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场论的发展源流（综述）

健康 2025-01-18 20:48 广东

文 | 郑毓晨

作为心理治疗领域中历史悠久的流派之一，精神分析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仍然保持着内在的活力，涌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视角。其中备受关注的思潮之一是关于“场论（field theory）”的研究。本文试图梳理场论的发展源流，并介绍其临床运用。由于场论涉及多个模型，难以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展开，关于场论的临床运用部分（包括基础理论和技术）将集中于“后比昂学派场论”（Bionian field theory）这[xj1] 一代表性理论进行阐述。

场论的历史发展和相关贡献者

“场”（field）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此概念被引入心理学，最早出现在格式塔心理学中。其代表人物为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他提出了“心物场（psycho-physical field）”的概念，认为人的行为直接产生于其臆想中的环境（Koffka, 1935）。此后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对场论进行了发展，将“场”定义为个人在某时间所在的空间，也是力在其中运行的空间。勒温认为，个体的特定行为取决于特定时刻所在场的特征（Lewin, 1935）。换言之，在特定时间，个体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取决于一个整体系统，其中包括个体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以及被主观化的客观环境，这些因素互相影响、无法分割。

也是在1935年，荣格受邀至伦敦医学心理学研究所（塔维斯托克诊所）发表了五场演讲，其中谈到他对于移情反移情在分析内外产生时的动态和意义的理解^{^[1]}，并介绍了非个人水平的移情（Jung, 2014）。作为当时的听众之一，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从荣格的观点中获得了启发。此后，比[xj2] [xj3] [xj4] 昂和他的分析师里克曼（John Rickman）基于团体治疗工作的合作，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入了勒温的“场”这一概念（Bion & Rickman，1943）。比昂在对群体动力的观察中整合了勒温的场论和克莱因的无意识幻想理论，并发现：“在特定情况下，群体成员之间可能会出现一种共同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建立在每个人的个人心理之上的；然而，这种幻想并不仅仅是每个人贡献的总和。”比昂继续指出：“如果群体超过了组成它的个体的总和，那么（仅仅）关注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意义的是在群体中重新建立有利于群体和主体共同发展的气候条件。”（Bion, 1961)

在比昂发表这本具有深远影响的《群体经验》的同一年，两位移居南美的法国分析家威利·巴朗格（Willy Baranger）和玛德琳·巴朗格（Madeleine Baranger）（下文简称巴朗格夫妇）用西班牙语发表了一篇关于“分析性场（analytic field）”的文章。受到格式塔心理学、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以及勒温场论的影响，他们在该文章中讨论了分析性二元体如何形成一个双人动力场，即首次探讨在个体精神分析的实践中场论的应用。该文中详细描述了分析二元体共同无意识幻想的发展，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中“研究的对象既不是病人也不是与分析师的互动，而是分析情境的场，因为它产生了病理性和原始的现象”（M. Baranger & Baranger, 1961-1962）。具体而言，分析场由三种互补的元素组成：1）框架，或指导会谈的正式方面和基本合同；2）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或互动，3）这种关系背后的无意识的双人幻想。

巴朗格夫妇的作品被编辑为《作为双个人领域的精神分析情境》（M. Baranger & Baranger, 1961-1962）一书，并于1990年被翻译成意大利语（M. Baranger & Baranger, 1990）。此后，在意大利，以费罗（Antonio Ferro）为核心的研究小组逐渐形成，[xj5] 他们认为巴朗格夫妇和比昂的贡献之间存在明确联系（Bezoari, M. & Ferro, A., 1989），这篇名为《分析对话中的倾听、解释和转化功能》的文章标志着比昂场论的诞生。除费罗外，该研究小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为朱塞佩·奇维塔雷斯（Giuseppe Civitarese[xj6] ）[2]。两人合作撰写了三本关于比昂场论的论著，拓展了比昂场论的理论和技术形式[xj7] [xj8] 。

巴朗格夫妇的作品直到2008年才被翻译成英文（M. Baranger & Baranger, 2008）。2011年，美国分析师劳伦斯·布朗（Lawrence Brown）发表了一篇关于场论的文章，梳理了分析场概念的源流，包括上文提及的从勒温到比昂再至巴朗格夫妇的发展脉络。同年，IPA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年会中首次举办了关于“场论”的专题研讨，来自阿根廷、意大利和美国的分析师探讨了对场论的不同理解，在讨论中注意到巴朗格夫妇的模型和比昂场论存在差异（Katz, 2012）。2013年起，北美精神分析界对场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将以上两种场论模型和北美精神分析流派中的类场论概念和技术进行比较。蒙大拿·卡茨（Montana Katz）在其研究中尝试将北美精神分析中的人际间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主体间精神分析（intersubjective analysis）、动机系统理论（Motivational Systems theory）和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中的类场论概念整合为第三个场论模型。北美精神分析中类场论的概念包括：斯蒂芬·米切尔（Steven Mitchell）的“关系矩阵”（relational matrix）（Mitchell, 1988），托马斯·奥格登[3]（Thomas Ogden）的“第三方”（The third）(Ogden, 1986, 1994)等[xj9] 。卡茨认为，北美场论的共同核心在于：1）对双个人场的基本使用；2）对人类发展研究的运用；3）关注此时此地的工作，以允许无意识隐喻过程的出现；4）用双个人创造的动机取代弗洛伊德的驱力；5）对精神分析过程的独特语言的核心兴趣（Katz, 2013; Winters, 2015）。

