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形成了榜样效应的不服从行为，尤其当它们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别人争相仿效时。若是这样，我们面对的就不是缘于胆怯或故意（或两者都有）的个体行为，而更多是有着大规模政治效应的社会现象。微小的拒绝服从被复制几千次后，足以彻底打乱将军或者国家元首制订的大计划。
这种小的不服从永远上不了新闻头条，但是正如千万毫无头脑的珊瑚虫能够创造珊瑚礁，成千上万的不服从、开小差也能够制造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巨人礁石。一种隐秘的双重共谋使得这些行为难以为人察觉。做坏事的人从不希望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他们的隐身。
官方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不愿意人们注意到日渐高企的不服从水平，否则就有鼓励其他人仿效的风险，并且让人们发现官方的道德支配地位的脆弱性。这就造就了一种奇异同谋关系下的沉默，使得其中的不服从行为几乎不见于历史记录。
这些我在别处命名为“日常形式的抵抗”(every forms of resistance）的行为，虽然极少进入历史记载，却暗中对政权、国家和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几乎肯定地把美国南北战争中邦联的失败，归结于士兵逃跑和抗命行为的大量累积。
1862年秋，也就是南北战争开始了一年多一点的时候，南方发生了大范围的作物歉收。南方士兵，尤其是来自不蓄奴的穷乡僻壤的士兵，收到了饥饿的家人的来信催促他们返乡。好几千人确实回去了，有时整个连队的士兵都逃得精光，同时带走了自己的武器。他们回到家乡之后，大多积极地抵抗征兵，直到战争结束。
1863年冬，北方联邦在传教士岭(Missionary Ridge)的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争的大局已定。此时，南方邦联的军队发生了大出血般的兵力流失，大部分逃兵依然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和奴隶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尤其没有理由为之献出生命。
当时南方流行的一句口号总结了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富人来宣战，穷人上战场。”该说法能被一个事实进一步印证：拥有超过20名奴隶的富裕庄园主可以在家里保留一个儿子，名义上是为了保证后方奴隶的秩序。总之，大概有25万处于应征年龄的南方男性不是逃避了征兵，就是在应征后又从前线逃了回去。对于人力上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南方来说，这是沉重的一击。
除此之外还有一击。有数量不容忽视的奴隶，尤其是靠近南北交界处的奴隶，逃向了北方，其中很多人还应征加入了北军。另外，有证据显示南方剩下的奴隶乐于看到北方取胜，不愿意为了加速生产军需品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于是便能偷懒时就偷懒。
他们也常常躲进避难地，例如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交界处的大迪斯默尔沼泽(Great Dismal Swamp)，奴隶躲入后其足迹就无从追踪了。这是最后的一击。每一个逃跑和怠工者都有意保持低调，避免引人注意，但这种做法千万次累加起来就放大了北方的人力和工业优势，而且很可能决定了邦联最终的战败。
类似的大规模抗命也让拿破仑的征服战争陷入困境。虽然有说法称，拿破仑的士兵把法国大革命装进行囊里，带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应肩负这些行囊的士兵做出的不服从行为，严重侵蚀了征服战争的影响范围。
在共和国时期的1794年至1796年，以及从1812年到拿破仑帝国的终结，从乡间招募兵员的巨大困难严重损害了国家力量。家庭、村庄、地方官员乃至各县镇都合谋着收留从军队逃回来的士兵，同时也都帮助人们逃避征兵。有的人甚至为此剁掉了自己右手的一根甚至几根手指。
脱队和逃避征兵的人员比例可以视为一个反映政权人心向背的指标，而鉴于这些“用脚投票的选民”在战略上对拿破仑的军需官的重要性，这一指标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第一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的公民也许热情地接受了普遍公民权的许诺，但并不热衷于它的逻辑对应物——普遍的兵役义务。
让我们停一下，把注意力转向这些行为的一个特别之处：行为者都是无名的，他们不会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实际上，这些行为的匿名性恰恰促成了它们的有效性。偷偷脱队不同于直接挑战军队指挥官的公开兵变，因为前者不公开表达诉求，不发表宣言，要悄声而非发声。
不过，一旦逃跑的规模足够大，让指挥官得知了，就会限制指挥官的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士兵已经靠不住了。在美国发动的声名狼藉的越南战争中，存在“友军自袭”的案例，也就是士兵故意用破片手雷炸死长官的事。越是经常让部下执行危险巡逻任务的军官，其遭部下用手雷刺杀的可能性就越高，针对他的刺杀方式也越凶残。
