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地名故事丨港深同根 从地名探寻源与缘

地名不仅是地理的标记，

更像是文化的容器，

承载着故事与情感。

稍早前于香港深圳社团总会石门会所举行的“港深地名故事分享会——从地名看港深历史文化”，由香港深圳社团总会、香港商报、香港地方志中心、深圳福田区图书馆主办，招商局香港青年联合会、大湾区爱·育·家·家庭教育协会协办，吸引了近百人参与。

“港深地名故事分享会——从地名看港深历史文化”第一期活动已于深圳福田区蓝书坊举办，第二期于香港深圳社团总会石门会所举行。记者 崔俊良摄

活动邀请香港珠海学院教授萧国健、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两位历史学者现场分享，并与观众共同探索港深地名、标志及文字背后，港深根深蒂固的文化渊源。

分享会吸引大批港深市民参与。记者崔俊良摄

萧国健以《1840年之前深港两地之地域隶属探索》为题，通过简单梳理史前时期至清朝历史，分享香港和深圳之间数件重大事件，揭示两地千年的源和缘。据萧教授说，港深的联系一大部分在于人口流动，形成同根同源的族群，历来一脉同气。有趣的是，回望两地往来与生息的其中一个方法，是考究古人的墓碑与遗骸。

香港珠海学院教授萧国健

萧国健从香港说起，指石器时代此地已有人居住，南丫岛、屯门等地都有发现石器时代的文物和上古人骸骨。“1990年代，香港在兴建青马大桥时，发掘出没有门牙的人类头骨，当时考古学家猜测其属于有凿齿习俗的百越族人。”他续指，由于到秦朝才有确凿的文字记载，因此难以考证到具体时期，但此处不得不提到在港深两地落地生根的客家民系，不少人认为客家人首次南迁，源于西晋五胡乱华的“给客制度”，其实不然。客家人第一次南下至广州，始于秦朝。秦征百越时，秦始皇派大将屠睢举兵南下，屠睢途中被杀，改由任嚣和赵佗率军，平定南方后成立郡县，徙民14万，形成广州一带的族群。至今仍能在广州的将军山找到任嚣的坟墓，认证这段历史。

古墓不但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其自身也带有时代的印记，让后人窥探当时的政治面貌。萧国健指，相比深圳，香港很难找到晋至汉朝的墓碑，李郑屋汉墓是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墓砖上刻有‘大吉番禺’，推断为番禺制砖厂所刻，可推敲那个时代香港隶属番禺，受广州管辖。”读万卷书固然有助认识过去，但萧国健鼓励民众从多角度出发，亲身探索这些看得见、摸得到的历史。

从唐朝到清代，深港关系主要由军人屯驻和平民迁徙两方面构成。唐代出现的屯门镇，为历史记载中香港最早出现的地名。萧国健表示，“镇”有两种解法，一为城镇，二为军镇，与屯门位置和面积皆不同。《新唐书》曰：“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可见当时屯门为军事基地，“作为军镇，估计屯门并非像现在只是一个点，而是涵盖大片地区。”有说法称屯门即南头，例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南利病书》中有云：“东莞南头，古之屯门镇”，不过亦有“屯门即屯门”之说。但即使两者非同一地方，屯门与南头，香港与深圳的缘分依旧深厚，萧国健在分享会上娓娓道来。

宋末，除了南宋皇帝逃亡香港的事迹，抗元名臣文天祥的二弟文天壁和堂弟文天瑞为逃离元军追捕，同样南下，迁入东莞。“文氏后人有的移居深圳，有的移居香港，后者就成为了现今的新田及泰亨乡文氏族。港深在宋代是块太平福地，到了明代虽遭外敌骚扰，但政府致力增强军事防御，促使当地安定繁荣发展。”萧国健如是说。

萧国健表示，当时南海经常受到日本倭寇侵犯，因此政府成立了南头寨以加强防御。南头寨司令部位于今深圳南头，共56艘战船，管辖范围包括香港海域、佛堂门、粮船湾、大澳等。1521年屯门海战，是中国与欧洲国家首场军事战争，明朝政府亦发动了南头寨及东莞守御上千兵力，最终战胜强行登陆香港的葡萄牙舰队。萧国健说，“南头寨运作至清朝，期间一直保障港深地域平安，缔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时至今日，两地经济得以繁荣向上，也是有赖当初打好的基础。”

当天活动的另一位分享者是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该中心正编纂约2000万字、62卷的《香港志》，为香港首部记述本地千百年变迁的系列志书。刘蜀永于分享会带来《香港地名的由来及杯渡路的故事》，由香港地名出发，深入浅出，通过多个生动的小故事，多角度向观众阐述香港历史。