2015年，国际场理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ield Theory Association）成立，此后，不同场论模型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Rappoport Aisemberg, 2016；Fosshage, 2016）。然而，在许多研讨中，尽管人们了解不同的场论模型之间存在差异，但对于这些差异的具体理解仍然相对模糊。唐纳尔·斯特恩（Donnel Stern）在其系列文章中对人际/关系精神分析（Interpersonal/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和巴朗格夫妇的早期场论，以及以费罗为代表的当代场论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Stern 2013a,b; 2020）。基于这三篇文章，数位分析师就模型之间的差异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从而深化了对比昂场论的理解（Ferro & Civitarese, 2013; Foehl, 2013; Peltz & Goldberg, 2013; Colombo, 2020; Brown, 2020）。2018年，菲利普·林格斯特罗姆（Philip Ringstrom）提出了“三维场论”（Three Dimensional Field Theory），将三维场定义为“在任何特定的临床‘小时’内咨询室的时间/空间结构”，他认为“该体验空间包含了不可估量的潜在可供处理的信息”（Ringstrom, 2018）。

概括而言，近年来场论的主要研究和实践者包括以费罗和奇维塔雷斯为代表的意大利精神分析师（帕维亚学派, Pavia school），在巴朗格夫妇工作基础上进行发展的南美精神分析师（主要集中于乌拉圭和阿根廷，如Elsa Rappoport de Aisemberg, De Cortinas）[4]，以及以唐纳尔·斯特恩、蒙大拿·卡茨、劳伦斯·布朗为代表的北美精神分析师[xj10] 。[5]

后比昂学派场论的[xj11] 理论特点与基本概念

基本治疗模型

相对于经典精神分析所强调的“无意识意识化”及起源学重构而言，比昂的治疗模型更重视如何促进心智成长和经验转化。对于比昂而言，心理咨询只是“在玩一个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游戏” (Bion, 1973)。与乳房有关的直接喂养关系无法解释母婴之间体验的丰富性。母亲不仅用她的乳汁或乳房喂养婴儿，她还在精神上滋养他，幻想着孩子的感受和“精神”状态。因此，她使孩子能够重新内摄他自己的投射，这些投射现在已经经由她发生了改变。（Green, 1998）

为了进一步阐明后比昂模型[xj12] 和经典精神分析模型的区别，在此引用Vermote的心理功能整合模型，Vermote通过三种不同的心理模型，用以描述精神分析工作的范围和心理变化的可能区间：1）理性模型：俄狄浦斯模型，对无意识系统的理解（弗洛伊德, 克莱因）；2) K转化（transformation in K）：容器-被容物，恍惚（reverie）,梦工作，α功能（比昂, 奥格登, 费罗等）；3）O转化（transformation in O）：用于处理最无法思考、未知、未分化的心理功能模式（晚期比昂，温尼科特，晚期拉康等）。（Vermote, 2013）奥弗拉·埃舍尔（Ofra Eshel）指出，模型2是模型1的延伸，而模型3则是革命性的变化，反映了对“在体验中存在（being）和成为（becoming）”原则的根本承诺，而非对认识论的探索。（Eshel, 2017）

转化（Transformation）

那么，模型2和模型3中涉及到的“转化”指的是什么？

转化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显著变化的过程，通常涉及对某物的结构、性质或形式的根本性转变。它超越了表面的变化，暗示了正在经历转变的实体其基本性质或结构被重新配置或重新定义。

转化并非简单的改变。可以说，治疗总是指向发生某种改变。在模型1中，弗洛伊德和克莱因有着各自进行解析的方向，前者重视提升洞察力，后者强调直接解析无意识幻想。与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不同的是，比昂没有要揭示的基本真理（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无意识的），只有要进行的转化，这种转化促进了心灵的发展，从而提高了个人赋予经验个人意义的能力。

