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青瓷：夺得千峰翠色来》获白马湖优秀散文奖

越窑青瓷：夺得千峰翠色来

赵  畅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每每想到越窑青瓷，我总是会油然吟诵起唐代诗人陆龟蒙盛赞青瓷的诗句。“九秋风露”，点出越窑烧造瓷器的时间应该是在秋天。因为越窑的一些窑址地处中国南方，气候潮湿，烧窑难度大，因此窑主们多半选择在台风季节过去，空气干燥时期，天高气爽的晚秋或初冬时期烧窑。事实上，此时烧制的瓷器，总是釉面青碧，晶莹润泽，如宁静的湖水一般，又恰似覆盖山岚郁郁葱葱的翠色。

越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温山软水、稻香鱼肥的浙东曹娥江中游地区——绍兴上虞，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于是也理所当然坐上了越窑生产中心的头把交椅。

1978年，一位将南宋官窑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中国名瓷大师、全国古陶瓷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官窑研究会会长叶宏明，率领他的团队在上虞县曹娥江下游小舜江附近的上浦镇石浦村小仙坛、红光村帐子山一些古龙窑考察以后，除了得出上虞自东汉起已普遍使用龙窑这个结论外，经碎瓷片化验考证：釉的玻化良好，釉和胎结合牢固，釉面光亮明快，釉呈淡青色，较为纯正美观。瓷胎呈浅灰白色，胎质坚实细致，可以看出原料是经过精细加工淘洗的，达到了真正瓷器的要求。当叶宏明在《文物》杂志上第一次向世人公布“我国汉代完成了由陶向瓷的过渡，真正瓷器发源时间是在距今1800多年前的东汉，发源地在现在的浙江上虞县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从而为学术界一直难以下定论的“东汉有瓷说”提供了证据时，我怎一个叹服了得！

在岁月的流逝中，古窑址尤其是青瓷残品、碎片，总是深藏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一种神秘的韵律。因为挖掘，浅褐色的泥土趸拥着半埋半裸的残品和碎片。在阳光下，它们分明发出翠绿色的莹光，恍如天上无数眨着眼睛的星星。我知道，在遥远的岁月中，它们自是等待着一双知己的眼睛。

每每走过这一处处古窑址、一个个残品和碎片的堆积场，我都似乎被一种特殊的磁场裹卷着，身不由己，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而只要身在现场，我都会弯下腰去，与它们做最亲密的接触。在这儿，我甚至觉得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于是，干脆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之手把自己碎成轻尘。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每一个残品、每一片瓷片都有以内在成分凝定灵魂淬火的力量——它所开掘的瓷工诗意之美，光彩夺目。尽管早已成了残品和碎片，但它们的造型与釉色，都有大地的赤诚、太阳的温暖；它们的造型与釉色，都同人心、人性的审美价值有关。哪怕一个简单的符号，都是古人点缀平常的生活、贫瘠的日子的需要。

时间的指针，定格到了2013年10月。一场接连几天的大雨转成了奔涌骤急的洪水，终将浙江上虞位于上浦镇大善村禁山的沟沟壑壑冲刷得体无完肤。有一天，附近村民突然发现，从禁山南麓冲刷下来的，除了泥沙、石块，竟然还有大量古窑址里特有的窑具和青瓷残品、碎片。

于是乎，沉寂一千多年的古窑址在不经意间被悄然开启。后随着考古的深入发掘，因其保留了从东汉、三国到西晋的完整窑炉发展沿革，并发现了全新的东汉成熟青瓷类型，对探索成熟瓷器起源及第一个青瓷发展高峰具有重要意义，故“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得以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对于禁山，我心仪已久。一天下午，在村民的陪同下，我走在了去往禁山的山间小路上。禁山所在，是一条神奇的山谷，底部并不开阔的山地里，那绿油油的草皮与附近青冉冉的山林相呼应，给人以苍翠欲滴的感觉。我叹服古人的聪明和智慧，他们是那样完美地将大自然中的绿色与人类心目中最美好的希望交织、交融在了一起。有人曾将这里出土的青瓷碎片放置在显微镜下，于是诗意奔涌而出：“出现在人们心扉的总会是旷远的丛林和阳光下一望无际的湖水，往前走，林子越来越近，道路越来越隐蔽，周围一片绿色，凉凉的风里有艾草的香味……”

村民告诉我，大善村在东晋时期有一座寺叫“上乘寺”，唐代宗赐名“休光大善道场”，村因寺名。他说自己曾经收藏的一些窑具支钉中模印有“善足”“善”字，他觉得这定与村名有关。看见他一脸的自豪，我也乐在其中。不论这些模印字与大善村村名是否有关联，一个村民能在村名与青瓷之间建立起这般美好的想象空间，构筑起文化的基因密码，这是很让人欣慰的。

