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6期
内容提要
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强行宣布“保护”埃及，引发两国关于“保护”与独立之争。一战结束后不久，埃及就爆发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即1919年革命。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革命派在埃及国内、巴黎和伦敦进行政治博弈，开展对美国外交，迫使英国发表“二·二八”声明并承认埃及“独立”。然而，革命派不愿放手发动民众，美国又向英国殖民主义妥协，革命因此半途而废。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延续，埃及失去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机遇。从长时段来看，英、法等强行中断穆罕默德•阿里开创的自主型现代化进程，殖民主义妨碍了埃及政治现代化、土地改革与农业革命和工业化。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新自由主义泛滥，集中体现了殖民主义对埃及现代化进程深远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埃及；1919年革命；萨阿德•扎格卢勒；殖民主义；埃及现代化
作者简介
毕健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正文
1919年革命是近代埃及的转折点。革命爆发的诱因是英国1914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强行宣布“保护”埃及，以及英国一战期间对埃及的高压统治、残酷剥削和英军的专横跋扈。革命的直接目标是以和平、合法方式，迫使英国废除“保护”，埃及实现完全独立。以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为领袖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具有依附性，且政治上软弱，不愿放手发动民众，反对民众参与的暴力革命，奉行政治和外交优先的革命策略。埃及人民付出重大牺牲的轰轰烈烈的独立革命，始于1919年三月起义，中经埃及华夫脱（阿拉伯文音译，意为“代表团”）在巴黎进行外交博弈，争取美国支持的对美外交，两次失败的埃英谈判，1921~1922年“二次革命”，以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发表“二·二八”声明结束。革命功败垂成，埃及没有完成驱逐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任务，英国殖民统治苟延残喘，对埃及现代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国内学界对1919年革命有多种界定，如称之为1919~1922年埃及人民反英起义、埃及1919年大革命、埃及民族独立运动、埃及的华夫脱运动，民族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但是大多书写“三月起义”，对扎格卢勒开展的政治博弈和外交斗争着墨不多。对埃及政治现代化、1923~1952年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畸形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宗教与埃及现代化，以及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现代化等做过有益的探索，但是对于殖民主义如何影响埃及现代化，基本没有涉及。西方相关史学著作对1919年革命或只字不提，如《剑桥非洲史•20世纪卷（1905~1940）》即如此；或轻描淡写，如《剑桥埃及史》只以极短篇幅提及。以克罗默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者以貌似客观科学的叙述，宣扬殖民统治给埃及带来“福祉”，如埃及秩序的恢复与财政的改善，徭役的废除与司法改革，灌溉设施的修建与妇女教育的启动等，以此为殖民主义声辩。西方现代化学派渲染殖民主义启动和促进埃及现代化进程,其中蒂格诺的《埃及现代化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最具代表性。亦有学者反对将埃及现代化的启动归结于对西方殖民侵略的反应，认为埃及现代化是内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变革的产物。与此同时，非洲学者客观书写、科学评价1919年革命：“1919年革命的确是现代埃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第一次动员了埃及各阶层（农民、工人、学生、土地所有者和知识分子）和教派（科普特教徒和穆斯林）起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英国不得不承认埃及独立，“但这是真正取消殖民制度？还是英国仍然守卫着殖民帝国的新边疆呢？”埃及史学界对1919年革命的看法亦存在重大分歧，或赞誉革命领袖萨阿德•扎格卢勒，称其为唯一将毕生奉献给埃及的领袖；或诋毁扎格卢勒，夸大他早年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合作”。埃及出版了不少研究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斯梅尔的著作，均热衷于埃及民族独立运动尤其是奥拉比革命和1919年革命的研究，但对于殖民主义与埃及现代化的互动，则鲜有涉猎。本文在过往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以扎格卢勒为首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的政治博弈和对美外交，探析革命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并从长时段考察殖民主义对埃及现代化的深远影响。