比昂的贡献包括模型2和模型3，即“K转化”以及“O转化”。简言之，“K转化”可以被理解为母亲或分析师在和病人的真实互动中调动其α功能，将病人投射出的不成熟的、不能忍受的情感（β元素）变成更加整合、更可以被理解的情绪（α元素）的一个交互调节的翻译过程。比昂将这个自动连续的心理过程称为知觉和情绪经验“转化为K（Knowledge，知识）”的过程，为了精准阐释这一过程是如何发展的，比昂发明了网格图（Grid），形成了关于思维的理论。比昂的思维理论建立在心理功能的四个重叠和相互连接的原则之上：（1）思考是由人类对了解真相（了解自己是谁以及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的需求所驱动的；（2）思考需要两个心智共同思考个体最令人困扰的想法；（3）思考能力的发展，是为了应对那些使人困扰的情感经验所引发的思想；以及（4）人格具有与生俱来的精神分析功能，而做梦是执行这一功能的主要过程。（Ogden, 2008）

随着对转化源头的探究，比昂发现了一个不能被触及，只能被部分表征的终极真理O，继而比昂提出了“O转化”。比昂认为，转化的源头是不能被表征的，因而是无限的，不可言说，不可知的。O在可被言语化的思考之外，但这个转化过程最终可以在K转化中捕捉到，因为心智运动的方向总是从O向K（即从未知到可知），即从尚未发生的新经验变为已经发生的经验[6]。O在可被言语化的思考之外，因此是不能被认知和谈论的，但是可以体验。在O转化中，感官和感受始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从一种不知道的状态开始，发展为一种分析师在场时的感受到的连贯性。

奇维塔雷斯总结了比昂关于转化的理论原则（Bion, 1965; Civitarese, 2021）：

a. 只有分析师和病人双方共同关注的东西才能够进行调查和转化；

b. 根据定义，这个“东西”，即分析师和病人共同的“O”，是分析双方的实际无意识情感体验，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基本假设”（basic assumption）；

c. 然而，分析双方共享的情感体验永远无法被知晓，因为它是“终极现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它只是可能转化的起源（“O”）；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某物以及那个物体“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就不需要转化的概念；

d. 当处理分析中的情感体验时，转化的概念是最有用的。在显性层面上，转化可以是患者的，也可以是分析师的；分析师的那些（解析）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是一种转化。

主体间性

到此为止，我们沿着治疗目标这一维度观察了比昂场论，现在我们换一个视角，看看这一理论在治疗过程中呈现的特点。由上文可见，比昂强调了转化的重要性，而其发生的基础是分析双方共享的无意识情感体验。为了进一步呈现比昂场论中分析师、病人以及场的关系，在此对 “主体间性”这个概念稍作探讨。

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存在主义脉络，由胡塞尔所拓展，其最初是为了打破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简言之，在主体性哲学中，人和人之间是主客相对的关系，而在主体间性哲学中，人和人之间是“相与”关系。

主体性概念是现代性的核心，改变了人-神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强调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也强调了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然而主客关系具有异化的性质，无法解决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平等的主体间完全可能彼此敌视或者彼此冷漠，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熟悉的“原子化”、“景观社会”等现象。对应到精神分析实践中，则是关于是否可将病人视作一个“孤立心灵”进行观察的讨论。

主体间性哲学的兴起为理解主体间互动与联合的潜在可能性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海德格尔后期主张人与世界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即天、地、神、人共存于四方的纯一性之中。在这个四方领域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客关系，而是存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世界游戏”（Weltspiel），即所谓的“诗意地栖居”。伽达默尔认为对文本的解读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种“视域融合”，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通过对话达成理解所形成一种“效果历史”。梅洛-庞蒂认为在现象学直观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身体性的互相缠绕的关系，其后期提出的“肉身化”理论颠覆了传统主体性认识论，建立了身体主体间性理论。这些哲学家，还有萨特、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等，他们的理论被精神分析师们吸收并发展，形成了在精神分析领域关于主体间性的探讨。当代精神分析在此基础上甚至走得更远，将病人和分析师相互联系的存在和经验的维度进一步扩展，在此稍作介绍：