穿过片片低矮的丛林，当古窑址展现在我面前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三座龙窑就静静地卧在山脚的斜坡上，里外零星散落着一些残破的窑具和碎片，一如当年的原始模样。抵近相看，那依然晶莹的碎瓷片，恍如古代窑工的眼睛，幽幽地与我对视。或许，它们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来临感到不解；或许，它们是想告诉我当年发生的一切……

我不由自主地蹲在了碎片旁，我觉得唯有如此，才是表示对它们的敬畏和尊重，也才能在零距离的亲近中实现对话互动。须知道，它们每一件都经过了复杂的工序，经过了多少人的手，费尽了多少人的心血。“大音稀声，大道无形”，这些古窑址和青瓷残品、碎片，有的曾长久藏于地下，一旦裸露出土，在阳光下莹光内蕴，便润泽如酥。若是相互碰撞，该是如何的温润软酥。残品和碎片，或许是生命坠落的最后绝唱，尖锐一声，从此永别，但又何曾永别？想起大宋官窑的制瓷精神就是，一年只生产三十六件，其余全部砸碎。这种精神，自然让大宋官窑的“残品”死得其所。然而，唯“残品”中不断累积的“瓷魂”，始出珍品。禁山古窑遗址中的这些残品、碎片，记录着当年窑工们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反思也彰显着一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制瓷精神。正是这一块块残品、碎片，垫起了禁山古窑遗址登上中国成熟青瓷高峰的基石。

是的，一块块碎片，它同样包孕了青瓷生产的整个过程。青瓷的工艺流程，有粉碎、淘洗、陈腐、练泥、拉坯、晾干、修坯、装饰、素烧、上釉、装匣、装窑、烧成等多道工序，可以说，每一道工艺，都是美的化身。想一想吧，曹娥江边，当“春雨盈满小溪，小溪推动水车，水车流转着水碓，水碓起起落落，于是那些紫色的砂泥、奶色的白泥、橘色的黄泥、猩红的朱泥、黛色的绿泥，在石槽中点点地荟萃，在水碓石擂的敲打下，瓷矿终于练成了柔润的精泥，成为窑工手中任意变化成型的泥坯”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种诗性情绪呀！

读陈万里在《瓷器与浙江》一书中对古代青瓷传统操作方法的逼真描写，更将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让我获得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看见他们做碗，两只脚蹬住一个圆转机，将模型放在机上，握一把泥，两手先在模型的底部，按坚实了，然后右脚蹬圆机，使它急速旋转。此时模型内底部的泥，渐次随着旋转而层层均匀铺在模型的全部，溢出在模型外的余泥，把它刮去，中间穿一个孔，为的是排气泡，最后用一块皮，将内部轻轻地按刮一下，就算成功了。等到做第十二或十六只的时候，就依次脱出模型，只须在旁边吹一下，四面就同时分离，一合即出，此时的泥还是湿的，就放在板上晾干。等到干了再磨底，随后是画花、上釉，预备去烧制，大概做法如此。”

如果说，烧窑是火的艺术的话，那么，古人对龙窑的发明，其最大的贡献就是解决了火的问题。记得当年在上虞上浦镇四峰山的东汉窑址做研究时，大园坪青瓷窑址考古专家、浙江省考古所研究员郑嘉励，如此评说龙窑的地位和作用：“从陶到原始青瓷，再到成熟青瓷，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烧制的温度。禁山窑址的龙窑应在1200℃到1300℃之间。一把火，一把熊熊烈火，焚烧出史无前例的高温，终让一方地域锻打出五千年文明古国走向世界的物质徽章和文化图腾。”

说及龙窑的横空出世，散文家陈荣力在当地采访时曾听闻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东汉早期，曹娥江中游的四峰山、帐子山、拗花山一带，已是原始青瓷的主要产地。然而因工艺陈旧，烧制温度无法突破，原始青瓷销售困顿。有一位资深窑工，勤劳聪明，烧制技术高超。为了提高烧制温度，他扒小窑建大窑，拆老窑造新窑，但总不见有大的起色。一天凌晨，电闪雷鸣，一场初夏的雷暴雨骤然而至。雨停了，天也亮了，他早早来到位于半山坡的窑场。但见窑场对面两峰相夹的山岙间，一股白色的水雾似一条巨龙，从山脚向山顶滚涌、升腾，巨龙所到之处，树叶、树杈、杂草纷纷裹挟而上。他先是出神地看着，突然，他一下子醒悟过来，兴奋得手舞足蹈。