一、英国“保护”与埃及独立之争
一战爆发为英国加强对埃及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条件。1914年11月1日，奥斯曼帝国素丹向各大国发出照会，宣称因英国在埃及的存在，埃及无法行使主权，据此埃及赫底威 阿巴斯二世要求英国撤军。次日，奥斯曼驻伦敦大使向英国外交部递交埃及赫底威阿巴斯二世的最后通牒，要求英军撤出。英国接到最后通牒后反戈一击，12月18日单方面发表改变埃及国际地位的“保护”声明。英王乔治五世发给英国扶持上台的埃及素丹卡米勒的电报，刊登于1914年12月21日《泰晤士报》,此即“保护”声明：
适逢殿下登基，我愿向殿下致以最真诚的祝愿。我要强调我国极为珍惜并愿保护埃及的统一、未来及福祉。殿下登基是埃及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我坚信殿下的智慧。在英国保护下，您与您的大臣君臣同心，将战胜一切妄图破坏埃及独立、自由、福祉和人民幸福的敌人。
素丹卡米勒回电：
感谢您（对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友好感情，可以肯定，（保护）将十分有助于埃及的独立、统一及维护。当然，保护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国际上的独立。
电报中含糊其辞的“保护”，意味着英国剥夺了埃及主权，以致英国扶持上台、软弱可欺的埃及素丹卡米勒回电，亦进行了柔性抗议，表示“保护”在法律上意味着不独立。埃及统治者没有明确抗议英国的“保护”，被民族主义者视为叛国行为。在埃及人民看来，英国宣布所谓“保护”之前，埃及曾拥有独立地位，一战结束后理应恢复独立。
首先，1840年《伦敦条约》保障了埃及的独立地位。埃及历史学家承认，埃及在1517~1798年奥斯曼时代失去独立，沦为奥斯曼帝国行省。但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出任埃及总督后，便开启埃及事实上的独立进程。英、法等列强强加给埃及的《伦敦条约》，虽然扼杀了阿里的帝国梦，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埃及的独立：《伦敦条约》将埃及的世袭统治权授予阿里家族，埃及统治者相当于不受制约的国王；埃及政府有建立军队、举借贷款和与其他国家缔结国际协议的权利；埃及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奥斯曼帝国，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缴纳贡赋。
其次，英国侵略、占领和统治埃及，未改变埃及的国际法地位。英国1882年武装侵略埃及，虽造成殖民埃及的事实，但欧洲其他列强和奥斯曼帝国从未承认英国的占领，最多是默认而已。从国际法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依然保留对埃及名义上的宗主权。正是由于英国“心虚”，截至1922年，其已言不由衷地作出不下66 次撤军许诺。 英国借一战之机单方面宣布“保护”埃及，没有任何国际法效力，各国也从未公开承认此种“保护”。
第三，埃及是一战战胜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已取得完全独立地位。奥斯曼帝国瓦解，其对埃及名义上的宗主权随之消失。英国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秘密外交，攫取奥斯曼帝国对埃及宗主权，此种行为既不合理，更不合法。1914年11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声明，“我对天发誓，英国不谋求别国一寸土地”。 一战结束后，英国理应兑现诺言，恢复埃及的独立。1919年11月1日，英国和法国发表声明，声称保证麦加的阿拉伯人享有自决权，埃及人认为自己当然拥有同样权利。正因如此，甚至仰英国人鼻息的埃及素丹福阿德亦向英国高级专员表示，希望埃及实现自治。
最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埃及独立提供了话语力量，埃及人民的独立激情愈益高涨。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十四点原则”，其中的第七点被埃及人民视为完全独立的重要依据：“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授予其政治独立、保护其国土与边界的权利。”扎格卢勒在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信件中，巧用威尔逊的话语，铿锵有力地谴责英国殖民政策，要求埃及自决和独立：“‘保护’践踏了时代精神，时代精神要求世界所有民族获得自决权。”扎格卢勒在致英国外交大臣A.J.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信件中表示：“所有人类都有自决之自由，虽然威尔逊背叛（埃及人民），但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我们获得独立。”阿姆尔•图松(Amer Tusun)亲王也说，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原则”后，废除英国保护成为萦绕他脑际的想法。
