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真正贡献：东亚得以自我保全为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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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0 12:35
安徽
东亚这个概念（以及所谓远东），是在近代由西方国家建构的。古希腊人命名了亚洲与欧洲，但对于亚洲的理解仅仅限于从中东以至印度。但历史学家将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划为东亚世界来进行研究，却也合乎逻辑。中国历史上建立起的第一个统一大帝国，是由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秦国在灭掉其他六国以后，再展开一系列征服行动来建构起来的。这个征服行动的影响，直接改变了东亚体系，日本、朝鲜、越南等今天的独立国家在此后曾长期从属于中国中原王朝，朝鲜、越南部分地区甚至还曾长期归属于中国中原王朝。不仅如此，中国中原王朝虽然在此后频繁经过王朝更迭，却始终注重将中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价值观念、组织体系以及语言文字向东亚体系其他地区，乃至这个体系之外的部分地区进行扩散。这也是古代世界之中所谓的东亚文明圈，或者说中华文明圈。密歇根大学博士、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何肯（Charles Holcombe）在其所著的《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书中指出，唐帝国覆灭（907年）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乃至东亚文明圈的重大事件，日本、朝鲜、越南的自主建国其实是在那之后出现的，并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建构本国文化特质。当然，这也是相对有限的建构。书中援引史料记载指出，直到18-19世纪，东亚体系之中的通用语言仍然是汉字——1864-1866年江户时代的最后一步图书目录显示，日本幕府文库中仍有65%的汉文书籍。而在朝鲜，古典汉语在1895年甲午战争以清王朝战败告终之前，一直是该国的官方语言。同样，在19世纪后期，法国殖民者花费了很大力气，才使得汉语在越南的书写权威被破坏。换言之，仅仅100多年，东亚体系之中的文化差异，就经欧美殖民者以及东亚国家的人为努力，被拉到了非常显著的地步。在半史实半传说意味的夏朝，以及有明确史料记载和考古证据支撑的商朝，以及之后的周朝，中国中原王朝的控制区域其实非常有限，各诸侯国（比如楚国、秦国）的自行扩张扩大了名义上归属周朝统治的疆域，但这与之后的秦帝国、汉帝国的领土扩张存在根本区别。地处中原南方的楚国积极促进了与“百越”的文化糅合，事实上让南方许多地区的民族文化被整合进入了中华文明。《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书中指出，无论基于史料记载，还是考古依据，在秦朝以前，尤其是战国晚期以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珠江流域的主要居民，是与后来的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泰国、马来半岛等地定居者存在更直接亲缘关系的古越人。在战国时期和秦汉两代，华夏族群的强力迁徙促进了古越人族群被迫迁移，留下的部分居民与华夏居民实现了较好的融合。历史学家注意到，汉朝派往上述南方地区驻守的文官和武将，往往都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致力于推广古典汉语，严惩当地原住民举办、不合儒家礼仪的“淫祀”行为，古典汉语在这些地区与原先的地方语结合，发展出传承至今的南方各地的方言。而源源不断地迁往南方的“中原北人”，最终成为今天的中国南方人的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唐朝的前期和中期，中国北方持续发生着胡汉民族的融合，大量的非汉居民归化为中原居民，接纳中原文化尤其是汉文字，并履行中原王朝赋予的臣民责任。这些意味着，中原王朝建构的强大帝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积极致力于扩大版图，而且通过文化融合，还切实地在南方和北方都促成了胡汉融合，这显现了“华夏的政治及文化纲领”的巨大内在力量。实际上，秦汉时代结束后，内核为儒家思想的“华夏的政治及文化纲领”仍持续对中原王朝直接辖区之外的东亚各地区产生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日本在接纳了舶自中国的前述纲领后，其国家发展一直相当固执的遵循唐以前的中原王朝的模式，即一些儒学研究者指称的东方版的“最小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伦理制度。除此之外，古代中国的制度、规则得到越南、日本、朝鲜等国的接纳和转化，还在于这些制度和规则本身具有相当的兼容性，即允许与本国已有的制度、文化、次级规则建立衔接。这也让这些国家在嫁接了中华文明诸多特征后，依旧能保持相当程度的文化多元性。唐帝国在取得对突厥的征战胜利后，延续南朝旧制“册封体制”，将藩属国纳入其中——但不同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朝皇帝对于藩属国的册封，多停留于“自作多情”；唐朝的“天可汗”展现给藩属国的，不仅有完善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有强悍的远距离军事行动能力。而且，中国中原王朝并没有致力于将越南、日本、朝鲜等国纳入直接统治，彼此之间的册封关系是比一般外交关系更为亲密的合作关系，这就类似于而今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以及日本、韩国之间的关系。《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书中指出，正是大量引进舶自中国的制度、规则，以及最为关键的汉文字，使得越南、日本、朝鲜可以模仿中国中原王朝那样形成本国历史的记录，这就为进一步的文明化，催发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创造了条件。当然，进入20世纪以后，越南、日本、朝鲜（以及韩国）的学者会千方百计论证，汉文字以及舶自中国的制度文明，并没有起到对这些国家有利的建设作用，而是挤压了本地、本国文化的发展空间。事实上，随着佛教向着东亚、东南亚世界的传播，东亚、东南亚与南亚、西亚乃至更远地区（北非、西非、欧洲）之间贸易联系的建立——接纳了汉文字作为本国官方语言、书写文字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越南、日本、朝鲜，就因此保障了本国民族文化，并各自成功地将佛教改造为了具有本国特色，不会威胁本国民族文化的形态。而其他有关国家和地区则在先后接纳几种主要宗教的传播，渐渐丢失了本国民族文化，被相关宗教附着的更强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所覆盖。正如《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一书所说，“东亚化”，也可以称为“汉化”、“中国化”，在很长时间内以汉字、儒学政治为核心，在东亚体系内建构出共同的文化标杆，与各地的史前文化相互融合，最终让东亚各国发育出极具地方特色、在近代和现代能够抵御中亚和欧洲强势文化的东亚文明变体。虽然，这一历史过程在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被刻意否认或忽略。