不久后，一座依山坡而建的卧窑，出现在窑工们面前。开窑的时刻是惶恐和亢奋的。为这座从未见过的新窑耗尽心血的他，更是紧张。窑门终于打开了，一片翠绿的光从窑内射出，他惊呆了，众人惊呆了——那热浪尚存的窑室，分明是一窑“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啊！这座依山坡而建的卧窑，恰似一条顺坡向上游动的蛟龙，他和窑工们便把它称为龙窑。尽管传说总是裹挟着人们美好的想象甚至是主观的臆想，但我宁信其有。毕竟，人类的诸多发明创造，很多不都是人们从气象万千、美妙神奇的自然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至成为天人合一的神奇之作的吗？

东汉以来，随着人口的激增、交往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瓷土、器型、釉彩等制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龙窑技术的开发，烧制温度的突破，东汉中期成熟青瓷开始在上虞出现并渐渐扩大到浙东地区。“曹娥江上百舸争流，白帆如云；会稽山麓千窑林立，青烟拢日”，那简直就是一场制造业革命的青瓷浪潮，融入其间的当然还有时尚创意、工匠精神以及市场意识。成熟青瓷的大量生产交易，也令其渐渐成为后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并发展成为一张重要的中国文化名片。

回过头来说，最为精彩的得数烧窑了。不必说，烧窑前，窑工们总是杀鸡宰羊，以祭窑祈求烧窑成功。在整个烧窑的过程中，每一个窑工，他们总是怀着焦渴的等待，朝圣般的心境，等待着窑门打开的一刹那。当龙窑熄火的时候，那满满一窑通体翠绿、莹光锃亮的碧玉呈现在大家面前，仰天长啸，失声叫喊，奔走相告，就成了他们庆贺烧窑成功的最好方式。

龙窑的发明，除了节省了烧窑成本，更是提高了烧窑的质量。在禁山，除了碎片，我也看到了出土的产品标本，均为成熟青瓷器，包括樽、簋、洗、盆、灯、罐等近三十种器型，胎釉质量高，装饰华丽，尤其是纹饰诸如弦纹、水波纹、菱形纹、直线纹、网纹、布纹、叶脉纹和贴印铺首、爬虫等的印划、镂贴等，可谓集青瓷纹饰之大成，而制作与装烧工艺更趋成熟而高超。恰恰也就是在现场，我还与三足支钉的窑具不期而遇。可千万莫要小觑了这些装烧青瓷的单体间隔具，正是因为以禁山为代表的窑场的重大发明，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改进，才引发了一场装烧量极大提高的革命。自然，这一发明还有效地减小了对于釉面的影响，无形中提高了器物的美观性和艺术性。

其实，对于成熟青瓷的起源地的上虞而言，禁山只是众多留存的古窑址中的一个缩影而已。作为早期越窑的中心产区，如今留存的四百多处古窑址，自可建立从原始瓷到成熟青瓷的完整发展过程。而发掘表明，这些窑址基本上围绕着小湖泊分布，更兼就地挖取瓷土方便，南部山区有的是丰富的燃料，曹娥江与大运河提供了便捷的交通运输。于是，青瓷在上虞的发展便是那样的势不可当了。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在一件小仙坛窑址群出土的青瓷器底部镌刻着“谢胜私印”的字样，为东汉出土瓷器中首次发现，其人文价值不可估量。我曾想，或许谢胜是一位大师，否则，他怎能有私印？谢胜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私印，让后人记住了他这位制瓷大师。比之谢胜，更多的制瓷匠怕是默默无闻者。你想过吗？一千多年前，有多少匠人在这方土地上辛勤劳作？个别的匠人舍家别妻来到这里之后就从此音信全无，以至有人累死、病死在这里。让我们唏嘘不已的是，创造了伟大艺术的匠人，竟连个名字都未能留下。记住谢胜，也让我们同时记住他们吧！

每当人们骄傲地说到水之魂、云之魅、山之魄、石之髓结晶的越窑青瓷，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上虞的禁山古窑遗址。要知道，这是一个宣告中国成熟青瓷到来的时代。或许，当年上虞的先民们并没有想到，在满眼青翠的季节，一窑一窑地烧出温润纤秀的青瓷的时候，无意之间，他们掀开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以曹娥江两岸的窑场为代表的早期越窑，在引领中国制瓷业发展的同时，不仅为唐宋越窑的蓬勃兴盛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衢，而且将优秀的窑业技术辐射到了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宜兴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等许多著名窑口。另据传，在景德镇被尊为“制瓷师主”的晋代陶工赵慨，曾在浙江为官并把越窑工艺传到当地，推动了景德镇的窑业由陶器阶段进入瓷器阶段。上虞也有类似的传说，景德镇开窑之前必到上虞取瓷土行祭礼。取土之地因久而成塘，被称为“江西塘”。在上虞上浦镇一些古窑址所在的村子里，都能发现一些散落各处的池塘，在阳光的照耀下，池面一闪一闪的，恍若大地的眼睛。村民们说，听上辈的老人讲起，这些塘大约就是传说中的“江西塘”了。