事实上，一战结束前，埃及首相侯赛因•拉什迪(Husein Rushdi)和在野的反对派领袖、立法会议副议长扎格卢勒，曾分别拟出战后解决埃及问题的方案。扎格卢勒方案主张埃及作出让步，获得有限的独立。而随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1919年革命，扎格卢勒感受到人民的力量和英国殖民势力外强中干，最终提出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
二、扎格卢勒革命斗争的突破与局限
1919年革命是埃及近代史的转折点。革命如果成功，彻底驱逐殖民主义，埃及实现真正独立，就可以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回现代化主动权。因此，埃及完全独立成为埃及与英国斗争的焦点。遗憾的是，以扎格卢勒为领袖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没有放手发动民众开展武装革命，而是奉行政治斗争和外交博弈优先的革命策略，又受制于素丹王室、贵族和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革命，最终造成这场付出重大牺牲的革命半途而废。
扎格卢勒出身地主家庭，代表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是1919年革命的领袖和灵魂。他接受传统宗教教育，深受伊斯兰改革派穆罕默德•阿卜杜胡(Muhammad Abduh)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Jamal Din Afghani)影响。扎格卢勒参加了奥拉比革命，因被控加入秘密会社，24岁时便遭牢狱之灾。后来他成为埃及知名律师，1906和1910年先后担任教育大臣和司法大臣。1913年他辞去司法大臣之职，离开内阁，当选立法会议员和副议长。在一战的炮火中，扎格卢勒亲眼目睹英国的飞扬跋扈和对埃及人民的无情压榨。他受到威尔逊民族自决话语的激励，在革命进程中得到工人、农民支持，实现凤凰涅槃般的新生，矢志不移为埃及独立而斗争。
首先，扎格卢勒组建华夫脱党，制订革命目标并为之奔走呼号。1918年11月13日，扎格卢勒等会见英国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要求赴英谈判，废除对埃及的“保护”。温盖特以他们没有正式身份亦未得到授权为由，加以拒绝。扎格卢勒对温盖特质疑自己的资格感到恼怒，当天就着手组织华夫脱党。旋即他又草拟授权华夫脱党代表埃及人民、争取埃及完全独立的《授权书》，提出“（华夫脱党）将通过和平和法律手段寻求埃及的完全独立”， 授予扎格卢勒、沙拉维(Sharawi)、马卡巴蒂(Abd al-Latif al-Makabati)、穆罕默德•马哈茂德(Muhammad Mahmud)和卢特菲•赛义德(Lutfi al-Sayyid)直接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埃及立法会议，争取实现埃及独立之权利。 随后开展的《授权书》征集签名运动虽遭英国当局强力打压，但仍大获成功，在当时1,400万人口中获200万人签名。
1918年12月5日，华夫脱党会议举行，根据扎格卢勒提议，一致通过行动计划和政治纲领：放弃到伦敦与英国单独谈判的计划，争取出席巴黎和会，把埃及独立问题提交国际社会，以外交和政治斗争废除“保护”，实现完全独立。 1919年2月7日，扎格卢勒发表抨击英国“保护”，呼吁完全独立的演说：
我们国家本来就是独立的，独立由1840年《伦敦条约》保障，其他一切国际条约予以承认，一战期间妄图借机改变这种政治地位徒劳无益。先生们，你们知道，所有的国际法专家都认为，除非两个国家缔结（条约），其中一个国家要求得到另一个国家保护，后者同意承担这种保护的负担，否则（宣布）保护是无效的……1914年英国单方面宣布（对埃及的）“保护”，而埃及民族并未提出要求，没有接受保护，因此这是法律上并不存在的无效的保护，（这种保护）在战争结束后哪怕一分钟也不能存在。
其次，扎格卢勒在巴黎和伦敦进行外交博弈，同时领导着国内的革命斗争。扎格卢勒率领埃及华夫脱，顶着英国强大压力和外交封锁，在巴黎竭力开展外交活动，让巴黎和会与会代表及欧洲公众听到埃及人民要求独立、追求自由的心声。同时，身在巴黎的扎格卢勒，还卓有成效地领导埃及国内革命运动，全面抵制英国殖民大臣艾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率领的调查团。1919年12月7日，米尔纳调查团到达埃及，次日开罗学生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米尔纳调查团！”米尔纳对埃及人民的抵制极为沮丧，除英国殖民官员外，他只见到素丹福阿德和13位旧政客。12月29日，米尔纳调查团发表呼吁埃及人配合调查的声明，但几乎无人响应。米尔纳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只要扎格卢勒明确拒绝回到埃及，继续发表极端的公开声明，即使他在给叶肯的信中显示出准备协调，但在埃及没一个人敢靠近我们。”于是，他只得通过叶肯邀请扎格卢勒到伦敦会谈。
