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由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学术工作坊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集英楼B304会议室举行。本届工作坊通过腾讯会议同步开设线上会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以及部分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会议伊始，开幕式由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杨端程主持，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任勇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分别致辞。
任勇教授首先代表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对到访参会的诸位学者表示欢迎，他指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已联合举办了六届“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工作坊，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既挖掘历史上国家治理研究资源，又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希望与会者能既立足中国历史，又能对话当下中国实践，实现理论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充分结合，推出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杨光斌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本次工作坊承办方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工作表示感谢。杨光斌表示，历史政治学自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基础，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争议，如中国和欧洲在比较研究中的差异，量化历史研究中的许多概念还需要进一步辨析等。但杨光斌指出，作为中国政治学增长最快的路径，历史政治学有争议才能更好地进步。最后，他欢迎各位嘉宾借本次工作坊展开深入探讨，进行更多有益的学术分享。
第一组讨论
本次工作坊的议程共分为三个组别，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段海燕主持了第一组的讨论。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马雪松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历史政治学视域下中国古代国号的意义诠释》。马雪松介绍了研究问题的提出背景及意义，明确指出研究目的在于阐述中国古代国号择立改易的历史情境和政治逻辑的互动关联，从政治合法性建构、政治统治维护、政治秩序演进三个维度切入问题，并且更加强调国号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特定功能。其中，第一个维度点明了中国古代国号的历史政治学向度，主要体现为国号既在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中彰显突出特性，又深刻反映并作用于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前者表现出延续性与多样性、因袭性与稳定性、指代性与功能性三方面，后者则体现为国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政治权力的发展消亡历程、国号择立改易深受政治权力影响、国号功能与政权建设密切关联。第二个维度分析了古代中国国号在构造王朝或政权合法性、塑造政治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攀附血缘和地缘制造正统身份、依托谶纬和宗教隐喻天命转移和承接礼制和德性宣示王道赓续三大路径为主，其中第一、三条路径对于中国历史上非汉人身份入主中原的统治者而言有着突出的意义。第三个维度表明了古代中国国号与传统政治统治核心目标之间的联系，其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为整合族际关系缓和民族矛盾与统合集团关系化解权力离散，而第二点又可进一步分为三小点，即对前朝旧臣与政权新人关系、不同地域统治集团关系、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关系的统合。最后一个维度指出国号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符号，发挥着寄寓政治理想与提供方向引导，以及传递政治理念与供给价值支撑的作用，如元朝为加强汉地统治将国号“元”同汉人儒家追求的“仁”紧密结合起来。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彭澎对此作了评议，她认为西方文献对以国号为代表的“软性制度”的讨论非常少，大部分讨论集中于正式制度上，而马雪松教授汇报的研究展现了国号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内容深刻，具有极高的原创性价值。彭澎建议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分别是：非汉人的短命王朝是否和其无法良好吸收中原文化有关、有无一手资料证明统治者选择国号的策略、有无资料证明国号构建背后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非汉族和汉族王朝国号的差异以及统治者出身对于国家国号的影响。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程宬的发言题目是“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in China and Europe”（《中国与欧洲的书写文字与国家发展》）。