记得余秋雨先生说过：“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址，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上虞的古窑址、残品和碎片堆积场，自东汉至北宋经历了一千多年从兴盛到衰落的烧造过程，而且因为“躲在地下”，躲在深山冷坳，故而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以至于今日破土，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其最原始的状态，想象其昔日的骄人风采。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每一座古窑址、每一个残品、每一块碎片背后，都隐潜着许许多多工匠、许许多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

我总以为，但凡走进古窑址，走进残品、碎片堆积场，我们并非在看一千多年前的标本，而是在看一千多年前的生活。可不是？上虞的青瓷哪曾死去，它分明活着，它始终血脉畅通。“想想从东汉到唐、宋这段漫长的风华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则天的盘盏，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烧成于曹娥江边。家乡细洁的泥土，家乡清澈的江水，家乡热烈的柴火，曾经铸就过无数美丽的载体，“天天送到那些或是开朗或是苦涩的嘴边”。这是何等的自豪，何等的荣耀！微合双目间，超越时空中，在畅快、完满的想象里，当所有的场景被还原，所有的残品、碎片被复原，于是乎，眼前的一切便变得那样的客观和真实、生动和具体……

曹娥江边，“东山再起”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上虞上浦镇姥山村的绳头山南麓，有一处东晋晚期至南朝时期的越窑窑址。因地近谢氏世居的东山，其烧造年代又与谢灵运处于同一时期，故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言的青瓷生产地很有可能是指绳头山窑址。在绳头山窑址，我拨开层层叠叠的青瓷残品和碎片，发现其中有为数不少的高足杯、压手杯、高士杯、三秋杯、爵杯、耳杯（亦称羽觞）等用来盛酒、水、茶的器皿，以及形态各异的青瓷砚等文房用具时，我思念的雀儿始与谢灵运做最亲密的对视。

谢灵运，谢安侄子谢玄的孙子，因文笔极好而被《文心雕龙》盛赞：“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或许，作为封建帝王拉拢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宋武帝仍封谢灵运为“袭康乐公”，康乐公是谢灵运祖父谢玄的封爵，供禄丰厚。然而，及至刘义隆即位（史称宋文帝），要求谢灵运在宋史上写“晋恭帝禅让帝位宋武帝”时，作为上代在晋朝也是贵族士大夫阶层的谢灵运，又岂肯落笔？当年，兵权在握的刘裕，是欺晋恭帝年幼而夺权的，怎是“禅让”？一旦落笔，自己怎向祖宗交代？怎向晋朝交代？“称疾请假”，当是其走出尴尬之境的最好选择。

一获宋文帝的恩准“赐假”，谢灵运离别京城建康（南京），直奔会稽（绍兴），投奔其在会稽做太守的堂叔谢方明。既是“称疾”，便当养病。养病，则须挑个清净的地方；即便只是佯病，为了掩人耳目，也得找一个无人能够寻觅的地方。于是乎，与诗酒好友一合计，大家便来到了谢安东山里面的一处山岙。那里山嶂重叠，林壑暝暝，他们草庐安身，自己戏称为“碧霞里”。称“碧霞里”，借喻的当是一个典故：虞舜之时，有个贤人叫许由，虞舜派人请他去做皇帝，他不愿。使者回去后，许由即来到颖水边洗耳朵，表示要洗涤“请他做皇帝”的污言浊语。

由此可见，在那些时日里，青瓷酒杯当是谢灵运最心仪之物，不啻是因为它出产于家乡，也缘于它象征着酝酿和守恒，是从容不迫的闲适，雍容大度的吞吐，极似人生。其实，酒杯与生俱来就是中国人的模样，而其色则更像家乡山上树木青翠之泽，一坨坨、一盏盏，自可怡倦眼，安心魂。而家乡的青瓷杯，盛满的亦不仅仅是物质的琼浆，所给予谢灵运更多的还有精神的玉液。毕竟，人生不可以局促于一个小器，贪恋小小的获得。万物皆器，其实人也是器。当谢灵运达到器宇不凡、君子不器的境界时，亦便是其追求内心灿烂完美之时。

