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强新时代卓越工程师队伍

嫦娥六号首次实现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将五星红旗留在月球背面“飘扬”；白鹤滩水电站横跨滚滚金沙江，日最大发电量可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深中通道横跨伶仃洋，成为全球首个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拉林铁路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不断攻克高原铁路建设的多项难题……一件件展现综合国力的大国重器、一项项关涉国计民生的科研成果，无不浇灌着一批批卓越工程师的心血和汗水。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日新月异，工程教育水平与工程师质量已成为一国科技实力攀升的重要驱动力。党的二十大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将“科技人才”进一步划分为“工程师”和“科学家”两类人员，并将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相对于科学家重“发现”，工程师则更偏重“发明”，即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或服务。同时，相对于教授、研究员主要集中于高校院所等事业单位，工程师则更集中在产业企业一线，包括大量头部民营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工作可以直接创造产业和经济价值。将“卓越工程师”队伍单独提出并予以强调，体现出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近年来，32所高校和8家央企牵头建设了40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各高校在各自的优势领域探索形成工程研究生有组织培养的新范式；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4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打造集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于一体的新平台；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五部门共同作为指导单位，支持成立“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目前，我国工程师培养的规模、质量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工程师数量大约为1500万~1700万左右。调研发现，在架桥、修路、建港、造车、建电站等重要工程科技领域，中国工程师能力水平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同类人员水平。

调研发现，不少地区和企业在培育开发卓越工程师方面积极探索：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实行专精特新企业职称申报“举荐制”，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工程科技人才，不受学历资历、工作年限等条件的限制，经企业董事长或技术团队带头人署名举荐，可直接申报高级职称；重庆市实施卓越工程师育苗、启航、赋能、攀登、海聚、传承6大专项，构建从在校生到退休工程师的全周期引育体系，连续三年举办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开展“最美工程师”典型选树活动；宁波北仑区聚焦高端装备产业，积极创建海外工程师研发社区，以“人才共享、资源共用、平台共建、难题共解”的理念，打造高能级综合服务保障平台，为海外工程师提供一体化服务，推动海外工程师与项目、技术、资本、企业互联互通；杭州湾汽车学院与吉利集团全面深入开展数字化汽车工程师培养模式创新，通过实施“2年在校+2年在企”的双元制联合培养项目，破解工科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脱节的难题；三一重机分别针对应届毕业生及社招新入职工程师、在职研发工程师建立起“定职称”和“评职称”相结合的内部研发职称评定制度，并设置自动晋升机制，实现企业内部研发职称评定体系与外部社会职称评价体系的有效融合；华为依托自身技术优势，将企业工程师评价标准向生态合作伙伴和全行业输出，建立了一套覆盖面广、专业度高、认可度高的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工程师认证和培养体系……

这些有益探索，为培养卓越工程师提供了新路径。

工程师职业吸引力下降，职业荣誉感不高。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传统院校的工科院系面临着第一志愿报考人数显著低于录取计划人数的尴尬局面，在就业意愿选择中，甚至出现了“逃离工科”“远离工厂”的趋势。

根据教育部数据测算，我国理工科高校毕业生占比从2000年的67%，降至2021年的不足40%；与此同时，2023年西南财经大学的调研数据表明，我国每年仅有约37%的理工专业本科毕业生从事理工类相关职业，并且有下降趋势。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数据显示，到2025年，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预计为450万人左右。根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预测分析，2025年我国工业母机人才缺口将达到50万人以上。

一些制造业企业更是提出“我们不能突出工程师的‘工人’身份属性，因为会使吸引年轻人加入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本次调研中，64.4%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我国工程师群体的职业社会地位总体偏低；64.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对工程师群体的重视程度不够。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产业链匹配度较低。虽然我国高等工科教育规模已居于世界第一，但从质量水平看还远不能适应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调研发现，高校人才评价还广泛存在“唯论文”问题，与工科教师人才成长存在结构性偏差。当前各类高校“千校一面”“校企脱节、人才培养错位”成为工程师培养的痛点、难点。

一段时间以来，教育部门出台了高校新聘工程类教师须具备企业任职经历等相关要求，但一线调研反映，院校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既不对接产业行业标准，也不参考企业实践标准；教案教材远远落后于产业发展实际；工程人才培养“科学化”严重，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会写论文但不会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存在对工程实践岗位不适用、不能用、用不上的情况。

同时，大量制造业企业反映，大学毕业生至少需要2~3年的企业培养才能适应岗位需求。

问及针对近期教育部门开展新工科教育改革，推动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有什么看法时，75.11%的受访者选择：“仅靠高校根本无法培养‘卓越工程师’，学校只能培养‘学生’和‘潜人才’，真正的卓越工程师一定是在工程实践中锻炼成长出来的。”

也有参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试点企业表示，当前卓越工程师学院共建模式尚未充分考虑企业方利益成本，“我们的定位不是公益性的人才培养，而是有市场竞争压力和经济指标的”。

工程师人才评价难题仍待破解。究竟难在哪？工程师与高校院所的专家、教授角色显著不同，一定要体现工作实绩、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和技术创新实效，其评价指标更加复杂、多元、多变，是“破四唯”“立新标”的重点群体。

近年来，工程系列职称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山东、浙江、湖北等地探索也取得重要突破，但与产业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如当前工程科技人才评价是以单位、省市为范围开展的，评价结果、等级水平通用性受限。像华为、中兴等一些企业制定了具有产业适用性的技术人才等级制度，但仅在部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中实行。