该行为依然不会暴露行为者的姓名，其目的是减小军人在战争中的死亡风险。可以想象，军官在接受置自己与部下于险境的任务时，友军自袭的报告（不论情况是否属实）会使他们陷入何等的犹豫。据我所知，尚未有人研究过友军自袭的具体案例，更没有人关注它们在战争的发展和结束中起到的作用。这又一次表明，此种沉默以隐匿于历史的方式改变着历史。
沉默、匿名，以及常常存在的共谋关系——这些条件下的违法和不服从也许是农民和下层阶级在人类历史中偏好的政治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说，公开的反抗太危险了。在约从1650年到1850年的这两个世纪间，闯入王室或私人领地偷伐和偷猎（包括砍树、砍柴、收草料、打猎、捕鱼）是英格兰最普遍的不法行为。
我说“普遍”，便是说它在平民中既普遍存在，又获得了普遍认可。因为农民从来不认可国王或者贵族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声明，而是认为森林里的、溪流中的和开阔地（荒野、沼泽、开阔草地）上的都是“自然的免费馈赠”，所以他们群起侵犯贵族的财产权。
凡此往复，足以让精英阶层严加规定各地区的财产权。然而，这种对财产权利的广泛侵犯是下层阶级偷偷进行的，没有人公开地宣战。这相当于村民大胆行使了他们自行主张而又不曾正式声明的土地权利。在偷猎案件方面，地方上的串通共谋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猎场看守很少能找到愿意去法庭做证的村民。
在产权的历史性冲突中，对垒的双方都拿起了最适合他们的武器。精英阶层控制着国家的立法机器，拿出了圈地法案、所有权证书、不动产自由保有权，以及警察、猎场看守人、森林看守人、法庭和绞刑架，他们不过是想确立并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罢了。
农民和下层群体没有这些重型武器，转而依靠盗猎、偷窃和私自占用等手段，来对抗精英阶层的产权声明并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弱者的武器”同从军队擅自脱伍一样，都是隐蔽而匿名的。它们与公开反抗截然不同，但又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说，做逃兵是兵变的低风险替代选项，私自占用土地是公开抢占的低风险替代选项，偷猎和偷伐是公开声索木材、猎物、鱼类所有权的低风险替代选项。这些手段对于当今世界的多数人口，当然还有各历史阶段的下层阶级来说，是唯一可实践的日常形式的政治。
此举要是再失败，他们就只能诉诸更绝望、更公开的冲突方式，比如说骚乱、叛乱和起义。后面这些征求权利的努力会猛然间出现在官方历史记载中，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钟爱的档案中留下痕迹。档案是他们的为学之本，所以他们将公开的阶级冲突置于过度崇高的地位上，远远超出了在呈现得更全面的阶级斗争中，公开冲突应占据的位置。
至于沉默、低调、寻常的不服从行为，则以档案的雷达监测不到的低姿态从历史中走过；它们不挥舞旗帜，不书写宣言，无官方参与，无稳定组织，于是便不为人所注意。不为人知正是底层政治形式的实践者之打算。可以这么说，历史上农民和底层阶级的目的就是待在档案之外。而当他们现身于历史档案时，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大乱子。
我们如果审视一番底层政治的宽广频谱，即从小而匿名的抵抗行为到大规模的群众叛乱，便会发现在发生更危险的公开冲突之前，通常有匿名威胁和暴力行为的升温：恐吓信、纵火或威胁纵火、偷杀牛只、故意破坏、夜间捣毁机器，等等。
地方精英和地方官员一贯知道这些现象很可能是公开叛乱的先兆，而且这些事的谋划者也希望它们被如此解读。在近现代精英的理解中，不服从行为的频率和“威胁等级”（多亏了国土安全局）是绝望情绪和政治动荡的早期信号。卡尔·马克思年轻时写得最早的几篇专栏文章中，有一篇细致地探讨了在莱茵兰地区，工人失业、工资减少同私人领地上薪柴偷盗的案发频率有何相关性。
我认为，这种违法行为是集体行为的一个特殊子类。它们之所以通常不被视为集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不公开表达诉求，同时也是因为做出行为的个人总是自利的。谁说得清偷猎者关心的是暖暖炉火上的一锅炖兔肉，还是反抗贵族对自己刚刚盗取的木材和猎物的所谓的财产权？
给历史学家留下可供记载的动机，这肯定不是偷猎者的利益所在。他享用木材和猎物的意图之实现，有赖于他保证自己的行为与动机不为人知的能力。此外，这种违法行为若想取得长期的成功，他与友人邻居就必须合谋，后者要相信他们自己对森林资源的权利，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盗猎，并且不会去法庭做证或向当局告发。
实际上的同谋并不需要人们真正聚起来密谋。更多的政权不是被革命的先进力量或叛乱的暴民推翻的，而是在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民主”——千万普通人沉默而固执地不服从、不合作与不守序——的压力下一点一点屈服的。
本文摘自《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