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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袭击时,无论是哈马斯还是世人,恐怕都不会想到此次袭击引爆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会持续至今仍未结束。如今加沙战事未了,黎以冲突又成为“第二战场”,以色列“七线作战”,与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的对抗全面显形。今年11月6日,曾力挺以色列的特朗普宣布赢得美国大选,中东局势面对越打越气势汹汹的以色列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本轮巴以冲突带给中东地区的影响?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为何越打越胆大?“抵抗轴心”的命运走向及其与以色列的对抗,又将如何影响中东的未来?本刊特专访并约请相关学者对上述话题进行解读。以下是第三篇:《“抵抗轴心”的命运与中东的未来》。
——编者手记
“抵抗轴心”是美国、以色列等国认为由伊朗领导的“恐怖网络”,成员包括伊朗、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民兵组织等。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不仅猛烈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所谓伊朗“代理人”,还多次与伊朗进行直接军事互攻。时至今日,“抵抗轴心”力量已遭受严重摧残,中东或许正在酝酿新的变化。
何为“抵抗轴心”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此前的巴列维王朝虽未正式外交承认以色列,但国家发展世俗化、与美国交往密切、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复杂的特点,使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以色列有诸多互相靠近的理由。彼时伊以关系良好,比如伊朗会供给以色列石油、以色列也助伊朗建设安全力量等。但这一进程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而宣告终结。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及其他不满现状的力量,愤恨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及其与美国构建的被认为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畸形关系,因此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于1979年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将国家定位为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领袖。
基于这种定位,伊朗非常关注中东穆斯林的遭遇,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土地等残酷政策,是新生的伊朗政权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推翻巴列维王朝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势力立即将德黑兰的以色列事实上的大使馆,转交给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对于1987年在反抗以色列占领过程中成立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伊朗给予大力支持。
围绕巴勒斯坦问题,伊朗与以色列的“互相怨恨”不仅仅体现在巴勒斯坦上。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对黎巴嫩境内巴解组织游击队与叙利亚驻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仅几天便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就是所谓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从根本上讲,它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延伸。在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过程中,黎巴嫩什叶派反抗组织真主党成立。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真主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组建的世界上武装最严密的非国家组织,其业务已扩展到叙利亚,并帮助在伊拉克、也门等地培训与伊朗有关的团体。2006年,由于反对以色列封锁加沙,真主党突袭以色列北部,随后与以色列爆发激烈冲突并被认为取得“辉煌成功”。此后,被认为与伊朗关系非常密切的真主党就成为以色列的心头大患。
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被认为是“抵抗轴心”的又一个主要成员。1992年,作为也门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领袖的侯赛因·胡塞,掀起了“青年信仰者”运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青年信仰者”对美以的批判与反对日益升级,这导致其与亲美的也门政府关系不断恶化。2004年,胡塞死于也门政府军之手,“青年信仰者”逐渐被代称为“胡塞运动”以示纪念。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也门陷入更大的混乱,“胡塞运动”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伊朗被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还使伊拉克这个大部分国民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国家产生了一些民兵组织,其中一些成员曾遭受萨达姆政权的迫害被迫流亡至伊朗。长期与伊朗对抗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与伊朗关系迅速升温。外界广泛认为,伊朗对反美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些组织在伊朗的支持下也逐渐壮大。
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密切联系在两伊战争期间就已清晰可见,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叙利亚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坚定站在伊朗一边。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美国等多国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外界普遍认为伊朗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援助,最终使其成功避免倒台,伊朗还在叙利亚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存在。阿萨德政权原本就被以色列视为敌对政权,如今以色列仍占领着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现在更为强大的敌人伊朗又在叙利亚建立起军事存在,以色列更加心存忌惮。
不同于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从信仰层面讲,“抵抗轴心”的重要成员哈马斯是逊尼派穆斯林团体。这说明教派并非成为“抵抗轴心”成员的核心要素,反以反美才是“抵抗轴心”更为鲜明的特征。不过,与其说“抵抗轴心”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进攻阵营”,不如说它是一个因遭遇侵略与压迫而产生的防御性“抵抗”组合。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抵抗轴心”发展得相当顺利,哈马斯、真主党等力量对以色列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安全威胁。