奥弗拉·埃舍尔基于温尼科特（Winnicott, 1974）和晚期比昂(Bion, 1970)思想，提出了“分析性一体”（Analytic Oneness）以及“一体中的转化”（tramsformations in Oneness）。埃舍尔认为，分析师在病人的经验现实以及在分析性过程的强烈影响中依然能够“临在” （Presencing）（即存在于此，being-there），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的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内在相连（interconnectedness），从而涌现出一个新的病人-分析师实体，即二位一体(two-in-oneness)。埃舍尔指出，病人-分析师深度层面上的相互关联或“共在”（withnessing），逐渐发展为与患者内心体验的“合一”（at-one-moment），是唯一能够满足和转化核心崩溃和心理灾难的分析性存在状态。“分析性一体”强调的是分析双方相互关联的相关关系，而不是互动的关系，它关注的是分析双方共同经历的分析体验的本体论（存在）质量，而不是认识论（知道）和解析的质量。在此过程中，分析师让自己成为病人持续的情感现实和心理过程的一部分。病人和分析师“共同经历一种体验（live an experience together）”（Winnicott, 1945），或者他们“在困难的治疗中走过极其黑暗、未知的过程中，共同经历不可想象的、没有经验的和未活过的体验”(Eshel，2019)。

无独有偶，张沛超于2010年将精神分析的过程描述为“体验经历而未曾经验的存在”。受到比昂的O的影响，并从中国心性之学传统中获得启发，张沛超提出“超体”（Mega-magic-matrix）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切可能性的总集”。可以说，“超体”是张沛超对于“道”的注解；他认为“超体无处不在，它在任何一个时空内，在任何一个缘起内显现它自身。”既然生命中的所有现象都可视作超体的显现，那么临床中的所有现象不外如是。但超体并非一切，对于个人而言，其超体是“无限但有界的（Infinite but limited）”，该边界就是该个体所有可能性的极值。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其超体的可能性是被压缩的，而这些被压缩的部分往往以症状的方式显现。除了症状所引发的痛苦外，感知到自身的超体降临所引发的恐惧和抵抗也会使人感到痛苦。

基于以上见地，超体理论治疗模型的靶点在于拓展个体的各种可能性（如张载所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即分析师将病人所有的可能的部分，都沿着想象的轨迹推到极致，使其逐渐发现自己的超体之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师需要允许自己成为病人，进入两人共享的超体中，帮助病人去体验那些已经发生、但依旧模糊的可能性，使其生命片段里的每一个当下的经验都充分饱和。在超体中，梦、病（症状）、戏（表演）、我（自体）都可被视作转化的原料，它们亦真亦幻，分析师和病人对于它们的共同探索促成了病人与自身部分超体的接触和融合。理想状态下，病人的心量将不断扩大，直至与超体无二。他的意识也会从原本狭窄的、被症状所束缚的意识状态中得以解放，进入一个更大的意识之中。

以上是对“分析性一体”和“超体”理论的简要概述。让我们回到对主体间性的讨论。从前文所引用的哲学观点中可以看到，“主体间性”隐去了“主体”，强调了一种“间性”（inter-ness），这种[xj13] 间性是世界游戏，是视域融合，是相互缠绕的肉身，也是我们在此讨论的分析性场。它是“必要的共存中的一个原始的、深刻的、不（清楚）可分的、‘无符号’的维度，意识自我的主体性建立在该维度上”。倘若要让这个抽象的“维度”可视化，它就像是胎盘的“绒毛间隙”，该部分是子宫内连接母亲和胎儿的具体接触面，我们难以区分它究竟归属于母亲还是胎儿。待到婴儿出生时，另一个不那么“可见”的胎盘将接管这一主体间区域，这一次的“胎盘”由节律和感觉组成。随着婴儿逐渐长大，语言的“胎盘”将成为一个新的连接装置。(Civitarese, 2021) 在这篇对不同主体间模型[7]进行比较的文章中，奇维塔雷斯提出比昂场论具有“强主体间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一些主体间模型讨论的双人心理学，比昂将分析二元体视作为两个群体的交互。其中的主体本身已经是一个由无限先前认同形成的内部个体群体，它们在不断地互相对话；即使是两个具体的个体，也是根据群体的相同法则运作[xj14] 。

关于这个法则，比昂指出，当群体被强烈的无意识情绪渗透时，他们的行为就像一个整体，一个实体，他称之为“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中的一些（在复杂或工作群体中）导致发展，另一些导致倒退（战斗/逃跑或依赖) (Bion, 1961)。在比昂场论中，O被视为分析师-病人“群体”的基本假设。分析师捕捉场中关于情感氛围或气氛的基本假设（比昂引入“潜在数学符号：加号（+）与减号（–）”描述该状态）。分析的方向，是改变场域中潜在的数学符号，比如从减号（–）转变为加号（+）；或者使用克莱因的术语，从偏执-分裂位到抑郁位。加号（+）/抑郁位表示群体心灵的成长（以及组成它的个体的成长），因为它能够接受新的观点而不失整合或不失去其身份，而是经由新的观点促进了自身的主体化进程。(Civitarese, 2022)

