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热点】族群地域化及对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影响：基于也门案例的分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6期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疆域内的多个族群整合为民族共同体。然而，当数个族群强化在各自聚居地内的身份认同时，就构成本文所指的“族群地域化”。族群地域化存在于西亚非洲地区的不少国家里，也门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也门族群地域化的形成有国内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形态、教派认同差异及祖先认知分歧等方面的基础，而在也门民族国家建立及实现统一之后，政府有失公正甚至掠夺性的政策引起不同族群的抗争并以各自聚居地为基础的身份认同不断强化，进而发展出寻求地域内自治甚至独立的诉求。在也门西北部、南部、东部都呈现出族群地域化的趋势，其与构建民族共同体的目标渐行渐远。族群地域化不仅导致各族群身份认同的碎片化，且族群精英的外联化倾向令外部势力乘机介入也门局势，使得也门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础不断弱化，国家面临解构的风险上升；其进一步发展趋势取决于各派族群精英能否通过和解方式建立包容性政府框架。

族群地域化；也门；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

韩建伟，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在现代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单一族群构成的背景下，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就是推动疆域内多个族群向一个“国家民族”整合，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然而，有不少国家存在数个族群以某一地域为单位的聚集现象。地域认同往往与教派、部落等社会文化身份相重合，导致族群身份沿着地理分界线形成自我认同强化的现象，与此同时与其他群体的身份差异扩大。这一情形的出现通常意味着一个国家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失败。本文将其称为“族群地域化”现象。

尽管自古以来就存在族群围绕某一地域而聚的现象，但本文将族群地域化主要视为一个现代事物，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里，国家有失公正的政策常常引发部分原生性族群的抗争并出现内在身份认同强化的趋势，而长期聚居的地域则成为重塑族群身份认同的地理空间基础，地域名称成为族群身份的代名词。族群地域化一旦出现，会对国家形成较强的解构效应。族群地域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同族群之间不仅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共同身份的塑造，反而出现了划分领地式的现象；在内部认同强化的同时因利益的属地化而对其他群体的排他性增强。在西亚非洲地区，族群地域化的问题比较突出，本文拟从理论视角探讨族群地域化的概念与主要内涵，并以也门为案例分析族群地域化形成的基础、演变轨迹及其对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影响。

一、族群地域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一）族群地域化的概念界定

“族群”在英文中的表述是ethnic group。族群的概念经历了内涵不断扩大的过程，最初通常指的是国家中的少数或边缘族群，但也逐渐包括一国里的主体族群。长期以来，关于族群概念的解释基本是文化性的，如弥尔顿·英格尔（J. Milton Yinger）所言，族群是“一个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这部分成员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有着共同的起源并共享共同文化中的重要成分，而且，这些成员还会参加那种代表共同起源和文化的集体活动。”王剑峰在总结国内外族群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族群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共同的一脉相承的文化、一致的种族特征、共同的宗教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祖先的信仰所联结起来的共同体，不管他们生活在落后社会还是先进社会。本文认可上述观点，认为文化性应是界定族群概念的主要标准，但在目前几乎所有族群都被纳入国家治理框架且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是由单一族群构成的背景下，有必要结合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拓展对族群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族群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一部分，是因拥有共同文化身份（如共同的祖先、语言、宗教、习俗等）而产生共同利益诉求（如地位、权利、资源等）的群体。当族群成员认为国家建构能够满足本族群利益诉求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就可以实现共存并能将后者视为最高认同，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就可能实现；但当族群成员认为国家建构令本族群利益受损时，族群认同就会高于国家认同，族群与国家、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发生，民族共同体遂难以形成。正如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拥有多重认同，那么这个社会可以运转得很好。但当这些次国家认同唤起的忠诚超过了对整个国家的忠诚时，问题就出现了。”因此，从族群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角度切入会发现，对族群概念的理解不应仅局限于纯粹的文化解释，族群的文化身份与其在国家中的地位追求、利益感知等是紧密相关的。如很多族群存在将传统聚居地视为本族群文化身份及“势力范围”象征的现象，对民族共同体建构形成长期性挑战。