调研中有基层一线人员呼吁，行业领域内的技术人才评价标准要有社会通用性，希望在全国形成统一标准，使得各类企业在人才录用、使用方面具有参照性。调研数据显示，认为“当前本行业本领域（政府主导）的工程师职称评价体系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受访者仅占42.64%。

工程师职业发展规范性不足。在职业性质上，工程师与会计师、律师、医师类似，属于高度专业化的人才群体。一些技术人员反映，当前我国尚未形成较成熟、完善的工程师职业制度，很多企业对工程师群体重视不足，工程师的发言权、话语权较弱，职业上升空间较窄，导致一些优秀工程师转走行政路线。

调研中，64.38%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工程师群体的职业发展顶层设计不足，70.5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我国工程师群体缺少较大的职业进阶空间。

另有受访者认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理应成为面向高层次高水平“工程师”群体的最高荣誉头衔。但实际上，我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人员主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行政高管，真正来自企业工程创新一线的高水平工程师入选者属于少数。以2023年为例，在新增的7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企业入选者仅为11人。

我国工程师国际互认程度有待提升。我国于2016年加入了有利于实现工程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的《华盛顿协议》，但在加入《国际职业工程师协议》等有利于实现执业工程师国际互认的协议方面进展相对滞后。当前，国际公认的5大工程师认证体系，包括欧洲工程师认证等，我国均未进入。

目前我国仅有少数专业，如结构工程师、建筑师等与个别国家、地区开展资格互认取得了部分进展，其他专业领域工程师的互认局面还未完全打开，无法满足建立国际化“卓越”工程师队伍的战略要求。调查发现，很多受访者表示我国一些领域的工程师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同类人员水平相近或更高，但是不能获得发达国家的水平认可，其背后是因为缺乏国际互认的机制和通道。有些发达国家的架桥、修路、建厂项目是我国工程师实际修建的，但仍需聘用具有国际认证资质的工程师在相关技术文件上签字。问卷调查表明，76.70%的受访者认为建立国际等效的工程师培养、开发制度是重要的；仅有37.85%的受访者对于这项工作是满意的。多数受访者认为，我国应该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等效的工程师培养、开发制度”，大力“推动我国工程师的国际资格互认”。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呼吁，我国应抓紧推进工程师的国际化发展和国际互认工作。这不仅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国际化的需要，也是我国企业和工程专业服务机构“走出去”“叫得响”“立得住”的迫切要求。

构建工程师认证制度，提高工程师职业规范性、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可度。工程师认证制度是对工程师是否达到相应能力水平而进行的合格性评价，应涵盖认证机构、认证标准、认证级别、认证程序、认证有效期、认证监管等要素。可设立全国统一的工程师认证体系，制定不同专业“认证工程师”的全国统一资质标准，合理设置认证等级，明确规范认证程序，实行严格认证监管。在此基础上，严肃“工程师”的职业称谓，避免“工程师”称号的滥用，树立其职业权威性，进一步提升我国工程师的职业化与国际化水平。

优化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提升高校工科人才培养质量。工程师认证制度由“工程教育认证”和“工程师资质（能力）认证”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工程教育认证”是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工程类专业实施的专门性认证，旨在为相关工程人才从业提供预备教育质量保证。“工程师资质（能力）认证”则明确了合格工程技术人才的相关标准，二者相互衔接。通过优化“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可使高校根据产业要求调整工科人才培养内容、标准和方式；建立校企“旋转门”制度，吸引更多产业优秀人才到高校任教；改革工科教师评价聘用、职称标准体系，以解决高校工科人才培养工程意识与实践能力欠缺等问题。

建立工程师认证制度的评价标准，解决工程师评价难题。工程师认证制度的核心是形成政府机构认可的、全行业统一的，分级分类工程师（水平）评价标准。这不应由单一企业、政府部门、高校制定，而应多主体共同参与，在对产业行业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回归到对工程师的工程能力的评价上，即工程师在不同职业发展阶段是否具备相应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建立工程师认证制度的评价标准，可进一步打破“四唯”评价，真正解决工程技术人才的评价难题。还可解决当前工程师职称评价标准各地方、各企业不一致的问题，如职称评价标准由各省规定、一些企业具备自主评审权等。

建立工程师认证制度体系，明确工程师职业发展通道。工程师认证制度可依据工程师成长规律，对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专业化能力水平的工程师，提供一个逐级递升的等级台阶。例如，可建立与我国传统做法相适应的实习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注册工程师、高级注册工程师、资深工程师（院士级）等级称号，进一步明确认证工程师的职业发展通道，有效激励产业一线工程师追求卓越、提升业务水平。同时，各等级认证并非终身制，获得认证后每5年须重新审核认定和注册。此外，在等级认证过程中，个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职业教育、人才信用等要求纳入认证申请条件。从初入职场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相关专门组织应对认证工程师的发展、成长进行全周期记录，并提供职业发展指导，以强化对认证工程师的质量保障。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工程师认证治理体系，加快推动我国工程师国际认可。从国际权威工程师互认体系看，加入互认协议的各成员国首先要建立起政府规制与行业规制有机结合的工程师治理模式，政府、企业、专业组织等均要在其中发挥合理作用，以此为基础才能推动工程师资质的多边或双边互认。例如，专业组织可参与标准制定、认证过程等工作。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工程师认证制度，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形成一个由政府人才综合管理部门主导，由产业部门、企业、院校、工程界和专业社会组织紧密合作、合理分工的治理体系。

（作者：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锐，副研究员孙彦玲，助理研究员范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