1920年6~9月，以扎格卢勒为首的埃及华夫脱到达伦敦，他们与叶肯一道同米尔纳调查团举行七轮会谈。扎格卢勒坚持埃及完全独立立场，断然拒绝米尔纳的方案。他告诉对方，如果你们要驱逐、审判我，就这么干吧；强迫我签字，你们是做不到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我的自由和信仰。 扎格卢勒给开罗的三位华夫脱党员写信，要求他们向埃及人民说明真相，以免敌人钻空子诽谤华夫脱党，“对于华夫脱代表和舆论界领袖而言，这个方案是隐晦的，我不同意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明面上不反对埃及独立，但暗中维护英国的‘保护’”。扎格卢勒要求穆斯塔法•纳哈斯阻止人民无条件接受米尔纳方案，提出断然废除“保护”等七项要求。
最后，扎格卢勒坚决抵制“叶肯—寇松”谈判。埃及社会各阶层和华夫脱党内部，对于该党是否加入官方代表团及参加与英国的谈判分歧严重。扎格卢勒反对叶肯内阁成为信任内阁并负责与英国谈判，他指出：叶肯满意米尔纳方案，不满意埃及人民对方案的保留态度；叶肯不相信独立事业，认为埃及不可能获得独立。 扎格卢勒将1921年7~12月举行的“叶肯—寇松”谈判讥讽为“头与尾的谈判”，“乔治五世与乔治五世的会谈”。 埃及报纸也发表了知识分子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抗议信：“英国利用我们分裂的机会，向官方代表团提出使每个埃及人气得发抖的条件，这是奴役埃及的文件”。 扎格卢勒认为，寇松方案是变相的英国“保护”制度，要求叶肯内阁辞职，呼吁人民继续战斗。结果，1921年12月23日，英国当局再次逮捕和流放扎格卢勒及其他五位同志， 此举引发1921~1922年“二次革命”。
对美外交是华夫脱党领导的埃及独立革命的重要场域。彼时美国处于崛起过程之中，为了抵消列宁《和平法令》的影响，并在战后与欧洲列强的博弈中抢占话语权，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辞藻华丽、扣人心弦的 “十四点原则”，进一步激发了埃及人民的独立激情和对美国支持埃及独立的殷切期盼，对美外交成为华夫脱党领导独立革命的重要场域。
对美国心怀幻想的埃及革命派，不断向威尔逊总统和参议院拍发电报，竭力说服他们支持埃及出席巴黎和会、支持埃及独立，并恳请威尔逊接见他们。立法会议议员A.L.苏法尼发电报给威尔逊，要求把埃及问题提交巴黎和会，抗议英国人拒绝向埃及人发放出国护照，要求威尔逊坚持公正和自由原则。扎格卢勒向威尔逊拍发长达648个单词的电报，解释埃及立场，阐明埃及废除“保护”及实现完全独立的权利。结果，所有努力付诸东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成功地说服威尔逊“有条件地”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1919年4月19日，威尔逊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Mandell House)对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布，美国总统将承认英国“保护”埃及。 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给美国驻埃及总领事发电报，抄送了兰辛国务卿发给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
威尔逊总统要求我通报您，他同意承认1914年（英国）颁布的埃及为英国保护国的决定。总统对于宣布该消息没有意见，因为这或将有助于结束埃及的流血事件。
但是，亲爱的贝尔福大臣，我们保留详细讨论此种承认的权利，我们有权随后对之进行修改。我们可能与艾伦比将军就如何宣布美国同意（英国的）保护达成协议。应当指出，美国总统和人民都非常同情埃及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愿望，即他们自己统治国家，但不得使用武力达成此目标。
尽管美国承认英国“保护”埃及是有保留的，但对于寄希望于美国支持的埃及人民来说，这条消息如同惊雷。埃及学生团体向美新社驻开罗记者站寄发长篇“备忘录”，将美国承认英国的“保护”称为“晴天霹雳”， 但依然相信作出这一决定是因美国未充分了解埃及问题。1919年4月22日，当扎格卢勒率领的埃及华夫脱抵达法国马赛，得知美国承认英国“保护”埃及时，极为震惊和沮丧。但是，扎格卢勒一行继续北上，到巴黎开展外交博弈，而且派遣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出使”美国，继续争取外交和舆论支持。
关于马哈茂德到美国的使命，存在不少谜团和争议，比如其抵美具体时间，以及与受聘为埃及独立事业辩护的美国律师约瑟夫•福克(Joseph Folk)的关系等。根据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会议记录和埃及学者最新研究，可重构马哈茂德“出使”美国及福克为埃及独立事业声辩的过程。
首先，扎格卢勒一度计划亲自赴美，终未成行，马哈茂德肩负使命赴美。1919年9月2日，扎格卢勒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决定，我将亲赴美国，我获得了护照。由于种种原因，埃及华夫脱多数成员主张我不去美国，有的人担心缺乏领导核心，埃及华夫脱没有团长。另一些人认为，扎格卢勒去美国会妨碍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在美国放手开展工作。” 马哈茂德预订的是1919年10月1日启航驶美的汽船，中旬抵达美国， 完全错过了同年8月参议院外委会关于埃及问题的辩论。
