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的名篇。就人口结构而言，他在文中指责的“老大帝国”其实非常年轻。清末全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多岁，“人活七十古来稀”到民国期间依然适用。然而，在过去四十年经历了人口转型的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梁启超的问题似乎更切合这个时代：“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未来果真这么令人悲观吗？
老龄化阻碍大国崛起？
2011年4月，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美国学者金世杰（Jack Goldstone）在《华盛顿邮报》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作出了悲观预测：由于一胎政策，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十年会达到顶峰，而后停止增长，到2040年将下降9%。据联合国人口机构预测，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12%上升到2050年的三分之一。中国的未来如同1990年后的日本——规模缩小，人口老化，一幅夕阳晚景。
金世杰等学者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国家竞争战略的高度。与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老于印度，而且在加速老龄化。所谓的“人口红利”，即高比例劳动力导致的经济增长，会很快被中国分光吃净。而印度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一直增长到2030年。德国波恩大学的教授埃里希-威德（Erich Weede）曾在《法兰克福时报》上撰文，即指出“印度的王牌是其年轻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有中国变老了，印度的时机才会到来。”
中印“龙象”之争一直是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无论看好哪国，比较者总喜欢强调某些因素，忽略另一些因素。就人口红利而论，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机会享受一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尽管印度的工作人口较为年轻，占人口半边天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却远低于中国。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2009年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参加工作，而印度只有三分之一。此外，印度工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也逊于中国。除非印度能够提高劳工素质，扩大基础设施，并开发剩余劳力，其人口红利并不会在未来兑现。综合这些因素，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推测，中国至少到2025年仍会保持领先印度的优势。
对“老大中国”持悲观态度的人们都太看重人口因素了。中国经济过去并不仅仅因人口红利而增长，未来也不会因这一红利消失就衰退。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学者估算，人口红利只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16.5%。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因人口老龄化而放缓，但并不妨碍它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印裔美国经济学家萨勃拉曼尼亚在《大预测》一书中综合分析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种种估量，指出即使考虑老龄化因素，中国的增长率仍将高达5.5%，并将在2030年取得类似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世界银行在一些预测报告中也对中国抱有类似的乐观预测。
中国像一部四引擎拉动的跑车，尽管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还有教育红利、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有待开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非人口数量，而在于人力资本。有人认为老龄社会不利于创新，因为年轻人的比例在持续下降，而他们才富有创新精神。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高等教育普及，更多年轻人能够接触先进知识，创新者的数量不降反增。比如，中国科研人员占全球的比例由2002年的14%上升为2007年的20%，在此期间美国和欧洲的份额都有所降低。
老龄社会，大势所趋
一个新问题出现后，人们往往首先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在有关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有一股强大的声音要求放松生育管制，恢复人口结构。对此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老龄化属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发展倒退的问题。经济发展改善了一个社会的医疗水平和营养状况，从而导致大量老年人口出现。目前还不担心老龄化的发展中大国，或者像印度一样经济落后，或者像俄国一样社会动荡，其预期寿命都低于中国。
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双重下降，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到2050年，即使美国的老年人口也将接近30%。美国学者福山曾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预言，未来人类很可能生活在平均年龄65岁的社会里。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老龄社会——“夕阳无限好”还是“只是近黄昏”，夕阳大概会一直红下去吧。
应对老龄社会，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不外三条——或是鼓励生育，或是吸纳移民，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发达国家中，唯有美国能够通过大规模吸纳外来移民，延缓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鉴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不可能采取这一策略。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很有限。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国人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根据零点公司2010年进行的生育调查，在目前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居民中，有56.4%的人希望有两个孩子。而这些居民年龄偏大，出于健康等因素的考虑，不太可能生育二胎。在尚未生育的年轻居民中，仅有不到一半（43.2%）的人表示希望拥有两个子女。
有论者认为，解除生育管制有利于缓解“未富先老”的局面。其实中国的人口老化模式也符合“先富而老”的西方国家经验。2010年，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0%，而青海、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只及6%左右。老年人口较多的地区一般劳动力生产率也比较高，“未富先老”的状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与其费劲心力地退回原地，不如探讨如何适应老龄社会。
中国老人的未来前景
根据上述分析，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才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唯一出路。依靠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老龄化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国民经济问题，而未来老年人的生存境况却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曾经撰写过一部研究老龄化问题的著作《老龄与衰老》。老龄不等于衰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口学家曹树基即建议中国建立一套老龄化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以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依据，而不是仅仅关注年龄。举例来说，如果北京七十多岁的老人比贵州六十多岁的老人平均健康指数更高，那么前者实际的“衰老化”水平就低于后者。这一定量标准比以目前的统计方式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老龄化状况。人口走势不可逆转，我们需要防止国民的衰老化，而不是单纯的老龄化。
健康而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不仅不会成为经济负担，而且还会对社会作出相当贡献。关于老龄化的讨论一般都假定老年人不会再从事生产，因此成为所谓的“依附性人口”；较少有人意识到老年人也可以是社会劳动力的来源之一。波斯纳作过“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区分，他指出老年人记忆力虽然衰退，但处理纠纷的公正性却胜过年轻人，并非所有的工作他们都不能胜任。发达国家近年来纷纷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为了减少养老金的财政压力，一方面也为了利用老龄劳力。让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工作，总比让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工作更容易。
况且，老年人即使不工作，也不等于不劳动。老人们可以在家里为儿女照顾孩子，这样既减轻了儿女们的养育负担，也让老人们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目前中国劳动力异地流动越来越频繁，这自然有助于配置人力资源。可由于户籍制度、住宅政策不配套等原因，老年人常常不得不与子女分居两地，如此前者得不到照顾，后者又不得不忙于家务。进一步松动户籍政策，便利社会福利的异地转移，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家庭融合。这一模式也将缓解养老金覆盖面不足等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日本经济作出乐观预测，该国进入老龄社会后会降低储蓄，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结果自然不如人意，不过日本今天的确进入了“银发经济”。养老院的普及和护理工的职业增长自不待言，老年人的体育和娱乐用品也开始走俏。在保障基本消费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老年人多发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爱好，关注其晚年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延长寿命。早在民国年间，社会学家潘光旦即强调老年人的经济问题固然重要，情绪问题也不可忽视。比如，国内影片《飞越老人院》即反映了老年人“活出味道”的精神诉求。
“老大中国”不见得可怕，如果我们能让老人们拥有幸福的晚年。这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老人，拥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注：本文刊于2012年7月的《财经》杂志，原题为《老之将至，福兮祸兮》。文中的数据都是十多年前的，但基本观点对目前的讨论可能还有价值。当时我举出应对老龄化的三种对策，也许正在发展的生物技术可能成为第四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