她首先表明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书面文字传播对于国家建设的影响，并且其研究结论是中古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竞争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进步，长期上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和推广，帮助寒门子弟突破社会阶层进入官僚队伍中，体现了科技发展对于官僚体制的作用。其次，她系统阐述了三教竞争推动印刷术进步的机制，指出正是儒释道三教之间对信徒的竞争催生了大量的印刷需求，尤其是佛教出于“积功德”的需要，需要大量印刷佛教经典，从而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进步。此外，她阐述其量化研究方法，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历史地图集等数据的基础上展示了唐代人均佛寺数量的分布情况，发现其大体与后世印刷中心的分布重合，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其发现。在以晚唐“会昌法难”事件做外生性冲击后，她最终得出结论为某一地区在唐代佛寺越多，经过“会昌法难”的影响后，则到后世其印刷中心、进士数量越少，证明国家建设同相关技术的发明、进步相关。
针对此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特任副教授李立老师指出，分享人的研究完成度很高，研究思路非常巧妙。在理论突破、贡献上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关注到国家建设不是一定由外部压力所创造的需求所推动，而是看到其他侧面：宗教、技术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这是从供给角度出发的研究。二是在机制探讨和发现上同以往国家建设研究之间非常不同，分享人的研究引进了“社会流动”的概念，体现出对中国古代国家建设的量化研究已经到了很深的境地。三是不同于以往相关学者大多直接和理论进行对抗，研究同理论的对话非常巧妙。最后，他提出一点讨论和看法，即有无存在其他竞争性假说可以对研究进行补充。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台润泽的发言题目是《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构建：基于明代中国驿站的政治经济考察（1522–1620）》。他表示以明代中后期国家驿递系统为研究对象，其研究问题为为何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一定带来国家建设的成功。回顾已有研究，指出其大多基于西欧经验，中国具有和欧洲不同的单向度的特点，同时国家权力的相关研究不具有动态特点，存在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进行研究的取向，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台润泽表明本文思路是考察国家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提出了两条假设，一个是驿站导致地方政治秩序衰败，一个是腐败导致地方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失败，同时指出研究目前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一些驿站的设立、废止时间并不能确定。最后分享人展示了其研究数据与初步结果。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海骁在评议时首先肯定了报告人的研究潜力，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王海骁指出，报告人的研究在同经典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提供了新的量化数据，进一步强调了基础性权力和基础设施权力之间的张力，有利于我们以新方式认识地方精英对国家建设的作用。王海骁认为现有研究还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探寻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加重了实证分析的负担，因而可以转换一下研究问题，缩短研究概念、度量之间的距离；二是明朝很可能是出于预防性目的，在可能发生叛乱的地区而特地多设驿站，这就出现了反向因果的问题；三是用于实证分析的张居正改革可能存在其改革力度在各地不同的问题，会对分析的效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雷镇环的讲座题目是“Matriarch for the Patriarch: Female Regen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Historical China”（《母仪天下：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摄政与政治稳定》）。他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传递性问题，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存在着接班人问题。通过梳理和总结自秦始皇至1911年帝制结束期间的104个20岁以下即位的“小皇帝”案例，雷镇环发现其中48%的小皇帝最终被废黜，成功亲政的比例只有46%。雷镇环提出：中国古代专制政体如何保障小皇帝安全成长并顺利亲政？他的研究结论是，女性（亲属）摄政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显示，其他摄政者往往与小皇帝对抗，双方试图消灭对方以巩固自身权力，从而增加了小皇帝安全成长和亲政的风险。然而，当太后或太皇太后等女性亲属担任摄政时，小皇帝被废的概率降低了超过30个百分点，成功即位的可能性提高了30个百分点。对于为何女性亲属摄政能够起到如此显著的作用，雷镇环提出了三点解释。首先，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女性虽然可以参政，但几乎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对小皇帝的威胁较小。其次，摄政的女性亲属与小皇帝之间通常存在血缘关系。最后，中国传统政治中清算女性亲属较为困难，因此女性亲属在担任摄政时自身安全较有保障。