其次，埃及华夫脱在巴黎与美国代表团广泛接触，深入交流，博得代表团成员中一些参议员的同情和支持。双方达成一致，埃及华夫脱聘请美国国务院原顾问、知名律师福克在国会和报界为埃及独立事业声辩。经过美国代表团成员、参议员沃尔什居间斡旋，埃及华夫脱与福克签订合同，正式聘请福克为埃及事业辩护。马哈茂德抵美时，携带了华夫脱党的3.5万埃镑（当时1埃镑约为5美元）和正式协议。根据协议，马哈茂德每个月支付福克1,000埃镑，用于答谢他对埃及独立事业提供的服务。如埃及获得独立，将再向福克支付10万埃镑。
第三，有关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辩论的真真假假、相互矛盾的报道和信息，是各方抢占话语权的公关战、信息战。例如，关于“埃及既不臣属于土耳其，也不臣属于英国，埃及是一个自治国家”之争。1919年8月，扎格卢勒向埃及报界发布消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作出决议，埃及既不臣属于土耳其，也不臣属于英国，埃及是一个自治国家。埃及人民闻之雀跃，在城市和农村举行游行示威。1919年8月30日，美国驻埃及总领事加里(Hampson Gary)给国务卿发电报：“今天下午接到英国高级专员的照会：我向阁下紧急通报两封从巴黎的萨阿德•扎格卢勒打给开罗的马哈茂德•苏莱曼的电报的内容，显然这两封电报都是伪造的，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印刷的……我希望您联系报界，通知他们这两封来自于萨阿德•扎格卢勒的电报的内容是伪造的，我希望您报告贵国政府，要求贵国政府正式否认电报的内容。第一封电报的文本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认为，埃及既不臣属于土耳其，也不臣属于英国，埃及是一个自治国家。萨阿德•扎格卢勒（签名）”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指示加里，否认参院外委会做出过这个决议。事情的真相是：（1）一些参议员当时强烈支持埃及的立场，对英国在埃及的暴力镇压行径感到惊讶，认为美国同意（英国）强加给的“保护”违反了威尔逊此前宣布的原则；（2）萨阿德•扎格卢勒发给埃及报界那句话“埃及既不臣属于土耳其，也不臣属于英国”，出自于外委会的一个重要参议员之口，而外委会并没有就埃及的保护或独立事宜，做出明确的决议。
最后，扎格卢勒和埃及华夫脱肯定了福克为埃及所作的辩护，但对美外交最终失败。1919年8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就埃及问题举行辩论会。福克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对埃及摆脱英国“保护”、实现独立进行精彩有力的辩护。他形象地把英国描述为银行里的小偷，“它强行冻结银行的资金，称之为保护，而非盗窃”。福克显然说服了外委会参议员们，他代表埃及华夫脱要求将《凡尔赛和约》附件第6条修改为“埃及问题将成为国际联盟管辖的问题”。 根据会议记录，外委会主任洛奇就一战结束后埃及局势发表声明，要求把国际联盟宪章第147条修改为“对埃及的保护是暂时性质的，无关埃及的独立，将宣布和允许埃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及的未来将由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而非英国内部事务”。换言之，国际联盟将承认埃及独立，在签订协议后英国从埃及撤军。1920年3月16日，参议员奥恩为埃及的自由和独立声辩，“保护只是战争状况下的临时措施，也就是说关乎过去，不适用于明天的埃及”。 然而，埃及对美外交无果而终，美国断然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游离在威尔逊亲手创建的国际联盟之外。
尽管肮脏的大国交易使埃及华夫脱被巴黎和会拒之门外，寄予厚望的对美外交亦以失败告终，但埃及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政治抗争使英国高级专员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感到难以承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不能在埃及继续下去了。从1921年11月起，艾伦比在与外交大臣寇松的通信中向英国政府施压，力劝政府妥协，接受埃及名义上独立。然而，即便艾伦比以辞职相威胁，依然无法说服英国政府让步。艾伦比于是回到伦敦，1922年2月15日当着首相劳合•乔治的面与寇松对峙。艾伦比坚持说，除非接受他的草案，否则将辞职。首相要求艾伦比再耐心“五分钟”，艾伦比说“已耐心五周了”。2月28日，艾伦比返回埃及，单方面发表 “二·二八”声明：一是结束英国“保护”，埃及为独立主权国家。二是废除埃及的军法统治。三是直到在未来的谈判中达成协议，英国在下述事务中保留权力：保障英帝国交通，保护埃及免受外国侵略或其代理人侵略，保护外国利益和少数民族利益，以及苏丹问题。
由是观之，扎格卢勒领导的持续三年之久的独立革命，迫使英国公开承认埃及独立，这是革命实现的突破。无论英国对埃及民众的血腥镇压，抑或在巴黎对埃及华夫脱的外交打压，或是邀请埃及华夫脱到伦敦会谈，英国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维持“保护”，阻止埃及独立。公开承认埃及独立，即便单方面、名义上承认埃及独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心有不甘，所以1919年革命既未成功，亦非失败，沦为“未完成的革命”。然而，这场革命的局限性亦十分突出，后果极为严重。“二·二八”声明的发表并未给埃及的国际地位带来本质变化，埃及独立有名无实，英国殖民统治得以延续，英国从幕后操纵埃及内政外交。英国殖民主义如同套在埃及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继续扼制埃及现代化。