分析性场

最后，让我们回到“分析性场”这一概念。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分析性场的概念在不断发展演变，巴朗格夫妇最初关注的是病人与分析师相遇的产物，或者说是由分析师和病人共同持有的无意识幻想，他们将这种交叉中遭遇的阻力称为“堡垒”（M. Baranger & Baranger, 1961-1962）。若分析师能使用“双目视力”（即同时关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得到的解析打破堡垒，该场的可能性将被极大的拓展。在比昂场论中，分析场是一个容纳着分析师和病人多重潜力的场所，以及他们的相遇可能开辟的所有可能的世界（Ferro, 2008[xj15] ）。“分析场不仅是一个空间场，也是一个时间场，居住着现在和过去，也不断为未来提供远景。这是一个运动的场，它有自己的呼吸，吸气阶段标志着不可思议的块状物的到来（或解冻），而它的呼气是每一次饱和解析之后的崩解，它将自己降低到一个点，以便为未来的扩张做好准备。在这种呼吸中，场迟早会受到病人疾病的感染，也只有经由感染上这种疾病，才能成为治疗的场所，从而成为转化的场所。场具有振荡性，一方面在意义的不断开放（负的能力）和不可避免的意义关闭之间摇摆不定，当它放弃所有可能的故事而支持最迫切的故事（selected fact，选定的事实）时，意义不可避免地关闭。” （Ferro, 2008）

以上是对于分析性场较为感受性的描述。若换用一种更抽象概括的描述，分析性场可被定义为：“一个专注于将感觉和情感经验转化为思想和意义的系统。（Neri & Selvaggi, 2006）”其属性包括：1）场包含某个时间和地点，在其中分析性相遇引发的情绪动荡得以体现。(2) 该场成为故事和叙述的地点和时间，这些故事和叙述是存在于分析二元体中的原始情感按照符号（网格图）顺序过程发展的结果。(3) 场是一个矩阵，通过恍惚的能力和一致的可用性，促进了涵容能力和 α 功能的发展（Ferro & Basile，2009）。

基于以上理解，在比昂场论中，当病人做出某种表述，将被视作说出了某种源自双方、对双方都成立的东西。病人的表述不会被视作阻抗，而是试图指出“正在发生什么”以及那些可能限制分析师和自己各自心理成长可能性的事情。在捕捉、假定场中某个给定的情感功能模糊的或胎盘式的起源后，分析师方能从对称、匿名的无意识交流中出来，回归到非对称的意识层面，并对已出现的消极情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每当达到情感的共鸣、接触的焦点、意象的汇合、创造意义的体验共享（“胎盘式”体验时），无意识（心灵、思考能力）就会增长。(Civitarese, 2021)

比昂场论的技术特点与治疗方式

如前文所述，比昂场论的治疗作用被理解为心灵的修复和成长，这些修复事件是由分析师利用对分析情境中发生的关系事件对病人的精神内容进行转化所介导的（Stern，2013）。当治疗成功的达成了对心灵的修复和创造时，场就会融化或放松，从而让新的意义再次自发产生（Stern, 2020）。对于如何利用分析情境中的关系事件进行转化，在此笔者尝试介绍一些相关技术。

情感接触与反移情觉察

相较于弗洛伊德将表征（representation）作为治疗的中心（Barale, 2008），比昂强调将情绪情感置于治疗的中心(Green, 1998)，视其为首要的共同创造意义的形式。在比昂看来，情感不再只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而是意义共享的载体。（Civitarese，2021）这种此时此地无意识的情感体验不仅是病人的情感体验，而且还是共同创造出来的二人系统的情感体验。在任何时刻，情感都表明了将分析双方维系在一起的纽带的强度。（Civitarese，2022）因而，对分析师而言，一个特殊的挑战是容忍与患者的情感接触，这些情感张力会造成在分析情境的此时此地采取行动的压力。费罗在其文章中对分析场中的反移情水平进行了概述（Ferro, 2008）^{^[8]}：

1）反移情水平 0：场本身成为其中发生的事件的叙述者和代谢者，此时它会自动消化、转化和按字母排序（ alphabetization^{^[9]}）其中激发的原始情绪，而分析师则捕捉到其功能的信号，从而能够不断调节它们。这是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各种类型的休止（caesuras）将不可避免地调动该场中的事件。分析小节的特征本身承担了描述正在发生事情的任务，从而允许分析师的解析调节场的运动。分析师主持着一个由他自己共同生成的过程。

2）反移情水平 1：场不再能够吸收和调节自身的张力，而是侵袭场的特定部位，即分析师的心灵，从而在他身上引发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恍惚，他能够感知并利用。

3）反移情水平 2 ：当场的张力高到溢出其中心部分时，它会淹没分析师的恍惚能力并激活他的特定体验，他必须在这些体验中工作，一方面消化和代谢它们，另一方面利用它们来理解患者，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解析。

