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勤奋坚韧、温和忠厚。牛还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图腾……从中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知，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比如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镈在其显著部位都绘有牛首兽面纹；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墓葬中还出土过直接以牛为造型的酒器牛形尊与牛形觥等，比如上海博物馆藏凤纹牺觥……本文以中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为例，漫谈中国古代牛形青铜器。
牛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有将牛头作为财富的象征来随葬的现象。殷商甲骨文举世闻名，牛的肩胛骨是占卜刻辞的重要材料。甲骨文的“牛”为象形字，所描绘的是一个正面的牛头形象。两只竖起弯曲的牛角成为区别于其他动物象形文字的主要标志，反映了古代先民在造字过程中抓住了牛最突出的特征。
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墓中出土的牛方鼎（图1）
安阳殷墟是商朝的王都，也是中国考古学起步的地方。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以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发掘最为重要，这里分布有众多的商王大墓。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墓中出土的牛方鼎（图1），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口宽45.6厘米。虽然体形比起著名的司母戊方鼎要稍小，但是精美瑰丽的纹饰却远胜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王室重器。这件方鼎的口沿有厚实的立耳，长方形的腹部，以及四个粗壮的圆柱足，使得这件器物具有庄严神圣的凝重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腹部正中装饰的牛首兽面纹，牛角的特征非常写实。两侧装饰有伫立状的鸟纹，鸟首有后卷的冠羽，羽毛丰满华丽。在牛角兽面纹的上端还装饰有变形鸟纹和变形龙纹，圆柱足也装饰有牛角兽面纹，以及变形龙纹和三角形蕉叶纹。这些浅浮雕的纹饰之下使用精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体现了商晚期以“三层满花”装饰为代表的青铜艺术的最高水平。
牛方鼎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图2）
牛方鼎不仅有牛首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还在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图2）。相比于纹饰而言，金文的“牛”表现为一头牛的侧面形象。众所周知，鼎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牛也是最隆重的祭祀牺牲。古代文献中称作“太牢”，即牛、羊、猪三牲。根据文献记载，只有王和诸侯才能使用太牢祭祀，卿士和大夫只能使用“少牢”祭祀，即羊和猪两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牛在古代社会的礼仪活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件牛方鼎可能就是商王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时盛放牛牲的礼器。
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兽面纹镈（图3）
商代的兽面纹是一种抽象风格的艺术，是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兽面纹所表现的凶恶、狰狞的形象有助于在祭祀活动中营造一种神秘、庄严的氛围。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以往大家多倾向于中原中心论，认为商文化不过长江流域。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长江流域不断收获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个认识逐渐得到改变。尤其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四百余件青铜器震惊世界，表明长江以南的赣江流域有一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流。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兽面纹镈（图3），高31.6厘米，舞长17.5厘米，舞宽11.4厘米。镈是大型的打击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和宴飨活动中使用较多。镈与编钟、编磬组合使用，具有控制节奏、指挥定音的作用。一般认为，镈是根据中原地区的铃为样本设计的一种新乐器。这件牛首兽面纹镈是年代最早的考古发掘品，说明这种乐器诞生于长江以南地区。镈的舞部有环钮可以悬挂，器体立面呈梯形，截面呈椭圆形，平口。鼓部正中装饰有浅浮雕的牛首兽面纹，两侧有蜿蜒向上的体躯。牛角中间装饰的火纹，以及填充空隙的云雷纹都是中原地区流行的纹饰，但是立鸟的钩状扉棱和燕尾纹却显示了长江流域的地方特色。这件镈的牛首兽面纹相比于殷墟纹饰更多了一份写实的风格，两侧竖起的牛耳，以及牛鼻和鼻孔的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赣江流域是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区，但是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的特色，又有土著文化的特点，表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先秦时期已经逐步形成。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凤纹牺觥（图4）