在西亚非洲的一些国家，族群文化身份与特定地域紧密关联在一起，导致国家形成分裂的局面，严重影响着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国家的统一。如在伊拉克，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被称为“逊尼派三角”的地区。这一地区从伊拉克中部延伸至巴格达西北部，大致包括提克里特（Tikrit）、拉马迪（Ramadi）、萨马拉（Samarra）和费卢杰(Fallujah)等地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主要聚居在以纳杰夫（Najaf）和卡尔巴拉(Karbala)为中心的伊拉克东部地区。伊拉克库尔德人则主要聚集在东北部，具体包括杜胡克省（Dohuk）、苏莱曼尼亚省(Sulaymaniyah)和埃尔比勒省(Erbil)，另外在基尔库克（Kirkuk）、尼那瓦（Ninawa）和迪亚拉（Diyala）三省也有大量库尔德人。伊拉克三大族群因地域而分的格局奠定了后萨达姆时代联邦制分权的政治架构。但三大族群都对现状不满，特别是库尔德人并不满足于联邦制框架，一直谋求以东北部为基地建立独立的国家。可以看出，不同族群的领地化及相互间缺乏认同与融合导致无法形成民族共同体，给伊拉克国家建构带来了严峻挑战。除了伊拉克，黎巴嫩也存在不同族群按地域而区分的问题。黎巴嫩国内族群众多，其人口大致按宗教类型分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部分，但每个宗教之下又分成众多教派，所以教派才是黎巴嫩最主要的族群认同单位。每个教派族群都有传统的聚居地，如什叶派族群主要聚居在以贝卡山谷为代表的黎巴嫩南部地区，逊尼派族群主要聚居在贝鲁特西部、黎巴嫩北部、贝卡中部等地区，基督教马龙派族群主要聚居在黎巴嫩山省和贝鲁特东部地区。随着聚居地教派结构的固化，这些地区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同族群的身份象征。这一特点长期阻碍着黎巴嫩族群关系的和谐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对国家实质性统一产生了消极影响。而对某些族群来讲，族群名字本身就包含地域的内涵，如库尔德人习惯将其居住的家园称为“库尔德斯坦”，字面意思就是“库尔德人的土地”。库尔德斯坦的领地范围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化，大致位于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交汇的山区地带，通常也被称为“大库尔德斯坦”。“大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一直谋求独立的地域基础。库尔德人突出的地域化特征给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及伊朗四国的民族共同体建构都带来了挑战。除了西亚地区，北非国家也存在族群划分领地的问题。如利比亚主要体现为按部落划分族群身份的特征，在后卡扎菲时代，部落身份认同逐渐高于国家身份认同，部落之间围绕地域资源与权力的争夺引发的冲突大量增多，不同地域的部落酋长及精英根据各自的利益与立场深度介入了利比亚内战，加剧了族群领地化倾向。当然，类似的以某一地域为基础的族群身份强化问题并不限于以上提及的国家。

本文将这种按地域而分并将特定地域视为族群身份象征的现象称为“族群地域化”。“族群地域化”具体指的是，已经具备族群认同基础的一群人，因认为自身利益受损及被剥夺感增强导致群体抗争意识的崛起，在抗争过程中以传统聚居地为依托出现群体身份内化及排他化的趋向。族群地域化的进一步发展通常是该族群在一定地域内实现自治或获得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形成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社会政治生态。族群地域化承认族群形成的原生性文化基础，如宗教信仰、祖先崇拜、特定方言及风俗习惯等因素，同时更强调利益与政治因素在推动地域性族群形成中的作用。在族群地域化形成过程中，族群精英通常发挥着组织动员、意识形态宣传与舆论引导作用。族群地域化体现为一种动态性视角，族群地域性身份具有可变性，有可能因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增强或减弱的趋势。

（二）族群地域化的基本内涵

族群地域化是对族群认同超越国家认同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形，即族群将其聚居地作为身份认同的地理空间基础现象从理论层面上的反思。族群地域化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族群地域化承认族群形成的原生性文化因素，但更强调地域对塑造族群认同的“文化—利益”双重属性。虽然地域一般被视为族群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但地域很少被视为解释族群认同形成的关键变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那些惯于从文化视角解释族群认同形成的学者那里，地域只是作为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如弥尔顿·英格尔认为，族群是由语言、宗教、种族及与文化相关联的祖籍地等共同塑造的，单一因素都不能构成族群。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也强调族群形成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认为一个族群一般具有独特的名字、共同的祖先信仰、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包括风俗、宗教、语言等）、附属于某一地域、团结的社会风尚等。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将族群界定为“亚国家”群体, 认为族群拥有共同的血统、领土、历史、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等。

以上学者基本都认可地域或领土是族群认同形成原生性因素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将地域与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因素简单并列在一起并不能充分反映族群的利益属性甚至权力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族群是作为一种利益群体而根据利益来加以定义的”。尤其在不同族群爆发冲突的情势下，围绕特定地域或领土的争夺对强化族群内部认同会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族群及教派冲突中，领土往往与群体身份密切相关；该群体在历史上生活的地区，有的是其圣地可能所在的地区，也有的是其曾一度行使权力并形成主导性文化的地区(或因另一个群体的存在而遭受苦难的地区)，它们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冲突涉及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土地时，‘对领土的象征性依恋往往成为政治决策的首要问题’。”所以，族群地域化意在解释族群受到压迫或不公正待遇的情形，这一情形下与族群密切关联的地域会成为族群表达文化与利益双重诉求的主要依赖基础。

第二，族群地域化主要是由政治精英操纵的动态建构过程，同时具有可逆性。在族群以特定地域为基础进行抗争的过程中，精英与大众都会参与并发挥作用，但上层精英的作用是起决定性的。对族群认同形成持工具论的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精英分子为了自身目的有选择性地选择族群符号对群体进行的动员。而在对众多族群冲突的案例研究之后，唐世平也认为，精英对族群身份认同、恐惧和仇恨的操控是驱动族群政治演变为族群战争的最关键过程。

本文认为，族群地域性认同的增强主要契合地方政治精英的利益，地方精英会利用普通民众的不满与试图改变现状的情绪，通过恢复、强化既有的族群象征符号或创造新的文化认同标志（如共同的祖先、节日、仪式等），重构族群认同的话语体系；通过对本族群以传统聚居地为基础的组织动员（如组建军队、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等），形成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域性分离势力。因此，族群地域化带有强烈的政治建构与工具色彩，这同时说明族群成员对基于某一地域认同的强弱具有可操纵性，尤其是会因族群精英与中央政府博弈态势的变化呈现增强或减弱的趋势。换句话讲，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与族群精英就某些利益关切达成妥协或一致的结果，那么族群地域化的趋势可能会减弱；反之则继续强化。