三、殖民主义延续与埃及现代化举步维艰
埃及1919年革命半途而废，英国殖民统治在埃及苟延残喘。纵向来看，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殖民主义对埃及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从表面上看，正如一些西方现代化派学者所宣扬的，殖民主义给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带来现代化曙光，实则非矣。历史充分证明，英国殖民统治不仅妨碍了埃及宪政与民主发展，耽误了埃及政治现代化，而且公开、直接扼制埃及工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妨碍埃及现代化。
早在1866年，埃及就建立略具代议机关特征的协商会议，被赫勒尔评价为埃及有限代议制的真正起点。 奥拉比革命期间，埃及宪政发展出现质的飞跃。1882年2月7日颁布《基本法》，确立了代议制统治制度：由赫底威和内阁组成的行政机关向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讨论、通过与国债和贡赋有关的全部国家预算等；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开征新税。然而，由于英国侵略和统治埃及，具有民主性质的《基本法》胎死腹中，埃及政治现代化程度明显倒退。
1883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组织法》，剥夺代议机关立法权，权力集中在英国驻埃及代表之手。根据1913年颁布的《组织法》，立法会议依然是政治咨询机构，“没有最低限度的立法权或监督（政府的）权（力）或主权的迹象”。而且，一战爆发后不久，英国当局就无限期推迟立法会议。“二·二八”声明颁布后，英国幕后操纵，制订和实施《1923年宪法》，其构建的国王主导型权力结构，以服务英国殖民利益为依归。1923~1952年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王室与华夫脱党鹬蚌相争，互相倾轧，宪法危机不断，政治动乱频仍。正是由于党争误国的惨痛教训，1953年纳赛尔政权解散所有旧政党。倘若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民主政治平稳运行，并促进埃及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那么不会发生1952年七月革命，埃及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发展不会如此曲折。
殖民主义扼杀了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8年在位）开创的自主型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埃及长期陷入依附性现代化陷阱而不能自拔。1805年开始实际主政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主动学习欧洲先进文明，构建现代国家，推进工农并举式现代化进程。改革土地制度，兴修水利，引进长绒棉，通过快速增长的棉花出口和国家垄断外贸，为工业化提供资金。进口机器设备，重金聘请欧洲技师，发展军事和民用工业，埃及现代化井然有序，马克思赞扬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然而，穆罕默德•阿里治下埃及的复兴，阻挡了英、法等欧洲列强殖民东方的道路，妨碍了所谓英国通往印度的商贸路线，以致于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对他恨之入骨：“应将穆罕默德•阿里扔进尼罗河。”英国伙同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出兵，1839年打败埃及。虽然根据1840年《伦敦条约》，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裔获得了埃及的统治权，埃及实际上保持独立地位，但穆罕默德•阿里复兴埃及的梦想就此破灭，他颓废萎靡，1849年抑郁而终。有学者一语中的：“穆罕默德•阿里现代化计划的失败，表明埃及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政治上的自主权。”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赛义德和伊斯梅尔修建苏伊士运河，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伊斯梅尔专注于“欧化”：“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了。”全盘西化的举债式现代化，使埃及陷入欧洲资本的外债陷阱，是英国1882年军事入侵埃及的诱因，造成埃及陷入英国殖民统治的泥淖。埃及彻底失却现代化的自主权，长期陷入依附式发展境地。