遭遇严重挫折
以色列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突袭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其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以色列认为此次袭击与伊朗脱不了干系,并制定实施了逐步摧毁伊朗“代理人”的作战计划。
时至今日,哈马斯的军事力量已基本被摧毁,政治影响力也直线下降,真主党也遭受重创,而以色列对两者的打击仍未停歇。基本可以断言,已度过最艰难阶段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还会继续打击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轴心”。至少在短期内,哈马斯等巴勒斯坦势力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已基本被解除;在固有军事领导层几乎被全歼、特别是作为精神领袖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被“定点清除”后,真主党的有生力量也还会继续遭到以色列的围剿。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还是伊拉克民兵组织,都是非国家武装组织,它们虽在各自国家或更大行为体内获得了一定支持,但也都面临强大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伊朗在这些组织所属国家内部也颇有争议。所以,一旦这些势力遭遇美以等国的强力打击,它们往往无法获得本国政府或国内其他势力的实质性支持。同时,正面临国家重建重任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也不希望本国成为伊朗与美以斗争的战场或砝码。此外,在伊朗国内,不赞成本国与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抵抗力量”站在一起的国民大有人在,因为将有限的外汇等资源用在国内发展上是更多伊朗人的心愿。
正在重塑的中东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袭击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还未被给予充分认识。尽管“抵抗轴心”成员一再彰显自己的斗争决心,伊朗也一再表明对其他“抵抗力量”的持续支持,但毋庸置疑的是“抵抗轴心”的战斗力和对地区的影响力已步入下降通道。若伊朗希望保持甚至增强本国地区影响力,恐怕已不能再指望“抵抗轴心”,或需另辟新径发展国家。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反美反以一直是伊朗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但在45年后,伊朗仍拒绝承认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以色列国家合法性,仍将反美视为自己合法性的来源,如此坚持是否真的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吻合?考虑到伊朗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内部发展之急需,伊朗或需考虑调整本国对外政策使其更加“与时俱进”。
“抵抗轴心”的力量被削弱也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可大肆庆祝。几十年来的中东乱局一再证明,伊朗—以色列对抗关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悬而未决,是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两大关键因素。尽管以“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早已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若没有一个可获得巴勒斯坦人民认可的方法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那么即使以色列摧毁了哈马斯,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反抗也难以消失。强力压制或可赢得一时安宁,但不能获得长久和平。若以色列不反思调整自己的巴勒斯坦政策与中东外交政策,那么“抵抗轴心”被削弱也无法给以色列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历经多年“代理人战争”后,今年伊朗和以色列已两次互攻对方本土。在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内塔尼亚胡再次对伊朗人民发表讲话,强调要与伊朗人民一起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看出,特朗普的当选带给内塔尼亚胡与很多以色列人信心,他们认为美以一道重塑中东的时刻已经来临。在这些以色列人看来,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解决问题的最终之道。然而,这条路很可能走不通。笔者目前的担忧之一是,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相对顺利的军事打击会蒙蔽一些以色列人及其支持者的双眼,认为一切皆可用武力解决。但诸多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并不乐见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今年11月11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上首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称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的行动,同时呼吁以色列“尊重伊朗主权,不要攻击伊朗”。11月1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与以色列断交,并表示未来也不会继续发展双边关系。这样的表态值得以色列重视。
接下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存在变数。本轮巴以冲突已导致美国内部出现最为强烈的支持巴勒斯坦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各界对以色列的批评亦达到新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曾大力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美国也不得不考虑自身利益。特朗普在首次执政时曾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他如今却未必会继续如以色列所愿强力对抗伊朗。11月14日,美媒报道称,特朗普高级顾问埃隆·马斯克在纽约会见了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讨论化解美伊矛盾事宜。事实上,就当前而言,美伊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两国关系走上缓和比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更大。
中东的确需要改变——需要变得更稳定更和平,但这种局面不能也不会依靠消灭地区某一个主要国家或其政权来实现。处于中东风暴眼的以色列和伊朗唯有和解,而非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真正增强自身安全并推进地区和平进程。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伊朗与美以关系若能缓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中东和世界之幸。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BZZ102阶段性成果。本文截稿于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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