第三，族群地域化的出现一般意味着对民族共同体目标的反向建构。对多族群并存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讲，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至关重要。这里的“民族”既不是以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为代表的“国家”，也不是主要反映血缘与文化传统的“族群”，而是兼有“国家”内涵的领土、法制因素和“族群”内涵的文化、血缘因素的一个共同体。本文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可从表、里两层进行理解：表层是由国家建构的共同政治身份，里层是由多族群在差异性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文化身份；其中共同文化身份是建构共同政治身份的价值观基础。然而，族群地域化的出现意味着某一族群在长期聚居地内形成排他性文化认同，并同时产生狭隘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对其他族群产生明显的异质性效应，这深刻影响着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共识的构建，也势必对共同政治身份的形成造成严重冲击。因此，族群地域化的出现基本意味着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失败，国家面临解构的风险上升。

综上所述，族群地域化现象在不少国家存在，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值得深入细化研究。本文拟结合也门案例作深入分析。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也门国家的解构与族群地域化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也门虽然存在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但事实上陷入地域性族群纷争与内战的深渊。下文将深入探讨也门族群地域化形成的基础、演变轨迹及对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影响。

二、对也门冲突相关研究的不足及族群地域化视角的适用性

“阿拉伯之春”后，也门萨利赫政权（1978~2011）在抗议声中被迫移交权力，但所谓和平交权的也门模式很快陷入内战漩涡，目前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格局。学界对也门国内冲突及民族国家建构已有不少研究，综合而言主要分三类视角。

第一，部落冲突视角。这一派的主要观点认为，导致也门国内派系林立、内战频发、国家治理失败及分裂的主要根源是传统部落因素的根深蒂固影响。事实上，部落的确是也门国内不同群体冲突的重要社会基础，但部落之间的冲突基本体现为血亲复仇式的小规模冲突，大规模、长期性的冲突通常不是由单一部落或者以部落名义发动的。因此，部落并不是也门不同派系间冲突的主要单位，也门地域之间的冲突带有超部落特征。除此之外，关于部落与也门国内冲突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有研究已指出，也门部落之间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与制度，属于文化同质性单位，在促进成员福利及冲突管理方面具有相同的职能。由于也门历史上长期政治不稳定，部落替代国家为其成员提供稳定的居所和经济支持，特别是在北部，部落发挥的社会稳定功能依然十分强大。

第二，教派冲突视角。这一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也门国内冲突与激进伊斯兰运动密切相关。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呈现出意识形态差异与组织形式多元化特点，特别是激进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加剧了也门国内冲突并对民族国家建构产生消极影响。胡塞武装组织的兴起就是逊尼萨拉菲派在也门西北部快速传播的结果，其实力不断增强导致也门教派之间的冲突色彩加强。而极端伊斯兰暴恐组织，特别是基地组织的进入及长期存在加剧了也门国内的冲突与分裂。但单一教派因素难以充分解释也门国内冲突的根源，且将也门按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差异来划分身份认同也是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栽德派被公认为是温和的什叶派，而沙斐仪派则是温和的逊尼派，两派在历史上一直能够和平共处。当代也门教派冲突有所强化总体上是与地域身份分界线重合的结果。

第三，地方主义视角。这一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也门地方主义根源于悠久的地理、历史及文化因素，但主要还是因南北也门统一后国家治理政策的失误造成的，主要表现为西北高地势力对国家权力的长期垄断、地方省份要求自治的诉求和南方旨在独立的分离运动等形式。这一视角虽对现代也门从建立国家、完成统一到重新分裂的演变历程有较强的解释力，却忽视了地方主义与族群身份认同多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实际上，部落、教派或地方主义等视角都没有真正涉及也门国内族群划分及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问题。而当前大多数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国家制度的建构，与纯粹的族群分析视角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实际情况来看，族群应该是分析也门国内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视角，然而目前学界在该问题上的探讨并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也门人都属于同一个族群——阿拉伯人的缘故。但是，也门国内群体身份的多元化显然不符合作为阿拉伯人共同体的标准；与此同时，单一的部落、教派因素无法成为划分也门国内不同群体身份的充分依据。事实是，“也门人按社会和地理分类，而不按宗教或教派分类。”按照不同地域将也门人划分成不同的亚族群，是由也门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性、社会经济特点、教派结构差异及祖先认知分歧等因素共同塑造的。

首先，不同地域的也门人因长期地理隔绝形成多元身份认同。也门虽然是阿拉伯文明的发源地，但在现代之前几乎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国家。在历史上，也门北方曾以栽德派为信仰建立过地方王朝，但其统治范围并未真正深入过南方。南方则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由大小不等的部落酋长国组成。也门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地理形态的影响，地形复杂多变且相互隔绝。如也门西北高地因高大山脉阻隔形成封闭的地理空间，这一地域群体形成以部落文化与栽德派信仰为基础的身份特征。与此同时，南方人的身份认同在与北方人的长期地理隔绝中也逐渐建立起来。相较于西北高地，西南沿红海低地的经济更加发达且开放，这一地区的部落主义传统也相对淡薄。另外，也门东部因有岩山、沙漠与河谷交错的天然屏障也与其他地区长期隔绝。因此，也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与相互隔绝塑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多元认同，不同地区的人们存在差异性的宗教礼仪、部落风俗及方言文化等。这是也门族群地域化形成的地理空间基础。