4）反移情水平 3：溢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分析师仿佛要将问题带回家。某些东西仍然包裹在其中，需要通过反移情梦等宝贵的工具来处理。

5）反移情水平 4：溢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分析师的分析功能被淹没，导致分析环境的破裂，范围从分析师的身体疾病到未被认识的活现或妨碍分析继续的戏剧性表现。这种场中充满了违反设置的行为，正如Gabbard和Lester（1995）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解除反移情并在思想层面上管理它，使其成为一个“事物”或“事实”。在这一点上，鉴于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设置——缺失，所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再被称为分析了。

负的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

如果说反移情觉察是一种随着经验积累会不断增加的能力的话，比昂还强调了一种“负的能力”。诗人济慈曾对这种能力加以描述:“：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而不急于追求事实和原因。”比昂借用了这个词，引入精神分析领域，将这种能力是做分析师开展治疗工作的必要条件。它使分析师能够充满耐心、安全和自信（但并非毫不焦虑），能够忍受无法理解的挫败感，并且在需要时保持不确定和等待状态。(Laperrière, 2021)

比昂认为，“对于真正的分析而言，我们需要忍受的并非知识不足，缺乏理论，缺乏训练，反而是太多的知识，太多的理论和太多的光线。”若能保持负的能力，“就不会有一束强光，令情形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最黯淡的客体，最微弱的光线，都能显现出来。因此，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尽你最大的可能去排除，以便瞄准昏暗的地点，带来一束能够穿透黑暗的光轴。”（Bion, 1967）

病人可能会将精神分析师体验成一个忍受不确定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人：他能够容忍不能立刻理解一切；他也能够面对并深刻理解人类存在的无常和渺小，但仍然能够应用一种方法，相信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个体在这种渺小中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能力，促进思想的成长。^{^[10]}[xj16]

醒梦思维（waking dream thoughts）

假如说上述两种能力都属于内功的话，接下来介绍一些较为具体的技术。奇维塔雷斯在其著作中罗列了“梦、恍惚、行动恍惚、躯体恍惚、梦闪、梦中的转化和幻觉中的转化”作为帮助判断场中关系纽带质量的技术工具(Civitarese, 2022)[xj17]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对这些工具进行概述。简言之，比昂场论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将所有材料视作两人共同正在做的梦境。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可能会谈到自己的梦或者幻想，分析师可能会产生恍惚、无意识的动作（行动恍惚）、身体感觉（躯体恍惚）、脑中出现伴随强烈感受的图像（梦闪），分析师利用这些作为材料，首先关注材料中传递的情感气氛。“梦中的转化”指的是在病人的每段陈述前，想象其开头说的是“我们在做这样一个梦：……”如果说“梦中的转化”是分析师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倾听材料，那么“幻觉中的转化”就是分析师进入了梦中，直到真正醒来才发觉先前发生了某种现实的扭曲。奇维塔雷斯认为以上技术是帕维亚学派最为核心且极具价值的贡献。

可以看到，这些工具大多与梦有关。比昂认为，我们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在做梦。夜间做梦只是一个更大、更连续的过程的一小部分。醒梦思维，即将原始经验与图像或图形符号（Pictogram）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始终活跃着。通过α功能，它持续地将原始情感/感官体验（或β元素）转化为意义单位（α元素）。这些元素不仅仅是“图形符号”这个词所传递的那样具有视觉性质，还包括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动觉。α元素最初以图形符号的形式构建叙事序列，这些图形符号虽然真实，但在清醒状态下却是看不见的，除非发生白日梦或梦闪。然而，在我们的叙事中，这些图形符号的存在可以被观察到，例如，当我们听到警笛时，可能会联想到救护车或发生事故的风险。而在咨询室中提出的材料也在不断地从感觉转化为图形符号，并产生新的梦境。

基于此时此地的协作叙事

于是我们看到，叙事可以说梦，也可以造梦。比昂场论分析师们报告的大部分临床过程都由分析师和病人共同协商和构建的故事组成。费罗不止一次地将他对分析领域临床工作的理解与温尼科特的涂鸦游戏相比较，在这个游戏中，每一个合作伙伴都自发地为对方创造的东西添加新的内容。在意识层面上，病人以文字形式（感觉、感受、行动）产生叙事情节，即将叙事视为对梦境序列的“解释”，类似于诗歌文本的注释，试图解读其中不同层次的意义。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图形符号是构建意义的基石，具有基本而稳定的特性，不像故事那样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这些图形符号会根据叙事转换进行组合，而叙事转换又取决于个体对文学体裁的选择。对此费罗举了一个“角色”“选角”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场在分析师和病人共同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构建的故事中得以展现。正在进行的故事中的意义元素，无论是人物、物体、天气还是动物等几乎任何事物，都是故事的要素。病人对新角色的塑造证明了其象征能力的扩大。费罗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分析场可以被描述为由两个导演——分析师和病人——共同制作的电影，他们各自也在这个共同制作的电影中不断地制作自己的电影。(Ferro & Basile, 2009b)

