特而言，早期沙特一直想向世界传达的国家形象是“以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为政治基础，以石油能源为经济基础的伊斯兰世界领袖及核心国家”。因此，沙特最初主要依靠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树立权威、以庞大的石油资源积累财富和开展金援外交三种手段来塑造国家形象。但自中东剧变以来，沙特政权的宗教合法性被质疑，大国权威减弱，且以石油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也将沙特形象被深深打上“石油大国”的烙印，沙特的大国形象在陷入危机的同时也走向单一化。因此，扭转及优化国际形象成为沙特需急切解决的问题。从“2030愿景”不难看出，如今沙特将本国形象塑造定位于“拥有繁荣兴旺的经济、充满活力的社会及雄心勃勃的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而沙特与中国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恰恰为沙特大国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及重要途径。这不仅有助于沙特打破以“石油大国”为标签的单一形象，也可通过与中国的友好合作扭转国际对于沙特的刻板印象，树立沙特充满活力且多元化的国际形象。
另一方面，随着中沙之间各领域交往合作日益深入，中沙之间的政治经贸往来及文明交流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当前大国之间的博弈已从利益博弈、政治博弈转向了核心价值和文化博弈。中国与沙特的文明交流互鉴势必要打破并扭转国际负面舆论，塑造良好的、积极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形象”。借助现代化新兴交际媒体和数字化发展，拓宽国家形象的信息传递渠道，利用媒体报道、数字报刊、智库等多媒体平台，不断传播中沙交流合作的利好信息，向世界讲述中沙之间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互利共赢故事，并表达中国立场，传达中国观点，向世界说明“中东人民是中东的主人，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 更不存在所谓‘真空’”。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不仅造福于中沙人民，也将给世界文明多样化及各国的繁荣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同时，通过媒体大范围、多渠道的宣传，提升中沙友好故事的深度、广度和传播面，以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为典范和引领，向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传递中国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善意信息”和“真实信息”，瓦解负面舆论，化解国际舆情对中国的不利变化。
二是从文化差异中寻找共鸣，加强文化遗产和文化考古方面的合作交流，借助新科技，寻找文明交流的共同记忆。不难发现，文化遗产和文化考古是当前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兴及热点领域。自2016年习总书记访问沙特，中沙签署《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后，中沙之间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考古的交流与合作便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2023年1月，“物以载道——中国与沙特非遗数字展”的举办，为中沙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思路。当前，沙特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数字化转型，这不仅重塑了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借助互联网科技和新兴媒体媒介，中沙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可利用人工智能、VR、5G等技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虚拟艺术展览、交互式历史体验、“互联网+展陈”式的云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文化遗产和文化考古作为中沙两国历史文化的生动诠释，以文物和遗产探寻中沙文明的共同印记及文明交流的历史记忆，可推动中沙文明交流互鉴打破文化圈层隔阂，在文化差异中寻求文化共性。同时将中沙现有文化资源向沉浸式内容移植转化，推动文明交流交往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
三是鼓励多元化和全民化的主体参与，重点加强中沙青年之间的沟通交流，以“青年之力”架起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中沙文明交流互鉴要不断拓宽民间交流的渠道，探索官民并举的模式，鼓励并利用“网民”、记者媒体、华人华侨、儿童、青年等群体的力量，动员全民化参与，实现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多元化群体参与，推动民间力量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其中，尤其要发挥青年群体的作用。沙特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沙特总人口为3,200多万，人口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为2,342多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72.8%，人口占比峰值出现在25~35岁之间。可见，沙特的人口结构偏向年轻化，并出现了“青年膨胀”现象。庞大的青年人口不仅成为沙特国家发展及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积极力量，也架起中沙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尤其是在近年中国和沙特的交流合作中，青年群体逐渐成为两国关系持续发展和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关键推动力，开始扮演着“文化载体”与“传播桥梁”角色，向世界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并且，青年所赋有的创造力和活力，以及更易接收新思想、新变化的特质，使得他们在文明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更易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融与互鉴。因此，中沙文明交流互鉴要更好的鼓励并支持青年间的沟通交流，发展青年之间的友谊，通过开展语言培训、学术交流、研学游学活动等方式，为中阿青年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平台，使中沙青年交流活动机制化、主题化，鼓励更多的中沙青年参与交流、相互借鉴，从而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促进两国文明的交融与传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沙特青年的复信中所强调的，青年一代是中沙、中阿友好的未来，并鼓励沙特青年学好中文，为增进中沙、中阿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五、余论
虽然中国与沙特之间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的交往一直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这也是中沙关系能够历久弥坚、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因。而中沙伙伴关系已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能源贸易的单向关系，随着两国关系的持续多元化发展，中沙关系将成为地区经济和安全格局的重要特征，也将成为中国在中东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为推动中国与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中沙合作在相当程度上是中阿合作的缩影。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实践新发展观、亚洲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和文明观的重要舞台，也是通过“一带一路”推进未来世界格局重塑和国际体系转型必须倚重的政治力量。不论是地缘区位还是国家政治地位，沙特均处于诸多地区问题的核心位置，其外交动向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战略走向，在推动中阿全方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中沙文明交流互鉴面临的问题及风险具有代表性，这也广泛存在于与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交流合作之中。解决好中沙文明交流互鉴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将为中阿友好交往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寻求重要机遇。
第二，文明交流互鉴在中沙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的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巩固了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架起了双方间理解及信任的桥梁。不断黏合国家关系、拉动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中沙合作交流注入丰富的人文滋养，拓展并创新了合作领域。新时代的中沙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中沙在各领域深化合作的重要驱动力，推动着两国关系的全方位发展。中沙两国也有望通过“文明对话”的方式来寻求双向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更好的化解国内外压力，提升两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中沙的历史友好关系及多元化的合作交往不断释放利好信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中国提出的“全球三大倡议”及一系列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契合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需求，正获得包括沙特在内中东地区的积极评价。中沙在人文交流领域合作意愿强烈且成果颇丰，中国与沙特的文明交流互鉴体现了中阿关系不断深化的总体趋势。在未来，中沙之间文明交流的成果将不断释放出“利好信息”，吸引更多的国家及地区实现平等对话、有序沟通，通过平等友好的文明交流互鉴消弭彼此间的错误认知、增进互信。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有助于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沙文明交流互鉴体现了人类社会应有的文明观，也是当今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精神财富。中沙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和事实也向世界充分证明了，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的提出不是西方所谓的“地缘政治战略”，并未填补“地区真空”，也不是为了谋求中国的“势力范围”，更不是为了输出“中国模式”。新时代的中沙文明交流互鉴，是以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来促进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及包容发展的积极实践，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同时，这也是中国“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中东治理观的具体体现，是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创新尝试，其本质是中国对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诉求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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