写实风格是长江流域青铜艺术最突出的特征，闻名遐迩的双羊尊、四羊方尊、象尊、猪尊等皆发现于这个区域。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凤纹牺觥（图4），高12.7厘米，长19.5厘米，为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觥是盛酒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仍有少量使用。这件牺觥整体作一头牛的造型，牛首和牛背为器盖。牛的颈部作流口，可用于倾倒酒液，有的觥还配置有挹酒用的斗。肥硕的腹部，粗壮的四足，将牛健壮、魁伟的英姿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腹下部的乳突，以及偶蹄的特征，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所以这是一件写实风格较强的古代艺术品。牛背上立有一只小虎作盖钮，小虎纤细、瘦弱的体型，与牛壮硕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夸张的艺术设计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可爱的趣味。牛首的吻部微微翘起，双目直视斜上方，表情肃穆。牛背后端装饰有大耳兽面纹，牛的颈部两侧装饰有龙纹，下部为虎耳兽面纹，以及在臀部还装饰外卷角兽面纹。腹部的主题纹饰为长冠凤纹，占据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间，凤鸟纹表现为大圆目，尖勾喙，头顶有一条向内卷曲的华丽长冠，长尾上卷，凤爪贴于牺觥的前足上，并以精细的云雷纹为地纹。显然，凤鸟纹与龙纹、兽面纹一样，都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神鸟纹。
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图5）
这件牺觥造型精美、纹饰华丽，与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图5）基本相同。两者仅在纹饰细节上有微小的差异，应该是在一个地区铸造的。由此推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牺觥可能也是湖南地区出土后，辗转流入上海。这两件牛形觥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并将写实风格的造型艺术和抽象风格的装饰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夺目的青铜文明。
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牺尊（图6）
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并非是单向。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方地区，促成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同时，南方地区的艺术风格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原地区。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牺尊（图6），高22.2厘米，长40厘米，同样是整体作牛的造型。牛首前伸，牛角后仰，口部微微张开，低叫的声音跃然于脑海，非常地传神。牛的背部微凹，开有长方形缺口，设置有器盖。牛的体态健壮，腹部肥硕，四足粗短，臀部稍稍抬起，牛尾下垂，古代工匠将牛行进站立的姿态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完全呈现出来。并且，这件器物通体装饰有各种样式的动物纹，不留余地。牛的下颌部有鱼纹和鸟纹，上颌部有小虎纹。颈部两侧装饰倒置的龙纹，颈部上端饰兽面纹，背部的盖面饰对称的卷龙纹。臀部饰相背的小龙纹，四足上端饰龙首纹。最重要的是腹部装饰的虎纹，基本占据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间，虎首低垂，虎口大张，好似在吞噬这头肥牛，以细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全部纹饰虽然以线条勾勒而成，但是主次分明，层级感较强。在牛颈部下端和器盖内壁铸有相同的两字铭文“亚长”，表示墓主人的族氏。这种写实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显然是来自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与殷墟抽象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截然不同。牛形尊与牛形觥虽然造型比较接近，却是两种不同的盛酒器。觥是牛首作盖，尊是牛首与身体相连，只能从背部的缺口处挹酒。
1967年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牺尊（图7）
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种类繁多，样式新颖独特。周人灭商后，统治者总结商人亡国的教训。在《尚书·酒诰》中明确提出商人是因为饮酒无度导致亡国，严令禁止周人酗酒。所以西周时期的酒器开始走向衰落，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1967年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牺尊（图7），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是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唯一的一件牛形尊。牛的体态修长，腹部浑圆，四足匀称有力。牛口吐舌，舌作细流，这种设计既顽皮可爱，还有实用性的考虑。背部的长方形缺口设器盖，臀部设有环与盖环相连。盖钮为站立的一虎，虎体小巧，大头立耳，体躯后缩作扑攫之态。牛的腹部装饰有抽象的卷龙纹和云纹，纹饰构图疏朗、豪放，与商晚期繁缛、精细的纹饰风格迥然不同。这件牛形尊的表现手法生动夸张，牛的形象憨态可掬，强壮的身躯与灵巧的小虎对比鲜明，体现了贵族生活的精致和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