如果说费罗勾勒出了协作叙事的轮廓，那么奇维塔雷斯则画上了一些清晰的线条。他发明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SCREAM总结了他在分析中倾向于表达的内容：很少且谨慎的“自我暴露”（Self-disclosure），希腊式合唱^{^[11]}（Greek Chorus），注意“恍惚”（Reveries）[xj18] [xj19] ，绘制“情感”地图（Emotion），确保不要错过“幻觉”（hAllucinosis）中的转化，用“隐喻或明喻”[12]（a Metaphor or a simile）重新表述病人刚刚说过的话（Civitarese，2022）。在使用这些工具时，最为重要的是关注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以及共同的无意识情绪气候（即比昂所说的O）。

总结

本文概述了场论概念发展的源流，并介绍了比昂场论的理论概念及核心技术。比昂场论强调对分析场中当下氛围的感知，利用负的能力、醒梦思维以及对反移情的觉察加工场中的材料，经由协同叙事和病人一起改变场的状态，促进病人发展自身做梦的能力。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引用完整的案例说明比昂场论的工作方式，对于理论和技术的介绍也只能粗略描述，不免会有让读者感到突兀或过于凝练的部分，本文所述内容均有对应的文献及论著进行更为详实的论述，有心的读者可按图索骥，深入宝山。在此推荐奇维塔雷斯的《精神分析场论》（Psychoanalytic Field Theory）一书，作为比昂场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这本导论文笔精炼、条理清晰，涵盖了比昂场论迄今的进展。

致谢：感谢徐钧老师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除了被吸纳进正文部分的内容，还有部分内容以批注形式保留，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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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内容在其1946年发表的著作《移情心理学》中详细论述，荣格在该作品中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场论观点，强调了分析关系的相互性，认为移情是基于“相互的无意识和污染”。

2 奇维塔雷斯曾是费罗的被分析者，接受了费罗6年的分析。之后他们成为了研究伙伴，费罗主要致力于临床实践，奇维塔雷斯近年来主导研究小组工作的推进。在两人最新发表的对谈中，费罗和奇维塔雷斯认为巴朗格夫妇的最大贡献在于“在活现的概念被定义之前发现了这个现象（enactment ante litteram）”，而并没有如比昂的洞见（Ferro & Civitarese, 2022）。--徐钧注

[3] 费罗和奥格登都曾受到詹姆斯·格罗特斯坦（James Grotstein，比昂思想在北美的重要诠释者）的影响。费罗在1980-1990年间通过接触格罗特斯坦，产生了对比昂的场论的理解和运用。奥格登曾接受过格罗特斯坦的督导，在1985年后他的关注点转向比昂的工作。--徐钧注

[4] 唐纳尔·斯特恩在其文章中将欧洲和南美的场论统称为后比昂学派场论。

5 按照时间顺序，荣格最早提出炼金术理论以及“哲学家的玫瑰园”的类场论观点，随后比昂引入场的概念，巴朗格夫妇最早开始形成早期场论，北美的格罗特斯坦、奥格登是随后的实践注释者，费罗和奇维塔雷斯是意大利学派的发展者，走向技术的成熟；北美的波士顿变化过程小组和纽约学派的唐纳尔·斯特恩等学者是之后次要的发展者。另外，场论在当代与复杂性系统理论（非线性动力系统）结合在一起，这部分是自体心理学和主体间性理论家对场论的推进。--徐钧注

[6]大多数寻求分析的人之所以受苦，正是因为一种拟人化或抽象（智力）与情感（身体）思维之间的分裂。智力对抗焦虑的防御变得过度发育，因为它们被用来弥补情感或身体知识（即我们常说的感性能力或处理关系的能力）的不足。对于分析师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穿越语言的抽象层面，抵达存在的层面，或者说是由所谓的内隐的或程序性知识的模式或形式所代表的层面。

显然，精神分析解析总是具有智力成分，但关键要看这个智力内容是一种假定的隐藏真理（仅仅是K），还是它可以确切地导致O，即从情感体验中学习；它是否鼓励一种交互和沉浸的替代游戏，还是说促成K而损害O。比昂假定在咨询室里的情感氛围总是充满着爱（L）或恨（H）；换句话说，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Civitarese，2020，2021a）。这是统治分析过程的基本辩证组合，因为在本质上，知识（K）可以是爱和恨任意一方的促进者。--奇维塔雷斯