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

刘蜀永先回顾了香港的悠久历史，指出香港地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至少7000年前，但“香港”这个名字却出现得相对较晚。根据历史文献，最早提到的地名是“屯门”，早在著名诗人韩愈和刘禹锡的诗作中就出现，而“香港”一名要到明朝才出现，最早的典故为宋应昌的《全海图注》。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的地名不仅是地理标志，更反映出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时代面貌。

“香港”名称由来，有三种说法。刘蜀永指，第一种说法与清朝嘉庆年出没伶仃洋面的海盗有关。有传闻称一位名叫“香姑”的海盗妻子，在丈夫去世后占据香港，这座海岛因而得名。然而，有学者对此存疑，认为百姓不会用海盗名字作为地名。第二种说法出现于1948年的《香港百年史》，指出“香港”这个名字与运输香木有关。他详述道，香港曾经有香木贸易，将东莞南部及现今新界生产的香木，由尖沙咀码头载至石排湾附近小岛，再转至广州。“这一说法虽然有其道理，但缺乏文献证据，而且船运路线绕道，不太合理。”此外，他还提到第三种说法，认为“香港”是因地域内的泉水甘甜而得名。1843年，英文杂志《中国丛报》首次提到香港南部有一条甘甜的小溪，这一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这一说法是由外国人记载，但刘教授强调，对香港“泉水甘甜”的描述最早出自康熙二十七年的《新安县志》，刘蜀永说，“从现在的资料看，因‘泉水甘甜’而命名的说法可能性比较大。”他认为，地名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海防、商贸、地理等多方面的历史因素。

屯门有一条杯渡路，横跨屯门河。刘蜀永表示，“杯渡”一名不但有着有趣的来历，还有文化象征意义。杯渡路自杯渡山，即如今的青山，而“杯渡”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据说用木杯渡水得名。杯渡禅师从中原南下至两广地区，宋朝有说法称他曾到屯门，现在屯门青山寺中也立有杯渡禅师的雕像。“杯渡起名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北方家族因战乱南迁的历史，这些家族最终在广州及东南亚地区定居，从中还能看到海上交通的发展。”刘蜀永补充道。

香港在殖民统治时期，“杯渡”从人名、地名演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的不仅是当地的历史，还有国人不忘根的情怀。刘蜀永说，“牌楼上有许多文人雅士题字、写联，例如晚清进士陈伯陶的一句‘遵海而南杯渡情依中国土’，可见牌楼象征着当时本地人心中依然抱有对国家无法割舍的感情。”“杯渡”因而晋升为一种中华文化的符号，寄托着大家的家国情怀。

刘蜀永最后提到，自己和香港地方志中心的刘智鹏教授最近编写了一本《香港史读本》，旨在让读者了解香港的历史和文化，启发对香港历史的关注与思考。“书中包含多篇关于香港的故事，通俗易懂，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香港历史的兴趣，对香港的古往今来、香港与国家的关系了解得越深入，看社会的视角越全面。”

观众于分享会上踊跃发问，有小朋友（中）向两位学者提问。记者 崔俊良摄

香港商报副总编辑王军于分享会上介绍本报品牌“港深地名故事”系列活动。他表示，系列活动于2022年启动，以为人熟悉的地名作为切口，进行征稿、采访，以及报道工作，并编纂成《港深地名故事》书籍，今年更邀请港深各界名家撰写专栏，旨在揭秘深港两地同源的历史。王军续指，港深两地一脉相承，小至地名，大至发展轨道都有不少相似之处，“香港和深圳曾同属新安县管辖，如今两地成为世界上的超级都市，并与国际最先进的经济体同台竞技”。他表示，港深“双子城”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节点，如果说香港的割让是中华民族被迫与西方国家接触，那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便是国家主动借鉴西方文明。要说好这个故事，责任重大。”

孙蕴（左）与王军（右）代表主办方向刘蜀永颁发感谢状。记者崔俊良摄

《港深地名故事》一书由香港商报出版社出版，以地名为切口，探索港深两地紧密的历史与文化联系。记者斯如摄

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兼公关宣传委员会主任孙蕴表示，港深两地一衣带水，渊源深厚，且同为大湾区两个重要城市，应加强文化交流。“香港深圳社团总会曾联合深圳市委统战部、香港商报等举办多场展览、文化活动，希望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港深历史的关注，了解两地值得记忆、珍藏的故事。”她续指，是次分享会通过精彩的港深故事，加深了观众对两地联系的了解，知道港深融合并不是现代发展的产物，而是建基于同宗同源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