其次，也门具有地域分裂的社会经济基础。古老悠久的部落是也门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但与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部落不同的是，也门部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因此没有游牧传统。作为定居的农人，也门部落民对他们的领土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依恋和认同。对土地的强烈认同感深刻体现在也门西北高地流行的谚语中，如“一个部落民的骄傲（或威望）就是在他的土地上（izz al-qabili biladah）”。  定居的部落体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导致也门西北部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形成明显的差异，这成为也门地域性分裂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再次，也门具有地域分裂的教派认同基础。绝大多数的也门人信仰伊斯兰教，但存在作为什叶派分支的栽德派（又被称为“五伊玛目派”）与逊尼沙斐仪派的教派差异，其中什叶派人口大约占35%，而逊尼派人口占65%。栽德派与沙斐仪派自历史上便划地而居，前者主要聚居在以西北萨达省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后者主要聚居在南部、东部及西南沿海地区，教派差异构成也门南北居民身份认同差异的重要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栽德—沙斐仪政治与其说是一种教派主义，不如说是反映了也门高地与中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古老划分。”

最后，不同地域的也门人对祖先的认同存在分歧。南方也门人一般将其祖先追溯到“盖哈坦”(Qahtan)，盖哈坦被普遍视为南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但是并未得到西北民众的普遍认同。特别是在萨达为中心的栽德派核心区，很多人将自己家族系谱追溯至阿德南（Adnan）。阿德南被大部分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中、北部的阿拉伯人视为共同祖先。与此同时，在也门西海岸，主要由历史上从非洲来的移民形成了一个在肤色及语言方面都区别于大部分也门人的非裔族群。另外，在也门东南海域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上，居住着自称是亚历山大东征后遗留下来的希腊人后裔。不同地区的也门人在祖先认同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忠诚原则，也是也门人在不同地区之间长期缺乏流动与融合的映照。

由此看出，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也门已基本形成按地域而分的族群认同基础。20世纪60年代，北、南两个也门国家的先后独立就是这种地域身份分裂的表现。而两个也门在独立后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治理模式又令南北身份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即使如此，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放弃过对统一的努力。当1990年南北也门正式实现统一时，很多民众表示欢迎，“将统一视为解决两个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这也表明，大部分民众曾希望国家实现统一，并不排斥建构基于共同文化与政治身份的民族共同体。但很快在也门北方，以胡塞武装组织为核心的栽德派复兴运动渐成燎原之势，挑战着也门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在也门南方则出现了分离主义浪潮。不同地域的群体在抗争过程中内部认同得到强化，从而形成了族群地域化现象。在也门萨利赫政府被推翻后，族群地域化进一步向着地方自治甚至独立的方向发展。

三、也门族群地域化的演变进程与具体表现

也门族群地域化经历了长期孕育与不断发酵的过程，大致在20世纪年代南北也门实现统一后不久，族群地域化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从地理分布来讲，也门西北部、南部、东部都出现了基于本地域的族群认同强化现象。

（一）也门西北部族群地域化的演变

相较而言，也门西北部的族群特征比南方要更突出，如共同的栽德派信仰、高地部落文化、西北方言及对统一性地方王朝的记忆等。与此同时，也门西北人的所有文化特征都与该地区的地理属性深度融合在一起，有学者认为，仅将栽德主义理解为一个宗教派别是片面的，栽德主义更适合理解为“栽德地区”。另外，仅从部落主义理解该地区的身份认同也是不够全面的。也门西北地区部落成员身份并未成为个体必须对某一部落保持忠诚的关键因素，现实利益及实用主义动机经常令部落成员身份在不同的部落之间转换。但部落间文化的同质性与栽德派的融合，围绕长期定居的土地，构成了西北族群的地域身份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胡塞武装组织的兴起推动着也门西北部的族群身份不断强化，且带有明显的利益与权力诉求。

第一，也门西北族群地域化的兴起根源于因中央政府治理政策所产生的被剥夺感。受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极端落后，这一状况在北也门共和国独立后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使得该地区的居民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执政长达30余年的萨利赫政府对也门西北高地采取的治理政策被称为“赞助—代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从未从地区平衡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角度加强对萨达省及周边地区的扶持力度，而是根据在也门内战中的表现，大力扶持当初支持也门共和国独立的部落，同时打压支持君主制的部落。具体方式是由中央政府向支持共和国的部落酋长提供经济赞助，却并不参与对西北高地的直接治理。因此，国家对也门西北部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对少数部落酋长的财政和经济赞助上，而不是通过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来建设国家。政府与上层部落人物建立起赞助关系，后者被期望与政府合作，这在一定时期内使得也门西北部能够保持稳定，同时令部落制度基本保持完整。然而，赞助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既给也门西北省份带来了相对的自治权，又将其排除在中央政府的发展计划之外；且部落酋长之间为了争夺国家资源相互嫉妒和敌视，酋长也因与政府关系更加紧密而与普通部落民关系日渐疏离。也门西北部普通部落民与酋长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普通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萨利赫政府还对在栽德派享有传统声望地位的圣裔后代萨义德（Sayyid）群体进行打压。胡塞家族就是出身于萨义德阶层，代表了被边缘化的传统精英群体。自90年代以来，胡塞家族主要通过组织动员对现状不满的民众与萨利赫政权对抗，在对抗过程也门西北族群的地域身份得到了强化。