此外，雷镇环指出，女性亲属摄政只能减少其他摄政者推翻小皇帝的概率，而对其他原因导致的小皇帝被废黜则无能为力。研究还发现，出身精英世家的女性摄政效果更强，并且女性摄政对政权稳定的作用在小皇帝成年前就能显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邓涵之对这项研究进行了评议，他指出文章非常符合当前中外政治经济史的量化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也具有重要和普遍的理论和实证意义，各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邓涵之认为当前研究还可从两方面继续完善。一方面在材料、数据与方法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如研究核心结果忽略了对控制变量中重要的年龄变量的呈现，104位幼年皇帝是否可以提供描述性统计图，能否引入控制组构造断点回归设计，以及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等问题。另一方面在理论与叙事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女性摄政有助于政治稳定的机制论述，还有关于女性摄政和幼年皇帝执政的政治社会后果需要呈现。
第二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何家丞主持了第二场的讨论，本场讨论共有四位青年学者汇报了其研究分享。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郭慧琼分享了她的研究：《基层赋税管理中的钱陌问题——以吴简黄龙元年襍佰钱簿为中心的考察》，详细介绍了佰钱的概念和佰钱简的数量关系，指出佰钱是具钱与行钱的差额，佰钱、具钱与行钱在孙吴黄龙年间具有稳定的换算比值。并分析了具钱与行钱在赋税收支中的具体应用，即赋税收缴时受市场价格影响的收支一般使用行钱;没有明确支出计划，具有固定税额，需要在库保存的使用具钱，展示了三国时期县级仓库对货币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的应对。郭慧琼指出，襍佰钱簿展现了孙吴基层吏员在计算与精准度上的高超能力，但在钱陌转换的处理上却显得繁琐笨拙，这种矛盾是基层政府对于货币无法完全统一与统一治理需要货币统一这一问题的初步处理。此外，从秦汉至清，钱币良莠不齐的问题一直存在，但不同时期财政管理应对钱陌问题的手段却不尽相同，过去对于钱陌制度的认识大多限于制度记录，吴简的记录增加了学界对基层财政收支实际运作的了解。
针对这项研究，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马雪松教授高度评价了其学术价值。他认为，该研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切入，探讨流通货币参差不齐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的赋税管理，理论视角新颖。通过佰钱和除数钱等独特切入点，揭示了赋税制度的特殊安排及其对地方治理的意义，体现了历史制度与赋税研究的跨学科融合。研究资料详实、逻辑严谨、说服力强。然而，马雪松也提出了以下改进建议：一是题目的优化。二是经济学视角下的逻辑风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行钱的存在是否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若是，这种赋税制度安排是否正是为应对这一问题而设计的特有机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邓涵之的报告题目是《地方叛乱与明清中央地方关系》。他指出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中核心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近年来实现了从国际战争到国内冲突的关注转变，由于中国与西欧国家体量上的巨大差异，西欧财政军事国家模型难以运用到中国历史中。有鉴于此，邓涵之提出以央地关系为切入点，讨论国家对于内部政治危机的应对策略风格和影响因素，其研究意义在于拓展财政国家理论对政治失序的理解，提出一个更加灵活的解释框架，不仅拓展了对国家和官僚内部运作的理解，避免将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还以财政视角进行研究、进而呼应了既有成果。随后邓涵之对其构建的博弈模型进行了细致介绍，就不同策略组合开展了一个类型学分析，并对模型的不同均衡进行讨论，举出对应的历史证据。在此基础上该研究认为，叛乱规模与国家财政广度是影响中央与地方决策的核心因素，由此形成了中央与地方“集权且忠诚”“集权且叛变”“分权且忠诚”和“分权且叛变”的四种均衡状态。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张晓鸣认为分享人通过国家建构的内在视角——引入央地关系、基于博弈论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演绎以及多时期的案例分析等理论创新。但张晓鸣也对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核心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能否添加模型四个状态的动态演变，以及央地关系存在的更复杂面向对研究的影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生赵迪新的报告题目是《轮船招商局与晚清漕运：王朝末代的政商联盟、国家汲取与财政转型》。分享人首先指出国家权力和商业力量的结合是近代国家转型的关键维度。而招商局参与漕运事务，是在政商紧密合作基础上，商业力量参与国家实物财政运作和治理过程的集中体现。因此，分享人试图以“政商联盟”这一视角切入，通过考察招商局如何参与漕运事务，重塑财政体系，进而揭示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和财政转型的内涵。分享人介绍和分析了清代漕运体制的变迁、太平天国后地方实物财政的变化以及招商局深入参与到漕粮事务的演变过程。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月军肯定了分享人的研究立意具有创新性，但指出研究的概念需要明确界定，如政商联盟是否可用政商关系代替。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政治文化、时空背景下的原因、后果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谨慎引入西方的学术研究观点、概念。