侵占和殖民埃及，“保障”通往印度的交通大动脉，阻止埃及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英国既定方略。痛恨穆罕默德•阿里的帕麦斯顿，1837年派遣约翰•鲍林(John Bowring)到埃及四处活动，刺探埃及经济情报。鲍林的咒语，道破了殖民势力的心机：“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东方暴君”、英国首任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克罗默刻意直接打压埃及民族工业，他在《1891年年度报告》中宣称：“任何鼓励和保护埃及棉纺织工业增长的做法，对埃及和英国的利益来说，都将是有害的”。1882~1952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自统治埃及24年之久的克罗默勋爵开始，实行这个既定方略，从土地制度、工业政策诸方面直接、强行遏制埃及工业化和现代化。
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创造条件，但英国殖民统治妨碍了埃及土改和农业发展，阻碍了现代化进程。虽然穆罕默德•阿里事实上制造了埃及大地主阶层，19世纪中叶开始了土地私有化进程，1893年埃及正式确立土地私有制。 然而，正是英国殖民统治巩固了大地主阶层。英国殖民当局一度设想培育埃及自耕农阶层，以夯实其社会和经济基础，20世纪初短暂实行《五费丹法》（1费丹约合6.3市亩），禁止银行和高利贷者没收占地5费丹以下的小农的土地。但《五费丹法》遭到激烈反对，很快名存实亡。实际上，英国殖民当局向大地主阶级示好，加剧了土地兼并。
1922年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既是大地主阶级与英国沆瀣一气的产物，又是其在经济和政治上最大的收获。君主立宪制时期，大地主阶级与英国殖民势力勾结，利用政权保护大地产制。在英国殖民当局庇佑下，他们多次抵制土地改革，埃及土地占有两极分化愈益加剧。1952年纳赛尔进行第一次土改前夕，以王室为首、占地50费丹及以上的1.2万户大地主，占埃及约40%可耕地。相反，1900~1952年，小农平均占地从1.46费丹下降到0.8费丹。 高度两极分化的土地占有结构与农村人口普遍贫困，抑制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村资本主义发展，阻碍埃及经济走向现代化。
以埃及为英国的棉花供应基地和廉价工业品倾销市场，刻意抑制埃及工业化，是英国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政策。英国殖民当局宣扬埃及没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缺乏燃料、资金和技术，不宜发展工业。英国殖民当局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出口型棉花种植，加剧了埃及单一经济畸形发展模式。1880~1884年，棉花出口占埃及总出口额的75%，1910~1913年上升到92%，埃及被牢牢地锚定在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形成至今难以摆脱的“依附结构”。棉花种植挤占了粮食种植耕地,埃及从世界粮仓变成粮食进口国,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时至今日其恶劣影响仍危害埃及人民。
虽然埃及民族资本利用一战、二战造成事实上的关税保护，竭力推进了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但受制于英国殖民羁绊而事倍功半。在发展民族工业的强烈呼吁下，一战中财富倍增的大地主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埃及工业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动。1914年，工业占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不到2%，1947年上升到8%。 但是，埃及工业是小企业的天下，小企业占近98%，平均资本仅41埃镑，它们无法撑起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殖民主义羁绊下埃及现代化的畸形发展，或被称为殖民资本主义（Colonial capitalism）。克罗默强行扼制埃及民族工业，对埃及棉纺厂强征8%的营业税，以抵消英国廉价倾销到埃及的棉纺织品8%的关税，直接造成两家埃及棉纺厂倒闭，以致于《剑桥埃及史》承认：“英国人采取行动，阻止当地纺织业的发展，使其无法与英国本土制造商竞争。”虽然埃及1930年获得关税自主权，1937年废除外国人财政特权，然而，英国殖民当局仍通过间接统治，特别是借助欧洲资本掌控埃及金融，从资本和技术上遏制埃及民族工业。所以，罗斯坦所言极是：“英国人在埃及统治的28年中非但没有建立任何民族工业，反而消灭了一切能使工业获得某些进步的可能性”，“在工业方面，克罗默勋爵的所作所为仅限于破坏”。
对埃及民族资本和工业化的打压，是1952年七月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1919年革命未能完成驱逐殖民主义的重大使命，争取完全独立的民族矛盾成为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社会主要矛盾，大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英国殖民势力既相互勾结，又冲突不断，社会矛盾重重，政治动荡不安，埃及无法把现代化事业放在重要位置，坐失20世纪上半期现代化的黄金机遇。