第二，也门西北族群地域化受到与逊尼萨拉菲派争夺领地范围动机的强烈推动。也门西北地区的族群化带有争夺地盘的教派博弈色彩。在历史上，也门沙斐仪派与栽德派在大多数时期能够和平相处，很少因教派差异发生冲突。在也门共和国独立之后，沙斐仪派的部分信众搬到了栽德派的传统居住地。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受到沙特资助的逊尼萨拉菲派信仰者在萨达及其周围地区开始大量兴建学校，对栽德派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优势构成了挑战，削弱了后者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萨利赫政府为了限制栽德派的发展空间，对萨拉菲派在该地区的传播采取默许态度。人口的流动与萨拉菲派影响力的上升导致也门西北部教派信仰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挑战着栽德派在该地区的“主权”地位。 这一状况令不少栽德派信众对萨拉菲派产生了抵制与仇恨心理，成为胡塞武装组织兴起的主要社会基础。胡塞武装组织强调栽德派原始教义作为西北地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因此其领导的运动又被称为“栽德派复兴运动”。“栽德派复兴运动”实际上含有收复被萨拉菲派所侵占“领地”的内涵。胡塞武装组织在对也门西北部的占领过程中，尽管不是反对所有逊尼派别，但的确令“逊尼派与栽德派穆斯林之间有针对性的暴力威胁有所增加”。胡塞武装组织领导的运动也令逊尼派与栽德派人口沿着南北地理分界线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使得南北民众的身份差异更加突出。

第三，也门西北族群地域化受到胡塞精英有组织动员的强力推动。为了获得更多民众的认同，胡塞精英通过运用特定话语、复兴传统节日、组织宗教仪式等手段对西北民众进行持续的动员。该组织在发展的早期，曾广泛印刷包含栽德派复兴主义内容的小册子，如将胡塞领导人的演讲材料分发给民众阅读。胡塞精英重视利用特定宗教节日（如全国耶路撒冷日、先知诞辰日等）对当地民众进行动员，通过演讲吸引大量对现状不满的栽德派民众参与。在占领萨那之后，胡塞精英还复兴了某些在也门历史上不被重视的什叶派宗教节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盖迪尔节（Eid Al-Ghadir，先知穆罕穆德任命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为继承人的日子）。近几年，也门西北部不同部落的民众已经习惯在该节日到来之时聚集到萨那庆祝。早在2009年，胡塞精英已经熟练运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网络平台宣传其宗教信仰与政治主张。目前，胡塞武装组织不仅有规范的网站宣传平台，还通过新社交媒体软件工具宣传其政治立场，如现任主要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就在X（原推特）平台上设有个人账号。胡塞武装组织还利用与政府的长期冲突，将对政府的抗争赋予了合法性叙事，促使也门西北民众形成了共同的记忆、仪式、象征与联想，从而维持了群体的团结。因此，胡塞精英的政治组织与动员对也门西北族群地域化的不断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胡塞精英还通过对敌人他者形象的塑造来强化其正义形象，从而促进了也门西北族群认同的强化。胡塞精英将自身描述为真主的信徒，而将也门政府描述为“与真主、他的书（《古兰经》）和他的宗教作战”的对手。2002年，胡塞武装组织公开喊出了“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犹太人受诅咒、伊斯兰教胜利”的标志性口号，赋予了该组织反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成为动员西北栽德派民众的重要信念基础。在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联军介入也门内战之后，胡塞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将沙特描述为“披着伊斯兰外衣的帝国主义，其目的是推广瓦哈比教义的传播”，以此来加强对也门西北民众的动员。因此，通过对敌人他者形象的塑造，胡塞武装组织促进了也门西北群体作为一个族群身份认同的强化。

可以看出，也门西北的族群地域化带有西北高地文化的独有特性并凸显了强烈的利益与权力诉求，是一个主要由胡塞精英有组织动员的过程。

（二）也门南部族群地域化的发展轨迹

与也门西北地域比较突出的族群性相比，南方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族群。从形态上看，南也门人并不具有西北也门人较强的集体身份认同。但南也门人看似松散的状态，却具备将其称为族群的条件，如共同的祖先认同（盖哈坦）与主要信仰沙斐仪派的教派认同，奠定了南也门人作为一个亚族群的身份。而与北方迥异的地域自治文化对南也门人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北方曾经存在强大的伊玛目王朝不同的是，南也门在现代之前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偶尔会被来自北方的王朝所征服，但北方对南方的统治一般是短暂的。因此，在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亚丁之时，发现南也门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实际上，南方各部落酋长国之间一直有从历史上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自治传统。这塑造了南也门看似松散，却作为一个“南阿拉伯人”共同体的身份,也构成了在民族国家独立浪潮中南也门民主共和国（1967~1990）建立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南也门人也曾经对与北方实现统一抱有期望，但在实现统一后不久，南方分离运动就开始出现，此后南方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体身份在抗议萨利赫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使得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南方越来越像一个在整体上区别于北方、且带有分离倾向的地域性族群。