在深山冷岙里生活的那些日子，谢灵运不可谓不开心，但又不免忧心忡忡。无论尽兴抑或解忧，觥筹交错当是最好的载体。“天高皇帝远”，居住在“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的幽境里，谢灵运与人饮酒当有着如闲云野鹤般的怡然自得。浅酌慢饮间，但见明月东升，清风徐来，又闻虫声唧唧，雨滴悄落，流淌着的自是一派田园诗情。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言：“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是的，否则，谢灵运又怎能成为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又怎举斛醉月，写出让李白等诗人也叹服的《山居赋》？然而，醉眼蒙眬里，谢灵运又着实清醒。他未尝不清楚自己只是“称疾请假”，迟早还得回去，迟早还得面对宋文帝的那道“圣旨”。于是，愁绪便借着凄清的月光幽幽地流淌在血液中，却又不免“借酒消愁愁更愁”。或许，愁从中来的谢灵运当年亦曾摔过青瓷酒杯，以至挥笔时亦曾摔过砚台，但可想见，那青瓷碎片早已与谢灵运曾经的哀愁、惆怅一起湮没于地下。

果不其然，半年后，因为堂叔谢方明被弹劾，新任会稽太守孟颛探得实情而“上书奏讦”，谢灵运迫于无奈依依不舍离开了“碧霞里”。至于后来依然不愿奉旨写史，被贬为临川内史，以至最后被人奏讦“起事谋反”而被砍下头。这当是后话，不再赘述。在我看来，“碧霞里”那半年多的“放浪形骸”的生活，与酒有关，与诗有关，对于谢灵运不可能不刻骨铭心。虽说谢灵运走了，但绳头山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绳头山古窑址那大量的青瓷残品和碎片亦承载了太多有关谢灵运其人其事的讯息。

是的，尽管谢灵运居住过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但《山居赋》里的文字并没有在岁月风光里消散，其背后裹藏着熟悉而又亲切的灵魂，到底让我复制出当年的生活场景，以至令我眼前幻化出谢灵运饮酒吟诗的场景。静心谛听，茂林修竹间，谢灵运及其友人们爽朗的笑声和高亢的歌啸依然萦绕耳际。谢灵运携友人且行且吟谈笑风生的儒雅身姿，依然在我眼前晃动。谢灵运山水诗之风流遗韵，依然弥漫在“碧霞里”的一草一木间，经久不散。

…………

如果把残品和碎片视为艺术品，那么，艺术之奇妙境界，就在于能激发观者的想象，共同参与创造，由小及大，由此及彼，发现瓷外意象，听闻弦外清音。只要去过青瓷古窑址、残品和碎片堆积场的人，看考古人员的翻拣，都会捕获这般感觉：每座古窑址、每个残品和每块碎片都是一个人、一段史，成千上万个故事看似那么纷纷乱乱地堆在一块、相互不搭理，却有内在的机理和迷人的旋律。“秦篆旧碑荒草棘，禹书遗穴惨风烟。”华丽是一种美，残缺、破碎也是一种美。要知道，残缺美、破碎美、陈旧美、悲壮美正是文物古迹的重要特征。何况，透过古窑址、青瓷残品和碎片，我们更能体味古人的审美取向，窥见古人的智慧光芒。

欣闻绍兴市上虞区政府正在建造一个包括禁山、凤凰山、尼姑婆山古窑址在内的“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须知道，这些由古窑址、残品和碎片堆积场建立起来的考古遗址公园，就是一个“野外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理当成为培养我们的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哲学深思、文化认同的地方。建造这样的遗址公园，远不啻是为了欣赏。就像大量古希腊雕像的发现，开启的不是古代，而是现代。几千年前，维纳斯的健康和美丽，拉奥孔的叹息和挣扎，推动的居然是现代精神启蒙。想起了一位著名文化学者的话：“王国维对德国的精神文化比较熟悉，知道18世纪启蒙运动中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如何在考证古希腊艺术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阐释，建立了跨时空的美学尊严，并由此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如此混乱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化光耀百世。此间的一个关键转折，就是发掘沉睡的古代文化，并为它们提供现代阐释。”就让我们从发掘和保护、研究和阐释古窑址及其古瓷碎片做起吧！

离开禁山古窑遗址时，我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蓝蓝的天空，绿绿的山谷，白白的鹭鸟正沐着夕阳低低地飞。回头时，我突然发现在鹭鸟伴随里，有几位农人还在打理田地。渐行渐远里，他们仿佛成了当年往炉膛添柴的窑工。这不，那落日余晖不就是被他们烧旺了的窑火吗？在禁山古窑遗址，我愿是一名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