更糟糕的是，殖民主义的阴霾并未随着1952年埃及的独立而消散，相反以掩蔽的新形式长期制约埃及现代化事业。纳赛尔领导的七月革命完成了驱逐殖民主义、实现国家独立的任务，终于再次掌握了现代化的主动权，但以工业化、国有化和“均贫富”为核心的纳赛尔式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埃及现代化道路问题，易于遭到颠覆。1970年继任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从政治上全盘否定纳赛尔式社会主义：“20世纪60年代我们进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百分之百的失败。任何人书写这段历史都会说60年代无非是战败和痛苦的年代。”埃及政治上的反转，为西方垄断资本的渗透提供了条件。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国内外大资本的利益，埃及再次陷入逐渐依附式发展陷阱，再次失却来之不易的经济决策权和现代化主动权。工业化不进反退，鲍林1837年对埃及的咒语竟然灵验成真。打着新自由主义和“后华盛顿共识”旗帜的西方垄断资本的渗透，本质上就是新殖民主义，使埃及长期陷入“外援”陷阱和外债陷阱，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埃及经济起起伏伏，但始终无法实现可持续高速经济增长，1965~2010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4.9%。可见，殖民主义仍然以新的形式对埃及现代化形成桎梏。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埃及是中东非洲重要国家，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尤其是可居住面积而言，其现代化亦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埃及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但至少94%的土地为沙漠地区，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的主要是尼罗河谷及三角洲地区，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一些绿洲和新开垦土地。埃及如此狭小的可居住国土，承载超过一亿人口（2023年约1.06亿人），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构成巨大压力，因此穆巴拉克总统早在1999年就指出，埃及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快速增长。
自古以来，和平发展就是人类孜孜以求、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和制度文明基础上，更伴随着侵略与剥削广大亚非拉落后国家和地区，是“吸血的现代化”。相反，埃及作为后发的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的起步恰恰是遭受殖民主义压榨。纵观200余年的埃及现代化进程，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尤其艰难。除了英国野蛮的军事侵略与暴虐的殖民统治，埃及还卷入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当埃及在纳赛尔时期终于摆脱殖民主义羁绊时，美苏冷战争霸与长期持续的阿以冲突，使埃及多次遭受大规模的阿以战争之害，现代化的外部环境非常恶劣，这也是萨达特颠覆纳赛尔式社会主义，倒向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原因。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1970~2010年）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埃及的泛滥，集中体现了殖民主义对埃及现代化的深远负面影响，突显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不可持续。萨达特时期的埃及，放弃纳赛尔现代化战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殖民主义的幽灵再次在埃及大地徘徊。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阶级阶层和私有部门结构，均发生明显的两极分化。埃及私有企业受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双重挤压，私有企业内部又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中小私企受到严重遏制。社会结构方面，埃及中间阶层不仅占比没有提升，比率太低，而且在社会流动中有向下流动的危险，中下层和底层共占埃及总人口的70%，他们其实就是埃及的贫困人口。新自由主义雾霾笼罩下的埃及，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越来越远，最终导致2011年1月25日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塌。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现代化遭遇重大挫折，当然是新自由主义之罪。从根本上说，是殖民主义种下的祸根，因为新自由主义无非殖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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