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实际上除了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六朝以外，五代时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过南唐是一国而非一朝。今天我们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来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钦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图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宁区李昪墓出土
这些展品中，有一种器物的造型特别“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别称其为“人首鱼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这类陶俑在其他地区的博物馆中极少见，几乎可以称之为南京博物院的“特产”。其中人首鱼身俑的造型是这样的：
人首鱼身俑，南唐，江宁区李璟墓出土
人首而鱼身鱼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颇具神秘感。这种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见，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南唐二陵
仪鱼：唐宋间的昙花一现
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发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大汉原陵秘葬经》收录于《永乐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书。成书时代虽然较晚，但书中记载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旧制。徐苹芳研读之后认为，唐宋墓葬中出现的人首鱼形俑就是《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仪鱼”，或者是《宋会要辑稿》记永定陵明器中之鲵鱼。
受此观点影响，很多学者直接以“仪鱼”来称呼人首鱼身俑。虽然由于可靠资料缺乏，徐苹芳的观点尚且存疑，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鱼身状的神怪俑暂时称之为“仪鱼”。
就目前考古发掘所得来看，出土仪鱼并不算多。2013年时，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见“仪鱼”与葬俗传播》总结说全国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仪鱼，共计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仪鱼系出自扰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坏）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专为随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业元年（605年），仪鱼即出现于河北地区，唐代时流行于河北道与河东道（主要是今陕西长治），多出现于中下阶层的墓葬中，南方则极少发现。晚唐五代时期仪鱼在北方消失了，传播到南方后，在江苏和福建等东南地区比较流行，并开始出现于高等级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发现。
仪鱼的造型分为两类，一般把仪鱼分为流行于河东地区的A型仪鱼和流行于河北地区的B型仪鱼。北京隋墓中的早期仪鱼即为鱼身笔直的A型仪鱼，不过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区是河东地区而非河北地区。A型仪鱼在五代时期传播到南方地区，并在南唐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为A型仪鱼，外观和精细程度的差别也很大。在徐苹芳札记中有五件仪鱼的图片，分别为：1、江西彭泽宋代刘宗墓出土；2、山西长治北石槽二号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长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制作最精细的还是南唐二陵中的两件。
李昪陵出土仪鱼
B型仪鱼的身体呈倒“S”形，表现为鱼身扭动状。出土B型仪鱼的墓葬主要分布在河北地区，目前南方从未发现过这一造型，可见基本没有向南传播。
辽宁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仪鱼
北方发现的仪鱼都为陶质，受到地区工艺传统的影响，五代时南方墓葬中出现了木质的仪鱼，宋代景德镇地区还有瓷质的仪鱼。不过南唐以后，仪鱼的影响就不很大了，已经出土的47件仪鱼中，宋代的只占5件，宋代之后墓葬中就再也不见仪鱼，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鱼崇拜：仪鱼的文化根源
人鱼结合的图像，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这件陶盆目前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一彩陶盆实为瓮棺葬的棺盖，鱼可能是该氏族的图腾或神灵，图案意义应该是丧葬后的灵魂安慰与引导。之后，人鱼结合图像又出现于马家窑文化的鲵鱼纹彩陶瓶上。不过这一类人面、蛇身、双爪足的鲵鱼纹究竟来自何种生物，目前还存在争议。只能笼统认为这一纹饰以水生动物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对象，具有神秘的力量。
鲵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
先秦著作《山海经》中，陵鱼和氐人都是人面鱼身。《海内东经》中说，“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可见分布的地区、外部特征不尽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的后代，“能上下于天”，身份近于神灵或巫师。有学者认为，下图汉代画像石上的人面鱼身形象即为氐人，是仪鱼的直接来源。
汉代画像石上的人面鱼身形象
此外，汉画像石的鱼车出行图等主题中有数量甚多人面鱼身形像，这类鱼车出行图中乘坐于车上的尊者，有认为是河伯的，有认为是墓主的。由于汉画像石本质上是一种丧葬艺术，无论是哪种，都说明鱼车出行、人面鱼身形象乃至于鱼的形象对于丧葬都有特殊的意义。
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顶后坡“河伯出行图”线条
为何从远古到汉代时期，人们都乐于在墓葬中表现鱼的相关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对鱼的生殖崇拜，祈求开枝散叶、多子多孙；二则由于先民们曾经以鱼为图腾、为神灵（比如河伯）而产生的原始信仰，可能会认为鱼类形象能够镇邪祛恶；三则在唐宋时期，民间广泛流传着鱼引升天的故事。“子英乘鲤”见于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说子英养一赤鲤，“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翼”，后背负子英升仙。《太平广记》记载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见仙人乘鱼或乘龟而行，亦记载唐人张镐之妻为道家女仙，后乘鲤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过于“琴高乘鲤成仙”的说法，《太平广记》引自《列仙传》：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鲤来，坐祠中，旦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鲤来，坐祠中，旦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
琴高乘鲤图
唐代时，有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援引“琴高乘鲤”典故，可见这一传说的普遍影响力。皮日休说“琴高坐赤鲤，何许纵仙逸”（《太湖诗。投龙潭（在龟山）》），李白诗云：“赤鲤涌琴高，白龟道冯夷”（《九日登山》），陆龟蒙言：“东游借得琴高鲤，骑入蓬莱清浅中”（《高道士》），岑参道：“愿得随琴高，骑鱼向云烟”（《阻戎泸间群盗》），刘禹锡云：“羽化如乘鲤，楼居旧冠鳌”（《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唐人对于乘鲤成仙的说法津津乐道，这是仪鱼出现在葬仪之中的文化基础。
此时再来看汉代画像石，就能感到也许汉代时鱼就已经和乘人升仙有所联系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时期仪鱼与汉代画像石人首鱼身形象（即氐人）的联系，他认为二者只有两个区别，第一，前者立体而后者平面，第二，前者卧姿而后者站姿，并举汉代徐州十里铺汉墓画像石中的一幅人鱼图像为例来说明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相承关系。二者在图像构成、应用场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约都有辟邪消灾和引导升仙的意义。
徐州十里铺汉墓画像石图案
田春的观点颇有可取之处。但它为何单单流行于河北和河东地区，在唐末五代传播到南方地区之后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况，则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