第一，南也门人现代集体身份的形成主要源于南也门民主共和国时期的治理遗产。在南也门民主共和国存在的短暂时期里，尽管国家治理能力与体制存在明显缺陷，但在促进现代化与社会公正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南也门民主共和国奉行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的治理模式是以世俗化为基础，尽量淡化伊斯兰教对国家的影响，并对部落主义及地方分裂势力进行抵制，初步建立了以平等、廉洁为原则的就业、教育、医疗等服务体系。这一时期南也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明显的进步。与此同时，南方人对北方政府浓厚的部落与宗教习气并不认同。南方精英认为其国家治理理念与制度比落后、腐败的北方先进。这一认知甚至激发了他们试图在统一后，用南方治理理念来改造北方的幻想。这也说明，在南北也门统一之时，南也门已经形成主要区别于北方身份的自我认同。以亚辛·萨义德·努曼(Yassin Sa‘id Nu‘man )为代表的南方政治家“承认自己对未能建立一个成功的国家负有责任，但相信南也门民主共和国的共同经历培养了一种独特的南方身份。”正是南也门民主共和国时期南方地域性身份的形成，才导致在实现统一后，因主要对代表北方利益的中央政府的不满，南方分离运动很快出现。

第二，南方族群地域化的兴起主要受到萨利赫政府掠夺式政策的推动。大部分南也门民众最初对国家统一是持欢迎态度的。但遗憾的是，萨利赫政府并没有利用国家统一的契机建立包容性政府，消弭南北地域性分裂及不平衡的格局，实现国家整合与团结发展。1994年南北也门内战爆发，其主要根源就是萨利赫政府对南方实施的占领与掠夺式政策。萨利赫政府不仅排挤、暗杀南方精英，还对南方资源进行掠夺。他将大量亲信派往南方接管权力，并将从南方掠夺的资源运回北方，主要目的是满足萨利赫本人及其家族、亲信的私欲。然而，南方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此后约20年被北方精英占领的命运，南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在持续恶化。残酷的生存现实催生了南方分离运动的兴起。2006年，因参与1994年内战而遭到清洗的原南方军事及安全官员抗议政府不支付养老金，这一事件促使南方人对“北方占领”的怨恨达到了顶峰。南方民众迅速爆发了更广泛的抗议活动，因主要是以和平抗议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又被称为“和平南方运动”(Peace Southern Movement/Al-Hirak)。与北方胡塞武装组织领导的运动相比，南方运动的主要诉求是改善南方人在也门国家中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及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虽然采取的是和平抗争手段，但其背后体现的是对现政权的深刻不满，孕育着试图改变现状、尤其是希望将南方重建为一个国家的政治诉求。南方运动也推动了南方人作为一个主要区别于北方他者的自我群体身份的强化，比如南也门精英越来越倾向于称自己为“南阿拉伯人”，而不愿意自称“也门人”。 

第三，胡塞武装组织的崛起加剧了南方的族群地域化趋势。胡塞武装组织推动的西北地域族群化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自2011年以来，胡塞武装组织在北方攻城略地并攻占首都萨那，但一直未能完成对南部及东部领土的征服。胡塞武装组织无法继续扩大征服的主要原因是，胡塞武装组织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理念在也门南部与东部明显缺乏认同，这些地区对胡塞武装组织的抵制十分坚决。胡塞武装组织也意识到其局限性，在2016年之后，基本停止了对南方进一步的占领计划。实际上，胡塞武装组织已经实现了他们合理预期的领地范围，即东至焦夫省（Al Jawf）与马里布省（Ma’rib），南至贝达省(Al Bayda)、伊布省(Ibb)、塔伊兹省(Taiz)及红海海岸。这些区域是栽德派与沙斐仪派的交汇处，也是胡塞武装组织扩张的边界。

南方势力在抵制胡塞武装组织继续南下的过程中，谋求独立的愿望更加强烈。2017年，南方以亚丁为中心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南方过渡委员会（Southern Transitional Council）。该委员会明确表示不赞同国家统一，将实现南也门独立作为最高目标。该组织大体上反映了南方已形成一个独立于北方族群的现实，彰显着南方迥异于北方的身份认同与利益诉求。所以，当胡塞武装组织与常驻沙特、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展开谈判并希望重建统一联合政府时，大部分南方人对此并不认可，而是希望划地而治，重新按照1990年边界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方国家。

（三）也门东部族群地域化的不断发展

也门长期的分裂与动荡也加速了东部的族群地域化趋势，这里主要指的是哈德拉毛省（Hadramawt）的地位与身份认同问题。位于东部的哈德拉毛省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该省的族群地域化发展深受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哈德拉毛省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离自治状态。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哈德拉毛地区曾建立过独立的王国，但经常遭到其他地方性王国的进攻；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哈德拉毛王国被希木叶尔王国征服，从此永远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但主要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哈德拉毛地区一直保持着部落自治的状态。即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因与亚丁距离遥远，英国虽然与哈德拉毛部落首领签署了契约并将其纳入亚丁保护地，但实际统治并未能深入到这里。哈德拉毛省的地域部落结构与社会文化特征保持至今，其居民成为也门国家中相对强大和有凝聚力的亚族群。哈德拉毛人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哈德拉米人，他们与其他也门人都不同。 