此外，李月军指出，论文结构上主要提到了国家转型，但没有突出财政转型，应整合得更集中一些，使论述表达得更加清楚，并强调每一条结论背后需要给出更多的论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特任副教授李立以“Outlaws of the Land: Historical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无主之地：中国的历史暴力与集体行动）为题进行了学术分享。李立的研究聚焦于历史暴力对当代中国的历史遗产，提出历史暴力通过不同机制对政治信任和社会动员产生了相反作用。基于历史遗产与信任、社会信任与动员能力、集体行动理论，李立构建了概念框架，并结合多源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关于1644-1912年清代奏折的记录、2010-2016年新浪微博的社会媒体数据集（SASM）以及中国劳工通讯（CLB）等。通过控制现代地级市和历史变量，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据显著且具有可信性。研究结论表明，历史暴力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动员和政府信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制度层面，历史暴力削弱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纽带；在社会层面，则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动员能力。在清代土匪叛乱频繁发生的地区，现今社会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倾向显著更强。
针对这项研究，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杨端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肯定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创新性，尤其是本研究提出暴力既降低政治信任又增强社会信任的观点，区别于以往研究简单认为暴力降低整体信任的结论。然而，杨端程也指出，现有研究中仍需进一步探讨因果链过长的问题。从清朝至今300余年的跨度，长时段影响中难以清晰区分各类变量对结果的具体贡献，需要进一步强化机制的解释。
第三组讨论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曾森主持了工作坊的第三场论坛，本场共有四位青年学者进行报告。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张晓鸣以“Merit-based Recruitment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Random Assignment of Administrators”（《择优录取与政府绩效：随机分配行政人员的证据》）为题进行了报告。张晓鸣老师指出，由于政府等公共组织通常面临弱激励约束，其选拔机制对运行绩效尤为重要。历史上，公共组织多依靠派系选人，而现代政府则倾向于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然而，竞争性考试是否真正提升政府绩效，学界在实证研究中仍存在内生性问题和理论不确定性。张晓鸣以中国清代县级政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知县选拔方式与政府绩效的关系，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选择清代作为研究背景：其一，知县的任命途径多样，既包括科举考试，也包括随机抽签，后者能够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其二，县级政府直接面对百姓，具有较强的基层治理意义。其三，清代县级政府以“一人政府”为特征，知县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高度集中。在研究中，张晓鸣将知县的科甲功名作为自变量，政府绩效作为因变量，其中政府绩效包括公共物品供给、完税率和司法判案效率三个指标。他还引入距离、人口密度、主要作物类型、城墙厚度等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具备科甲功名的知县表现出更高的政府绩效水平。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和显著性，他进一步通过主观绩效度量、司法效率分析以及家族政治关联等多项测试验证了结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系助理教授刁文天评议认为，本篇论文研究选题重要、数据难得且内生性问题处理得当，但仍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基准回归可能存在“官员特征”等遗漏变量问题；二是赈灾数据若由县官上报，则可能有虚报/瞒报风险；三是“才能决定晋升”的结论虽合理，但需进一步挖掘创新性；四是判案效率的重要性仅与知县行政+法律双重身份相关，需要更进一步探讨；五是应进一步讨论科举与捐纳的关系。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赵德昊分享了《观念变迁如何影响国家形态演化：基于对宋代新儒学的研究》。赵德昊指出，学界在古代中国国家形态演化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关注于“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但对于“海内为郡县”之后的国家形态演化却鲜有探讨。本研究聚焦于唐宋变革之际，探讨观念变迁对国家形态演化的深远影响。赵德昊首先分析了思想危机作为观念变迁的关键动因，并进一步探讨了观念变迁的路径、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以及新儒学在重塑国家形态中的塑造性作用。他指出，宋代的新儒学通过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校的规模化发展、乡约制度的制度化，以及宗族文化的理学化，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类似于“规训革命”的效果。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显著增强了国家的基础能力，推动了国家形态的演化。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对口支援）黄晨进行评议，黄晨认为，这篇论文以思想史和制度史为基础，将“新儒学的现代政治价值”这一核心问题实证化，具有创新性和较强的理论贡献。他建议在文献回顾部分之外，避免重复已有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中的描述性内容，更加突出原创性贡献；根据写作目标，适当缩短或补充因果链条的逻辑；此外，在讨论自变量时，应注意区分新儒学的不同类型；在讨论因变量和中介变量时，需要辨析乡约和宗族的具体类型，突出具有更高理论价值的部分。