[7] 在精神分析文本中，对主体间性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展开，例如将其描述为“相互影响的系统”（Stolorow, 1992），或者“相互识别的关系”（Benjamin, 2018）等。

[8] 相关临床片段可在这篇文章中读到。

[9] 比昂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β元素（未经代谢的情感体验）被转化为α元素（可以被思考的情感体验）这一过程。

[10] 关于比昂场论中“负的能力”的临床实践，可阅读费罗的文章《Negative capabilities, play and the negative》(网上已有中译版，名为《心理咨询中的“消极力量”》)，文中附有相关临床片段。

[11] 古希腊戏剧中的一个传统元素，指的是由合唱团组成的一群演员，他们在舞台上以合唱和对话的形式评论、反映并引导剧情。

[12] 费罗和奇维塔雷斯人认为，对于病情较重的患者（或对于所有患者中病情较重的部分）而言，意义明确的解析可能会引发患者受迫害的感觉。而通过隐喻进行工作可以更有效的促成患者α功能的发展。（Civitarese & Ferro, 2013）关于后比昂学派如何使用隐喻进行工作，可参阅《The Meaning and Use of Metaphor in Analytic Field Theory》（网上已有中译版，名为《隐喻在分析性场域理论中的意义与运用》）。

[xj1]或许是后比昂学派的场论

[xj2]或许要考虑荣格之前的工作，1946年提出了很全面的场论观点著作《移情心理学》，见移情心理学附图。比昂曾经带着他的病人贝特森去听荣格在塔维斯托克诊所的讲座。

[xj3]荣格在更早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及了相关的内容。

[xj4]荣格著名的案例，空行女案例的梦境，可以说是心理咨询历史上最早的遐想的提示

[xj5]费罗在六、七十年代参加过比昂在意大利的工作坊，但对比昂的观点还是很迷糊，在1980-1990年间，他通过接触格罗特斯坦，而产生了对比昂的场论的理解和运用。但弗罗一直是精神分析实践者，所以研究小组真正推荐由朱塞佩推进。弗罗和朱塞佩是师友关系，弗罗曾经为朱塞佩分析了六年。在之后他们成为了研究伙伴。

[xj6]朱塞佩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提出所有个体分析本质上也是团体治疗。

[xj7]朱塞佩总体希望延续弗洛伊德、关系性精神分析，比昂学派的发展。而不单单是比昂学派的。

[xj8]弗罗和朱塞佩认为巴朗格夫妇的最大贡献在于enactment ante litteram，而并没有如比昂的洞见。

可以看费罗和朱塞佩的对话集《犀牛身蝴蝶心》，摘录见下段：

[xj9]奥格登其实接受了格罗特斯坦的督导，在1985年后他的关注点转向比昂的工作。奥格登对北美场论的推进，以及连接北美和欧洲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也需要加上比昂思想在北美重要的诠释者的格罗特斯坦。

[xj10]按照时间顺序，比昂的提出，巴朗格夫妇是最早的开始，北美的格罗特斯坦、奥格登是随后的实践注释者，费罗和朱塞佩是意大利学派的发展者，走向技术的成熟；北美的波士顿变化过程小组和纽约学派的唐纳尔.斯特恩等学者是之后次要的发展者。另外，场论在当代也复杂性系统理论（非线性动力系统）结合在一起，这部分是自体心理学和主体间性理论家与场论的推进。

还有以色列的欧芙拉.埃舍尔的分析性一体的场论。

忘记，还有加上荣格最早的开始，炼金术理论以及“哲学家的玫瑰园”

[xj11]个人觉得后比昂学派场论会更加合适一些。

[xj12]我还是倾向使用“后比昂模型”，也就是比昂的注释者。

[xj13]这个词汇很类似东方的缘，或者触，或者在西方哲学上有接近“交叉”

[xj14]五蕴的交互。。。。。并没有人与我的存在。人、我只是名言

[xj15]分析场域是一种共构，也是故事的流动，是去往西伯利亚的一列火车。弗罗后来和朱塞佩是这么讲的。

[xj16]在费罗后来的观点，费罗认为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遐想和隐喻转化的过程及其话语。

[xj17]这是十分有价值的，也是意大利学派的理论提炼者朱塞佩认为最核心的。

[xj18]使用遐想这个词汇更接近原来意思，因为遐想是包含着意象为主的闯入的。

[xj19]朱塞佩提出遐想等很重要的要通过隐喻的转化，而不能直接表达。这其中有种种还有待开发的技术。

类似的工作在聚焦等体验取向工作中是有很多讨论的。

来源 | 张沛超心性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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