其次，当前也门四分五裂的格局激发了哈德拉毛省精英的分离自治倾向。该省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有季节性河流形成的河谷地带，农业比较发达；而沿海地区的渔业资源丰富。与也门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哈德拉毛省的大部分区域并没有陷入动荡，而是保持了相对平稳局面。哈德拉毛地方精英在长期缺乏中央政府有效管辖的背景下，形成了独立的治理机构与自治模式，表现出了脱离中央政府实现更大程度自治的诉求。哈德拉毛人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接受按照1990年以前的边界被并入一个南方国家的安排。可以看出，在“阿拉伯之春”后，哈德拉毛省的族群地域化身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使得他们不仅不支持南北也门的统一，甚至也不支持作为独立南也门国家中一个省的地位。

四、族群地域化对也门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影响

通过分析看出，主要受原生性分裂因素与国家独立及统一后治理政策失误的影响，也门西北部、南部、东部均呈现出族群地域化不断增强的趋势。因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与政治生态存在差异，也门族群地域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但同时都表现出外联化特征，从而对也门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国家重建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一）西北族群的准国家化对其他族群产生威胁效应，阻碍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胡塞武装组织不仅是一个军事组织，而且拥有较强的族群认同基础，这就为该组织以西北也门为基地建立政权奠定了条件。在2015年占领萨那之后，胡塞武装组织接管了原中央政府机构，将亲信安插到政府各部门，在也门西北部形成了一个准政府的存在。因此，将胡塞武装组织视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但胡塞武装组织显然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尤其是其无力解决也门西北部的经济极端贫困及由此导致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迄今除了伊朗、叙利亚等极少数国家外，胡塞政权的合法性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胡塞武装组织也深知无力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南方，因此希望在联合政府框架下寻求更多的权力分配，掌控更大的话语权。自2022年4月起，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斡旋下，胡塞武装组织与也门冲突各方实现了停火，此后该组织主要与沙特展开了多轮谈判。从谈判内容来看，实现停火是也门各方的共同愿望，但在组建联合政府及制度安排等问题上，各派远未达成共识。虽然胡塞武装组织能够对也门西北部保持族群动员能力并有将其整合为一个国家的潜力，但其主要基于西北地域的保守部落主义、栽德主义、激进反美主义等特征的族群身份无法为其他地域族群所接受，甚至令其他族群感受到威胁并导致分离倾向进一步增强。这也表明由胡塞武装组织领导来实现也门国家重新统一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二）族群地域化使得南方阿拉伯人共同体的身份逐渐走向碎片化

在南也门民主共和国时期，南方阿拉伯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得到了初步的孕育与发展；且这一共同身份在反对北方占领的过程中有所强化。但在“阿拉伯之春”后，南方阿拉伯人共同体的身份不仅没有继续增强，反而在缺乏中央政府有效管理的背景下，受南方无政府主义自治传统的影响，不同次地域之间的身份差异扩大，促使南方向着更碎片化的方向发展。自2015年3月以来，南方正在分裂成各种各样的地方行政机构，一些基于现有省份，另一些则更加本地化，在部落地区、城镇和大城市的社区等。

南方族群地域化的进一步碎片化主要是地方精英操纵的结果。南也门的次地域身份大致可按地理界限进行分类：一是西南低地地区，以亚丁为中心，主要包括拉赫季省（Lahij）和达利省（Dhale）；二是中南低地地区，主要包括阿比扬省（Abyan）与沙布瓦省（Shabwah）；三是与阿曼毗邻的迈赫拉省（Mehra）。除了迈赫拉省因人口数量太少而缺乏从族群地域化角度探讨的意义外，其他两个次地域的精英在塑造南也门政治形态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南方政治派系的划分也主要根源于这两个次地域的精英身份差异。如南方过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来自拉赫季省和达利省，因此主要代表西南低地的利益；而哈迪政府及后来常驻沙特的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阿比扬省和沙布瓦省，主要代表中南低地的利益。但不论是南方过渡委员会还是总统领导委员会，都无力在南方获得主导地位。2022年5月，南方过渡委员会正式成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一部分，但表面的团结并未弥合代表不同次地域精英的身份差异，两派的斗争令该委员会的执行能力十分低下。南方缺乏如北方胡塞武装组织那样的核心力量来推动不同次地域之间的整合。

对南也门来讲，利益而非文化因素是导致更多次地域身份出现的主要原因。南方不同势力因对该地区稀缺自然资源的争夺而进一步走向分离。南方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加剧了相对富裕省份将本地资源私有化的倾向。如沙布瓦省和哈德拉毛省，都主张对本省的石油资源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反对中央政府或胡塞武装组织对石油收益提出的分配要求。由于哈德拉毛曾经是南也门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省，因此该省族群地域化的增强严重阻碍着按照1990年之前的边界重建南也门独立国家的构想。可以看出，南也门政治版图正在因族群地域化的不断发酵而走向碎片化，与南阿拉伯民族共同体的目标渐行渐远，这也令南也门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面临更多的挑战。

（三）族群地域化导致的外联化倾向与民族共同体建构目标南辕北辙

理论上讲，各族群应遵守并服从中央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权威性，单个族群不具备开展对外交往的合法性。然而在也门这样出现族群地域化的国家，各族群精英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奉行符合各自利益的外联化策略，纷纷寻求外部大国的支持。