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硕士生王建强以《分裂之家的危机：血缘家族网络与国家建设—两汉与西晋三朝的比较历史研究》为题进行了分享。他通过对两汉与西晋三个朝代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为何三个朝代均高度依赖血缘家族网络实现建国，但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东汉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国祚，而西汉与西晋则陷入了频繁的政变与叛乱。他从理论角度梳理了家族网络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精英权力分配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提出，血缘家族网络在凝聚政治精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东汉早期的政治稳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对此，何家丞认为这篇论文在问题意识层面，提出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社会科学问题，试图寻找差异化结果的根源，寻求一种因果解释，对文献梳理较为扎实，能使用较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和数据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构建因果机制。然而，论文在逻辑和观点层面、时间角度，以及写作呈现的细节上仍有进一步的完善空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黄清源的发言题目为《春秋时期诸侯国灭国再复的案例探讨》，他回顾了晚清以来关于“春秋国际公法”“霸权论”以及“效率导向型文化”对春秋国际秩序的解释，指出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春秋时期诸侯国灭国后再复的现象。黄清源从礼义视角出发，提出基于礼义的战争规则在灭国这种极端案例中仍具有重要影响力。他通过《左传》中的153次“灭”相关记载展开分析，筛选出58项有效记录，其中28个未复国，15个成功复国。他以“楚灭陈后再复”为核心案例，阐述了效率导向型文化无法完全解释灭国后复国现象的观点，并强调礼义因素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重要性。
针对黄清源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张佳威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论文结构相对完整。如果基于社会科学的标准评价这篇论文，在内容和方法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在内容层面上，战争规则的定义和战争与礼义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对赵鼎新教授提出的相关理论回应性不足，部分论据未能有效支撑核心假设。在方法层面上，研究为何聚焦于春秋时期，而非包括东周中晚期，尚需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对“灭”与“入”的部分案例关注不足。极端案例的使用尽管突出了战争规则的重要性，但未能排除其他变量的作用。
最后是本次工作坊的总结致辞环节，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乐明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对口支援）黄晨致辞。刘乐明副院长对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和青年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刘乐明高度评价了工作坊的学术价值，指出讨论过程热烈、内容充实、成果丰富，充分展现了历史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活力。与会青年学者在量化研究、档案资料整理以及定性研究等方面的扎实努力彰显了政治学未来发展的希望。
黄晨副院长从学术特色角度总结了本次工作坊的亮点，认为其实现了三个重要结合：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以及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结合。黄晨向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发出三项邀请：一是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合办的“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工作坊；二是欢迎大家积极申报“历史政治学奖”评选及“数据库和案例库建设资助计划”；三是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中国政治学》杂志。黄晨表示，相信经过各位的持续支持和学术贡献，我们的历史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会越来越好，也会对中国研究越来越重要！期待明年在人民大学再会！
撰稿 | 冮 宁
摄影 | 陆朱海、邱 爽
初审 | 杨端程、何家丞
终审 | 黄 晨
编辑 | 国关研会 黄海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