首先，由胡塞武装组织领导的西北族群与伊朗建立了特殊亲密关系。胡塞武装组织在兴起之后，与伊朗的关系经历了从相对疏远到日益亲密的过程。西方主流舆论是将胡塞武装组织视为伊朗的代理人，虽然双方都予以否认。比较公允的观点是，伊朗对胡塞武装组织的确提供了支持，但支持力度较为有限。与伊朗支持的其他代理人组织相比，胡塞武装组织在经营与伊朗的关系上有较强的自主性，但双方有基于相似的反美、反以色列、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需要，近几年的关系愈发亲密，尤其是伊朗向胡塞武装组织不断提供武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组织对通行红海与以色列及西方相关的商船进行袭击，以示对加沙的支援，从而酿成了红海危机，这是胡塞武装组织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联动性增强的表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组织也借助红海危机加强了对西北民众的反美反以宣传，将自身进一步塑造为也门民族主义的领导者，从而强化了西北地域族群身份的激进性特征。

其次，南方族群总体上加强了对沙特的依赖。沙特与也门有漫长的边境线，但两国关系并不和睦，特别是也门西北边境的非法移民与走私活动长期影响到沙特国家安全，因此沙特一直试图向也门投射影响力。历史上，沙特多次干涉也门政局变化，是影响也门政治的最重要外部变量。在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兴起之后，沙特将其视为伊朗代理人组织，是对其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因此在2015年胡塞武装组织攻占萨那后，沙特率领阿拉伯国家联军直接介入了也门内战，支持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组织作战。哈迪政府主要代表也门中南低地的利益集团，因在国内缺乏存在的根基转而常驻沙特，从而加强了对沙特的全方位依赖。在也门和谈开始后，胡塞武装组织声明只与沙特谈判的根本原因就是认为总统领导委员会不过是沙特在也门的代理机构。在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总统领导委员会合并之后，沙特对南方的影响力不再仅局限于中南低地，对整个南方的影响力都在增强。未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与胡塞武装组织的谈判及也门民族国家重构的具体进程，都离不开沙特的参与。

再次，南方部分次地域族群加强了对阿联酋的依赖。在也门南部，阿联酋是沙特强有力的外部竞争者。沙特认为也门和平进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联合统一的也门政府，但此举遭到南方过渡委员会成员的强烈反对，该机构事实上得到了阿联酋的大力支持。即使在2019年阿联酋宣布退出由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后，也没有放弃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支持，其主要目的是寻求对红海海域及周边地区更大的控制权。在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总统领导委员会实现合并后，阿联酋除了继续支持原南方过渡委员会成员建立一个独立南也门国家的诉求外，也加强了对南方其他区域影响力的投射，如阿联酋支持沙布瓦省建立了沙布瓦人精锐部队，支持哈德拉毛省建立了哈德拉米人精锐部队；与此同时，阿联酋在也门不断收购港口并进行开发，在亚丁省、哈德拉毛省、沙布瓦省、塔伊兹省、索科特拉群岛和曼德海峡的马云岛等都有阿联酋投资建设及翻新的港口和军事基地。可以看出，阿联酋得以在南方不断扩大影响力主要根源是南方不同次地域之间的身份与利益割裂格局。

最后，族群地域化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为国际恐怖组织的生存提供了条件。2009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宣布成立，其活动重心就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因此也被称为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基地组织之所以选择东南也门作为其逃避美国及地方政府追捕的藏匿地，与也门因族群地域化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息息相关。在东南也门地区，部落酋长经常取代政府机构成为基层实际的统治者。为了生存下去，基地组织与当地部落进行合作，通过修建道路、分发食物、建设供电网络及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等方式赢得了部分部落的认可，在也门东部逐渐扎根。迄今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已经散布到沙布瓦省、阿比扬省等中南区域，且与胡塞武装组织及其他派系形成共存局面。

综上得出，在萨利赫政权被推翻后，也门中央政府十分虚弱，进一步助长了地域性族群精英谋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倾向。目前也门不仅存在南北地域性族群的对峙，在南方内部还存在代表更多次地域身份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各地域性族群之间的异质性与排他性增强，令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越来越不现实。也门族群地域化引起的外联化对国家形成强烈的解构效应，形成主要由伊朗影响西北部、沙特与阿联酋在南方竞争的格局。族群地域化的发展也令也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来领导国家重新实现统一，而外部地区大国根据自身利益不断加强对特定地域性族群的支持，使得也门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础不断弱化，重构统一民族国家的前景十分黯淡。

五、结语

本文对族群地域化问题作了理论性分析，认为族群地域化与部分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息息相关，主要体现为这些国家的族群按地域区分身份认同并形成利益分裂的格局，直接影响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国家的建构。族群地域化一般有原生性族群分裂的基础，但其兴起的关键还是这些民族国家治理政策的问题。族群地域化的发展演变趋势，取决于各个族群能否通过和解的方式组建包容性的政府框架。

在也门，地域族群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门具备形成族群地域化的一系列基础条件，但其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是在萨利赫政府时期。萨利赫政府不公正的治理政策起初只是促使西北地域族群认同走向强化，在与南方统一后，因对南方的掠夺又进一步导致南方族群地域化的兴起。而在萨利赫政府被推翻后，也门族群地域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得到进一步发酵，以至于形成目前四分五裂且外部大国不断介入与干预的局面。族群地域化的形成是也门民族共同体身份无法建构的根源，即在不同地域的族群身份认同日渐内化且排他化的趋势下，也门人的身份认同只能走向多元与分裂，而不是趋同与统一。这也是未来也门民族国家重构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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